异乡人—唐南发：身为华人，对“排斥和歧视”知之甚深，我要帮助难民融入社会

我出生在一个很传统的马来西亚华裔家庭，接受的是完整的华文教育，上政府资助的华文小学，接著到华人社会资助的私立华文中学完成学业。

所谓传统，即家里拜的是中国文化里头的神明加上南洋本土的拿督公，而我自小出入观音亭妈祖庙。母亲虽然未受过教育，她的教诲却完全是儒家的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尊师重道那一套。母亲不识字，却看得懂农历，对每个传统节日，或观音诞妈祖诞中元节等皆了如指掌，每个闰月她也都知道。于她而言，我的生日永远以农历为准，阳历纯粹因官方需要。只是母亲逝世多年，当我想问她如何学会这一切，已然太迟。

我们家其实是外来者。祖上来自海南岛定安县，下南洋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定居。我未满三岁时，父亲因为生意失败，举家从马六甲搬到偏远的柔佛哥打丁宜。我中学又去了新山，因此至今都没有什么在地不在地人的感情，好像去哪儿都可以适应，又好像哪儿都不像家，自然也没有槟城、怡保或诗巫这些主要华人城镇的原乡情结或引以为豪的骄傲。

直到19岁到英国读书以前，我都在纯中文的环境下长大。虽然自小马来话基本上可以应付，但除了几个邻居、同学和老师，几乎没有异族朋友。所谓异族，在西马半岛主要就是马来人和印度人，当然整个马来西亚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族裔。但这不意味著我们家就完全与他族隔离。

马来西亚教科书里的爱国内容，在我生命中真实发生过

我小时候，母亲省吃俭用，存够钱买一台Singer牌子的针车（又称缝纫机）。有针车的华人家庭在我们那里并不少见，但每到马来人的斋戒月和印度人的屠妖节 （又称光明节）期间，马来和印度家庭却只来我们家缝制新衣。

母亲在马六甲一个叫做Bukit Senggeh的马来乡村出生长大，儿时玩伴就是马来小孩，因此学会一口流利的马来话。母亲去世前，曾住院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她告诉我其中一个护士凭她马来话的口音问她是不是马六甲人，她高兴了好一阵子。而父亲因为在橡胶园工作过，基本泰米尔语也能应付。我想这些都是马来和印度阿姨选择来我们家车衣服的原因。

母亲一辈子待人一视同仁，礼尚往来。她坚持不收这些马来或印度阿姨的钱，所以对方在佳节期间一定会邀请我们去坐坐，或送应节食品回报。这样的场景，很像马来西亚教科书教或某些刻意强调族群亲善(muhibbah)的爱国电视节目内容，但那确实在我生命中发生过。

我自小就不排斥非华人群体，虽然彼此间有些陌生。中学时候，我因为对马来文有兴趣，当时全校唯一的马来老师就很认真地教我，也鼓励我参加新山县中学马来文作文比赛，结果得了安慰奖。她很欣慰。

不过统观社会，稍作剖析，其实不难发现华人和马来人社群彼此间的矛盾心态。面对中港台人士，马来西亚华人热衷突出自己的国家“很多元”，甚至不介意秀几句马来话来证明自己的“本土性”。但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对非华人的歧视心态往往不自觉表露，至今潮州话，闽南话和海南话仍习惯以“番仔”来指马来人，人们也未觉不妥。

马来人也一样。他们一方面喜欢向外国人强调马来西亚的多元信仰和文化，“Malaysia Truly Asia”，从而证明这是一个族群融洽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是个包容与和平的宗教。但随著社会日渐伊斯兰化，马来人心态上视非马来人为带有贬义的异教徒(kafir)甚至不洁净的现象，也愈发普遍。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政经文教方面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国家体系之外，自成一格，华语和中国方言在很多大城小镇仍旧生气勃勃。华人的确和其他非华人族群难以深交，一般就局限于工作，生意和政府部门的往来，但不表示彼此仇恨，而是一种“live and let live”的状态。

而其中的细腻和复杂，必须在这里生活过才能体会。

说着海南话在新加坡小贩中心吃饭，后来那成为老外聚集的Boat Quay

英文虽然通行于马来西亚商界，于年少的我却是“外星语”。我记得中学时候每次到新加坡，都是搭自己熟悉的巴士路线到市区，买了中文书和卡带就回新山。对我而言，要转车到新加坡其他地方都得涉及英语，我宁可不要，除非有英语流利的同学或朋友陪伴。

我对新加坡的记忆始于1970年代中。那时新马分家不过十年左右，两国在多方面差距还不算太大，币值也相等。

当时的新加坡华人普遍说方言。有一天，邻居开车载著父母和年幼的我去海南人聚居的某个坡底社区找朋友，一群“同乡”说著海南话，无比亲切，是一种超越边界和国族的“乡情”联系。当地友人还带我们去新加坡河边一个杂乱热闹的小贩中心吃饭。那个地方，就是今天老外聚集、消费奇高的Boat Quay。

因此，新加坡或许对大部份马来西亚华人而言是个先进发达的国家，对我个人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感情。我曾经如此不屑它明明是华人国家却鄙视中文，不解新加坡人即使中文明明不怎么样，在外国人面前却能够以成功的东南亚华人社会自居，俨然中英世界之桥梁，却又不得不感激它为生活在苦闷的新山，那个年少而求知欲旺盛的我开了一扇通向中文世界的窗。

因常去新加坡，我很早就接触到中港台的文学和流行文化，而当年“坡底”的百胜楼书城，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文化殿堂。我在那买过罗大佑、郑怡、李宗盛、齐豫和齐秦的专辑，买过金庸和李碧华的小说。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台湾的侯德健“投奔大陆”，和当时的当红歌手程琳合作专辑《新鞋子旧鞋子》，我也是在那买到的。

可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新加坡开始严禁方言（指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广东话、海南话等方言），所有香港进口的电视电影必须配上华语（指普通话，或称国语）才能出街。我记得有一次吴君如上新加坡综艺节目，勉强配合主持人说了几句蹩脚的华语之后，忽然爆出一句“你地唔好整蛊我啦！俾我讲返广东话啦！”看著主持人顿时不知所措，我全家都笑了出来。

我是英国人眼中的Chinese，香港老板口中的“马拉仔”

后来，我阴差阳错去了英国。

说阴差阳错并不为过。一个从小在中文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一般都希望能以中文完成大学教育。那个年代，中国依旧是敏感的共产国家，港澳我又没兴趣，仅存的只有台湾。但那时国民党政府要求文科生必须数学及格，而我偏偏当掉了数学，台湾就这样和我说掰掰了。

所幸当年兄嫂在伦敦生活，他们愿意帮我。一个曾经分不清against或again，英文的summer（夏天）不是马来文的sumber（资源/来源）的我就这样去了伦敦，被逼每天面对英文带来的快乐与哀愁。

马来西亚人负笈英国一直很普遍，尤其槟城、怡保和吉隆坡这些英殖民时代精英荟萃之地，保留不少英校的传统，向往英国的人更多。更重要的因素是英联邦的关系，教育衔接比较容易。有政府资助的，大部份是马来人；但更多是自费的非马来人。我当然是自费的。

伦敦开拓了我的视野。这个城市很有趣很多元，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种，就连华人也很多元：香港、澳门、中国大陆、台湾、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尼、菲律宾⋯⋯甚至毛里求斯和苏里南说客家话的华人，我都接触过。

华人社群内部也存在歧视，例如香港人占主流，瞧不起当时的大陆人；台湾人则对新加坡以外的东南亚一无所知，我经常被问“你们那里有高楼大厦吗？”傻眼。

马来西亚华人也瞧不起大陆人，觉得大陆人很土很落后。没想到风水轮流转，谁料到今天这么多的马来西亚华裔企业得靠中资才撑得下去。

不过，在英国读书与工作的经验告诉我，当地社会相对重视几个少数族群的感受和意见，即南亚、非洲和加勒比海社群。我认为这和这些国家的殖民斗争经验很有关系。他们的精英为了摆脱殖民统治，与宗主国交手，不得不学好英语。

后来这些人落脚英国，后代成了律师、作家或新闻从业员等，顺理成章进入英国的政界、司法界与媒体界，产生了影响，例如Trevor McDonald, Paul Boateng， Mishal Husain，Keith Vaz，Diane Abbot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波尔（V.S. Naipaul）等等。这些人身为少数族群，特别关注社会排斥或歧视的问题。

对于华裔移民，英国社会却普遍带著一种“恩庇”(patronising)的态度，始终认为华人只关心经商赚钱，追求生活稳定，因此华人成了一个“另类的他者”，一个“不麻烦的他者”(an untroublesome other)，不像南亚人或非洲人，遭受白人一点点的差别待遇就闹上报章和法庭。

有一段时期，我在一个马来西亚诗巫人开的律师行工读，处理一些申请难民的案子。老板请了个名叫Philip的白人律师，把他的位子摆在办公室大门边，为的是吸引更多白人客户。

有一天，我和Philip下班后去酒吧喝酒。几杯下肚，他笑著说：“你们华人好像不怎么关心政治嘛！那些喊著要民主的香港人，来到我们这里就开杂货店、外卖店，也没见他们发表什么政见，很规矩(pretty well behaved)。在这里总好过被共产党统治吧！”

我笑笑不答话。我不是香港人，无法代表香港人说些什么。但这样的观点在当年的英国社会是主流，媒体几乎一致认定全世界的华人都怕共产党，都想到资本主义的老家英国定居做生意。

所以，对于这种“他者中之他者”遭忽视或边缘化的感受，我知之甚深。我在英国生活那11年，就是一种游走于主流和边缘的状态。在英国人眼中，我被归类为和其他人一样的Chinese；而在华人群体中，我又是香港外卖店老板伙计口中的“马拉仔”。

但我始终相信，就算处在边缘，也有权利参与这个社会。本著这个信念，我曾经不时到西敏寺国会附近的酒吧碰运气，找一些记者或议员聊聊，因为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也和新派得近乎cult的Jesus Army成员到滑铁卢车站一带派送食物给街友，只为更了解社会上的贫穷。

年轻真好，做什么都不会考虑太多，也不怕丢脸。

我彻底爱上了伦敦这座城市，以为自己会继续那里的日常。

做难民工作，就算处在边缘，也有权利参与这个社会

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风起云涌的烈火莫熄运动，让我再次意识到自己和马来西亚有切割不了的联系。（编注：烈火莫熄，或马来文的reformasi，因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在1998年9月开除副手安华，再控以鸡奸和渎职等罪名而引发的。审讯期间，所谓沾染了精液的床褥成了呈堂供证，在法庭搬进搬出；“案发地点”的公寓，完工日期一再修改以符合案情发展等等荒谬情节重复上演，示威民众被毒打和拘捕成了常态。）远在伦敦的我几乎每天都在跟进，也被同学朋友追问“What’s wrong with your country and judiciary? ” 。

我深觉无法彻底置身事外，加上父母年事已高，一番挣扎之后，忍痛告别伦敦。回到马来西亚后后，我发现吉隆坡原来住著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工，有证无证皆有，当中包括向吉隆坡难民署寻求庇护的难民。

这些群体实实在在生活在我们当中。工地，工厂，餐馆和小贩中心，都因为他们的劳力付出才能持续运作；但社会对他们往往充满误解，偏见，漠视和歧视，连他们搭“我们”的公共交通也会被视为占用了“我们”的资源，他们总是在“我们”的公共假期，入侵“我们”的双峰塔公园。

他们明明是我们的一份子，却因为彼此遭遇不同，在媒体的呈现上，往往都是负面的。

我在伦敦生活多年，常常因为经济拮据而必须停学打工，也算是“外劳”的一份子，特别能够体会移工遭忽视和边缘化的感受；伦敦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难民群体，发现他们的故事很丰富，而他们看待社会与人生的角度又自成一格，我觉得很有趣很特别，因此一直很想多接触他们。后来有机会在2004年9月进入吉隆坡的联合国难民署，从难民地位甄别(refugee status determination，RSD)开始做起。

当时邻国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独立战争打得正酣，因此我处理过好几个亚齐人的庇护申请。

为了做足准备，我和同期加入的同事们经常在办公室待到午夜，讨论彼此的个案，也读任何关于亚齐省的资料。印尼话和马来话同源，而亚齐在地理，宗教和文化上又都接近马来半岛，亚齐人只要住上一段时间，很快就学得一口半岛口音的马来话，所以我和亚齐难民的沟通很方便。

有个叫Mustamam的年轻人，当时才20出头。面谈前半段他还很活泼生动地形容印尼军方来村子扫荡的紧张过程，但一说到哥哥因为被怀疑是亚齐独立运动(Gerakan Aceh Merdeka，简称GAM)的成员而被打死，马上歇斯底里，蹲在地上泣不成声。战争与灾难最终或许仅是历史课本里的一段话，却是加载在个体身上无法移除的痛苦。

不久后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南亚大海啸，亚齐省灾情最惨重，死亡人数达十几万，摧毁多个城镇村庄，也重创GAM的作战能力。雅加达趁势发动救援，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展开重建工作。家园被毁，亚齐人已无心寻求独立，加上体会到有雅加达当靠山的好处，和平进程接著开始，一场将近三十年的内战就在无情的天灾介入以后落幕，亚齐省取得高度自治，成为印尼唯一落实伊斯兰教法的省份。

出于劳力所需，马来西亚政府同意发给滞留的亚齐难民所谓的IMM13居留证，为期两年，难民署也因此不再更新他们的难民证。

2006年的某一天，我到吉隆坡以外的双溪毛糯(Sungai Buloh)监狱去处理案子，忽然有个人从后面喊：“Abang Josh!”(译为“Josh大哥”，Josh是我的英文名)。我回头看，正是当年的Mustamam。他因为无法再更新难民证，没有按时办理手续而被警方拘留进了监狱。

“Alhamdulillah (感谢真主)！我联络上了母亲，她在印尼政府安排的收容所里，过得很好。这里太辛苦，狱卒们对我很差，我受不了了，马上就要回去。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他紧握我的手不放，我也祝福他不要被苦难夺走梦想，在亚齐有个全新的人生。

2015年上半年，缅甸又开始爆发罗兴亚难民大逃亡 ，我连续几个月和泰国办事处的同事南下北上紧急处理安置事宜。同年八月，我到泰北清莱省乡下的一个收容所，发现那里像个世外桃源，省政府拨了一大片原本废置的农地，让罗兴亚年轻人可以种些蔬果，干点农活打发时间。几个月下来已经颇有所成，完全看不出这个地方在年初还是一片荒芜。

收容所住著大约三十个人，其中几个难民极度不信任任何人。他们打算偷渡去马来西亚，投靠亲戚朋友再打工赚钱养家。我把马来西亚的现实情况告诉他们，都不听劝，也不愿被安置到美国，我们也没办法。

但那次的工作经验总体很愉快，因为其余人都很配合；或许因居住条件相对好，他们从头到尾都笑声不断，说自己从出生到现在，没感觉这么快乐过，还很自豪地带我们参观他们的农作物，谁负责种什么瓜果都分派得清清楚楚。只是谈到仍然留在缅甸若开邦的亲人，脸上不免泛著泪光。

离开前，他们送给我们一些蔬果带回曼谷，包括茄子，番茄，香蕉，还有我最爱吃的朝天椒。这和英国生活带给我的感受很相似：这些罗兴亚难民就算处在边缘，也有权利参与这个社会。

这批活泼乐观的罗兴亚年轻人最终顺利在川普当选总统前抵达美国，免去了后来其他难民面对的梦魇。其中几个被安置到芝加哥，后来还给我们写信，说他们一起上学，读英文，还到工厂实习，一切安好。

没有比这样的结局更让我欣慰。

他们不是“他者”，他们只是和我遭遇不同的我们

至今，在难民署的工作已经有13年。我还记得，人生中接触到的第一个难民却是在伦敦，即1990年代中在律师行工读的时候，申请者是个索马里青年。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Sharmaki，据他说是“避开邪恶”的意思。

索马里发生内战时，Sharmaki还不到18岁，在首都摩加迪休(Mogadishu)边打工边学英语和义大利文（索马里是义大利前殖民地）。内战爆发之后几年，他偷渡到南欧，再辗转到了伦敦申请庇护。

陪Sharmaki到伦敦Croydon的内政部做了RSD面谈之后，我们成了一段时间的朋友。我从他那里学会如何以黑胡椒煮奶茶，在寒冷的冬天驱寒，他也因为我而知道“海外华人”是个很复杂的观念，而不只是包含会说中文的人。

最后一次和Sharmaki见面，是在冬天，特别寒冷，我把一个台湾朋友回老家前留给我的超保暖毛衣转送给他。他告诉我他不要等RSD结果了，准备离开英国到暂时收留索马里难民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寻找被联合国安置的机会。

当时在英国，申请庇护者可以合法打工生活。但因为等的人太多，三五年没有RSD结果是很正常的事；一天不被确认为难民，身份就不确定，有些人等不及就自己找门路先跑了，所以我也不会对Sharmaki的决定感到意外。

那一年，我26岁，他23岁，都对各自的前途茫然。我至今仍清晰记得他忧虑的脸庞。

多年以后，我碰到一位在厄立特里亚工作过的联合国同事，问他可曾安置过一个叫Sharmaki的年轻人。得到的答复是“这个名字在索马里人当中太普遍了，你到难民营去喊，至少十个八个人应你。”

我只能祷告无论Sharmaki身在何处，都能避开邪恶，平安快乐。

现在回头看，因为成长的背景和伦敦的生活经验，我对排斥和歧视有著深刻的体会。我还记得自己在难民署接受培训的第一个星期，向培训我的顾问提问：“如何在协助难民的同时，可以保持一个对方与自己平等的心态？”

顾问的回答是：“记得，我们任何人，或许有一天也会坐在对方的位子上，为了申请庇护而忍受他人的刁难。”

“They don’t need your sympathy, but respect. They are one of us.”顾问说。

他们不是“他者”；他们只是和我遭遇不同的我们。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人就是要同理心。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接触到世界各地难民的故事，既开拓了我的视野，也让我的人生更为丰富；他们或许不知道，他们各种喜怒哀乐的经验，已然在我的生命留下了不能磨灭的痕迹。“人道就是我的国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 也因此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

尽管这个世界大而复杂，人类求存的意志力到底是一样的。我不敢奢求一个不再有难民的世界，但希望凡有难民之处，也同样有著多双理解和包容的手。

因为他们就是我们，我们不是他者。

唐南发(Josh Hong)是自由撰稿与评论人，同时也是独立顾问，参与难民甄别与安置工作长达十三年，长期关注移工和难民议题。目前参与联合国难民署于印度尼西亚的人道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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