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的「開放政府」，如何擺脫「洗白」之名？

你相信政府嗎？

一份針對全球 28 個國家、3.3萬人發出的問卷，超過一半的國家中，逾半數受訪民眾表示不相信政府，與媒體、企業、非政府組織相比，政府得到的信賴程度，竟是最低。

其中，對政府信賴度最低的國家，是法國。

從法國到台灣，都陷入「開放式洗白」

從 2011 年起，法國政府就不斷端出一道道組織調整、立法等「開放」大菜。例如成立直屬總理辦公室的 Etalab，專責處理開放資料、開發應用等事項；在各部會設立一名技術長（CTO），每個月集中開會一次、加快數位化與找出跨部門的數據應用；或是從民間徵召 30 位專家學者，組成數位委員會（Digital Council），大規模地與民間對話，而後再花兩年時間，以網絡群募（Crowdsourcing）方式，將數位法草案逐條重新修訂，最終由民眾新增 5 章，新的數位法案創歷史紀錄、在國會零票反對下通過。

直到 2014 年，法國甚至加入「開放政府夥伴關係」（OGP），加速進行「開放政府」的國家級行動計劃。

從組織改造、推新法案，到加入國際聯盟，法國推動「開放政府」的步伐看似比世界大部分國家快且具體，卻在去年的 OGP 大會上，引來民間「開放式洗白」（open washing）的批評：不使用開源軟體、做做樣子的民眾參與、政府收編公民團體等，本來要作為造勢的國際會議，變成 11 個公民科技民間團體發出聲明稿、向國際告狀的場合。

需要重建信任，幾乎是金融危機後、全球化發展至今，各民主國家的共同挑戰，「開放政府」於是成為新的流行，5 年內，「開放政府夥伴關係」成員從 5 個增至超過 70 個國家，中國也在申請之列。同時，「開放式洗白」也成為各國的挑戰 。

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全球開放資料評比中，連續兩年拿到世界第一名的台灣，也在今年由開放文化基金會（OCF）做的《開放政府觀察報告》中，被指稱「開放政府相關法規制度依然空洞、開放資料缺乏整體規畫、公民參與已然疲乏、公民科技仍停滯在實驗性的階段。 」報告指出，「公民社會完全無法感受到開放政府所強調的透明、參與、協作，讓開放政府一詞淪為口號般的『開放式洗白』」。

如今，手握行政、立法大權的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揮著改革之旗，如何在「開放政府」這題，不再得到不及格的成績，成為世界民主國家的焦點。

民間聲音：沒有「開源」，「開放政府」難走長遠

「他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會『溝通』的一個總統，但很多事情，不能只是說。」法國最大公民科技社群 OpenDemocracyNow! 成員卡洛琳．卡貝拉（Caroline Corbal）說。但據民調機構「法國公共輿論研究所」（Ifop）調查，上任百日之後，馬克龍的滿意度只剩 36％，比上任百日時的前總統歐蘭德，還少了 10 個百分點；民調結果告訴我們，強打新氣象、國家改革的馬克龍，「開放政府」的步伐必須更快。

對此，卡貝拉認為，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過去都著重在數據處理、工具開發，但幾年嘗試下來，「開放政府」要真的落實，核心關鍵是「價值」與「策略」的討論。

開源（Open Source），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例。

卡貝拉舉例，「開放政府」其中一部分，是要把政府手中的數據開放應用，增加政府效能，讓民眾參與、監督更加容易，也因此民主政治的運行能更加多元、包涵更多聲音。但過程中採用、開發出的數位工具，應該都屬於開源性質，也就是不收費、開放原始碼，並確保透明、非營利的性質，這樣的要求，是要確保政府在使用大眾數據、提供公眾服務時，不專為某企業盈利，也會讓開發出來的數位工具，能被各級政府採用、被社會團體延伸運用。

「但我們看見的結果卻是，走向「開放政府」之後，整個新的產業就出現了，有企業專門開發程式、提供顧問服務，變成一整塊新的商業領域，」卡貝拉搖搖頭，「如果決策者不理解開源、不實踐開源，那麼「開放政府」能走多遠？」她堅持道。2016 年成立、超過 35 個民間團體與專案組成的社群OpenDemocracyNow!，從每兩個月的黑客松，到準備成立協會，希望成為一場長期的黑客松，聚合跨界的對話、合作，不斷透過重要議題的討論，探索「開放政府」的核心價值及目標。

官方嘗試：擁抱批評者，借助知識與技能

從民間看，法國對「開放政府」的核心價值都無共識，接著策略的討論等，更是困難。而從政府的角色看，困難其實更多重。

過去 6 年，接連在數位委員會、Etalab 任職，扮演政策溝通、開放資料輔導角色的瑪蒂爾德．布拉斯（Mathilde Bras）觀察，要實踐「開放政府」、重建信任，是一條漫漫長路；在短期無法見效下，政府容易放棄、民間很快沒耐心。

但在 6 年的觀察之後，她認為政府至少有 3 件短期工作可做。首先是夥伴關係的建立（networking），「至少要把政府內部想要改變的力量，先串連起來，」布拉斯說。

接著是找到開發數位工具的需求、資料運用的可能性，媒合各方資源之後，最後是創造里程碑。「如果沒有不斷地創造里程碑，夥伴關係很快就會瓦解、腳步很快就停了，」布拉斯從政治運作的現實提供視角，若交不出成績單、沒有漂亮的曝光，不討好的改革之路，政府就不會把「開放政府」這件事視為優先。

布拉斯認為，如果連企業文化都需要長期培養，一座運行百年的國家機器，重建文化會需要多久？以導入開源概念為例，龐大的官僚體系要接受開源概念，需要緩慢的試驗、解釋、推廣、確認法令適用性等，因此短期工作是穩定改變方向的舵，當內部文化真的改變了，才能進行長期策略。

第二，是凸顯政府與民間觀點的衝突，並且引入民間的力量跟知識，來找到解方。

「開放式洗白」指控的出現，便是民間與官方對於「開放政府」的認知與目標不同，一旦決定走上「開放政府」之路，政府就必須接受「洗白的指控會一直都在，那就是（民間的）一個武器，要你坐下來一起談，」布拉斯聳了聳肩、露出笑容，「這對我來說，也是督促其他（政府）部門的施壓工具啊。」

同樣曾在 Etalab 任職，剛離開政府部門、投入公民科技社群的朱安．里歇爾（Johan Richer），卸下官員身分後發現，一方眼中的進步成了另一方眼中的洗白，是因為開放資料之後「我們的目標是什麼？要創造什麼價值？」這些問題沒有交集，於是當開放式洗白的辯論開始時，政府不但不能避開，還必須盡可能地創造機制，引入批評者的知識、能力，然後給予對方滿意的回覆。

凸顯官民衝突的重要性，像是開路時，必須移除路上的石頭、也就是衝突點，而引入民間力量、納入批評者成為團隊，則是填滿坑洞；除石填路，就是合作的起點。

「今年開始，我們決定跟政府有更多的合作，」卡貝拉說，參與指控開放式洗白的 OpenDemocracyNow!，今年主動提出 6 大議題，邀請產官學一同討論、尋找解方。例如，OpenDemocracyNow! 邀請跨界的產官學代表及公民團體，共同擬出「公民參與原則」，並邀來中央數位局（Digital Agency）、巴黎市政府簽署備忘錄，未來利用數位工具舉行線上、線下的民眾參與時，都必須遵行此原則，同時也鼓勵更多政府單位簽署備忘錄。

卡貝拉強調，從抗議政府洗白，到現在雖然要與官方合作，主導權卻必須在社群手上，包括決定議題、邀請參與代表等，「目標是用我們的方式開始，讓大家看見我們在做了、可以加入我們，因為我們是透明的、包容的，」她笑說。與其嫌公部門文化變革不夠快、不是真的開放，不如用民間示範性的實作，讓公部門跟上。

地方培力：讓公務員和人民有數位能力

文化重建、凸顯官民衝突並創造協力後，布拉斯眼中，「開放政府」的第三關，是地方培力與數位平權。

中央數位局的「數位社會計劃」，是今年 9 月法國政府端出的菜，要解決的，便是我們採訪的 6 名法國產官學代表眼中，共同認定的挑戰：作為推廣「開放政府」的第一線，地方官員、基層公務員有沒有相對應的資源與知識？進一步的，地方政府與基層官員能不能教育民眾提高數位能力、用數位工具參與政治？過程中若不能讓民眾實際有感，包容、多元、參與與透明，都將淪為空談。

「如果他們沒有數位能力，那麼就不會是這場革命的一部分，」數位社會計劃專員皮埃爾–路易斯．羅爾（Pierre-Louis Rolle）說，「但這場『開放政府』的變革，必須來自於人民。」

作為推行「開放政府」的一環，數位社會計劃在推出政策工具前，先調查了法國民眾的數位能力等現況，發現有 15％ 家裡沒有網絡，20％ 對於使用網絡沒有安全感，至少 40％ 民眾不知道如何在線上辦理行政程序，而即使網絡應用逐漸成熟，法國民眾對於網絡的信任度，2016 年卻下滑了 3 個百分點。

「於是網絡平權成為我們的第一步，」羅爾解釋，讓每個人都能使用網絡、擁有相同的數位能力，而後才能透過數位工具為公民賦權，並且提高公共服務的品質、發揮開放資料的價值，最終的一步，才能真正到達智慧城市、智慧政府的目標。

「如果沒有一步步來，民眾怎麼會知道『開放政府』的價值？他們要怎麼衡量『開放』？（無法衡量成效）最終覺得政府只是在開放式洗白，也是必然，」擁有地方公務員背景、長期參與公民科技社群的羅爾說。

從台灣到法國，「開放政府」的推行大都來自中央，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差距，常常成為政策制定者的盲點，也注定政策推行的窒礙。於是數位社會計劃將自己定位為「G2G2C」（政府對地方政府對民眾）的橋樑，屬於中央部會的他們，任務是培力地方政府，而後讓地方政府有能力幫助一般民眾得到數位賦權，而成為「開放政府」時代中的數位公民。

「讓民眾成為革命的一部分」，真正要做到的事

「讓民眾成為革命的一部分」，口號雖然熱血、漂亮，擁有地方政府經驗的羅爾知道，要做的是為地方創造生態系。

不比資源充沛的中央部會，地方政府要處理的事多而繁雜，但從人力、企業資源到軟硬體設備都不足，加上馬克龍上台後政府預算普遍下降，羅爾認為，讓私部門與公民的力量進來，才能做到目標。例如，他們以合作社模式，鼓勵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people partnership），或是發行消費券，作為數位培力生態系中流動的貨幣等，這些都是站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角度出發，「我們必須不斷找到新的方式，讓民眾參與。」羅爾所說的，不只是數位工具的開發，他們增加實體活動、服務點、擺攤接觸民眾，為民眾找到新的動機（消費券），和新的角色（合作社成員），同時把企業資源（工程師、顧問、講師、數位工具）開放出來給公民社會使用，甚至還為貧窮戶推出網絡租用補貼。

回頭再看一開始的國家信任度調查。從28國、3.3萬人的回答中發現，同一國家中，高等教育程度及高收入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比一般民眾平均高出 15％，成為民主國家中新一道巨大鴻溝。

如果「讓民眾成為革命的一部分」，是「開放政府」之路能夠實踐、由裡到外轉變的最終指標，那麼，指控與被指控開放式洗白的各方，該爭論的就不只是政府與民間的衝突、中央與地方的差距、開放資料品質與策略等問題，民間、政府、企業，必須體認其夥伴關係，能否彼此截長補短、各出其力地建起生態系，將是「開放政府」改革能否永續的關鍵。

同時，更該從社會的邊緣，看待「開放政府」中參與、透明、包容、多元的四大原則，邊緣的他們是不是繼續被留在鴻溝的另一端？繼續扮演對體制不信任的主力，持續對「開放政府」的各種改變無感？成為「開放政府」百般嘗試下的一處空白。

本文採用 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授權條款，但此授權條件不包括本網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