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觀：躺床15載，他的最大幸運

一歲的腦癱病患躺在床上，呼吸機很吵，她卻睡得很熟。「她是有需要才入院，還是接下來都要長期留院？」我問。醫生回答：「她從出世起就沒出過院…..這是文化差異。在這種情況下，高加索父母往往更願意拔喉。至於華人父母…..」

15歲

一個病人躺在床上，渾身上下只有眼珠子動來動去，對我們的出現毫無反應。我們圍在他的床邊，專心地抄筆記，不作其他想法。這並不是麻木，只是一種Specialization；不工作時，我們可以是喜歡無病呻吟的文青，但工作時，我們的職責是使病人好過一點。就像血統最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會在快餐店買早餐時不斷在默唸「眼前的店員姐姐不只是店員，她也是人，有自己的感情、目標與家人，我們要拒絕異化……」，而不是考慮要點什麼餐。醫院並不是讓受薪者感懷身世的地方。

「你們覺得他多少歲？」醫生問。

我們翻翻病歷，噢，15歲。我還以為他要更年輕一點。

「你覺得他的病是第幾型呢？」

我搶答：「第二型，因為第一型患者通常在兩歲前就過身了。」

「嗯……世上總有例外的嘛。他就是非典型的第一型患者。」醫生續問：「好啦，既然他已經15歲了，為什麼他的智力似乎沒有到達15歲的程度呢？你知道，患者的智力通常正常……」

那一刻，我忽然有種暈眩的感覺。就像徒手捧著一碗剛煮好的麵朝餐桌前進，一路上只感到飢餓，快到達餐桌的那一刻，才忽然發現那碗麵燙得無法忍受，痛入指骨。

曾經接收過的無溫度文字資訊，在現實面前開始燒灼。一直在潛意識下被隔絕的過份同理心，如同越過堤壩奔騰而下的洪水：如果我以目前的心靈狀態，像這樣躺在床上，15年——

我為他的智力缺陷感到無比慶幸。

1歲

另一個病人比較幸運，只有一歲。因腦癱躺在床上，呼吸機很吵，她卻睡得很熟，我們怎麼折騰也吵不醒她。我想問一個問題，卻躊躇著難以啟齒，最後問了一道非常迂迴的問題：「她是有需要才入院，還是接下來都要長期留院？」

同學們投以驚詫的目光，因為我問了個笨問題。醫生也失笑道：「她從出世起就沒曾出院。」不知道是他讀出了我的本意，還是單純的有感而發，他又補充道：「這是文化差異。在這種情況下，高加索父母往往更願意拔喉。至於華人父母……」

雖然社會一直提醒我們Don’t judge，但一個人是不可能不judge的。我們不可能，也不需要逃避道德直覺。所謂Don’t judge，不過是一種自省工具而已，不斷提醒自己：一、不要把自己的判斷宣諸於口，以免傷害他人；二、因為自己沒有perfect information，所以判斷未必正確。

是的，世界上沒有人會有perfect information。就算是深愛孩子的父母，不管他們有多愛孩子，山那麼高的愛，海那麼深的愛，時間般永恆的愛，他們也永無可能感受摯愛的孩子的感受，一天二十四小時和褥瘡同床的感受，四肢不屬於自己的感受，生存的感受。

為孩子作出生死的抉擇，名義上是當孩子的代理人，實際上卻反映父母的人生觀。那些悲觀的、軟弱的，認為生命充滿痛苦的父母，自然不忍讓孩子受苦。那些樂觀的、堅強的，認為生命是神聖的、是命定克服挑戰的父母，也會要求孩子同樣地堅強。
是不是每個有病的孩子都在受苦，我不敢肯定。是不是每個孩子都那麼堅強，應該那麼堅強，我也不肯定。

答案？

我曾看過一套非洲大草原的記錄片。獅群狩獵時，喜歡咬斷獵物的喉嚨才大塊朵頤；鬣狗卻不費心處理氣管，獵物一倒地，他們就直接撲到大肉塊上開餐。

在記錄片中，一隻被鬣狗群追捕的水牛前腿骨折，不支倒地。鬣狗群隨即撲到她臀後，爭相撕咬她的屁股。她還沒斷氣。鬣狗們咬下大塊肌肉，可以猜想他們的吻部將從這道缺口長驅直進入她的盆腔。她前腿跪地，頭部扭向攝影機的方向，不住地悲鳴。

這麼多年過去，我一直無法忘記這幅畫面，她黑色的雙目鮮明如同烙印。生命是痛苦的。這就是我的註解。

我成長的過程中，又發現了生存之痛的另外一種表現方式。

歷史中，許多人想活，卻在絕望、痛苦、悲憤、迷茫中死亡，最終化為死亡數字流傳青史。歷史下，許多無名的小人物莫明其妙地被生下來，沒有人愛，沒有人尊重，然後莫明其妙地死去。來到資訊年代，他們的故事或許會被寫到社交網站上，換來一些like，一些轉發，一聲嘆息或者一絲心痛，and that’s it。

病者不被時代或意外折磨，但出問題的卻是最親密的身體：人生從核心部份開始崩塌，世界對你那麼友善，親人朋友都樂意見你活著，身體卻自顧自地腐朽，讓你的願望從「活下去」變成「不要再痛」。也有些人身體沒問題，心卻生病了。病者告訴我，覺得死了就不用面對人生了，我好想睜大眼睛高聲應和，「是的，我明白的」，自殺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問題從來不是問題本身，而是生存本身，我都明白的，生活有多麼的痛苦，人生又有多麼地不堪忍受——但這不是正確答案，起碼不是試卷上會出現的那種標準答案。

Don’t judge。我不能論斷讓生病的孩子繼續生存是不是對的、道德上正確的。痛苦如此切身，我不可能用那種康德式的、密爾式的純粹理性效益去做出道德判斷，我只能回答，生命是痛苦的。生存就是痛苦。這就是我的答案。

（病房筆記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