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芽：輕飄飄島嶼之間，再見，石黑一雄先生！

石黑一雄的文字裏浪蕩着一種精緻中產階級的瑣碎和智識的貧乏。幾乎每一個句子都是那麼平淡無奇，幾乎每一部小說的整體結構總是那麼投機取巧。在需要道德拷問或者追索人性時，他又總是狡猾地隱藏起自己。

高爾泰先生批判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這個獎項被做成了國際圖騰」。 我曾說過：瑞典皇家文學院評出的二三流作家和漏掉的一流作家其數量幾乎成正比。

——柴春芽

以作家身份評論仍然在世的作家，尤其是前輩，是一件頗需勇氣的冒險，而且還可能背上「吃不到葡萄就嫌葡萄酸」的罵名。但是同時，作家還有一種可以放膽言說的權利，那就是作為讀者的權利。讀者是作家的另一重身份，雖然有些作家會刻意撇清他作為讀者的後天文學經驗的養育過程，譬如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

在《紐約客》的一篇訪談中，石黑一雄說：「我並未像我所認識的許多作家那樣大量閲讀。」他否認自己受過文學史上那些傑出之士的影響。似乎他的寫作，就像流落荒島的魯賓遜那樣，打響了開天闢地的第一槍。這使我們有信心期待他的作品具有偉大的原創性。

在此，我願意以一個資深小說讀者的身份——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所謂的「沉思型的讀者」，或者意大利作家翁貝託·埃科（Umberto Eco，1932-2016）所謂的「模範讀者」的身份——而非作家的身份，來談論石黑一雄先生，就像作家兼大學教授庫切（J. M. Coetzee，1940- ）那樣。庫切曾以一個專業文學讀者的身份，誠懇地談論了當代具有國際聲譽的四十七位作家。在發表於《紐約客》雜誌的一篇書評隨筆《狂吹熱與冷》（Blowing Hot and Cold）裏，他如此批評荷蘭作家努特布姆（Cees Nooteboom，1933- ）：

「這——正如安徒生的告誡——是努特布姆作為作家的奇特不幸：他太聰明，太世故，太冷漠，從而難以促使他投身於現實主義的壯麗想像，也因此對這樣的命運——這種從心有慼慼的創意世界的逐離——難有切膚之痛，難有將此命運提升至悲劇的作為。」

不幸的是，庫切對努特布姆的這句批評，剛好可以用來總結石黑一雄的小說。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年11月8日－），英國小說家和劇作家。生於日本長崎縣長崎市，1960年五歲時隨父母移居英國。1978年，在肯特大學獲得英國文學與哲學學士學位，1980年獲東英吉利亞大學創意寫作課程碩士學位。石黑一雄是當今英語世界最著名作家之一，四次被提名布克獎，並最終憑藉作品《長日將盡》在1989年獲得此獎。200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別讓我走》被《時代週刊》評選為「2005年度十佳小說」和「1923年至2005年間百部優秀英語小說」。最新一部長篇小說《被掩埋的巨人》出版於2015年。2008年，《泰晤士報》將石黑一雄列為「自1945年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作家榜」第32名。2017年，石黑一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稱他「在我們與世界融為一體的幻覺下，他在情感力量巨大的小說中，為我們揭示了一道深淵。」

II

就我的閲讀史而言，石黑一雄是伴隨着 V.S. 奈保爾（ V.S.Naipaul, 1932- ）和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 ）的身影出現在我文學視野裏的。三人被稱作後殖民時代「英國移民文學三傑」。有着印度教家庭背景的 V.S.奈保爾——他的祖父作為契約勞工從印度南部一個更加貧苦的村莊來到中美洲——於1950年獲得一份獎學金，從貧苦的殖民地特立尼達來到英國；薩爾曼·拉什迪生於印度孟買一個中產階級的穆斯林家庭，十四歲時移居英國；而石黑一雄生於日本長崎，五歲時跟隨作為海洋學家的父親來到英國。

V.S.奈保爾確定自己英倫文學傳統的現實主義批判風格之時，與他同齡的南美洲鄰居作家們——卡彭鐵爾、馬爾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薩爾諸人——正在歐洲求學或工作的過程中遭受了發達資本主義文學那居高臨下的捶打與洗禮，此後他們紛紛返回美洲，藉助印第安土著神話和黑人奴隸後裔密教，掀起一股魔幻現實主義的文學狂飆。V.S.奈保爾則留守歐洲，繼續忍受貧困的考驗和第三世界有色人種的焦慮，以令人驚奇的冷靜和剋制，持續創作虛構性的現實主義小說和非虛構的調查報告，與這魔幻現實主義的文學潮流始終保持謹慎的距離。他關注的是歐洲帝國殖民退潮之後，曾經失落的印度次大陸、中南美洲和非洲在逐浪自由的泅渡中進退失據的混亂，以及在恢復自己民族文化傳統的奮鬥中退向原始巫術的野蠻和酋長式專制獨裁的殘忍。他以新聞記者的敏鋭，關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復興。V.S.奈保爾的寫作素材和主題，超越了地域性的局限，從而具有世界性的寬廣與深刻。

較為年輕的薩爾曼·拉什迪，則把自己的文學傳承接續到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這一嶄新的河流。他以想像遊戲的風格，解構一直以來神聖不可侵犯的宗教信仰，尤其是長篇小說《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這部小說為他招來伊朗革命後的伊斯蘭精神領袖阿亞圖拉·霍梅尼的全球追殺令。

小說，這一歐洲文藝復興時代解構神聖的工具，暗契着歐洲現代化的一個特殊現象：褻瀆神聖世界的非神化（entgobtterung）。正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所說：「諸神便這樣走開，由此導致的空虛，被神話的歷史和心理的探索填充」。流亡法國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由此發現，以心理探索的方式把宗教神話化和歷史學化，就是世俗化的開始。而小說，承擔了世俗化之路上的先鋒。最初是以託馬斯·曼（Paul Thomas Mann，1875－1955）寫於1926-1942年解構《聖經·舊約》的四部曲《約瑟夫和他兄弟們》為濫觴，接着便是希臘作家尼克斯·卡贊斯基（1883-1857）解構《聖經·新約》的《基督最後的誘惑》，以及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解構福音書的短篇小說《關於猶大的三種說法》。

世俗化-言論 / 書寫自由成為西方普世的價值觀，但是，當薩爾曼·拉什迪以自身經歷或聽聞的宗教血腥衝突，展開一場戲謔宗教/神聖的挑釁時，他逾越了遲滯於後現代主義的東方禁忌。從某種意義上說，東方遭受的他民族和自民族特權階層的後殖民境遇，並沒有隨着移民時代、跨國資本和科技全球化而有所改變。這種狀況，尤以日本為明顯。日本天皇/祭司治下的軍國主義侵略對東亞各民族的傷害、日本戰敗後美國強行實施的政治制度外科手術、普世信仰（佛教和基督教）浸入日本列島後遭到泛神論和祖先鬼魂崇拜的種族主義宗教神道教的阻遏與改造⋯⋯

這一切，等待着石黑一雄。

III

我是在今年旅居日本的時候開始閲讀石黑一雄的，為的是藉助他換位在歐洲的視覺，來反觀我所身處的這個對我而言的「異鄉人的國度」。在此之前，我曾經嘗試閲讀他的小說，但是，剛剛讀完開頭幾頁，便逐漸喪失閲讀的興趣。石黑一雄的文字裏浪蕩着一種精緻中產階級的瑣碎和智識的貧乏。他總是讓我想起中國的通俗煽情雜誌《知音》，或是我小學時讀過的《故事會》。幾乎每一個句子都是那麼平淡無奇，幾乎每一部小說的整體結構總是那麼投機取巧。在需要道德拷問或者追索人性時，他又總是狡猾地隱藏起自己。他的寫作，欠缺形而上學的支撐。石黑一雄的小說就像日本女人的濃粧，遠看起來光彩照人，底下卻藏着未老先衰的疲憊。

《遠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是他的處女作。敘述者，身處英國的老年悅子，她的長女景子自殺了。那是個不知為何、總是躁鬱並顯得格格不入的女子。悅子透過時光的迷霧，回憶起她年輕時在日本長崎度過的歲月。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長崎，人們在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廢墟中苦捱。但是，請注意，石黑一雄在描寫這種物質和精神的廢墟狀態時，文筆極其粗糙。因為他沒有肉身經驗的在場。他承認：關於日本戰後風情，他主要是依靠觀看日本電影而臆想。利用這種方式，他同樣臆想了《我輩孤雛》（When we were orphans）裏的上海。

這種書齋式的臆想，適合博爾赫斯或卡爾維諾那樣的幻想小說創作，以一種知識的淵博和挑戰智力的想像，但是，如果用於現實主義小說，將會顯出一種漫畫式的滑稽和虛假，就如美國著名導演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1942-）1997年的歷史傳記電影作品《Kundun》那樣，讓湖南人毛澤東和西藏的達賴喇嘛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把所有在西藏的解放軍將領醜化成低能且毫無教養的粗漢⋯⋯肉身經驗的在場性匱乏，必將導致一部現實主義作品的漫畫式滑稽。西藏人的苦難，沒錯；達賴喇嘛個人命運的悲情，沒錯；但是，把悲劇式的歷史處理成滑稽小品，就是對歷史的背叛。或許直到石黑一雄完成科幻小說《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時，這種臆想的創作方式才有可能獲得文體學上的合理性。

在《遠山淡影》裏，死了丈夫的鄰居佐知子帶着神經兮兮的女兒萬裏子，天天夢想着要跟隨一個美國酒鬼逃離日本。老一輩人竭力捍衞軍國主義的舊夢尊嚴，而年輕一代則發現正是這群軍國主義政客及其擁躉將他們出賣。代際的割裂。這種戰後的幽怨，還出現在石黑一雄另一部小說《浮世畫家》（The Artist of FloatingWorld）裏。這部小說一開頭，就在講述一個名門望族的豪宅被美軍炸成傾圮的慘狀。但是，對於引發這一切災難的日本軍人在朝鮮半島、台灣島、緬甸和中國大陸的侵略罪行，石黑一雄絕口不提。他的小說裏隱藏着被閹割的歷史。戰後日本的悲情，因為這些歷史語焉不詳的敘事，矇蔽了讀者的眼睛。在這一方面，石黑一雄遠遠不如他的同胞作家大江健三郎來的坦率和真誠。

直面歷史和現實之勇氣的缺失，懺悔意識的缺失，使得石黑一雄企圖通過日本受難的悲情完成自我精神的救贖，成為「遠山淡影」式的幻覺。這就是大江健三郎所謂的「曖昧的日本」性格。最後，只能通過記憶的模糊與錯置——現代精神分析學的初級知識——讓悅子和佐知子幻化為同一個人，讓景子和萬裏子幻化為同一個人，在戰後的精神廢墟和移民的鄉愁廢墟裏。僅此而已。

日本民俗娛樂表演中，有一種傳統的說唱藝術：「萬歲師」，由太夫和才藏兩個角色，一搭一唱。從街頭賣藝，到宮廷宴樂，「萬歲師」的表演內容永遠是來自遠方的神明，和沒受過文化薰陶、不諳禮節的日本土地神相會為本，不斷推衍，其間衝突和對立連連，最後則以遠方來客的神明勝過本地神明為結束。日本思想家鶴見俊輔（1922-2015）就此考察日本人潛意識裏由於原創性文化因子的缺失而導致的文化自卑。「從文化來說，日本人始終認為，日本被遠遠隔離在世界較先進和較普遍的文化之外。」最早，中國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經由朝鮮半島，流傳到日本，後來，一種源於印度的跨國文化（大乘佛教），則由中國流傳日本。最後，一五四三年，葡萄牙海難船員把火繩槍帶到日本的種子島，源於歐洲的另一種普世文化（基督教）隨之進入日本。這種文化自卑心理，反過來激發了日本人的好奇心和學習動力，激發了他們溶解整合的能力。

石黑一雄的小說藝術，始終籠罩着「萬歲師」的影子。輕鬆娛樂的色調，一明一暗兩個角色，悅子和佐知子，景子和萬裏子，太夫和才藏，互為應和，最後在西方某個背景模糊的文化地域/外來神明中，溶解為一體。但是，從素材、主題和結構，從敘述的語言和詞語的調動，全都中規中矩，看不到原創性的因子。

IV

味同爵蠟般讀完長篇小說《遠山淡影》、《浮世畫家》和《別讓我走》，讀了有點卡夫卡意味的短篇小說《黑夜降臨的村莊》，我不得不抱歉地說一聲：再見，石黑一雄先生。作為讀者，你沒有給我帶來意外的驚喜。作為作家，我無法從你身上學到什麼東西。

2013年，流亡美國的中國美學家高爾泰先生在華盛頓圖書館發表了一個演講：《從敦煌經變說起》。敦煌經變，就是寺廟裏講經的和尚融合閭巷歌謠和志怪傳奇，與佛經附會，即興發揮之後而成的稿本。這種稿本惟一的特點，就是「看不到作者獨立的自我」。高爾泰先生由經變談及文學，併為文學經典下了一個定義：主觀上是獨立個體的自我實現，客觀上則提高了最高的群體價值。在這個定義之下，高爾泰拎出前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先生，就他在極權主義境遇下明哲保身的「經變」現象提出了批判。進而，高爾泰先生批判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這個獎項被做成了國際圖騰」。
我曾說過：瑞典皇家文學院評出的二三流作家和漏掉的一流作家其數量幾乎成正比。因此，我也贊同高爾泰先生最後的呼喊：建議瑞典皇家文學院取消文學獎項，「果能如是，不僅是他們的自尊，也是世界文學之幸」。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之夜，中國藝術家孟煌在斯德哥爾摩裸奔，抗議「世俗權勢對人類自由和精神的褻瀆」。之後，他每年裸奔一次。但願有一天，由於諾貝爾文學獎的取消，一種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其著作《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中闡釋的「知識與文化的權力」之消弭，他將不再裸奔。隨着年齡漸老，我擔心他的身體受不了北歐寒風的侵襲。

柴春芽，中國作家，攝影家。曾為《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攝影記者及鳳凰網主筆，編劇並導演獨立電影《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第32屆温哥華國際電影節龍虎獎評審團特別提名獎）。在台灣出版小說《西藏紅羊皮書》、《西藏流浪記》和《祖母阿依瑪第七伏藏書》。大陸出版著作《寂靜瑪尼歌》、《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你見過央金的翅膀嗎》和《講述一個故事有五百萬種方式——創意寫作的七堂課》。即將在台灣出版圖文集《戈麥高地記憶的眼睛》和非虛構作品《邊境線——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現旅居日本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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