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芽：轻飘飘岛屿之间，再见，石黑一雄先生！

石黑一雄的文字里浪荡着一种精致中产阶级的琐碎和智识的贫乏。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是那么平淡无奇，几乎每一部小说的整体结构总是那么投机取巧。在需要道德拷问或者追索人性时，他又总是狡猾地隐藏起自己。

高尔泰先生批判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这个奖项被做成了国际图腾”。 我曾说过：瑞典皇家文学院评出的二三流作家和漏掉的一流作家其数量几乎成正比。

——柴春芽

以作家身份评论仍然在世的作家，尤其是前辈，是一件颇需勇气的冒险，而且还可能背上“吃不到葡萄就嫌葡萄酸”的骂名。但是同时，作家还有一种可以放胆言说的权利，那就是作为读者的权利。读者是作家的另一重身份，虽然有些作家会刻意撇清他作为读者的后天文学经验的养育过程，譬如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

在《纽约客》的一篇访谈中，石黑一雄说：“我并未像我所认识的许多作家那样大量阅读。”他否认自己受过文学史上那些杰出之士的影响。似乎他的写作，就像流落荒岛的鲁宾逊那样，打响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枪。这使我们有信心期待他的作品具有伟大的原创性。

在此，我愿意以一个资深小说读者的身份——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所谓的“沉思型的读者”，或者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1932-2016）所谓的“模范读者”的身份——而非作家的身份，来谈论石黑一雄先生，就像作家兼大学教授库切（J. M. Coetzee，1940- ）那样。库切曾以一个专业文学读者的身份，诚恳地谈论了当代具有国际声誉的四十七位作家。在发表于《纽约客》杂志的一篇书评随笔《狂吹热与冷》（Blowing Hot and Cold）里，他如此批评荷兰作家努特布姆（Cees Nooteboom，1933- ）：

“这——正如安徒生的告诫——是努特布姆作为作家的奇特不幸：他太聪明，太世故，太冷漠，从而难以促使他投身于现实主义的壮丽想像，也因此对这样的命运——这种从心有戚戚的创意世界的逐离——难有切肤之痛，难有将此命运提升至悲剧的作为。”

不幸的是，库切对努特布姆的这句批评，刚好可以用来总结石黑一雄的小说。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年11月8日－），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生于日本长崎县长崎市，1960年五岁时随父母移居英国。1978年，在肯特大学获得英国文学与哲学学士学位，1980年获东英吉利亚大学创意写作课程硕士学位。石黑一雄是当今英语世界最著名作家之一，四次被提名布克奖，并最终凭借作品《长日将尽》在1989年获得此奖。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别让我走》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05年度十佳小说”和“1923年至2005年间百部优秀英语小说”。最新一部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出版于2015年。2008年，《泰晤士报》将石黑一雄列为“自1945年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榜”第32名。2017年，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他“在我们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幻觉下，他在情感力量巨大的小说中，为我们揭示了一道深渊。”

II

就我的阅读史而言，石黑一雄是伴随着 V.S. 奈保尔（ V.S.Naipaul, 1932- ）和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 ）的身影出现在我文学视野里的。三人被称作后殖民时代“英国移民文学三杰”。有着印度教家庭背景的 V.S.奈保尔——他的祖父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南部一个更加贫苦的村庄来到中美洲——于1950年获得一份奖学金，从贫苦的殖民地特立尼达来到英国；萨尔曼·拉什迪生于印度孟买一个中产阶级的穆斯林家庭，十四岁时移居英国；而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五岁时跟随作为海洋学家的父亲来到英国。

V.S.奈保尔确定自己英伦文学传统的现实主义批判风格之时，与他同龄的南美洲邻居作家们——卡彭铁尔、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诸人——正在欧洲求学或工作的过程中遭受了发达资本主义文学那居高临下的捶打与洗礼，此后他们纷纷返回美洲，借助印第安土著神话和黑人奴隶后裔密教，掀起一股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狂飙。V.S.奈保尔则留守欧洲，继续忍受贫困的考验和第三世界有色人种的焦虑，以令人惊奇的冷静和克制，持续创作虚构性的现实主义小说和非虚构的调查报告，与这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始终保持谨慎的距离。他关注的是欧洲帝国殖民退潮之后，曾经失落的印度次大陆、中南美洲和非洲在逐浪自由的泅渡中进退失据的混乱，以及在恢复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奋斗中退向原始巫术的野蛮和酋长式专制独裁的残忍。他以新闻记者的敏锐，关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V.S.奈保尔的写作素材和主题，超越了地域性的局限，从而具有世界性的宽广与深刻。

较为年轻的萨尔曼·拉什迪，则把自己的文学传承接续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崭新的河流。他以想像游戏的风格，解构一直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信仰，尤其是长篇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这部小说为他招来伊朗革命后的伊斯兰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全球追杀令。

小说，这一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解构神圣的工具，暗契着欧洲现代化的一个特殊现象：亵渎神圣世界的非神化（entgobtterung）。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所说：“诸神便这样走开，由此导致的空虚，被神话的历史和心理的探索填充”。流亡法国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由此发现，以心理探索的方式把宗教神话化和历史学化，就是世俗化的开始。而小说，承担了世俗化之路上的先锋。最初是以托马斯·曼（Paul Thomas Mann，1875－1955）写于1926-1942年解构《圣经·旧约》的四部曲《约瑟夫和他兄弟们》为滥觞，接着便是希腊作家尼克斯·卡赞斯基（1883-1857）解构《圣经·新约》的《基督最后的诱惑》，以及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解构福音书的短篇小说《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

世俗化-言论 / 书写自由成为西方普世的价值观，但是，当萨尔曼·拉什迪以自身经历或听闻的宗教血腥冲突，展开一场戏谑宗教/神圣的挑衅时，他逾越了迟滞于后现代主义的东方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遭受的他民族和自民族特权阶层的后殖民境遇，并没有随着移民时代、跨国资本和科技全球化而有所改变。这种状况，尤以日本为明显。日本天皇/祭司治下的军国主义侵略对东亚各民族的伤害、日本战败后美国强行实施的政治制度外科手术、普世信仰（佛教和基督教）浸入日本列岛后遭到泛神论和祖先鬼魂崇拜的种族主义宗教神道教的阻遏与改造⋯⋯

这一切，等待着石黑一雄。

III

我是在今年旅居日本的时候开始阅读石黑一雄的，为的是借助他换位在欧洲的视觉，来反观我所身处的这个对我而言的“异乡人的国度”。在此之前，我曾经尝试阅读他的小说，但是，刚刚读完开头几页，便逐渐丧失阅读的兴趣。石黑一雄的文字里浪荡着一种精致中产阶级的琐碎和智识的贫乏。他总是让我想起中国的通俗煽情杂志《知音》，或是我小学时读过的《故事会》。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是那么平淡无奇，几乎每一部小说的整体结构总是那么投机取巧。在需要道德拷问或者追索人性时，他又总是狡猾地隐藏起自己。他的写作，欠缺形而上学的支撑。石黑一雄的小说就像日本女人的浓粧，远看起来光彩照人，底下却藏着未老先衰的疲惫。

《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是他的处女作。叙述者，身处英国的老年悦子，她的长女景子自杀了。那是个不知为何、总是躁郁并显得格格不入的女子。悦子透过时光的迷雾，回忆起她年轻时在日本长崎度过的岁月。遭受原子弹轰炸的长崎，人们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废墟中苦挨。但是，请注意，石黑一雄在描写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废墟状态时，文笔极其粗糙。因为他没有肉身经验的在场。他承认：关于日本战后风情，他主要是依靠观看日本电影而臆想。利用这种方式，他同样臆想了《我辈孤雏》（When we were orphans）里的上海。

这种书斋式的臆想，适合博尔赫斯或卡尔维诺那样的幻想小说创作，以一种知识的渊博和挑战智力的想像，但是，如果用于现实主义小说，将会显出一种漫画式的滑稽和虚假，就如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1942-）1997年的历史传记电影作品《Kundun》那样，让湖南人毛泽东和西藏的达赖喇嘛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把所有在西藏的解放军将领丑化成低能且毫无教养的粗汉⋯⋯肉身经验的在场性匮乏，必将导致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的漫画式滑稽。西藏人的苦难，没错；达赖喇嘛个人命运的悲情，没错；但是，把悲剧式的历史处理成滑稽小品，就是对历史的背叛。或许直到石黑一雄完成科幻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时，这种臆想的创作方式才有可能获得文体学上的合理性。

在《远山淡影》里，死了丈夫的邻居佐知子带着神经兮兮的女儿万里子，天天梦想着要跟随一个美国酒鬼逃离日本。老一辈人竭力捍卫军国主义的旧梦尊严，而年轻一代则发现正是这群军国主义政客及其拥趸将他们出卖。代际的割裂。这种战后的幽怨，还出现在石黑一雄另一部小说《浮世画家》（The Artist of FloatingWorld）里。这部小说一开头，就在讲述一个名门望族的豪宅被美军炸成倾圮的惨状。但是，对于引发这一切灾难的日本军人在朝鲜半岛、台湾岛、缅甸和中国大陆的侵略罪行，石黑一雄绝口不提。他的小说里隐藏着被阉割的历史。战后日本的悲情，因为这些历史语焉不详的叙事，蒙蔽了读者的眼睛。在这一方面，石黑一雄远远不如他的同胞作家大江健三郎来的坦率和真诚。

直面历史和现实之勇气的缺失，忏悔意识的缺失，使得石黑一雄企图通过日本受难的悲情完成自我精神的救赎，成为“远山淡影”式的幻觉。这就是大江健三郎所谓的“暧昧的日本”性格。最后，只能通过记忆的模糊与错置——现代精神分析学的初级知识——让悦子和佐知子幻化为同一个人，让景子和万里子幻化为同一个人，在战后的精神废墟和移民的乡愁废墟里。仅此而已。

日本民俗娱乐表演中，有一种传统的说唱艺术：“万岁师”，由太夫和才藏两个角色，一搭一唱。从街头卖艺，到宫廷宴乐，“万岁师”的表演内容永远是来自远方的神明，和没受过文化薰陶、不谙礼节的日本土地神相会为本，不断推衍，其间冲突和对立连连，最后则以远方来客的神明胜过本地神明为结束。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1922-2015）就此考察日本人潜意识里由于原创性文化因子的缺失而导致的文化自卑。“从文化来说，日本人始终认为，日本被远远隔离在世界较先进和较普遍的文化之外。”最早，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经由朝鲜半岛，流传到日本，后来，一种源于印度的跨国文化（大乘佛教），则由中国流传日本。最后，一五四三年，葡萄牙海难船员把火绳枪带到日本的种子岛，源于欧洲的另一种普世文化（基督教）随之进入日本。这种文化自卑心理，反过来激发了日本人的好奇心和学习动力，激发了他们溶解整合的能力。

石黑一雄的小说艺术，始终笼罩着“万岁师”的影子。轻松娱乐的色调，一明一暗两个角色，悦子和佐知子，景子和万里子，太夫和才藏，互为应和，最后在西方某个背景模糊的文化地域/外来神明中，溶解为一体。但是，从素材、主题和结构，从叙述的语言和词语的调动，全都中规中矩，看不到原创性的因子。

IV

味同爵蜡般读完长篇小说《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和《别让我走》，读了有点卡夫卡意味的短篇小说《黑夜降临的村庄》，我不得不抱歉地说一声：再见，石黑一雄先生。作为读者，你没有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作为作家，我无法从你身上学到什么东西。

2013年，流亡美国的中国美学家高尔泰先生在华盛顿图书馆发表了一个演讲：《从敦煌经变说起》。敦煌经变，就是寺庙里讲经的和尚融合闾巷歌谣和志怪传奇，与佛经附会，即兴发挥之后而成的稿本。这种稿本惟一的特点，就是“看不到作者独立的自我”。高尔泰先生由经变谈及文学，并为文学经典下了一个定义：主观上是独立个体的自我实现，客观上则提高了最高的群体价值。在这个定义之下，高尔泰拎出前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就他在极权主义境遇下明哲保身的“经变”现象提出了批判。进而，高尔泰先生批判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这个奖项被做成了国际图腾”。
我曾说过：瑞典皇家文学院评出的二三流作家和漏掉的一流作家其数量几乎成正比。因此，我也赞同高尔泰先生最后的呼喊：建议瑞典皇家文学院取消文学奖项，“果能如是，不仅是他们的自尊，也是世界文学之幸”。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夜，中国艺术家孟煌在斯德哥尔摩裸奔，抗议“世俗权势对人类自由和精神的亵渎”。之后，他每年裸奔一次。但愿有一天，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取消，一种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其著作《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中阐释的“知识与文化的权力”之消弭，他将不再裸奔。随着年龄渐老，我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北欧寒风的侵袭。

柴春芽，中国作家，摄影家。曾为《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摄影记者及凤凰网主笔，编剧并导演独立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第32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奖评审团特别提名奖）。在台湾出版小说《西藏红羊皮书》、《西藏流浪记》和《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大陆出版著作《寂静玛尼歌》、《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你见过央金的翅膀吗》和《讲述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方式——创意写作的七堂课》。即将在台湾出版图文集《戈麦高地记忆的眼睛》和非虚构作品《边境线——中国内陆边疆旅行记》。现旅居日本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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