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華》影評：性感與暴力的歷史寫作，最終在中國成了政治事件

大調性抒情中，愛情支撐了這個故事

《芳華》拍成了，在多倫多電影節做國際首映，馮小剛沒去，只在影片放映前的錄像跟觀眾打招呼。他坐在畫室裏，上身短袖紅T恤，下身穿一條很短很居家的藍黑褲衩，穿著和說話一樣隨意。

《芳華》根據嚴歌苓的小說改編，小說作者本人擔任編劇。據說這個文學作品是應馮小剛要求訂製。就我的閱讀經驗來說，小說的語言不是很美，感覺比較水，不像我經常讀到的那種好的文學語言，結構安排上好像也有點零散隨意。當然，也可以說作者放得開，結構安排自由。

電影給我的閱讀經驗比小說要好得多，視聽語言和故事安排很順暢，畫面絢麗唯美。

朋友開玩笑時會說《芳華》是年齡測試卡。如果你對那裏頭的時代故事和環境情景都發出無障礙的會心一笑，那說明你很老很老了。根據筆者數年前的研究成果，女文工團員、女護士、國民黨女特務是老幹部和我等耄耋老男人的三大性幻想對象。在歷史上的內戰時期，女學生也一度上榜。

也有人說《芳華》是老年版的《致青春》，瀰漫着對某些痛苦荒唐年代的回憶，發出些許對青春的感嘆，飄灑些對逝去年代的迷茫。

但是，對愛情的思考和詩意渲染超越年齡，超越時代，超越意識形態，具有普遍永恆感染力。

支撐《芳華》整個故事的，營造了最有力的感情高點的， 是作者對愛情的觀察體悟。用美好的演員形象、嫻熟的視覺表現章法，馮小剛寫出了愛情撞牆的那種冰寒刺骨的痛感，寫出愛情中被誤解的無奈和角落中的獨自嗚咽，寫出了昨日溫情不再的那種撕心裂肺的無聲悲鳴。

曲終奏雅，是劉峰與何小平劫波渡盡的溫暖真愛，看到他們兩人那份遲到的相互依偎，許多觀眾會瞬間在心裏發出讚嘆，為這兩個自由靈魂的擁抱而說一聲「真美好呀」。這兩人靜謐溫情的擁抱具有致命一擊的感人力量，掃去了那些回首當年的感傷。這是編劇和導演參透愛情真諦之後的風輕雲淡式抒情，是樸實而擊中神經中樞的愛情陳述。

《芳華》的主要演員中將升起幾顆明日之星。文工團角色的群體中，且有那麼幾個蓋過當年的鞏俐、輕鬆碾壓范冰冰的小女孩。在這裏，人體的美、容顏的美、舞蹈的美都十分自然、無痕跡地與歷史陳述和情感歸屬、價值取捨融合在一起。意識形態成功徵用了美感，完成對紅色記憶的書寫。寫的是記憶，說的卻是當下。自由意志掌控的倫理情感，或許也會與人體和藝術形式的美感兩情相悅。音樂舞蹈的形式美感，愛情溫情和愛情糾結困境的真實呈現、優美呈現，在《芳華》裏如珍珠散落、不時閃光。

吸引力蒙太奇：性感觀賞與暴力美學

用文工團員的故事，導演串連起舞蹈、音樂的唯美場景，串連起優美、性感的人體展現。

當然這種唯美或者漂亮是在某一個風格領域，某種趣味的方向上被辨識，被享受。從視覺處理上說，影片大量使用飽和色，傾向使用原色的畫面。這就是文革中宣傳畫的色系和色調，這類色彩處理目的明確，具有比較強化的視覺衝擊力。舞蹈優美，舞美設計講究誇張、唯漂亮是尊，音樂走大調性，偏重抒情。

在《芳華》中，優美的人體，舞蹈的形體構成了大量奪目場景。這些女孩優美面容和柔美舞姿與黃軒青春男性面孔、健美的男性軀體彼此穿插，交相輝映，構成了性感觀賞的豐富完美對象。

只要有風格需求，這種經過加工的文革色調和宣傳隊舞蹈場景有永恆的魅力。其中許多就是有趣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s克萊夫·貝爾）。

影片有許多地方設計了醒目而有力的吸引力蒙太奇，非常強烈地指向了特定主題。吸引力蒙太奇以前被翻譯為「雜耍蒙太奇」，是愛森斯坦為宣傳美學做出的開創性發明。《芳華》中，表現毛澤東先生逝世，是用一塊黑布鋪天蓋地以慢動作從空中緩緩降落下來，蓋住了文工團門口那巨大的毛澤東畫像。那幅毛澤東畫像本身也是一種經過視覺誇張唯美處理的吸引力蒙太奇。它的視覺風格頗為強化，那是紅漆做底，畫左是和藹微笑的毛澤東側面像，右上角有黨旗的標識：鐮刀斧頭。說它是雜耍性處理，因為其實文革當中不大見到這種把毛澤東像與黨旗合二為一的畫面處理方法。在《芳華》這裏，黑布從天而降遮蓋住毛澤東畫像似乎是傳達出一種悲愴之情，那似乎是發自肺腑的一聲嘆息。這或許是中國普通老百姓當時的哭號聲的視覺翻譯：天塌了。

在影片後面，文工團大院門口的毛澤東畫像被換成了巨幅可口可樂廣告，依舊是巨幅畫面，依舊是大紅色基調，這兩個形象都是安迪·沃霍爾畫過的。根據我對安迪·沃霍爾做的人格側寫（profile），他也是陶醉於毛澤東的恣意揮灑語言，被毛澤東的形象所傾倒，被毛的權力感和強力破壞規則的勢頭所懾服。

如果與《芳華》的敘事結合看，這些毛澤東巨幅畫像與青春浪漫，與那份對文工團集體的不離不棄歸屬感可以互文闡釋。這些構圖強化、色彩炫麗的敘事氛圍和影像肌理讓導演的寫作帶着濃重的抒情，多少帶着幾分憧憬，崇敬，帶着幾分盪氣迴腸的惆悵和青春好美的激動和豪情。

馮小剛在片中苦心經營的六分鐘中越戰爭場景是點化影片舞蹈場景、平衡影片中女性格調的陽剛段落，是暴力美學的華彩樂段。這種暴力美學的重要源頭也在愛森斯坦那裏，他的《波將金號戰艦》中奧德薩階梯大屠殺是暴力美學的重要濫觴源頭。但是，馮小剛這段著力經營、一鏡到底的高難度連續拍攝或許為影片惹來禍端。據我所知的不可靠消息，導致影片被叫停的原因就是這段越戰場景，說是怕勾起那些越戰幸存老兵的往事回憶和現實訴求。

從形式上看，這段暴力美學有小小的怪異生硬，觀眾只能看到劉峰等人在炮火槍彈中死傷流血，沒看到火力凶猛的對方是誰。藝術文本的罅隙往往顯露出作者心理上的糾結、難言。

同樣是吸引蒙太奇的動作剪輯與設計場景，韓國電影《逆權司機》中軍隊射殺學生的血腥屠城場景也許就不會讓觀眾感到生硬。因為它的場景與相對可知的歷史真實相符合。金四福頓悟，掉頭返回死亡之地的那一把方向盤猛拐，出租車司機們奮勇阻擋軍用吉普的碾壓，這種行動貌似不可解釋，卻正好讓我們看到某種具有明確的超越外在功利動機制約的抉擇，看到出於個體自由意志的行為。這種行為恰恰具有犬儒主義們所痛恨和習慣於譏諷的道德制高點。

體驗《芳華》中的性感場景和暴力美學，也必然有這種現實聯想和對人的自由的考量雜糅其中。

禁止放映：寫作的年代與懷舊的禁區

《芳華》是一個藝術品，但是，跟許多藝術品和藝術行為、行為藝術一樣，它在中國成了政治事件。2017年9月29日本應該是《芳華》在中國上映的日子。但是，在此前幾天，各個影院和網站忽然取消了訂票，馮小剛導演與幾位主演淚灑路演現場。

這時候某位廣電總局審查員出來說他們已經審查通過「發放了龍標」。他還特地說明他們已經准許發行，禁止放映與主管部門廣電總局無關。

在多倫多冬日花園影院的大屏幕上看馮小剛的《芳華》。影片開始，首先看到片頭飛舞的金黃色龍標，下方的漢字注明：（故審字518號）這個龍標表示本片審查通過了。不知為啥，這龍標在這裏飛舞，就帶有幾分違和，有點生分，看到它就頓時生出一種間離感、一種怪異和幽默感。

《芳華》的文本在暴力呈現和歷史氛圍的呈現上有裂縫，在作者編寫的故事中顯出些許惆悵和迷茫。或許，在這迷茫情緒的底層，是對痛苦記憶的進行加工來達成心理保護，是作者那些不可回顧的無奈、是不許辨析、禁止反思而帶來的壓抑和不知所措。

《芳華》故事裏的愛情關係受歷史環境的影響很大，而與人物之間的情感變化、關係糾葛關係偏弱。劉峰擁抱林丁丁，在正常一點的年代只是追求誤會，在文革中卻是彌天大罪。所以這個作品不是青春片而是歷史題材作品。這是今天的歷史寫作，是為了今天的歷史寫作。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導演們不這樣寫歷史。在1980年代，我們看到的是《紅高粱》《盜馬賊》《老井》，即使在1990年代初，我們還能看到《霸王別姬》《活着》《藍風箏》。馮小剛導演在那時候積極參加《編輯部的故事》，導演的作品是《一地雞毛》《我是你爸爸》《一聲嘆息》這類電影，那些作品大多是王朔文化的電影衍生，內在意蘊總是在調侃和解構主導文化。聽着那些名字，就覺得它們得不到政府獎項和大牌電影專家評選的金雞獎。

今天，許多中國藝術家的作品都具有早發性老年失憶症的特徵，其症候是遠期記憶清晰，近期記憶缺失模糊。要做心理分析，那是趨利避害的心理保護，是藝術創作時有意進行的現實規避和現實切割。

於是，我們看到《芳華》中紅歌嘹亮，這是記憶，當然也是現實規定的懷舊內容和懷舊方向。

間歇着也營造些集體主義的歸屬感，文工團要解散，旁白說大家都捨不得這個集體。於是，全體都喝醉倒在桌上地上。《芳華》也穿插對外戰爭的暴力美學。《戰狼》是暴力美學包裝國家主義，點綴一點經過改造的拆遷故事來應和大眾心底怒氣。《芳華》也有抒發悲情，為弱勢群體發聲訴冤情的類似橋段。退伍後，劉峰去拉三輪車，市場辦公室的人扯掉了他那根假肢，昔日文工團的女兵出來怒斥這些小小管理者：「操你媽，你們居然敢打傷自衛反擊戰中失去臂膀的『戰鬥英雄』！」

歷史敘述與道德律令

面對《芳華》這類處理歷史的文藝作品，我們永遠遇到兩個互相糾纏、不易區分的問題，這就是如何在歷史陳述和道德評價兩方面都做得對。這裏我想迴避用「平衡」這個詞。因為這兩者不是一個此消彼長、需要互相兼顧的、搞好比例關係的問題，而是每一個方面都需要嚴肅把握的問題。

在我看來，歷史資料有其現象學上的存在意義，歷史真實情況有其客觀性可以把握。在相對意義上，歷史是可知的。但是，對這些所謂「不完全的」「主觀選擇的」「任人打扮」的歷史事實進行藝術敘述必須有道德評價來把握。這個道德評價就是以康德關於自由的人定義為標準。如何評價一個人在歷史中的行動，就是看他的這個行動是否排除了外在強制因素和功利因素，根據自己內心的那種絕對道德律令做出的行動。

在《芳華》中寫到一個人在中國對越南戰爭的行動，在《鄧寇克大行動》《舒特拉的名單》《血戰台兒莊》這些戰爭作品中寫一個人的行動，我對其行動的情感和評價就是會有所不同。對於那場對越南的戰爭正義性究竟如何，在這部作品中就是語焉不詳的。對於一個人參加戰爭的行動，在道德評價上是需要仔細琢磨的。

我們在面對《帝國毀滅》這樣的片子裏戈培爾的忠誠、勇敢（自殺和殺死家人）也必然帶着一定的道德標準來評價。

影片主角劉峰是一個好人。「勇敢」「為了他人而犧牲」這些美德有超越歷史的價值和魅力，已經具有了一種抽象超越的，純的形式意義。但是，我們同時會對人物做出更高的判斷，在自由的人，人的自由的意義上的評判和審視。同樣是參戰行動，同樣是勇敢，我對劉峰和《鄧寇克大行動》裏道森船長的評價是不一樣的。道森是出於一種自由意志的選擇，出於具有清醒歷史認識和善惡之辨之後的選擇。他看到兒子關起怕死士兵後輕輕的一句「放他出來」都顯得那樣有道德力量。而劉峰上戰場，當然很勇敢，也顯示出個人的美德，但是在一個更高的自由的人意義上，我們對他也會做出某種考量和評價。如果劉峰有更多的個體自由，就會有更多主體性，更多的歷史自覺。如果劉峰能夠按照自己的自由意願行事而不是簡單地接受命令，不知道他是否願意到越南去打仗。價值懸空有時會導致語言的模糊。在影片的中文字幕中，寫的是「1979年2月17日，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而英文字幕是中性的陳述「中越戰爭開始」。

同樣道理，我們對《芳華》中那些文革中的抒情、美德，對那些場景和情景、情感的懷舊也必須放在自由人的標準下來考察、認識、呈現，它們具有自由選擇的意願和能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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