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林蔚昀訪梅奇克:打開烏克蘭的鑰匙握在誰手中?

社會的分隔和政治的分隔,在烏克蘭,命運的發展經常把一個家搞得四分五裂⋯⋯


2004年11月30日,烏克蘭「橙色革命」第八天的基輔獨立廣場。 攝:Joe Klamar /AFP/Getty Images
2004年11月30日,烏克蘭「橙色革命」第八天的基輔獨立廣場。 攝:Joe Klamar /AFP/Getty Images

伊戈爾‧T‧梅奇克,波蘭最優秀的報導文學作家之一,從他的母親那裏拿到一本舊相簿和一串外婆家的鑰匙。母親要他從波蘭上路,去烏克蘭尋找自己的家人。於是梅奇克寫了這本書,寫他路上的兒時回憶,也寫這個被戰火摧殘的國家,尋常小鎮的生活⋯⋯衛城出版新近出版《向日葵的季節》一書,譯者是長居波蘭的作家林蔚昀,這裡得到授權刊載林蔚昀對梅奇克的長篇訪問,政治、現實、記憶、語言、命運,都在梅奇克筆下,解說一個於深處被分隔的國度⋯⋯(編者)

林蔚昀=林 伊戈爾‧T‧梅奇克=梅

家族史,打開烏克蘭現實的萬能鑰匙

林:請問這本書的寫作契機為何?為什麼會去烏克蘭報導?

梅:理由很陳腔濫調,因為烏克蘭發生了戰爭,世界各地的報導者都去了那裡。在我們的地理地區,或是地緣政治的地區中,烏克蘭爆發戰爭──或甚至是獨立廣場上的革命──是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不管是對分析家、政治家、外交官還是記者而言皆是如此。在我印象中,自從九〇年代初的南斯拉夫戰爭後,沒有比烏克蘭戰爭更讓整個地區陷入動盪不安的事件了。身為一名記者,我去那邊是理所當然的,這是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我長年關注東部的議題,算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我指的東部是所有在俄語區的國家,後蘇聯地區的國家。雖然現在已經不能稱它們為蘇聯國家,但殘忍地說,它們就是如此。第三個理由是:我和烏克蘭有家族淵源,我外婆是個住在烏克蘭的俄羅斯人,我從童年起就常去那裡度假。因此我有一項許多我的同行所沒有的優勢──我記得蘇聯和蘇聯時期的烏克蘭、八〇年代和八〇、九〇之間的社會現況,這些都是我親身的經歷,可以看得到,摸得到。

林:故事中,有你在當下的烏克蘭看到的人事物(主要故事),也有你自己家族的過往回憶(寫在留白之處),能否說明一下兩者的關係?

梅:在紀實文學中──但不只在紀實文學中──有一種很有效的描寫現實的方法,就是把敘事集中在某些細節上,在這本書中,我把它集中在一個家族的命運。我們可以把過去二十五年來(或者更久),烏克蘭國家的命運和歷史的命運濃縮成一個家族的命運,藉此去強調社會的分隔和政治的分隔。在烏克蘭,命運的發展經常會把一個家搞得四分五裂。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個家庭中,一對兄弟中的其中之一拿起武器和分裂主義者並肩作戰,另一個則加入烏克蘭軍的陣營。我認為把這樣的細節拿到作品中,將它打造、擴充成關於整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當代史的故事,是很吸引人、並且很有效的寫作手法。

拿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來當例子:當然,那不是紀實文學,但它也是透過家族史去訴說一個想像國度的故事。所以我想,如果我手中有這樣的王牌(也就是我家族的故事),我可以用它做為一把萬能鑰匙,讓讀者透過它打開並看見烏克蘭錯綜複雜的現實,看見它所有的分隔,以及這些分隔是怎麼來的。很多作者在尋找戰爭的成因的時候,把範圍局限在獨立廣場革命。但是這些原因的根源是更深的,不只追溯到橘色革命[1],還會一直延伸到烏克蘭這個國家在九〇年代初的建立和它的經濟轉型(烏克蘭的經濟轉型和其他的中歐國家完全不同),也就是烏克蘭的寡頭經濟。為了讓讀者看到這些深層的原因,我選擇了這樣的寫作模式,而我也覺得它很貼切。

《向日葵的季節》

作者:伊戈爾.T.梅奇克
譯者:林蔚昀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7/09/06

《向日葵的季節》書介

在頓巴斯(Donbas)長大的三姊妹,一個選了俄羅斯,一個選了烏克蘭,一個選了波蘭。最後的那個要兒子到烏克蘭去尋找家人。伊戈爾‧T‧梅奇克從母親那裡拿到一本舊相簿,還有一串外婆家的鑰匙。當他來到烏克蘭,他不只在旅途上遇見兒時的回憶,也看到了這個被戰火摧殘的國家。他和烏克蘭起義軍(UPA)最後一名指揮官曾受政治迫害的兒子談Maidan革命,和利維夫的國族主義者見面,聽他們說召集志願軍的計畫,並且觀察這些志願軍宣誓、受訓、上前線的過程⋯⋯他在被圍城的東部小鎮和親俄分離主義者對談,和小鎮居民一起等一班不知何時會來、可以帶他們離開的火車。他在邊界線上看交戰的雙方交換俘虜,聽朋友說他們怎麼找在Maidan廣場上失蹤的人,不管他們是死是活⋯⋯

但這不只是一本關於戰爭的書。伊戈爾‧T‧梅奇克也寫烏克蘭尋常小鎮裡人們的生活。他寫頓巴斯的礦工,克里米亞的黑道,基輔的貪腐,寡頭政治,還寫現任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的巧克力工廠⋯⋯在這本報導文學中,伊戈爾‧T‧梅奇克帶領讀者看到Maidan勝利後,烏克蘭的所有面貌。

作者簡介

伊戈爾‧T‧梅奇克 (Igor T. Miecik),是波蘭最優秀的報導文學作家之一,在這一行已經有二十年的經驗。多年來,他遊歷各個前蘇聯國家,寫下他的所見所聞,著作包括《14:57到赤塔的火車》、《帶刺刀的卡秋莎多管火箭炮 ── 蘇聯的十四個秘密》及《太陽花的季節》。伊戈爾‧T‧梅奇克的報導曾得到Grand Press、國際特赦組織、波蘭記者協會等機構頒發的獎項,而《14:57到赤塔的火車》更是在2013年被提名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

2004年12月3日,烏克蘭「橙色革命」的第十二天,示威者在首都基輔的獨立廣場上,當天烏克蘭最高法院的裁決終於突破了政治僵局。最高法院決定由於選舉舞弊程度嚴重,因此無法決定選舉結果,它宣布官方選舉結果無效並下令於12月26日重複重選。
2004年12月3日,烏克蘭「橙色革命」的第十二天,示威者在首都基輔的獨立廣場上,當天烏克蘭最高法院的裁決終於突破了政治僵局。最高法院決定由於選舉舞弊程度嚴重,因此無法決定選舉結果,它宣布官方選舉結果無效並下令於12月26日重複重選。攝:Sergei Supinsky /AFP/Getty Images

說俄語還是烏克蘭語?政治立場的分隔

林:你的母親是來自烏克蘭的俄羅斯人,你是講俄語的波蘭記者。你的身分和語言在你採訪的過程中,會給你帶來什麼樣的便利和困難?

梅:最主要的是便利。俄語是我的母語,我從小就和媽媽說俄語,和爸爸說波蘭語。我媽媽的情況比較複雜,她其實不是在烏克蘭出生的俄羅斯人,而是土生土長的莫斯科人。我的外公在二次大戰前是小學老師,一九四一年被動員加入紅軍,於斯摩棱斯克(Smoleńsk/Smolensk)的戰役中被德軍俘虜。在蘇聯,這樣的經歷是很嚴重的汙點。他被俘虜的時間很短,半年就被放出來了……但是像他這樣履歷上有汙點的人,護照上也有一個表明他俘虜身分的印章,所以他被監控,找不到工作,而他在戰後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在小學當工友。一個他住在烏克蘭的親戚寫信給他,對他說:來我們這裡吧,這裡曾經被德國占領三年,所有人的護照上都有印章,你一定能在這裡找到工作的。就這樣,我的家族在五〇年代來到了頓巴斯。

回到語言的問題……我對俄語的了解,是有到達文化符號的程度。我不只用這個語言溝通、思考,也熟悉俄語的笑話、電影、文學。當我和受訪者坐在同一張桌子上交談,我聽得懂他們說的笑話,而那些笑話是來自七〇年代的俄羅斯電視節目,是每個俄國人都知道的。一個外國人即使俄語說得再好,也可能不會明白這些符號。而我了解這些情境,有時候還使用它們,人們很容易就對我敞開心胸──這是俄語的情況。

如果談到烏克蘭語……在我來到烏克蘭採訪之前,我的烏克蘭語程度是只會聽,不會說。我聽得懂笑話,甚至了解文學和電視節目,口語表達就比較差了,但還算可以。我在烏克蘭待的時間愈久,我的烏克蘭語就變得愈來愈好,現在我可以說,我的烏克蘭語已經很流利了。我想要說好烏克蘭語,這很重要。雖然語言在烏克蘭算不上是政治的分隔──這些分隔的分野是更複雜的──但是在戰爭期間出現了一種傾向,有些人用說俄語或說烏克蘭語來宣示他們的觀點或政治立場。基本上,所有的烏克蘭人都是雙語。不過我遇過這種狀況:當我和尤里‧舒赫維奇(Jurij Szuchewycz/Yuriy Shukhevych)──他是烏克蘭起義軍(UPA)最後的司令官羅曼‧舒赫維奇(Roman Szuchewycz/Roman Shukhevych)的兒子──交談時,他和他的妻子都拒絕說俄語,只說烏克蘭語,雖然尤里‧舒赫維奇的俄語很流利,畢竟他在勞改營待了三十五年。如果我不會說烏克蘭語,我們的談話會比使用烏克蘭語的情況下更冰冷。

親俄的老人,記得的其實是蘇聯

林:經常有人說,西烏克蘭是親歐的,而東烏克蘭是親俄的,你在採訪的過程中,有這樣的感覺嗎?這兩個地區真的有分隔嗎? 如果有,那是語言、政治、文化、宗教、經濟還是別的東西造成的?

梅:最主要的是歷史的分隔。在烏克蘭最強烈的分隔不是「西烏克蘭」、「東烏克蘭」,而是舊加利西亞(Galicja/Galicia),也就是原本屬於波蘭,後來被奧地利瓜分的部分。[2]在十九世紀,這裡的學校根本不會教俄語,除此之外,希臘禮天主教會(cerkiew greckokatolicka/Greek Catholic Church)在這裡是受到推崇的。但是在沃里尼亞(Wołyń/Volhynia)地區──雖然這也是西烏克蘭──這些教會就受到排擠、打壓,因為它已經屬於俄羅斯帝國,政府會要人們改信東正教(cerkiew prawosławna/Eastern Orthodox Church),而不是信希臘禮天主教。這邊的重點當然是政治上的依附,希臘禮天主教的領袖是教宗,而非莫斯科的宗主教(patriarcha)。整個希臘禮天主教之所以在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被創造出來,就是為了讓波蘭東部的領土脫離和沙皇緊密連結的莫斯科宗教中心(這是遵循拜占庭政教合一的傳統),與拉丁文化融合。

所以這是第一個重要的分隔,至於其他的分隔……就無法在地理上清楚劃分。比如位於烏克蘭中南部、黑海邊的港灣都市敖得薩(Odessa),這是我心目中烏克蘭最美麗的城市,和利沃夫(Lwów/Lviv)齊名,非常國際化。敖得薩有一個巨型市集叫做「七公里」(Seventh-Kilometer Market),可以當作這個城市的縮影,在那裡,有來自二十一個國家的人在做買賣。而在街上,你可以看見一群穿著哈西德傳統服飾的猶太人,留著辮子,披著禱告披巾,年紀大約二三十歲,來自當地,而不是從以色列或紐約來。他們邊走邊用手機處理一些事情,和一群留著鬍鬚的土耳其或敘利亞穆斯林擦身而過,整個過程很平靜,充滿尊重和包容,因為敖得薩的氛圍就是如此。

為什麼我要提這件事?因為敖得薩是公認親俄的城市,但這樣說太簡化它了。敖得薩有自己的認同,這是從沙皇時代就開始的。早在一九一四年,它就是在紐約和華沙之後,第三大的猶太人城市,即使在可怕的大屠殺和六七〇年代的移民潮後,依舊可以從今日的樣貌遙想當時的景況。所以當西方的人們(臺灣也包含在內)說這是一個親俄的城市,他們並沒有看到這個城市的複雜性。那些說自己親俄的人,他們腦海中記得的是蘇聯,而不是今日的俄羅斯。這些人通常是老人,他們懷念的是自己的青春和社會福利帶來的安定,蘇聯提供了他們這種安定,雖然也帶給他們種種不快樂。這些人並不清楚今日的俄羅斯到底是什麼樣子。我遇過很多這樣的人,當他們想到俄羅斯,想的是社會福利和安定,而當代的俄羅斯卻被殘酷的資本主義宰制,那裡的體制比烏克蘭還要殘酷,寡頭經濟帶來的貪腐也比烏克蘭還要腐敗(說到資本主義的殘酷,俄羅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規則就像烏克蘭一樣骯髒,也像烏克蘭一樣曖昧不明。

烏克蘭中南部、黑海邊的港灣都市敖得薩(Odessa),當地有一個巨型市集叫做「七公里」(Seventh-Kilometer Market),可以當作這個城市的縮影,在那裡,有來自二十一個國家的人在做買賣。
烏克蘭中南部、黑海邊的港灣都市敖得薩(Odessa),當地有一個巨型市集叫做「七公里」(Seventh-Kilometer Market),可以當作這個城市的縮影,在那裡,有來自二十一個國家的人在做買賣。攝: Pierre Crom/Getty Images

所以,當烏克蘭的人民(比如說克里米亞,或是我剛去過、在那裡待了三個禮拜的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和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親眼見識到俄羅斯的現實,他們是非常失望的。這和他們記憶中、想像中俄羅斯的樣子,或說俄羅斯應該有的樣子,有很大的落差。他們期待一個不同的國家,但俄羅斯卻給了他們一個烏克蘭體系的複製品。就先不談克里米亞了,在分裂主義者成立、不被國際承認的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Doniecka Republika Ludowa/Donetsk People's Republic)和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Ługańska Republika Ludowa/Luhansk People's Republic)[3]生活有諸多缺點,比如無法進入世界經濟的體系、無法連結世界銀行的系統(在那裡不能使用提款機,不能進行國外匯款)、沒有護照、沒有直飛國外的班機……這種種不便,都讓這些人的失望情緒比原本更嚴重。

對烏克蘭的理解還可能嗎

林:你常寫到烏克蘭人的看法、烏克蘭戰俘的經驗、烏克蘭難民所遭受到的傷害,但是我們好像比較少看到「另一邊的故事」,也就是分裂主義者的看法,親俄派的看法,親俄派人民所遭受到的傷害。可否解釋一下原因?

梅:也許這聽起來很奇怪……但是這本書在波蘭是被人當成成親俄的,人們認為我花太多篇幅描寫分裂主義者和他們的創傷,但這就是我們波蘭的特殊文化,也就是強烈的恐俄心態所造成的觀感。我並不認為我花了太少篇幅去描寫分裂主義者,這本書的樣貌也和整體的概念有關。它的結構有點像是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作者/敘事者一直在路上,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得愈來愈遠,愈來愈深入現實的恐懼。這趟旅程從利沃夫或甚至從華沙開始,最後結束在象徵性的、與外婆老家公寓的相遇,那是我度過童年暑假的地方。這本書的最後一句話所隱含的意思是:那串我帶去打開那扇象徵性的門的鑰匙──這扇門後面藏著的是對烏克蘭的理解,對烏克蘭各種社會及政治分隔的理解──已經無法開啟任何東西了。

現在我正在準備一本新書,它正是關於「另一邊的故事」。當我說「另一邊」,我指的是,作者所站的位置,正是背向東方、望向西方。這視角確實是在被分裂主義者所掌控的地區的人們的眼光,我在書中所寫的不只是分裂主義者,而是整個社會。所以,這算是《向日葵的季節》的續集。

林:你回到烏克蘭,發現童年的回憶已經不在了。你回來對母親說了什麼?你覺得你完成了母親交代的任務嗎?

梅:我不知道這要不要寫進訪談……但是這把鑰匙只是一個文學寫作上的手法,一個敘事的技巧。在我的旅程中,我確實緩慢地朝著康斯坦丁諾夫卡(Konstantynówka/Kostiantynivka)前進,鑰匙在我的敘事中成了一個前往當地的理由,讓讀者可以跟隨著它穿越時空──因為這趟旅程不只是空間的旅程,也是時間的。我媽媽沒有期待什麼,特別是,我們的家人已經不住在那裡了。我本來在那裡有兩個表哥和兩個表姊,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留在分裂主義者掌控的地區。有些人成了境內移民,遷往親烏克蘭的部分,現在住在基輔或哈爾科夫,還有一個親戚去了波蘭,其他人移民到俄羅斯,到莫斯科或羅斯托夫。這就是為什麼那扇門已經打不開了。或許,這把鑰匙無法打開的不是現實中的門,而是這個故事的延伸。這故事一方面是家族的故事,一方面也是二〇一三年以前烏克蘭的故事。二〇一二年,烏克蘭和波蘭一起舉辦歐洲國家盃足球賽,如果有人不知道烏克蘭的法庭、商界有多腐敗,還有在烏克蘭生活是多麼不容易,光看這場足球賽,搞不好會覺得從東歐的標準看來,烏克蘭是個蓬勃發展的國家,是個正常的國家。然而,烏克蘭的故事被這場戰爭殘忍地打斷了。老實說我不認為這個國家能在十年二十年內恢復元氣,它的未來發展總是會充滿憂愁與痛苦。

在我看過了烏克蘭,得出了我剛才得出的結論後,我得說,我能告訴我媽媽的故事,真的不是什麼樂觀正向的故事,而是很悲傷的。

唯一正面價值是公民運動

林:現在離獨立廣場革命已經快要四年了,當你回頭看你當時的報導,你覺得有什麼改變,有什麼還是一樣的? 你筆下的主角如今在哪裡,在做什麼?

梅:我寫到的人很多,我沒有追蹤每個人的命運,但是簡單說,每個人都試圖在新的現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現實把他們吹得七零八落、四散各處──我指的不只是地理上的意義,也包括職業和未來人生規劃方面的意義。他們都來到了他們一開始沒有計畫、也從來沒有想過的地方。只有戰爭,才會把一名利沃夫劇院的年輕演員變成志願軍營的司令官,只有戰爭才可能讓這麼荒謬的事發生。

人們離開了他們原本的居住地。在頓內次克,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原本那裡有超過一百萬人口,現在只有七十萬左右。各行各業的專家離開了,工程師離開了,醫師離開了,那裡原本有四家心臟科診所,現在已經一家都沒有,因為沒有員工。工廠無法運作,因為最重要的專家都走了。大學和高等院校的教師也走了,到了波蘭。最後一年的畢業生也走了,因為沒有人會認可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和盧干斯克共和國頒發的畢業證書。即使在俄羅斯,這樣的畢業證書也必須通過額外的認證程序才有效。

烏克蘭本身的情況也很糟。在分析這場戰爭的結果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地緣政治的冷硬數據:烏克蘭失去了一大部分自己的領土:克里米亞島和部分的頓巴斯,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它在戰爭中失去大量的人口。第三點,為數眾多的烏克蘭人離開了自己的國家,移民到其他國家去。身為烏克蘭的鄰居,我們在波蘭可以看到大批烏克蘭移民,而且這些移民中不只包含工人,也有許多專業人士。我最近去了華沙一所很優秀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大學(SWPS;Uniwersytet Humanistycznospołeczny/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校長告訴我,半數的學生(不是外國學生,而是學生)來自烏克蘭。這數量很多。而且其他的大學情況類似,其中也包括需要付費的課程。烏克蘭的年輕人不只來波蘭,也到德國和英國,現在烏克蘭人進入申根區不需簽證,所以他們可以憑護照到歐洲各地停留三個月。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錢的問題。烏克蘭幣跌了三倍,薪水卻沒漲,所以烏克蘭的全國人民頓時成了窮光蛋。物價上漲了很多,而人們的購買力──除了超級有錢的商人以外──下跌了三倍。所有生產、財務狀況表、出口、進口的指數……所有對烏克蘭來說有利的東西,看起來都很糟糕。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許多其他的數據也是。 獨立廣場的革命開始之前,政府曾經嘗試一些改革,那些改革都在高層中進行,也有經費,但是它們大部分都陷在這個體制中無法動彈。改革遇到很大的阻力,因為這體系是由貪腐的個人組成:貪腐的法官、貪腐的警察、貪腐的商人、貪腐的檢察官。這些人形成了一個社會組織,這組織是如此習慣舊有的規則,任何在其中的改革都無法前進,就像陷在沼澤泥淖。一開始的時候,改革前進的速度很快,很有衝勁,然後就愈來愈慢,愈來愈慢,愈來愈慢……在基輔及鄰近地區,一切看起來都還很有熱情,充滿了愛國的能量,但是愈到鄉下,愈到底層,這些東西就慢慢消散,就像在沼澤裡一樣。大部分的改革都只是表面上做做樣子。雖然政府從國外請來專家,並且讓他們接部長的位置,以便推動改革──但體制反抗他們。

1989年,蘇聯士兵在街上巡邏。
1989年,蘇聯士兵在街上巡邏。攝:David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在這樣的背景下,唯一的正面價值是公民社會的運動,而且隨處可見。公民社會的運動以前在烏克蘭並不存在,甚至在橘色革命後都沒有出現。現在,人們(大部分是年輕人,但也不只如此,也有四十幾歲的中年人)開始建立社會團體,想要做一點事,想要做出改變。這些組織的起源是:二〇一四年志願軍到東部作戰時,人們發起了團體,幫志願軍買裝備,因為烏克蘭軍隊可說是不存在,要什麼沒什麼。人們花自己募款得來的錢,給志願軍買頭盔、甚至是鞋子,這些志願軍經常穿愛迪達上戰場。後來,這項傳統保留了下來。這些團體的興趣和行動所涉及的範圍很廣,已經遠遠超越了當初支持志願軍的行動。我們可以看到反貪腐的團體、自助團體、城市社會運動者的團體。你也許會認為他們爭取的東西很老套,比如腳踏車道、公園什麼的……但是這在烏克蘭以前沒有。這些人在如此困難的處境中──尤其是困難的經濟狀況,他們根本沒錢──依然想做出改變。體制一直不斷打壓這些人,但他們撐過了獨立廣場過後的第一個狂熱時期,繼續留下來進行改革。這些開端、這些國中國、這些社會組織慢慢開始和彼此連結,構成了一個平臺,讓人們能進行平面的交流。正是這樣的現象造就了獨立廣場革命,而這樣的現象也一定能改變烏克蘭。

我的地址是蘇聯

林:今年是共產革命一百年,從你的角度來看,對俄羅斯、烏克蘭與波蘭的瞭解,你認為共產革命對俄羅斯、烏克蘭和波蘭的後續影響是什麼?

梅:這個問題就像是「法國革命對歐洲有什麼影響?」,是可以拿來當博士論文的問題啊。我就大略談一下吧……共產革命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它打散、破壞了整個社會的結構,而它的結果我們到今天還在經歷。對俄羅斯來說,共產革命屠殺、消滅、從社會中移除了所有沙皇帝國的菁英,這其中包括俄羅斯的菁英和非俄羅斯的菁英,比如哥薩克菁英、烏克蘭菁英、白俄羅斯菁英。這不只是關於開槍把這些人打死或是送到勞改營。俄羅斯失去了大量的領土,比如波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原本有許多俄國化的德國少數民族[4],他們在沙皇帝國時期出任公職,或在外交領域服務,革命後這些人才都沒有了。另一個影響是經濟上的衰退。雖然史達林實行了許多五年計畫,邱吉爾也說,史達林把俄羅斯從一個農業國家變成工業國家。沒錯,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它的代價卻是幾百萬人的死亡,並且創造出一個很荒謬、很不經濟的結構。重工業是俄羅斯發展的重心,但是俄羅斯卻缺乏製造社會基本必需品的工業。人們大量製造T52坦克,而不是在製造明斯克冰箱或Moskvitch汽車。

許多人──尤其是老人──今天依然會懷念蘇聯。很可惜的,我們必須說蘇聯打造一種新人類的企圖成功了。這不只是經濟上的心態、剝奪創新、剝奪冒險精神之類的事,也是關於創造出新的國族認同。在六〇、七〇、八〇年代甚至是今天的烏克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很多人無法聲明自己的國籍。他們不說「我是烏克蘭人」、「我是俄羅斯人」或「我是白俄羅斯人」,他們說「我是蘇聯人。」甚至還有一首很著名的歌是這樣唱的:「我的地址不是我家的號碼,也不是我的街道,我的地址是蘇聯。」在東頓巴斯,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最近人們在那裡做了一個關於認同的調查,大部分的人(尤其是老人)雖然親俄,也已經經歷過俄羅斯的現實帶給他們的失望情緒,但是當你問他們是誰?他們的回答卻是:他們不是烏克蘭人,也不是俄羅斯人,他們是頓巴斯的居民。這是很荒謬的事,你很難在這樣的情境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而這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遺產。

林:你的作品將在台灣出版,有什麼想對台灣讀者說的嗎?

梅:我想對台灣讀者說什麼?我一點概念也沒有。我從來沒去過臺灣,對臺灣的認識也不多。我不知道,你幫我想一個吧……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也許,多了解東歐?對東歐感興趣?

[1] 橘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是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因當時總統候選人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貪腐舞弊,所產生的一連串抗爭事件,是烏克蘭民主運動的里程碑。最後,烏克蘭最高法院宣布選舉結果無效,在同年十二月進行重選,反對派候選人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高票當選總統。

[2] 這邊指的是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Rzeczpospolita Obojga Narodów/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其領土包含今日波蘭和烏克蘭西南部及中北部,在一七七二年到一七九五年間,這個國家被普魯士、俄羅斯和奧地利瓜分,西南部──也就是梅奇克所說的加利西亞──被奧地利取走,而中北部被俄羅斯取走,這情況一直持續到一次大戰爆發。後來一次大戰後波蘭復國,加利西亞又回到波蘭領土,直到二次大戰爆發。

[3]二〇一四年,烏克蘭東部的頓內次克州和盧干斯克州在俄羅斯武裝分子的協助下宣布獨立,各自成立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Doniecka Republika Ludowa/Donetsk People’s Republic)和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Ługańska Republika Ludowa/Luhansk People’s Republic)。

[4] 這邊梅奇克指的是從十二世紀就住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波羅的海德意志人(Deutsch-Balten),他們雖是少數,卻是統治階級,從一七一〇到一九一七年之間他們聽命於俄羅斯帝國。

文章大小標題均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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