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30年 深度 解嚴三十年

專訪戒嚴時期軍法官劉衡慶:把軍法斷送掉,我們無顏見江東父老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任職警總軍法處,我曾擔任軍事檢察官、軍事審判官、主任軍法官,督導過看守所,以及所有軍事犯、叛亂犯業務。被關押的軍事犯、叛亂犯,很多都極具才華,人才濟濟……但我不認為當年有冤假錯案,只有『不當』審判。」


「考軍法學校,我就是想為國家盡一份心力,維持軍紀、安定軍心、依法治國,為平時預做準備,為戰時厚植戰力。」 攝:張國耀/端傳媒
「考軍法學校,我就是想為國家盡一份心力,維持軍紀、安定軍心、依法治國,為平時預做準備,為戰時厚植戰力。」 攝:張國耀/端傳媒

現年75歲的律師劉衡慶出生於湖南,生命中有九成歲月在台灣度過,其中一半時間在戒嚴。軍法學校出身的他,戒嚴時期在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服務了將近20年,官拜中華民國國防部軍法局少將副局長。隨著解嚴,他於1998年奉命服務於「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13年,中華民國軍方發生「洪仲丘命案」,他擔任其中一名被告的選任辯護律師。

從戒嚴,到解嚴,再到洪仲丘事件促成的「軍事審判法」修正案,讓承平時期軍人犯罪回歸普通司法審理,劉衡慶親身見證了在台灣憲政史上,軍事審判法以及軍法人員地位的位移。

以下為經過整理的劉衡慶專訪摘要:

端:談談你的成長過程?為何會成為軍法人員?

劉衡慶(以下簡稱劉):我是湖南衡陽人,1942年出生於四川重慶,所以父母將我取名「衡慶」,要我牢記祖先、不能忘本,這是中華文化固有的傳統美德。

1947年,爸媽帶著我從重慶搭船逃難到南京。當時我們搭乘的是行駛長江的運米船。家父從事服裝工作,他帶著徒弟們和當時僅有的財產:兩台縫紉機。船隻突然翻覆,所有東西都沉到江底。我媽被救起後,手上皮箱內的金飾全被拿走,只剩繫在腰兜上的一點黃金。

生於亂世,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在南京,我曾目睹搶劫。有一個畫面,我一輩子不會忘。有天我躲在竹籬笆後,從縫隙裏偷看外面發生什麼事。我見到人們正在搶一間米店,一位老太太在米店門口被推倒,蜂擁的人們一個個踩上她的身體,然後她就在我眼前被踩死。我那時不到六歲,我真的很害怕。戰亂時代就是這樣可怕。

戰後時局很亂,我們又輾轉逃到漳州。民國38年(1949年),一家三口隨政府從漳州坐船到達基隆時,真的是孑然一身。爸爸後來去了宜蘭羅東的聯勤被服廠服務,全家也暫居羅東。當時我們借住羅東中正路媽祖廟,兩片木板就是我們的床。

後來,爸媽在羅東火車站鐵道旁租了一間加蓋的違章建築,爸爸每天去火車站附近挑水,撒上明礬,就是飲用水。那時要洗澡卻沒水源,我常提著一桶水到鄰近林場,躲在堆積的大木頭空隙間洗澡,天未黑,怕路人看到;天黑了,又怕被蛇咬,生活真的很苦。

當年物質生活雖然很苦,但我們的精神意志卻非常旺盛。我讀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全班只有我一個外省籍。大家相處融洽,並沒有因為我是外省人而受欺負,我們玩在一起,所以我的閩南語說得很好。羅東高中畢業後,我考取淡江文理學院(現為淡江大學),我因為家境關係,沒錢繳學雜費,我沒去念。第二年我才報考軍法學校(後改制為政治作戰學校、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成為軍法學校第六期學生。

民國56年(1967年),我從軍法學校畢業了,老總統(前總統蔣介石)親自主持我們的畢業典禮。我到現在還記得,老總統說,軍法學校在民國45年(1956年)成立,這是中華民國軍事教育向前邁進的一大步,此後,軍事教育體系會更完善。我很同意,報考軍法學校,我就是想為國家盡一份心力,當時的軍法,目的是維持軍紀、安定軍心、依法治國,為平時預做準備,為戰時厚植戰力。

所謂「治亂世用重典」,因此戒嚴是必要的非常手段。

端:你如何看待長達38年的戒嚴?

劉:個人認為,所謂「治亂世用重典」,因此戒嚴是必要的非常手段。民國38年政府播遷來台,當時經濟蕭條社會不安,百廢待舉。政府當時宣告戒嚴,依據當年「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交付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的規定,凡是影響治安、國家安全等重大案件,均劃歸軍法審判。

政府播遷來台初期,社會治安真的很亂,人心惶惶。今天的台灣,安定、繁榮又進步。我認為這是因為實施戒嚴,帶給國家、社會的成果,也是戒嚴時期軍法最大的貢獻。

戒嚴時期,軍法審判有它的獨特性,更有必要性。這跟司法性質不同;諸如抗命、貪污、叛亂等重大案件,都是從嚴、從重、從速審理。哪能像現在司法案件,一拖三年五年,甚至還能拖個一、二十年,(例如:蘇建和案)。軍法假如這樣,部隊長官如何統御領導?如何貫徹命令?如何發揮戰力?更別想打勝仗!

端:但戒嚴時期,軍事審判不但適用於軍人,也拿來辦平民老百姓,你覺得是否恰當?

劉:我剛剛不是講過了嗎?治亂世用重典,這是一個必要的非常手段。來台灣之前,我見過亂世。這跟我後來深信「治亂世用重典」,也許有關係。現在的社會,很多人逾越自由界線、濫用自由的真諦,甚至「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可是當年亂世,如果還賦予人民過度的自由,那會變成什麼樣的社會?

「治亂世用重典,這是一個必要的非常手段,因此戒嚴是必要的非常手段。」

「治亂世用重典,這是一個必要的非常手段,因此戒嚴是必要的非常手段。」攝:張國耀/端傳媒

何況,當年戒嚴時期之軍法審判,也僅限於重大危害社會治安、國家安全的特殊案件,並非所有案件都交付軍法審判。至於哪些案件應該由軍法審判?「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交付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都有明文規定。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任職警總軍法處,我曾擔任軍事檢察官、軍法官、主任軍法官,主任軍法官任內,負責軍法行政,並督導看守所,以及所有軍事犯、叛亂犯業務。

因為綠島監獄在押人犯都是叛亂犯,光是綠島,我就去了快要30趟。軍監或看守所在押人犯,生活都有妥善的照顧,這也是我的職責。 這些被關押的軍事犯、叛亂犯,很多都極具才華,監所內都設有各類型工廠,讓他們習一技之長,刑滿出獄後,回歸社會,得以適應正常生活。我看過他們做的蛋殼畫、貝殼畫、手工藝品等,都很精緻,真是人才濟濟。

偶爾,國際特赦組織、中國人權協會人員來關切叛亂罪受刑人,常是由我陪同,我感受到來自國際的很大壓力,他們關切這些叛亂犯的處境。但我也會跟這些來訪人士說明,我們是依法行政。跟家屬溝通時,大多也是我陪同,因為我會講台灣話(閩南語),跟受刑人的家屬對話比較方便。

端:你曾在「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服務。談談當時的情況?

劉:1998年,總統公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我奉命擔任「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法律處處長。於是我從國防部軍法局提前退伍,到基金會服務。

基金會補償的總預算是新台幣600億,由國防部督導執行。當時每個補償基數是10萬元,最高是補償到60個基數,換句話說,包括判死刑、沒收財產部分等案件在內,每案最高可領600萬元補償金。

戒嚴時期的非軍人叛亂案絕大多數都是警總辦的,而我在警總服務近20年,對於這些案件比較清楚。我任職軍事檢察官時,該起訴的就起訴,擔任軍法官時,該判的就依法判刑。後來我到基金會服務,還是克盡職責,該補償的,就是要合理補償,一切依法辦理。

有些來申請補償的,還是我以前參與過的案子,我依然去查清楚,協助他們申請(補償)。那時我為了推廣申請補償業務,去很多地方開說明會、宣導,希望受難者家屬於期限內提供相關資料,儘速申請補償。我們甚至主動通知受難者家屬,希望他們來辦理申請。後來,我也升任副執行長並代理執行長。我離職後,補償基金會業務也能順利推展。

當年時空背景與今日不同,沒有冤案,沒有錯案,也沒有假案;只有「不當」的審判案件。換言之,國家所補償的是「不當」的判決。我要特別強調,希望能釐清,「冤、錯、假」案都是後來的人推測之詞。

端:你怎麼看待白色恐怖時期的這些冤、錯、假案?

我認為「白色恐怖」是後來被人扣上的名詞。哪有什麼白色恐怖?一般醫院如果發生某些不當措施、造成糾紛,也有人說是白色恐怖啊。

另外,當年時空背景與今日不同,沒有冤案,沒有錯案,也沒有假案;只有「不當」的審判案件。換言之,國家所補償的是「不當」的判決。我要特別強調,希望能釐清,「冤、錯、假」案都是後來的人推測之詞。

端:你的意思是說,戒嚴時期至少上萬件案子,沒有一件案子是冤、錯、假?

劉:也不是。我是說,基金會所補償的案件,是不當判決的案件,而非冤錯假案。如果真有冤案,盡可依照「冤獄賠償法」(編按:後改名成「刑事補償法」)去申請賠償就好,而非屬「補償」範圍。

時空背景不一樣,這就是我所謂的「不當」案件的由來。不能用現在標準看當年。

端:你如何確定,這些判決當時完全沒有冤、錯、假?

劉:因為沒有證據能證明,那些案件是冤、錯、假案。你去檔案局查閱,現在也有檔案資料,當時案件偵審程序,都有具體事證的。

比如那時陸軍基層單位(營部、連部)曾發生,廁所牆壁和門板上,有人寫毛主席萬歲。那大家就會去問這是誰寫的字?這人總會被查出來,他就變成被告了。這片門也會被拆下來,或被拍照,拿去庭上當證據。那時會判這人思想不正,感化一期就三年。以現在的標準來看,現任總統、卸任總統都常被恣意批評,說毛主席萬歲有何不行?這可證明,當年判決確實不當。

某情治單位副處長辦了很多叛亂案,辦到後來,他自己就是匪諜,也被判刑。怎麼會這樣?原來他不是從事叛亂活動,而是被人檢舉,說他在學生時期,在大陸就讀的學校曾參加「讀書會」。

戒嚴時期,不管在軍中或民間,如果你說「長江大橋多雄偉」、「毛主席英明偉大」云云,你就會被認定思想不正、為匪宣傳,下場就是送感化或判刑。這不是「冤」,是有這些事實、證據,依照當年法律,這就是犯罪,要依法判刑。同理,現在看來,這是不當的。

再舉一個例子。戒嚴時期,大家常常說「注意匪諜就在你身邊」。1960年代,某情治單位副處長辦了很多叛亂案,辦到後來,他自己就是匪諜,也被判刑。怎麼會這樣?原來他不是從事叛亂活動,而是被人檢舉,說他在學生時期,在大陸就讀的學校曾參加「讀書會」。當時,大法官會議解釋讀書會就是外圍叛亂組織,在沒有自首之前,就視同繼續參加。最後即以參加叛亂組織定罪。

此一案例,就現在標準來看,非常不當。參加學校讀書會有何不妥?但以當時的標準,這也屬於匪諜案件。那時我是檢察官,依法只有起訴他,最後判感化教育。解嚴之後,我還曾在公車上遇到他。那時我們只有微笑而已。

還有一個印象深刻案件。剛開始當軍法官時,有一個盜賣軍油案,一個平民在南部某大橋附近,鑽破輸油管、再以塑膠管接入橋邊甘蔗園、再用水龍頭開關的方式,偷了空軍最頂級的噴射燃油。

他用鐵牛車裝53加侖油桶,一桶一桶把油載去賣,我還記得他每次偷6到8桶,錢花完了再回來偷。鑽油管的盜油技術是他表哥教的。他表哥早期被判一般竊盜,但他犯案的時候,軍事單位認定他「破壞油管」,導致這個油管不堪使用,這就達到適用盜匪條例的要件了。軍法機關以盜匪條例,判此人死刑。當他知道被判死刑的時候整個呆掉了,槍決的那天,我看他整個人都癱了。

我也看過真正的匪諜槍決。實習時,看過一名軍官,把國家「絕對機密」的文件洩漏給對岸,全案罪證明確,被判處極刑。行刑時開了一槍,他還回頭看了一下,再補一槍,人才倒下。

端:解嚴到現在三十年了。你回憶過去,會覺得判得太重嗎?

劉:我承認量刑較重,這是軍法特性。戒嚴時期的軍事審判就是從重、從速、從嚴。

端:你後悔過嗎?

劉:不會後悔。我當年都是依法審判。最重要是依當時有效的法律。如果是現在,依照現在法律,我當然不會這樣判。

端:解嚴以來,就你的觀察,軍法人員的社會地位是否有變化?你如何評價台灣的軍法轉型?

劉:解嚴那年我任職於國防部軍法局,當時社會現象沒有很明顯變化,只是案件處理上,方法有所不同,不再適用戒嚴時期法規。經過一段調和期,才慢慢回歸常態。

我個人當時萬萬沒想到,20幾年後(2013年),軍法會發生這麼重大變革。2013年,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軍事審判法,承平時期軍人犯罪回歸一般司法機關審理,一夕之間,軍法審判走入歷史,造成法界震撼。

2013年8月3日,台北群眾響應號召參與在台灣總統府對出的凱達格蘭大道舉行的「萬人送仲丘」集會,要求政府就軍人洪仲丘在禁閉室悔過期間死亡案交代真相,並要全面檢討軍事審判制度及軍中的人權議題,包括在非戰爭時期,將軍法審判全面回歸一般司法機關處理。

2013年8月3日,台北群眾響應號召參與在台灣總統府對出的凱達格蘭大道舉行的「萬人送仲丘」集會,要求政府就軍人洪仲丘在禁閉室悔過期間死亡案交代真相,並要全面檢討軍事審判制度及軍中的人權議題,包括在非戰爭時期,將軍法審判全面回歸一般司法機關處理。攝:Mandy Cheng/AFP/Getty Images

我對洪仲丘案非常了解,因為我是其中一名被告的選任辯護律師。全案目前並未判決確定,我不宜做任何評論。

我個人的看法,應該也是大多數軍法人員看法,不能因為一個洪仲丘個案,就廢掉存在將近60年的軍法制度。這個絕對不適合。洪仲丘案當時氛圍,好像軍法非廢不可。最近軍中屢傳違反軍紀案件,又有民意代表主張恢復承平時期適用軍法。但,木已成舟,所有軍法人員徒嘆奈何!

洪仲丘事件

2013年6月28日,中華民國陸軍下士洪仲丘因攜帶具拍照功能的手機、MP3播放器返回營區,遭部隊以違反資安規定為由,將他送禁閉室悔過,7月3日,洪仲丘因在溼熱環境過度操練而中暑,隔日死亡。死者原定7月6日退伍。這起「義務役下士之死」震撼全台,超過20萬人上街遊行。一般認為,死者生前疑遭欺凌、虐待,引發連串政治效應,事件爆發不到一個月,時任國防部長高華柱為此請辭獲准。洪仲丘之死促成軍事審判法修正,承平時期軍審全面回歸司法,平時現役軍人犯罪將全由一般司法機關追訴審理,堪稱中華民國軍事審判有史以來最大的變革。

端:有人說前總統馬英九任內廢除軍審,是媚俗。你也這樣認為?

劉:對呀,就是因為那個遊行嘛。我認為那次遊行,在某些有心人士的操弄下,馬總統也無力回天,而廢了承平時期的軍審。

現在來看,政府失信於我們,甚至欺騙了我們。

到現在為止,我都無法認同這件事。當年我考軍法學校,想的是報國從軍,從事軍法工作。還有我要一提,早年我們報考軍法學校,那是軍事院校聯招的乙組首選,甲組首選是國防醫學院。早年考進去的學長,素質都非常好,個個允文允武。招生簡章明載,通過考試院舉辦的軍法官特考,才能取得軍法官資格,沒考取就當書記官。現在來看,政府失信於我們,甚至欺騙了我們。

軍法變革後,這幾年,軍法官地位確實有變化。承平時期,軍法官不能發揮所長,又不能審判軍人案件,只能分配到行政機關,做軍法行政工作,社會地位當然有影響。

我律師事務所的助理小姐有個親戚,當年考上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極感榮耀,想當軍法官,結果考取之後,任職沒幾個月,就碰上政府宣布承平時期廢軍審,那時他就很後悔。之後分發,他只能做軍法行政工作,他覺得國家拋棄他、欺騙他。

當年有一雙姐妹考取台灣大學法律系,同時也考取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兩姐妹棄台大而選國防管理學院。畢業後,她們都任職軍法官。這次廢除軍審後,想必她們極為後悔又無奈!

我們這些軍法界的後輩,非常慚愧、自責,愧對當年創建軍法學校的師長和前期學長。在我們這一代,把軍法斷送掉,我們無顏見江東父老。

端:江東父老是誰?

劉:我們的父母、親友、學長、軍中袍澤、社會關心人士、老總統。

端:你覺得人權是什麼?

劉: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社會要有基本人權。這是當然的。但我還是要說,戒嚴時期的軍法制度,乃非常時期的產物。國家要安全,社會要安定,這是權宜措施。

端:你覺得自己曾經是壓迫者嗎?解嚴以來,你有被任何人指控是壓迫者或是兩蔣政權的幫兇嗎?

劉:我很坦然。當年可能會有這種說法,但我不會受影響。至於幫兇問題我覺得很奇怪。當年環境是戒嚴時期的軍法,你現在用承平時期的司法來評論我,物換星移,時空迥異,這是不公平的言論。

我問心無愧。我服務的初衷都是一樣的。擔任什麼職務,就做什麼事情。唯一的原則,就是一切依法處理。

端:你怎麼看待兩蔣的功過?

劉:關於兩蔣的功過,歷史自有評價。個人認為,兩蔣之功,絕對遠大於過,所謂太陽之下無完物,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綜觀蔣介石的一生,對中華民國的功績,有目共睹,瑕不掩瑜,確實是中華民國的一代偉人。戒嚴為國家帶來安定、繁榮,你能否定這個事實嗎?無論如何要以國家大局為重。至於蔣經國總統,對於政治、經濟的貢獻,更是讓台灣人民永遠懷念。這都是事實。

端:德國至今在追究納粹戰犯。你怎麼看待?

劉:我一再強調,你不能用現在標準看從前。如果真能進入時空隧道、跨越時空回到當年,相信現在批評的人,也會跟當時的人一樣,為同樣的選擇,做同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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