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中華民國解除全球第二長的戒嚴令（長達38年，僅次於敘利亞戒嚴48年的最高紀錄）。在解嚴之後兩年的1989年，知識分子鄭南榕自焚身亡，成了台灣民主化抗爭中最驚心動魄的一幕。

鄭南榕於尚未解嚴時，創辦著名黨外雜誌《自由時代週刊》，在警備總部的查禁、沒收和新聞局的停刊處分下，總共更換了18次執照，也堅持出版，為台灣民主與獨立鼓呼。解嚴之後，他於1988年在週刊上登出《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隔年初收到「涉嫌叛亂」傳票。他說「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抓的到我的屍體」，於雜誌社自囚後，點火自焚身亡。鄭南榕的遺孀葉菊蘭當時還是政治素人，從此離開廣告業、踏入政壇。時年9歲的鄭南榕之女鄭竹梅，則以自己的一生，見證了台灣民主化的歷程。

今年是解嚴30週年，也是二二八事件70週年。今年，也是台灣政府第一次將鄭南榕遇難的4月7日，定為「言論自由日」。當年那個在黨外雜誌社長大的小女孩鄭竹梅，如今早過而立之年。她是如何長大的？如何面那個被國民黨政府指控為「叛亂犯」的父親？又如何看待台灣的轉型正義進程？近日，端傳媒專訪鄭竹梅，談談在那個年代，身為「叛亂犯」女兒的故事。

以下為經過整理的鄭竹梅口述摘要：

解嚴那年我7歲，我的爸爸鄭南榕在1986年被控「違反選罷法」遭收押，未審入獄服刑8個月，於1987年出獄。

某天開始，爸爸突然不回家了。小朋友並不清楚具體原因，那時只覺得爸爸去了一個遙遠的地方旅行。媽媽曾經帶我去看守所看爸爸，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和爸爸說話要隔著一面玻璃？為什麼要被帶到小房間去跟爸爸說話？

爸爸曾在1986年發起「519綠色行動」，抗議國民黨戒嚴37年，要求立即解嚴；1987年，他也籌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要求政府道歉賠償、公佈真相。

那兩年間，我剛上小學。某天開始，爸爸突然不回家了。小朋友並不清楚具體原因，那時只覺得爸爸去了一個遙遠的地方旅行。媽媽曾經帶我去看守所看爸爸，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和爸爸說話要隔著一面玻璃？為什麼要被帶到小房間去跟爸爸說話？不記得媽媽是怎麼解釋的，只記得她跟我說，爸爸沒有做壞事。

爸爸在獄中會寫信給我。從小，我的數學就不好，爸爸會從獄中寫信，教我怎麼算數學。鄭南榕基金會還有展出當時爸爸寫給我的信，信中他很關心的我學習，說他很愛我，還說要買禮物給我。

報禁解除前，她在總編輯室裏的童年

我媽是職業婦女，爸爸於1984年，那個還沒解嚴的年代，就創辦目標「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自由時代週刊》，那幾年他在雜誌社上班，工作時間比較彈性。我上幼稚園的時候，爸爸還沒入獄，我的同學都是媽媽接送，如果受傷、受委屈就哭著找媽媽；我則是由父親接送，不管發生任何事，第一時間就要找爸爸。

爸爸對家人很寵愛，不需要逢年過節，我常收到他送的書和娃娃。在他入獄之前，我們父女去逛街，那時的我剛識字，爸爸就在芝麻百貨（編按：中興百貨公司前身，現已停業）給我訂了一整套《漢聲小百科》。

小學的時候，我讀過教科書上的三七五減租。爸爸看到就跟我說：「不管是課本上寫的，或書上寫的，妳要自己判斷（真偽）。」他會對小學生講這種話，態度很嚴肅。但他也會帶我去打電動、租漫畫。那時，小叮噹還不叫哆拉A夢；他定期去書報攤買最新一期的小叮噹，陪我坐在沙發上讀故事。

我的童年有很長一段記憶，是在那個雜誌社裏的。沒有電腦的年代，稿件通常要拿去外面的打字行印刷，後來爸爸和同事們覺得有風險，就在辦公室設一個打字部，打字小姐直接把記者的手稿打成鉛字。攝影記者也直接在社內的暗房沖底片，不假外人之手。

我常在那間資料室玩，那兒放的，大多是《自由時代週刊》雜誌社出版的叢書，我記得有《張學良傳》之類的。我常翻閱，但當時怎麼看得懂？自己一個人在那邊翻書，記者叔叔、阿姨就常跑來找我玩，或是應該這樣說，我常被他們玩。

有一段時間我的注音學得很差，就是因為這些叔叔、阿姨愛鬧我。跟我玩的時候，他們喜歡搞混我，故意把ㄅㄆㄇㄈ亂排。爸爸知道了，也不會多說什麼。

爸爸很有幽默感，教育的方式很開明，我的牛奶糖不分他吃，他會說我小氣。我若是捉弄他，或是別人捉弄我，他都不會生氣。

例如，他太愛抽菸了，編輯台上的大煙灰缸永遠都是滿的。為了警告他，我去買菸炮，偷偷溜進總編輯室，把菸炮塞到他的菸內，爸爸點燃菸，就被「砰」的爆炸聲和火花嚇到。他覺得很好玩，跟我要了一些菸砲，塞在其他記者的菸盒裏。有次他特別打電話回家，跟我分享他的惡作劇。爸爸在話筒另一端說：「竹梅妳聽……，」沒過幾秒，旁邊就傳出炮聲和記者的尖叫，他就哈哈大笑。

1988年底，爸爸主持的《自由時代週刊》刊登「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隔年初，他即因此收到高檢處「涉嫌叛亂」的傳票。為了堅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爸爸自囚於雜誌社內，再也不外出。

我還是常在雜誌社玩，記者們還是進進出出，只是，雜誌社變得有點緊張。那時我認得的字很多了，有次收到傳真來的標語，上面寫著大大五個字：「台獨就是毒」。我隱隱約約知道，氣氛有些不一樣。

爸爸自囚後又不回家了，那我們就去陪他。那時，他的辦公室有沙發床、行軍床，媽媽和我會去陪爸爸，夜裏，一家三口就睡在雜誌社。那年春節，爺爺、奶奶、叔叔還有好多人，都聚集在雜誌社圍爐。小學三年級的我，並沒有想過，那是最後一次和爸爸圍爐。

1989年4月7日，爸爸自囚的第71天，國民黨政府派大批警力到雜誌社，打算強行拘提爸爸。那天早上，他像是平常一樣叫醒我，我記得我還賴了一下床，後來由雜誌社的會計阿姨把我接走。然後他在總編輯室點火自焚。

當天我被帶到一個派出所，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爸爸的死訊是叔叔告訴我的。小孩子其實有點難理解，所謂「永遠離去」是怎麼回事。我的感覺是，爸爸又去了一個更遠的地方旅行。

自焚事件後，台大學生發起靜坐，我披著白布加入了。我記得有人突然靠近，對我潑了不知名的液體，我沒有受傷，下一秒，我立刻被大姊姊們帶進去台大玩。

爸爸過世後，我畫了一張圖送給爸爸，祝爸爸在天國平安，還規定他在天國，不能吃太多糖果、不能抽太多菸。我也寫了一首詩送給爸爸：「爸爸像太陽一樣，如果太陽不見了，我會哭，我會叫；但還是叫不回太陽。」這張圖和這首詩，現在還放在鄭南榕基金會。

如果你到訪過基金會，你會發現當時起爆炸起火點的總編輯室還被保存著。那是九歲的我跟媽媽討論時，我建議的。我跟媽媽說：「我想要這裏被保留下來。」最近我也在想，為何一個九歲小孩會建議保留被燒得焦黑的原址呢？我想，應該是我很直覺的，希望有一個地方不要改變—讓我在這個地方想念他。

有些人會擔心我的成長，比起其他政治犯子女，我已經很幸運了。可能是因為媽媽有和老師溝通過，也可能是我成長時代的氛圍與戒嚴時期不同了，長大的過程中，我不記得曾經因為家裏的事情被歧視。相反的，我一直受到特別的保護和照顧。曾經有老師請小朋友寫信給我，我也曾收到陌生人會寫信給我，替我打氣。

成年之後，認識新朋友時，我不會特別去說我家發生過的事。但某一個時間點，身邊的人會知道，啊，妳就是鄭南榕的女兒。

很長一段時間，家裏不談爸爸。直到他過世了十年左右，媽媽才跟我說：「爸爸其實把我們放棄了，他為了他的理想，把我們放棄了。但我希望，我們要共同原諒爸爸。」

長達很多年，我都會到這兒來跟他說話。我會帶著兩個銅板來擲筊，問他今天過得好不好？答案是一正一反居多。

如何面對父親離去，以及自焚事件之於我的意義，每年都有不一樣的變化。現在，我可以坐在這邊跟你聊鄭南榕，但在國中、高中、大學的時候，我根本無法談。

我就讀台北市立中山國中，念國中的時候，爸爸已經離去好多年了。其實從我的教室往圍牆外看，就能直接看到那間總編輯室，我總覺得，爸爸還在那兒。

爸爸的骨灰在總編輯室放了將近十年，我們才把他移到金寶山靈骨塔。很長一段時間，家裏不談爸爸。直到他過世了十年左右，媽媽才跟我說：「爸爸其實把我們放棄了，他為了他的理想，把我們放棄了。但我希望，我們要共同原諒爸爸。」

那些年，如果有朋友來看他，我們會點一支香菸、沖一杯咖啡在總編輯室。長達很多年，我都會到這兒來跟他說話。我會帶著兩個銅板來擲筊，問他今天過得好不好？答案是一正一反居多。我也夢到過爸爸。但在夢中，他還是在教我數學。

我念高中的時候，參加一個小型社團：台灣人文研究社。有次社團活動是去參觀二二八受難者阮朝日之女阮美姝的插花展，當時阮美姝年紀已經很大了。我一走進展場，就莫名的很有感覺，踏進去就一直哭，一直哭，從頭哭到尾，嚇壞同學們。

後來跟媽媽討論，阮美姝的展覽，是一個政治受難者的女兒，透過作品展現她對父親的思念。我這才知道，原來我對外不談傷心事，但心靈深處，對這樣的議題，還是非常有感覺。有很長的時間，我一直不自知，自己有多傷心。以前我流淚的時候，常常不知道為什麼。但這些年我慢慢整理自己，漸漸發現，現在的流淚，跟以前流淚的意義又不太一樣了。

其實每次要來基金會，我的心情都會很複雜，甚至有點抗拒。爸爸走了將近30年了，我連今天要來基金會接受你們訪問，都還是要重整一下自己的情緒，才能踏進來。

有人問我，會不會怨恨爸爸？對於爸爸的選擇，我不埋怨，也沒有恨。只是，在他過世20週年時，有想過問他：「為什麼做這個決定？」年紀愈大，我愈覺得對媽媽捨不得。爸爸走後，媽媽就是一個人了。爸爸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但是媽媽就永遠失去爸爸的陪伴了。

「加害者，也可能是受害者」

年齡愈長，我愈是覺得，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應該被尊重。台灣的狀況，就是1949年以後，很多人被迫丟在一起。這群人的背景差異很大，我們終將學習面對彼此。

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老去了，我很憂心，有些口述歷史我們再不做，當時的記憶是不是就消失了？

我並不認為父親是死於白色恐怖。我父親的死，是為了爭取言論自由。但在這樣的環境長大，我會主動去了解轉型正義相關議題。我父親於1987年籌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他其實就是在做那個年代的轉型正義活動，呼籲大家記起二二八。

我看到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的遭遇，那是比我父親更被壓迫的。我無法代表他們的親屬，我無法想像他們可能經歷父母親在綠島莫名被消失、從小備受歧視、求職就業不順，都是因為政治迫害。可是，白色恐怖的加害者的面貌，至今都沒有被完整呈現出來。

鄭南榕基金會今年出版一本書：《名單之外：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我們發現，以二二八事件來說，受害者名單之外還有名單。我曾在一個探望場合，和長者們聊天，那時意外發現，在場5個長輩之中，有4人的家人曾在二二八事件受難；也曾有一名年過七旬的長者告訴我，他的家屬在二二八事件時失蹤至今，卻無法被列入受害名單，原因是「事發半年才報失蹤」。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0週年，我特別有感觸。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老去了；我很憂心，有些口述歷史我們再不做，當時的記憶是不是就消失了？那我們是不是就不曉得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所謂真正的「受害者名單」，當然不只被官方認證的受難者。

我們現在如何記憶過去，就決定我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前陣子看到文化部長鄭麗君說，推動轉型正義，是要讓加害者走出來。我很同意，也很感動。除了那些被「名單」遺漏的人，我甚至覺得，廣義來說，某些加害人也算是受害人。我的理由是，如果這些黨國機器的執行者，當年是在不自由的情況下，去做了迫害人權的事，那他是不是也受了荼毒？我問過自己，如果我生在那個時代呢？如果我必須沒有選擇的待在那個位置呢？我會怎麼做？

關心政治有很多種方式，我沒有成為政治工作者，但我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在關注轉型正義。劉曉波過世的新聞，我也有關注，他因言獲罪（編按：劉曉波因發起並起草要求人權民主的《零八憲章》，2009年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11年，）和爸爸的處境也有類似。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爸爸只是一個倡議者，當年卻被國家機器控以「叛亂罪」，然後造成了後面的悲劇。

而這個悲劇發生的當下，台灣其實已經解嚴了。這說明了，台灣並不是因為解嚴，一夜之間就變得開放、進步、自由了。政府是被人民推動著開放的。這個必然性，我相信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樣。

我們現在如何記憶過去，就決定我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未來。今年，政府訂定爸爸的殉道日、每年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我認為我們還是要警惕，訂定言論自由日，不代表言論自由將來就不會被侵害。這不會是一個終點。我期許，我們對自由的追求，應該要持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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