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中华民国解除全球第二长的戒严令（长达38年，仅次于叙利亚戒严48年的最高纪录）。在解严之后两年的1989年，知识分子郑南榕自焚身亡，成了台湾民主化抗争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郑南榕于尚未解严时，创办著名党外杂志《自由时代周刊》，在警备总部的查禁、没收和新闻局的停刊处分下，总共更换了18次执照，也坚持出版，为台湾民主与独立鼓呼。解严之后，他于1988年在周刊上登出《台湾共和国新宪法草案》，隔年初收到“涉嫌叛乱”传票。他说“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抓的到我的尸体”，于杂志社自囚后，点火自焚身亡。郑南榕的遗孀叶菊兰当时还是政治素人，从此离开广告业、踏入政坛。时年9岁的郑南榕之女郑竹梅，则以自己的一生，见证了台湾民主化的历程。

今年是解严30周年，也是二二八事件70周年。今年，也是台湾政府第一次将郑南榕遇难的4月7日，定为“言论自由日”。当年那个在党外杂志社长大的小女孩郑竹梅，如今早过而立之年。她是如何长大的？如何面那个被国民党政府指控为“叛乱犯”的父亲？又如何看待台湾的转型正义进程？近日，端传媒专访郑竹梅，谈谈在那个年代，身为“叛乱犯”女儿的故事。

以下为经过整理的郑竹梅口述摘要：

解严那年我7岁，我的爸爸郑南榕在1986年被控“违反选罢法”遭收押，未审入狱服刑8个月，于1987年出狱。

某天开始，爸爸突然不回家了。小朋友并不清楚具体原因，那时只觉得爸爸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旅行。妈妈曾经带我去看守所看爸爸，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和爸爸说话要隔著一面玻璃？为什么要被带到小房间去跟爸爸说话？

爸爸曾在1986年发起“519绿色行动”，抗议国民党戒严37年，要求立即解严；1987年，他也筹组“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要求政府道歉赔偿、公布真相。

那两年间，我刚上小学。某天开始，爸爸突然不回家了。小朋友并不清楚具体原因，那时只觉得爸爸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旅行。妈妈曾经带我去看守所看爸爸，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和爸爸说话要隔著一面玻璃？为什么要被带到小房间去跟爸爸说话？不记得妈妈是怎么解释的，只记得她跟我说，爸爸没有做坏事。

爸爸在狱中会写信给我。从小，我的数学就不好，爸爸会从狱中写信，教我怎么算数学。郑南榕基金会还有展出当时爸爸写给我的信，信中他很关心的我学习，说他很爱我，还说要买礼物给我。

报禁解除前，她在总编辑室里的童年

我妈是职业妇女，爸爸于1984年，那个还没解严的年代，就创办目标“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的《自由时代周刊》，那几年他在杂志社上班，工作时间比较弹性。我上幼稚园的时候，爸爸还没入狱，我的同学都是妈妈接送，如果受伤、受委屈就哭著找妈妈；我则是由父亲接送，不管发生任何事，第一时间就要找爸爸。

我爸对家人很宠爱，不需要逢年过节，我常收到他送的书和娃娃。在他入狱之前，我们父女去逛街，那时的我刚识字，爸爸就在芝麻百货（编按：中兴百货公司前身，现已停业）给我订了一整套《汉声小百科》。

小学的时候，我读过教科书上的三七五减租。爸爸看到就跟我说：“不管是课本上写的，或书上写的，妳要自己判断（真伪）。”他会对小学生讲这种话，态度很严肃。但他也会带我去打电动、租漫画。那时，小叮当还不叫哆拉A梦；他定期去书报摊买最新一期的小叮当，陪我坐在沙发上读故事。

我的童年有很长一段记忆，是在那个杂志社里的。没有电脑的年代，稿件通常要拿去外面的打字行印刷，后来爸爸和同事们觉得有风险，就在办公室设一个打字部，打字小姐直接把记者的手稿打成铅字。摄影记者也直接在社内的暗房冲底片，不假外人之手。

我常在那间资料室玩，那儿放的，大多是《自由时代周刊》杂志社出版的丛书，我记得有《张学良传》之类的。我常翻阅，但当时怎么看得懂？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翻书，记者叔叔、阿姨就常跑来找我玩，或是应该这样说，我常被他们玩。

有一段时间我的注音学得很差，就是因为这些叔叔、阿姨爱闹我。跟我玩的时候，他们喜欢搞混我，故意把ㄅㄆㄇㄈ乱排。我爸知道了，也不会多说什么。

我爸很有幽默感，教育的方式很开明，我的牛奶糖不分他吃，他会说我小气。我若是捉弄他，或是别人捉弄我，他都不会生气。

例如，他太爱抽烟了，编辑台上的大烟灰缸永远都是满的。为了警告他，我去买烟炮，偷偷溜进总编辑室，把烟炮塞到他的烟内，爸爸点燃烟，就被“砰”的爆炸声和火花吓到。他觉得很好玩，跟我要了一些烟砲，塞在其他记者的烟盒里。有次他特别打电话回家，跟我分享他的恶作剧。爸爸在话筒另一端说：“竹梅妳听……，”没过几秒，旁边就传出炮声和记者的尖叫，他就哈哈大笑。

1988年底，爸爸主持的《自由时代周刊》刊登“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隔年初，他即因此收到高检处“涉嫌叛乱”的传票。为了坚持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爸爸自囚于杂志社内，再也不外出。

我还是常在杂志社玩，记者们还是进进出出，只是，杂志社变得有点紧张。那时我认得的字很多了，有次收到传真来的标语，上面写著大大五个字：“台独就是毒”。我隐隐约约知道，气氛有些不一样。

爸爸自囚后又不回家了，那我们就去陪他。那时，他的办公室有沙发床、行军床，妈妈和我会去陪爸爸，夜里，一家三口就睡在杂志社。那年春节，爷爷、奶奶、叔叔还有好多人，都聚集在杂志社围炉。小学三年级的我，并没有想过，那是最后一次和爸爸围炉。

1989年4月7日，爸爸自囚的第71天，国民党政府派大批警力到杂志社，打算强行拘提爸爸。那天早上，他像是平常一样叫醒我，我记得我还赖了一下床，后来由杂志社的会计阿姨把我接走。然后他在总编辑室点火自焚。

当天我被带到一个派出所，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爸爸的死讯是叔叔告诉我的。小孩子其实有点难理解，所谓“永远离去”是怎么回事。我的感觉是，爸爸又去了一个更远的地方旅行。

自焚事件后，台大学生发起静坐，我披著白布加入了。我记得有人突然靠近，对我泼了不知名的液体，我没有受伤，下一秒，我立刻被大姊姊们带进去台大玩。

爸爸过世后，我画了一张图送给爸爸，祝爸爸在天国平安，还规定他在天国，不能吃太多糖果、不能抽太多烟。我也写了一首诗送给爸爸：“爸爸像太阳一样，如果太阳不见了，我会哭，我会叫；但还是叫不回太阳。”这张图和这首诗，现在还放在郑南榕基金会。

如果你到访过基金会，你会发现当时起爆炸起火点的总编辑室还被保存著。那是九岁的我跟妈妈讨论时，我建议的。我跟妈妈说：“我想要这里被保留下来。”最近我也在想，为何一个九岁小孩会建议保留被烧得焦黑的原址呢？我想，应该是我很直觉的，希望有一个地方不要改变—让我在这个地方想念他。

有些人会担心我的成长，比起其他政治犯子女，我已经很幸运了。可能是因为妈妈有和老师沟通过，也可能是我成长时代的氛围与戒严时期不同了，长大的过程中，我不记得曾经因为家里的事情被歧视。相反的，我一直受到特别的保护和照顾。曾经有老师请小朋友写信给我，我也曾收到陌生人会写信给我，替我打气。

成年之后，认识新朋友时，我不会特别去说我家发生过的事。但某一个时间点，身边的人会知道，啊，妳就是郑南榕的女儿。

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不谈爸爸。直到他过世了十年左右，妈妈才跟我说：“爸爸其实把我们放弃了，他为了他的理想，把我们放弃了。但我希望，我们要共同原谅爸爸。”

长达很多年，我都会到这儿来跟他说话。我会带著两个铜板来掷筊，问他今天过得好不好？答案是一正一反居多。

如何面对父亲离去，以及自焚事件之于我的意义，每年都有不一样的变化。现在，我可以坐在这边跟你聊郑南榕，但在国中、高中、大学的时候，我根本无法谈。

我就读台北市立中山国中，念国中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去好多年了。其实从我的教室往围墙外看，就能直接看到那间总编辑室，我总觉得，爸爸还在那儿。

爸爸的骨灰在总编辑室放了将近十年，我们才把他移到金宝山灵骨塔。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不谈爸爸。直到他过世了十年左右，妈妈才跟我说：“爸爸其实把我们放弃了，他为了他的理想，把我们放弃了。但我希望，我们要共同原谅爸爸。”

那些年，如果有朋友来看他，我们会点一支香烟、冲一杯咖啡在总编辑室。长达很多年，我都会到这儿来跟他说话。我会带著两个铜板来掷筊，问他今天过得好不好？答案是一正一反居多。我也梦到过爸爸。但在梦中，他还是在教我数学。

我念高中的时候，参加一个小型社团：台湾人文研究社。有次社团活动是去参观二二八受难者阮朝日之女阮美姝的插花展，当时阮美姝年纪已经很大了。我一走进展场，就莫名的很有感觉，踏进去就一直哭，一直哭，从头哭到尾，吓坏同学们。

后来跟妈妈讨论，阮美姝的展览，是一个政治受难者的女儿，透过作品展现她对父亲的思念。我这才知道，原来我对外不谈伤心事，但心灵深处，对这样的议题，还是非常有感觉。有很长的时间，我一直不自知，自己有多伤心。以前我流泪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些年我慢慢整理自己，渐渐发现，现在的流泪，跟以前流泪的意义又不太一样了。

其实每次要来基金会，我的心情都会很复杂，甚至有点抗拒。爸爸走了将近30年了，我连今天要来基金会接受你们访问，都还是要重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才能踏进来。

有人问我，会不会怨恨爸爸？对于爸爸的选择，我不埋怨，也没有恨。只是，在他过世20周年时，有想过问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年纪愈大，我愈觉得对妈妈舍不得。爸爸走后，妈妈就是一个人了。爸爸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但是妈妈就永远失去爸爸的陪伴了。

“加害者，也可能是受害者”

年龄愈长，我愈是觉得，每个人的生命故事都应该被尊重。台湾的状况，就是1949年以后，很多人被迫丢在一起。这群人的背景差异很大，我们终将学习面对彼此。

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老去了，我很忧心，有些口述历史我们再不做，当时的记忆是不是就消失了？

我并不认为父亲是死于白色恐怖。我父亲的死，是为了争取言论自由。但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我会主动去了解转型正义相关议题。我父亲于1987年筹组“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他其实就是在做那个年代的转型正义活动，呼吁大家记起二二八。

我看到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的遭遇，那是比我父亲更被压迫的。我无法代表他们的亲属，我无法想像他们可能经历父母亲在绿岛莫名被消失、从小备受歧视、求职就业不顺，都是因为政治迫害。可是，白色恐怖的加害者的面貌，至今都没有被完整呈现出来。

郑南榕基金会今年出版一本书：《名单之外：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我们发现，以二二八事件来说，受害者名单之外还有名单。我曾在一个探望场合，和长者们聊天，那时意外发现，在场5个长辈之中，有4人的家人曾在二二八事件受难；也曾有一名年过七旬的长者告诉我，他的家属在二二八事件时失踪至今，却无法被列入受害名单，原因是“事发半年才报失踪”。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0周年，我特别有感触。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老去了；我很忧心，有些口述历史我们再不做，当时的记忆是不是就消失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晓得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所谓真正的“受害者名单”，当然不只被官方认证的受难者。

我们现在如何记忆过去，就决定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前阵子看到文化部长郑丽君说，推动转型正义，是要让加害者走出来。我很同意，也很感动。除了那些被“名单”遗漏的人，我甚至觉得，广义来说，某些加害人也算是受害人。我的理由是，如果这些党国机器的执行者，当年是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做了迫害人权的事，那他是不是也受了荼毒？我问过自己，如果我生在那个时代呢？如果我必须没有选择的待在那个位置呢？我会怎么做？

关心政治有很多种方式，我没有成为政治工作者，但我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在关注转型正义。刘晓波过世的新闻，我也有关注，他因言获罪（编按：刘晓波因发起并起草要求人权民主的《零八宪章》，2009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和爸爸的处境也有类似。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爸爸只是一个倡议者，当年却被国家机器控以“叛乱罪”，然后造成了后面的悲剧。

而这个悲剧发生的当下，台湾其实已经解严了。这说明了，台湾并不是因为解严，一夜之间就变得开放、进步、自由了。政府是被人民推动著开放的。这个必然性，我相信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

我们现在如何记忆过去，就决定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今年，政府订定爸爸的殉道日、每年4月7日为“言论自由日”。我认为我们还是要警惕，订定言论自由日，不代表言论自由将来就不会被侵害。这不会是一个终点。我期许，我们对自由的追求，应该要持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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