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30年 深度 解嚴三十年

解嚴三十年:當自由如呼吸般輕易,你是否記得它可能缺席?

解嚴三十年,台灣收穫小確幸的自由:你的身體是你的,不再只屬於國家。你的生命是你的,不再只屬於領袖。小歸小,那是你的。但自由建立在危卵之上,台灣需要深思自己對自由的責任。


小確幸之所以小,正因為很個人。這份幸福或許無法如蔣介石所講的「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卻是個人能好好確切掌握在手心的人生,而解嚴之後的民主台灣容許每個人追求這種幸福。小歸小,那是你的。圖為台灣平溪,一群台灣的年輕人許願放孔明燈。 攝:Tim Whitby/Getty Images
小確幸之所以小,正因為很個人。這份幸福或許無法如蔣介石所講的「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卻是個人能好好確切掌握在手心的人生,而解嚴之後的民主台灣容許每個人追求這種幸福。小歸小,那是你的。圖為台灣平溪,一群台灣的年輕人許願放孔明燈。 攝:Tim Whitby/Getty Images

不少人包括台灣人自己,都不能接受台灣怎麼就變成了一個小確幸社會。傳媒輿論常嘆,幾乎成了某種陳腔濫調,人人不經大腦脫口而出:台灣年輕人失去了野心,看不見大時代,鎮日手磨咖啡、文青消費,出國打工壯遊,上臉書發廢文,不想朝九晚五、排斥去大企業上班,只想過小日子、做小生意,像是開獨立書店、一人出版社、經營民宿、開小酒吧,自稱廢柴、魯蛇,說話腔調可愛但口齒不清,表情總是那麼童稚,就算過了三十歲,還是彷如十八歲那般天真爛漫。同時,這群被批評成懦弱無害的綿羊,卻時常上街,爭取同婚、支持原住民權益,抗議土地汙染,因洪仲丘事件而網絡串聯的白衫軍運動、2014年太陽花運動甚至改變了台灣原來只有藍綠二元分贓的政治版圖。所以,說台灣年輕人是綿羊,不是狼,只描述了部分的事實。

今年台灣解嚴三十週年,當年出生的孩子也已經三十歲了。新世代完全沒有冷戰的記憶,也沒有白色恐怖的經驗,對他們來說,民主的空氣就像網絡一樣理所當然。

台灣社會目前仍大量討論轉型正義,也花很多時間在整理戒嚴時代被埋葬、被抹滅、被沉默的記憶。外省本省、二二八、國民黨、蔣介石、眷村、美麗島、鄭南榕等等關鍵字,上一代仍在爭奪歷史的詮釋權,試圖影響下一代的教育與史觀。不過,三十歲以下的孩子已經不是孩子了,他們自有自己的看法。

冷戰時期50年代到80年代的軍事戒嚴固然對台灣影響很大,而今解嚴幾乎快要跟戒嚴的時間一樣長。解嚴之後的三十年,對台灣社會、尤其是後戒嚴時期出生世代的總體影響,亦值得瞭解。

2007年7月14日,於台灣解嚴二十週年的集會中,示威者撕掉印有蔣介石照片的橫額。

2007年7月14日,於台灣解嚴二十週年的集會中,示威者撕掉印有蔣介石照片的橫額。攝:EyePress News / EyePress

不再偉大的小確幸社會,人人在自己的定義之下偉大

如今令不少人困惑的小確幸精神,就是解嚴三十年生活下來的結果。人們討論戒嚴時,通常集中在戒嚴時期所產生的政治迫害,但,「戒嚴」兩字前頭有「軍事」兩字,這更是重點。蔣政府將台灣島當作軍事基地使用,整個島上的人民與物資屬於長期備戰的氣氛,人民的時間與身體均屬於政府,每個孩子都要穿制服、剪相同的頭髮,進出島嶼都要接受嚴格的管制,以戰爭之名,要求全民服從,因之進行思想箝制,不惜政治迫害。解嚴的重大意義便在於解除全民備戰的狀態,一個台灣人活在世上的目的不再只是為了「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而是他自己。

他的身體是他的了,不再只屬於國家。他的生命是他的了,不再只屬於領袖。他腦子裏除了國家民族這類大名詞之外,也有空間想想他與父母的關係,反芻剛剛看過的電影,懊悔白日跟同事的衝突,處理一下個人的性慾。他得以滑入私密的世界,思考他是誰,他想要當誰。

小確幸之所以小,正因為很個人。這份幸福或許無法如蔣介石所講的「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卻是個人能好好確切掌握在手心的人生。而解嚴之後的民主台灣容許每個人追求這種幸福。小歸小,那是你的。

讚揚中國經濟成績、避免關注中國人權,嚴詞批判台灣、嫌惡台灣民主之墮落幾乎成了現今全球華人圈的主流趨勢。但,自九零年代第一次總統民選之後,台灣歷經三回政黨輪替,媒體爭爭吵吵,無數次大大小小社會運動,既有海外華僑爭相要回流享受的全民健保,環保意識抬頭,同性婚姻見曙光……議題攤在陽光下,全民皆可置喙,卻從未出現嚴重流血或族群分裂。每每社會對話緊繃之際,就是台灣再次進步的契機。

人人皆可批評台灣,正因為不用付出任何現實代價。這份可貴的自由在解嚴三十年之後遍地開花,展現在台灣文化的多元性。

台灣文壇常有人感嘆「神話不再」,以往拿一次文學奬、有大佬扶植,報紙副刊刊登幾篇文章,作者馬上就大紅大紫,登上武林高手錄。現在文學奬失去光環,文學影響力不再,電影、表演藝術也仍在討論侯孝賢、楊德昌、賴聲川、林懷民等那些老牌文化明星,他們來自「無知但勇敢」的年代,也就是解嚴前的年代,彷佛因為有壓抑,創作反而偉大,而今只剩下小確幸,小鼻子、小眼睛,沒有了大江大海,只剩下膚淺的咖啡時光,創作反而失去了光彩。

然而,爭論哪個時代的創作者比較偉大,一點意義也沒有,一名創作者只能活在自己的時代,面對自己的時代。解嚴之後的台灣社會因為容許百家爭鳴,勢必出現分眾現象,政治上的獨裁既已消失,文化的世界裏本來沒有威權,因此沒有唯一、絕對或者最好,只有不同。不似以前只有一個台北文化圈子,製造一套主旋律、一種文化品味,只產生那幾個星光熠熠的名字,誰都是誰的朋友,台灣因為政治鬆綁,人民遷徙自由,各類不同層次的文化有了機會冒芽,文學不必只寫成眷村文學或鄉土文學,電影也不必只處理特定族群的現實,而是出現各類聲音,這些聲音來自女性、同性戀、新移民、原住民、勞工、都市邊緣,誰都可以發聲,題材可大可小,可以是處理原住民在日據時代的題材如《賽德克巴萊》,可以是關注母女關係的小品紀錄片《日常對話》,也不必僅從台北發聲,能從台南、嘉義、台東等等各地,抒發各類個人生活的情感記憶以及社會關懷。‭ ‬在這個不再偉大的小確幸社會,人人在自己的定義之下偉大。

如果不是因為解嚴,台灣的社會只能擁有一種記憶、一份歷史版本,閱讀同一類文學、看同一類電影,人只能長成一模一樣,所有的對話、衝突、爭論、噪音通通不可能存在。

解嚴三十年,台灣無非只是終於轉化成了一個相對正常的民主社會,那曾是所有華人拼命要移民、不惜違法跳機在異鄉當次等公民的夢想,就是拿回自己的人生,追求一份小確幸。圖為台北101大樓。

解嚴三十年,台灣無非只是終於轉化成了一個相對正常的民主社會,那曾是所有華人拼命要移民、不惜違法跳機在異鄉當次等公民的夢想,就是拿回自己的人生,追求一份小確幸。圖為台北101大樓。攝:Alexander Koerner/Getty Images

或許滿清帝國解體之後,整個大中華地區從來不曾享受真正嚴格定義之下的正常社會狀態,人們能自由自在地活著,藝術創作不受政治干擾,在大時代翻滾下,依然能安穩發展個人的小歷史。許多華人不理解解嚴三十年後的今日台灣,可能也因為大家在過去一整個世紀都歷經了太多的社會苦難,而這些社會苦難大部份來自制度不公平、政治不透明,隨之產生的社會壓迫。解嚴三十年,台灣無非只是終於轉化成了一個相對正常的民主社會,那曾是所有華人拼命要移民、不惜違法跳機在異鄉當次等公民的夢想,就是拿回自己的人生,追求一份小確幸。

自由,必須包括保護自由的決心

歷史迷陣中,前途詭譎不明的台灣成為「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來自劉曉波的《最後陳述》)

然而,不再軍事戒嚴的台灣終於正常化了嗎?與中國的關係依然嚴峻,國際處境仍然困難,島內認同分裂對立,出了台灣島外,小確幸要往哪裏去?這個華人文化花了多少時間夢想又使盡氣力追求的自由社會,建立在一片累累危卵之上。

台灣解嚴滿三十年的2017年七月,香港主權移交剛滿二十年,不知不覺北京天安門事件也即將滿三十年。這時候,傳來諾貝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病逝的消息。

作為人類社會的一份子,台灣對自由的理解不該只停留在島內小確幸,宜以普世價值的高度來看待自身的歷史處境。

自由必須付出代價,代價不僅指反抗爭取的過程,還有保護自由的決心。台灣的自由,不是平白無故一夜之間發生,而是許多台灣人付出慘痛的個人代價,坐牢、失去親情、前途全毀,甚至喪失寶貴性命,才爭取來的小確幸。今日人們躲在小確幸中,可以躺在家裏吹冷氣上網發酸文,但是否能理解自由不是僅僅讓他日常暢所欲言,胡亂爆料,而是賦予他思想的力量,以追求更高的人類精神品質,創造文明,保衛普世價值。

解嚴三十年,已不需要爭取自由的台灣需要深思自己對自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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