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严三十年：当自由如呼吸般轻易，你是否记得它可能缺席？

不少人包括台湾人自己，都不能接受台湾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小确幸社会。传媒舆论常叹，几乎成了某种陈腔滥调，人人不经大脑脱口而出：台湾年轻人失去了野心，看不见大时代，镇日手磨咖啡、文青消费，出国打工壮游，上脸书发废文，不想朝九晚五、排斥去大企业上班，只想过小日子、做小生意，像是开独立书店、一人出版社、经营民宿、开小酒吧，自称废柴、鲁蛇，说话腔调可爱但口齿不清，表情总是那么童稚，就算过了三十岁，还是彷如十八岁那般天真烂漫。同时，这群被批评成懦弱无害的绵羊，却时常上街，争取同婚、支持原住民权益，抗议土地污染，因洪仲丘事件而网络串联的白衫军运动、2014年太阳花运动甚至改变了台湾原来只有蓝绿二元分赃的政治版图。所以，说台湾年轻人是绵羊，不是狼，只描述了部分的事实。

今年台湾解严三十周年，当年出生的孩子也已经三十岁了。新世代完全没有冷战的记忆，也没有白色恐怖的经验，对他们来说，民主的空气就像网络一样理所当然。

台湾社会目前仍大量讨论转型正义，也花很多时间在整理戒严时代被埋葬、被抹灭、被沉默的记忆。外省本省、二二八、国民党、蒋介石、眷村、美丽岛、郑南榕等等关键字，上一代仍在争夺历史的诠释权，试图影响下一代的教育与史观。不过，三十岁以下的孩子已经不是孩子了，他们自有自己的看法。

冷战时期50年代到80年代的军事戒严固然对台湾影响很大，而今解严几乎快要跟戒严的时间一样长。解严之后的三十年，对台湾社会、尤其是后戒严时期出生世代的总体影响，亦值得了解。

不再伟大的小确幸社会，人人在自己的定义之下伟大

如今令不少人困惑的小确幸精神，就是解严三十年生活下来的结果。人们讨论戒严时，通常集中在戒严时期所产生的政治迫害，但，“戒严”两字前头有“军事”两字，这更是重点。蒋政府将台湾岛当作军事基地使用，整个岛上的人民与物资属于长期备战的气氛，人民的时间与身体均属于政府，每个孩子都要穿制服、剪相同的头发，进出岛屿都要接受严格的管制，以战争之名，要求全民服从，因之进行思想箝制，不惜政治迫害。解严的重大意义便在于解除全民备战的状态，一个台湾人活在世上的目的不再只是为了“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而是他自己。

他的身体是他的了，不再只属于国家。他的生命是他的了，不再只属于领袖。他脑子里除了国家民族这类大名词之外，也有空间想想他与父母的关系，反刍刚刚看过的电影，懊悔白日跟同事的冲突，处理一下个人的性欲。他得以滑入私密的世界，思考他是谁，他想要当谁。

小确幸之所以小，正因为很个人。这份幸福或许无法如蒋介石所讲的“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却是个人能好好确切掌握在手心的人生。而解严之后的民主台湾容许每个人追求这种幸福。小归小，那是你的。

赞扬中国经济成绩、避免关注中国人权，严词批判台湾、嫌恶台湾民主之堕落几乎成了现今全球华人圈的主流趋势。但，自九零年代第一次总统民选之后，台湾历经三回政党轮替，媒体争争吵吵，无数次大大小小社会运动，既有海外华侨争相要回流享受的全民健保，环保意识抬头，同性婚姻见曙光……议题摊在阳光下，全民皆可置喙，却从未出现严重流血或族群分裂。每每社会对话紧绷之际，就是台湾再次进步的契机。

人人皆可批评台湾，正因为不用付出任何现实代价。这份可贵的自由在解严三十年之后遍地开花，展现在台湾文化的多元性。

台湾文坛常有人感叹“神话不再”，以往拿一次文学奖、有大佬扶植，报纸副刊刊登几篇文章，作者马上就大红大紫，登上武林高手录。现在文学奖失去光环，文学影响力不再，电影、表演艺术也仍在讨论侯孝贤、杨德昌、赖声川、林怀民等那些老牌文化明星，他们来自“无知但勇敢”的年代，也就是解严前的年代，彷佛因为有压抑，创作反而伟大，而今只剩下小确幸，小鼻子、小眼睛，没有了大江大海，只剩下肤浅的咖啡时光，创作反而失去了光彩。

然而，争论哪个时代的创作者比较伟大，一点意义也没有，一名创作者只能活在自己的时代，面对自己的时代。解严之后的台湾社会因为容许百家争鸣，势必出现分众现象，政治上的独裁既已消失，文化的世界里本来没有威权，因此没有唯一、绝对或者最好，只有不同。不似以前只有一个台北文化圈子，制造一套主旋律、一种文化品味，只产生那几个星光熠熠的名字，谁都是谁的朋友，台湾因为政治松绑，人民迁徙自由，各类不同层次的文化有了机会冒芽，文学不必只写成眷村文学或乡土文学，电影也不必只处理特定族群的现实，而是出现各类声音，这些声音来自女性、同性恋、新移民、原住民、劳工、都市边缘，谁都可以发声，题材可大可小，可以是处理原住民在日据时代的题材如《赛德克巴莱》，可以是关注母女关系的小品纪录片《日常对话》，也不必仅从台北发声，能从台南、嘉义、台东等等各地，抒发各类个人生活的情感记忆以及社会关怀。‭ ‬在这个不再伟大的小确幸社会，人人在自己的定义之下伟大。

如果不是因为解严，台湾的社会只能拥有一种记忆、一份历史版本，阅读同一类文学、看同一类电影，人只能长成一模一样，所有的对话、冲突、争论、噪音通通不可能存在。

或许满清帝国解体之后，整个大中华地区从来不曾享受真正严格定义之下的正常社会状态，人们能自由自在地活著，艺术创作不受政治干扰，在大时代翻滚下，依然能安稳发展个人的小历史。许多华人不理解解严三十年后的今日台湾，可能也因为大家在过去一整个世纪都历经了太多的社会苦难，而这些社会苦难大部份来自制度不公平、政治不透明，随之产生的社会压迫。解严三十年，台湾无非只是终于转化成了一个相对正常的民主社会，那曾是所有华人拼命要移民、不惜违法跳机在异乡当次等公民的梦想，就是拿回自己的人生，追求一份小确幸。

自由，必须包括保护自由的决心

历史迷阵中，前途诡谲不明的台湾成为“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来自刘晓波的《最后陈述》）

然而，不再军事戒严的台湾终于正常化了吗？与中国的关系依然严峻，国际处境仍然困难，岛内认同分裂对立，出了台湾岛外，小确幸要往哪里去？这个华人文化花了多少时间梦想又使尽气力追求的自由社会，建立在一片累累危卵之上。

台湾解严满三十年的2017年七月，香港主权移交刚满二十年，不知不觉北京天安门事件也即将满三十年。这时候，传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的消息。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份子，台湾对自由的理解不该只停留在岛内小确幸，宜以普世价值的高度来看待自身的历史处境。

自由必须付出代价，代价不仅指反抗争取的过程，还有保护自由的决心。台湾的自由，不是平白无故一夜之间发生，而是许多台湾人付出惨痛的个人代价，坐牢、失去亲情、前途全毁，甚至丧失宝贵性命，才争取来的小确幸。今日人们躲在小确幸中，可以躺在家里吹冷气上网发酸文，但是否能理解自由不是仅仅让他日常畅所欲言，胡乱爆料，而是赋予他思想的力量，以追求更高的人类精神品质，创造文明，保卫普世价值。

解严三十年，已不需要争取自由的台湾需要深思自己对自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