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之下，你真的能做一個「旁觀者」嗎？

經常看 Game On 的你也許已經發現我們對於敵托邦（Dystopia）遊戲的痴迷，這個專欄第一篇文章就是關於極權國家入境官員日常的 Papers Please，緊接着又在 This War of Mine 中介紹過波斯尼亞戰爭中為生存而選擇殺戮的平民，逃離平行宇宙中「盛世」的 We Happy Few，被國土安全局脅迫為國監控他人的 Replica，還有用終極監控手段為每一個人建檔的 Orwell。

愈來愈多的獨立遊戲從過去和當下的黑暗裏尋找靈感，將故事置於極權統治下的國家或城市，讓玩家在複雜而具體的情境裏選擇反抗、妥協或者助紂為虐。一旦落身在某一個小人物身上，我們的道德邊界就開始模糊，生存的壓力鋪天蓋地，有時來不及判斷就已經做出選擇，來不及後悔就要迎面下一個難題。

極權主義不只是 Papers Please 裏每天下達的紅頭文件，Orwell 裏聲色俱厲的國防大臣，身不由己的平庸之惡同樣每天為它提供養分——俄羅斯遊戲公司 Warm Lamp Games 去年推出的冒險策略遊戲《旁觀者》（Beholder）就透過一位大廈管理員的生活，呈現了極權統治下小人物的無奈。

誰是「旁觀者」？

看到《旁觀者》這個題目，也許有人會想起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名篇《旁觀他人的痛苦》，或是德國電影《他人的生活》（Das Leben der Anderen，又譯《竊聽風暴》），從這兩部作品的角度理解《旁觀者》這個遊戲，其實還蠻有趣。

像開頭所述的幾款遊戲一樣，《旁觀者》一開始也是通過音樂、動畫和字幕來交代讓人洩氣的事實：你出生在高壓統治的極權社會，場景是蘇聯時期常見的公寓住宅樓，街道冷冷清清，除了簡陋的路燈和公車站，沒有多餘的物件；你的人生早就走到一半，已婚，養育一對兒女，工作是這座大廈的管理員，以「安全」之名監視這裏的每一個住客（如果你願意，你的家人也在此之列）。一次向當局的成功舉報，可以換來不菲的報酬。而金錢，在這個物資貧乏、腐敗叢生的國度，賺多少都不為過。

遊戲中會有十多位「有故事的人」申請入住這棟大廈的六間公寓，如果你願意，可以在他們搬來之前在每間房間中都裝上攝像頭，然後沒日沒夜的盯着顯示屏、推斷他們到底是什麼人，有什麼秘密。如同《他人的生活》中那個秘密警察，「旁觀」變成你的生活本身——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公寓布置監控，躲在地下室認真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並做好記錄，選擇舉報或不舉報他們的違規行為，然後裝作不明真相圍觀群眾目送住客被警察拉走，接着重新裝修人去樓空的公寓。

「旁觀」聽上去既被動又無辜，實質上卻是對他人隱私的長驅直入。脅迫你的，也許是恐懼：如果沒有及時發現一個密謀革命的社運人士，那麼下一個被警察帶走的就是瀆職的你；如果沒有絞盡腦汁撰寫報告，那麼就沒有錢為住在這裏的貪官污吏墊付各種開銷。有時候，你也會良心不安，但轉念一想，即便你不去監控和舉報，異議者們也不可能躲過致命打擊，還不如讓他們成為你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墊腳石，畢竟本質上，你也受夠了這個國家。於是每一夜，你又心安理得地拿起政府頒布的行為手冊，核查住客們是否違規。

如果遊戲主角並非純粹「旁觀」，那旁觀者是誰？會是打遊戲的你嗎？

敵托邦作為一種遊戲

在 Steam 平台上，《旁觀者》有幾千個「特別好評」，這固然是因為遊戲構思的精確巧妙，但讀讀玩家評論，你會發現，人們為之折服的，是遊戲「好玩」。

一開始玩，由於遊戲畫面和 *This War of Mine* 非常相似，我就單純以為這兩款遊戲差不多──都是通過營造壓迫感十足的氛圍，讓玩家在道德與人性等諸多困境下做出選擇。最後告訴玩家善有善報，惡有惡果，升華人性的真善美。但是後來我發現根本不是，在這個遊戲裏，為了自己和家人，偷盜出賣、栽贓陷害，是再正常不過的手段了。而且不會對結局產生不利的影響，多害人反而會引發不差的結局。

Steam 玩家 Biochemistry

《旁觀者》的遊戲難度並不低，在簡單上手之後，你就會發現一對兒女是來向你討債的，女兒的醫藥費、兒子的學費，還有一家人準備跑路的買路錢，你這個「旁觀者」無論如何也不能袖手旁觀。好在賺錢也沒有那麼難，你可以製造你想要的證據，可以在房客之間、革命分子和政府之前倒賣資訊。

在這個神奇但絕非空前絕後的國度，某天政府下達命令「吃魚是顛覆國家的活動」，即便翻箱倒櫃也沒有在房客家找到一根魚刺時，你難道不會去黑市買幾根來放在他們的廚房裏嗎？如果某天政府把宣傳車停在你家門口，24小時大聲播放「我們最幸福」，你難道不願意兼職搗毀播放器賺取革命份子的佣金嗎？更妙的是，最後也許還能倒打一耙兩邊通吃呢。

《旁觀者》的精華當然不是「旁觀」，精準地算計人物反應、時間和政府行為，不厭其煩地栽贓嫁禍──這才是遊戲留住你與我的真正原因。由是，我們得已「旁觀」我們設計的「他人的生活」，在窺視和控制慾中滿足一種獨特的快感。這感覺並不陌生，還記得玩 Orwell 時，我就深深迷上偵查每個 NPC 的網絡足跡（社交網絡、個人主頁、手機短訊、電話錄音、瀏覽歷史），有一瞬間我忍不住想，如果生活中也能這樣就好了。

在 This War of Mine 中，玩家操控的遊戲人物一旦殺人搶劫，即便滿載而歸，也會癱坐在角落，對話框裏都是沉甸甸的懺悔，敏感一些的角色可能由此全面崩潰，熬到戰爭結束也抑鬱悔恨。但在《旁觀者》中，高度的卡通化人物和界面削弱了現實感，人物也沒有任何內心話要說出來，掙扎全在玩家心裏。有的攻略想要兩全其美，專門教導玩家只贓雜那些品行不端的住客，比如一個無所事事的流氓、一個騙婚的風塵女子，或是狗仗人勢的大肚子將軍──以毒攻毒，這樣就不是作惡了吧？

反極權還是另一種極權？

《旁觀者》的製作者是俄羅斯遊戲設計師，製作公司在東歐多個國家都有分支，這無疑給遊戲的故事增添了說服力。遊戲主頁上大大的一行字這樣寫：「每個選擇都有它的後果」，警告玩家慎重行事。這當然是常見的遊戲宣傳策略，在政治遊戲的語境內又多了幾分道德意味，提醒你小心再小心，切勿製造平庸之惡，在亂世裏踩踏那些卑微的人。

廣為傳閲的遊戲攻略更是一步一步寫明每個選擇的「正確答案」到底是什麼，這樣你才能打出「完美結局」──只陷害壞人並全家跑路成功。跟着攻略，遊戲漸漸變得面目可憎，不斷來回讀檔之間，我們學會了如何在極權社會生存──如果沒有人告訴你，你真的會想到栽贓嗎？每個選擇的確有它的後果，然而它往往和你的初衷無關。善惡並非只在一念之間，在暴力機器編織的網中，環環相扣，不同演員各懷鬼胎，所謂「完美結局」其實也是多方博弈，捨身取義之後的雲開月明。然而捨棄的究竟是誰的身？誰比誰更加應該犧牲，誰又比誰更加值得留存，這才是打遊戲時我的掙扎。

如果敵托邦遊戲只是叛逆的反抗專制政府，就會有淪為另一種烏托邦的可能。畢竟每個極權的發家之路，都是從「懲惡揚善」開始的。極權系統中，政府和警察只是一環，身不由己的小人物，也是同樣重要的有機組成。

「有時候我想，極權是一種生活方式。當你習慣了它，也就習慣了它。人們會說民主、自由、西方才是好的，但真正要變化了，他們反而不會適應，因為以前學的一身技藝，全都廢了，有多少人願意從頭再來呢？」新認識的立陶宛朋友馬蒂斯也在玩《旁觀者》，他今年35歲，他說玩的過程中有些難受，難受於遊戲把蘇聯社會的某些時刻放大了，成為其他人津津樂道的奇觀。他對於那個蘇治時期的記憶並不多，但父母就是遊戲中的那群人，有幾次他看到西方玩家的評論時，覺得受到冒犯。

「我不喜歡所謂的『完美結局』，黑白分明，政府就是壞的，逃離才是唯一選擇。每個人都水深火熱，那是局外人的眼光，彷彿你真的有選擇，當選到了『對的』就會幸福一樣。」他喜歡這個遊戲的模糊性，喜歡「完美結局」以外的幾乎所有結局，他也喜歡遊戲細節裏透露出的絕望感，比如好不容易通過坑蒙拐騙湊夠錢給女兒在黑市買藥，結果對於病情沒有幫助，兒子又沒錢交學費要去煤礦工作，「我的父母到現在也不會真的抱怨意識形態的東西，痛苦都是很具體的，而且一波一波地來，體驗多了，你就麻木了，覺得並沒有什麼，趕快應對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