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 文化觀察

《當他們認真編織時》與《日常對話》,日本和台灣編出的「供養」

社會的多元,就如同水墨光譜般可以渲染出複雜美麗的紋理吧!


跨性別題材電影《當他們認真編織時》。
跨性別題材電影《當他們認真編織時》。預告片截圖

「17歲進入青春期以後,我無法接受自己的陽具,大概有一年沒辦法直視自己的雙腿之間。」

一位跨性別好友,曾經跟我說過這種話。

跨性別在日本,被稱為「ニューハーフ」或「オネエ」,乍看好像得到某種公民權一樣,實際上,我們很少聽到市井中一般人的真實意見。即使在 LGBT 的概念較為先進的台灣,跨性別在性少數中也是「弱勢裏的弱勢」。日本雖然因為娛樂產業對跨性別大肆消費的緣故,跨性別的知名度不低,但要說到「理解」,我想還是為時尚早。

日本電影《當他們認真編織時》中的跨性別

「也有不動手術就活不下去的人,跨性別中,個體差異很大。我是沒到那麼急迫的地步。」

「出生時是男性,所以接受自己的身體也是必要的修行啊。」

「和動了手術,怎麼看都是女生的朋友見面時羨慕得不得了。」

「在路上散步時,發現映在櫥窗上的自己是男生的樣子,就很消沉。」

以《海鷗食堂》(2006)、《眼鏡》(2007)享譽國際的荻上直子,她導演的新片《當他們認真編織時》(彼らが本気で編むときは、),讓我想起那個朋友跟我說過的話。這部電影,就是這樣編織起一個又一個的情節,傳達出導演經過綿密取材與思考後的溫柔感觸。

和母親(ミムラ飾)住在一起的小友,因為母親離家出走不知去向,投靠舅舅牧生(桐谷健太飾)。舅舅告訴小友:「我現在和某人住在一起。」小友在舅舅家見到舅舅的情人凜子(生田斗真飾),是動了性別轉換手術的跨性別(MTF)。

一開始,小友有點不知道要怎麼和澟子相處,「她」出生時是男性,但日常生活裏完全是女性的樣子。但凜子為小友所付出的愛,讓小友越來越理解澟子原來和自己並無二致,共享相同的喜怒哀樂,於是小友也漸漸將澟子視為家人。小友、澟子、牧生的三人生活在凜子母親回家以後只能告結;臨別時,凜子送給小友自己親手編織的毛線「御守」。經過和凜子的共同生活後成長了的小友,這次為了要支持母親,回歸了和母親的兩人家庭。

通過跨性別這種一般人眼中不「正常」的角色,反問「正常是什麼」,在這部電影裏,處處埋設了這樣的機關,讓觀眾能因此察覺到自己內在的「標籤」和「成見」。

例如,凜子在窗前眺望的場景,我們跟着鏡頭看她眺望窗外時看到附近鄰居懸掛的鯉魚旗的這一幕。鯉魚旗從上到下的順序是「青色鯉魚=父親」、「紅色鯉魚=母親」「小鯉魚=孩子」,空中飄揚着的鯉魚旗是很傳統的日本意象。但是,那是以父親為家長,母親和孩子在其下的樣貌,是不容許任何差錯的家族形態。

然而,第二天凜子為小友做了便當,裏面放着的卻是同樣大小,同樣顏色的三個鯉魚旗形狀的小香腸,在那裏,沒有性別差異,沒有大人和小孩的區別,也沒有上下關係。

有一幕是跨性別的凛子的母親(田中美佐子飾)對小友說話的場景。

「即使妳是小孩子,要是妳傷害了我的女兒我也絕不饒妳!」

乍看好像是不太成熟的發言,但其實可以說她是用對等的視線和孩子說話。因為凜子的母親不是那種會說出「小孩子啦沒辦法」的人,她也不會硬性規定男生就該怎麼樣,能柔軟地理解孩子青春期時身體與認同分裂的痛苦;凜子母親不僅買了胸罩給澟子,還為她編織出裏頭的「胸部」。

就像電影的標題,這個作品的主題是編織品。而這部電影本身也是一個編織品。「棒針」的編織法,有平針、低針、高低針。「鉤針」的話,有短針、長針。兩者的基本編法只有幾種,但經由這些單純動作的重複,可以創造出各種設計的織品。LGBT 是上針,親子的形態是下針。那裏所描繪的親子關係的形態,也不是只有一種。就如同食、衣、住等是簡單的生活元素,但日積月累編織出來的,是極為複雜的親子關係。

  • 沒有固定的工作和生活,對自己的小孩也不負責任的小友媽媽。

  • 把男同性戀孩子逼到自殺未遂絕境的母親。

  • 把對離家丈夫的恨意都織到衣服裏,讓女兒穿上那些衣服的嚴厲教養的母親。

  • 接受生錯性別的孩子,並且溫柔幫助她的母親。

  • 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如同親生一般滿溢愛情,送他出社會的母親。

母子關係的多樣性,也傳承到下個世代。孩子成為母親,母親成為孩子,多彩的織品連綿不絕,首尾相續如永遠的莫比烏斯帶。

宛如雙生的台灣電影《我和我的T媽媽》

親子關係很有趣,本來以為年輕時埋藏在心裏深處、好像都解決了的問題,隨着年紀漸長,卻如亡靈般讓人痛苦,徘徊不去。而之所以不能再繼續壓抑的原因,或許正是因為心靈的成長,我們獲得了正視過往避而不談的問題的勇氣。

我在電影放映會看了《我和我的T媽媽》這部紀錄片(黃惠偵導演,54分鐘),描寫的是導演的母親和家人們。導演把《我和我的T媽媽》編輯為89分鐘的長版《日常對話》(Small Talk)紀錄短片,預計將於4月14日起在台灣正式上映。

「T」是「Tomboy」的簡稱,在台灣指的是女同志裏的踢(たち)的角色。如同《我和我的T媽媽》片名所示,導演的媽媽,也就是本片主角的「T媽媽」,是位女同志,從小就喜歡同性,但因為娘家是鄉下農家,不能接受她的性傾向,就聽家人的意見出嫁了。雖然T媽媽生了兩個女兒,但受不了丈夫的家暴,帶了兩個女兒離家出走到台北。之後自學喪禮時牽亡魂的技術,以此謀生,女兒們也跟着她一起工作。也因為這樣,黃導演在小學三年級以後,就沒有繼續上學。

逃出丈夫家以後,T媽媽不太隱瞞自己的性向,她把頭髮剃得短短的,polo衫塞到男生褲裝裏。談了很多次戀愛,也有過好幾個女朋友。孫女們問過阿嬤:「阿嬤是男生還是女生?」阿嬤回答:「當然是女的啦。」在這裏我們看得到家人之間坦率的親近與理解。

但黃導和母親之間不是這樣的。長期以來,她感受到和母親之間的巨大隔閡。為了避免洩漏劇情,這裏我們不說最主要的原因,但在黃導演的影像裏,她紀錄了母親是什麼樣的人,凝視並面對橫在母女間的鴻溝。

片中處處交織着T媽媽「牽亡魂」的影像。「牽亡魂」這種弔慰生者,導引死者到黃泉之路(中文說「超渡」)的工作,是台灣獨有的職業,日本並沒有。電影裏隨着死者被「供養」的過程,也「供養」了長期以來導演對母親的鬱屈的心思,影像訴說了導演的心念如何被超渡,母女關係得以再生的過程。

也就是說,這部紀錄片和《當他們認織編織時》一樣,是由性少數問題和親子關係的經緯所編織而成。

奇妙的是,兩部作品都在今年柏林影展奪得頒給 LGBT 作品的泰迪熊獎,不管是日本電影或台灣電影,都是初次創舉。《當他們認真編織時》和《日常對話》宛如在日台兩處相異的土地上長出的雙胞胎。所以我看完這兩部片時,心裏感慨很深。

《日常對話》的黃導演和《當他們認真編織時》的荻上導演都是家有幼兒的母親,這應該不只是單純的偶然。因為自身和孩子的關係,幫助她從只是被動的「承受」,昇華到可以接納能夠原諒的「接受」。有趣的是,兩部電影都用「供養」來表現出從「承受」到「接受」的機制,所謂的供養,一方面是獻祭給「死者」的儀式,同時也是讓生者得以在人間重生的儀式。

《日常對話》海報視覺。
《日常對話》海報視覺。圖片來源:《日常對話》官方臉書

台灣和日本在性別意識上的差異和「手藝」

我也曾經有過編織的時期。

當時的我,被男朋友劈腿,談着痛苦的戀愛。說有多痛苦呢?差不多是得了圓形禿那樣的痛苦。那時我在讀藝術大學,所以要做作品,不知為什麼,最激發我的創作欲的,就是編織和裁縫。

人們都有各自發洩痛苦或療癒自己的祈願物,對女性而言,長期以來,「手藝」(手工藝)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手段。18世紀的小說家珍奧斯汀(Jane Austen),如同拼布般織出人類心靈的聲音,寫出了長篇小說。無法在社會上活躍的女性們,因為不回家的丈夫或是缺乏理解的家人,又或者是經濟上的困難等等委屈,女性們投身於編織、拼布、剌繡、蕾絲等編織的「手藝」中。

在《當他們認真編織時》裏,凜子或小友的祖母,也在毛線裏丟出無法排遣的憤怒和恨意,這也使人想起手藝的歷史。

女性的壓抑和手藝的關係,要說起來的話,我想着眼於日本與台灣之間,雖然極為相似卻又無法忽視的巨大差異。

通過拍攝紀錄片,黃導演想「供養」的對象是她幼年的痛苦記憶;與此相對,《當他們認真編織時》所要供養的對象,是凜子的「男性」。牧生和小友一起幫忙織出了各種顏色的毛線「陽具」塔,三個人一起在海邊燒掉陽具塔的景象是很深刻的場景。

外表上的各種手術雖然已經結束了,但凜子始終沒下定決心把戶籍變更為女性。他想編出和108個煩惱同樣數字的108個男性陽具,燒化它們來做為供養,這也是他給自己的一個分水嶺,澟子希望在那之後,她在戶籍上可以成為女性,和牧生結婚入籍,然後領養小友。雖然動了手術,但凜子之所以執着在陽具和戶籍的理由,可能有點難理解,不過我和開頭提到的跨性朋友討論後,終於稍微能夠明白了。

我也試着用自己的方式思考。

將天生受之父母的身體髮膚加上人為的手術,可能是其中一個躊躇的理由。再進一步,像日本這樣明顯是「女性附屬於男性」的社會裏,捨棄男性性器/男性戶籍,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冒着極高風險的,《當他們認真編織時》正暗示了這種深植於日本人心中的潛意識。

所以,在《當他們認真編織時》裏,不管編織或是料理,凜子體現出的「女孩樣」主題,也可說是被「賢妻良母」幻想所束縛的,非常日本的形象。台灣並「不是」日本那般的男性優越社會,也體現在亞洲社會排比中非常突出的就業率。實際上,我周圍的台灣女性,大多數也從男性視線所要求的「女生就要像個女生」的幻想中解放了,她們不需要用「女孩樣」當賣點,活得比日本女性更自由。和日本相比之下,台灣做手藝的人比較少,是不是就因為這樣呢?

現在在台灣,幾乎「撕裂社會」的同性婚姻立法問題,以及台灣社會上對LGBT問題的高度關心,也是因為台灣性別意識的先進吧?台灣與日本在性別意識上確實存在相當大的距離。

多樣性的光譜

黃導演的母親非自願地踏入婚姻,結果生了兩個女兒,也抱了孫子。電影中她雖然否定了「結婚」或「家族」,但也可以看到她疼愛孫子的樣子。這裏面充滿許多矛盾。

在電影的最後,家人們全部聚在餐廳裏慶賀黃媽媽的生日,也拍了大合照。雖然否認自己的性別和婚姻制度,但在社會這個水平面上,她和家人彷彿一滴墨水墜入其中,擴散出大大的波紋。我看着那個畫面,因為墨水暈出的大理石紋路的美麗而不禁泫然。這中間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題,在其中灰色光譜的層次越多,墨汁的流動就越加美麗。社會的多元,就如同水墨光譜般可以渲染出複雜美麗的紋理吧,我再次這樣感覺。

現在台灣上映中的《當他們認真編織時》和4月14日上映的《日常對話》。劇情片與紀錄片。完全不同風格的女導演。這兩部作品像是相同的純麥,在日本和台灣這兩個不同的酒樽裏,熟成出兩種風格相異的威士忌。我不禁祈願,希望有更多人能品味這兩種芳香,能想像性別與家族關係下多元光譜的美好世界。

(栖来ひかり╱栖来光,自由撰稿人,著有《在台灣尋找Y字路》(台北:玉山社,2017),定居台北十年的日本人)

註:現在上映中的《日常對話》,為導演重新編輯版,與《我與我的T媽媽》的結局有所不同。

原文刊載於 Taisuki Café 網站,經作者同意授權 Taisuki Café 翻譯,並授權端傳媒編修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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