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当他们认真编织时》与《日常对话》，日本和台湾编出的“供养”

“17岁进入青春期以后，我无法接受自己的阳具，大概有一年没办法直视自己的双腿之间。”

一位跨性别好友，曾经跟我说过这种话。

跨性别在日本，被称为“ニューハーフ”或“オネエ”，乍看好像得到某种公民权一样，实际上，我们很少听到市井中一般人的真实意见。即使在 LGBT 的概念较为先进的台湾，跨性别在性少数中也是“弱势里的弱势”。日本虽然因为娱乐产业对跨性别大肆消费的缘故，跨性别的知名度不低，但要说到“理解”，我想还是为时尚早。

日本电影《当他们认真编织时》中的跨性别

“也有不动手术就活不下去的人，跨性别中，个体差异很大。我是没到那么急迫的地步。”

“出生时是男性，所以接受自己的身体也是必要的修行啊。”

“和动了手术，怎么看都是女生的朋友见面时羡慕得不得了。”

“在路上散步时，发现映在橱窗上的自己是男生的样子，就很消沉。”

以《海鸥食堂》（2006）、《眼镜》（2007）享誉国际的荻上直子，她导演的新片《当他们认真编织时》（彼らが本気で编むときは、），让我想起那个朋友跟我说过的话。这部电影，就是这样编织起一个又一个的情节，传达出导演经过绵密取材与思考后的温柔感触。

和母亲（ミムラ饰）住在一起的小友，因为母亲离家出走不知去向，投靠舅舅牧生（桐谷健太饰）。舅舅告诉小友：“我现在和某人住在一起。”小友在舅舅家见到舅舅的情人凛子（生田斗真饰），是动了性别转换手术的跨性别（MTF）。

一开始，小友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和澟子相处，“她”出生时是男性，但日常生活里完全是女性的样子。但凛子为小友所付出的爱，让小友越来越理解澟子原来和自己并无二致，共享相同的喜怒哀乐，于是小友也渐渐将澟子视为家人。小友、澟子、牧生的三人生活在凛子母亲回家以后只能告结；临别时，凛子送给小友自己亲手编织的毛线“御守”。经过和凛子的共同生活后成长了的小友，这次为了要支持母亲，回归了和母亲的两人家庭。

通过跨性别这种一般人眼中不“正常”的角色，反问“正常是什么”，在这部电影里，处处埋设了这样的机关，让观众能因此察觉到自己内在的“标签”和“成见”。

例如，凛子在窗前眺望的场景，我们跟着镜头看她眺望窗外时看到附近邻居悬挂的鲤鱼旗的这一幕。鲤鱼旗从上到下的顺序是“青色鲤鱼=父亲”、“红色鲤鱼=母亲”“小鲤鱼=孩子”，空中飘扬着的鲤鱼旗是很传统的日本意象。但是，那是以父亲为家长，母亲和孩子在其下的样貌，是不容许任何差错的家族形态。

然而，第二天凛子为小友做了便当，里面放着的却是同样大小，同样颜色的三个鲤鱼旗形状的小香肠，在那里，没有性别差异，没有大人和小孩的区别，也没有上下关系。

有一幕是跨性别的凛子的母亲（田中美佐子饰）对小友说话的场景。

“即使妳是小孩子，要是妳伤害了我的女儿我也绝不饶妳！”

乍看好像是不太成熟的发言，但其实可以说她是用对等的视线和孩子说话。因为凛子的母亲不是那种会说出“小孩子啦没办法”的人，她也不会硬性规定男生就该怎么样，能柔软地理解孩子青春期时身体与认同分裂的痛苦；凛子母亲不仅买了胸罩给澟子，还为她编织出里头的“胸部”。

就像电影的标题，这个作品的主题是编织品。而这部电影本身也是一个编织品。“棒针”的编织法，有平针、低针、高低针。“钩针”的话，有短针、长针。两者的基本编法只有几种，但经由这些单纯动作的重复，可以创造出各种设计的织品。LGBT 是上针，亲子的形态是下针。那里所描绘的亲子关系的形态，也不是只有一种。就如同食、衣、住等是简单的生活元素，但日积月累编织出来的，是极为复杂的亲子关系。

• 没有固定的工作和生活，对自己的小孩也不负责任的小友妈妈。

• 把男同性恋孩子逼到自杀未遂绝境的母亲。

• 把对离家丈夫的恨意都织到衣服里，让女儿穿上那些衣服的严厉教养的母亲。

• 接受生错性别的孩子，并且温柔帮助她的母亲。

•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如同亲生一般满溢爱情，送他出社会的母亲。

母子关系的多样性，也传承到下个世代。孩子成为母亲，母亲成为孩子，多彩的织品连绵不绝，首尾相续如永远的莫比乌斯带。

宛如双生的台湾电影《我和我的T妈妈》

亲子关系很有趣，本来以为年轻时埋藏在心里深处、好像都解决了的问题，随着年纪渐长，却如亡灵般让人痛苦，徘徊不去。而之所以不能再继续压抑的原因，或许正是因为心灵的成长，我们获得了正视过往避而不谈的问题的勇气。

我在电影放映会看了《我和我的T妈妈》这部纪录片（黄惠侦导演，54分钟），描写的是导演的母亲和家人们。导演把《我和我的T妈妈》编辑为89分钟的长版《日常对话》（Small Talk）纪录短片，预计将于4月14日起在台湾正式上映。

“T”是“Tomboy”的简称，在台湾指的是女同志里的踢（たち）的角色。如同《我和我的T妈妈》片名所示，导演的妈妈，也就是本片主角的“T妈妈”，是位女同志，从小就喜欢同性，但因为娘家是乡下农家，不能接受她的性倾向，就听家人的意见出嫁了。虽然T妈妈生了两个女儿，但受不了丈夫的家暴，带了两个女儿离家出走到台北。之后自学丧礼时牵亡魂的技术，以此谋生，女儿们也跟着她一起工作。也因为这样，黄导演在小学三年级以后，就没有继续上学。

逃出丈夫家以后，T妈妈不太隐瞒自己的性向，她把头发剃得短短的，polo衫塞到男生裤装里。谈了很多次恋爱，也有过好几个女朋友。孙女们问过阿嬷：“阿嬷是男生还是女生？”阿嬷回答：“当然是女的啦。”在这里我们看得到家人之间坦率的亲近与理解。

但黄导和母亲之间不是这样的。长期以来，她感受到和母亲之间的巨大隔阂。为了避免泄漏剧情，这里我们不说最主要的原因，但在黄导演的影像里，她纪录了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凝视并面对横在母女间的鸿沟。

片中处处交织着T妈妈“牵亡魂”的影像。“牵亡魂”这种吊慰生者，导引死者到黄泉之路（中文说“超渡”）的工作，是台湾独有的职业，日本并没有。电影里随着死者被“供养”的过程，也“供养”了长期以来导演对母亲的郁屈的心思，影像诉说了导演的心念如何被超渡，母女关系得以再生的过程。

也就是说，这部纪录片和《当他们认织编织时》一样，是由性少数问题和亲子关系的经纬所编织而成。

奇妙的是，两部作品都在今年柏林影展夺得颁给 LGBT 作品的泰迪熊奖，不管是日本电影或台湾电影，都是初次创举。《当他们认真编织时》和《日常对话》宛如在日台两处相异的土地上长出的双胞胎。所以我看完这两部片时，心里感慨很深。

《日常对话》的黄导演和《当他们认真编织时》的荻上导演都是家有幼儿的母亲，这应该不只是单纯的偶然。因为自身和孩子的关系，帮助她从只是被动的“承受”，升华到可以接纳能够原谅的“接受”。有趣的是，两部电影都用“供养”来表现出从“承受”到“接受”的机制，所谓的供养，一方面是献祭给“死者”的仪式，同时也是让生者得以在人间重生的仪式。

台湾和日本在性别意识上的差异和“手艺”

我也曾经有过编织的时期。

当时的我，被男朋友劈腿，谈着痛苦的恋爱。说有多痛苦呢？差不多是得了圆形秃那样的痛苦。那时我在读艺术大学，所以要做作品，不知为什么，最激发我的创作欲的，就是编织和裁缝。

人们都有各自发泄痛苦或疗愈自己的祈愿物，对女性而言，长期以来，“手艺”（手工艺）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手段。18世纪的小说家珍奥斯汀（Jane Austen），如同拼布般织出人类心灵的声音，写出了长篇小说。无法在社会上活跃的女性们，因为不回家的丈夫或是缺乏理解的家人，又或者是经济上的困难等等委屈，女性们投身于编织、拼布、剌绣、蕾丝等编织的“手艺”中。

在《当他们认真编织时》里，凛子或小友的祖母，也在毛线里丢出无法排遣的愤怒和恨意，这也使人想起手艺的历史。

女性的压抑和手艺的关系，要说起来的话，我想着眼于日本与台湾之间，虽然极为相似却又无法忽视的巨大差异。

通过拍摄纪录片，黄导演想“供养”的对象是她幼年的痛苦记忆；与此相对，《当他们认真编织时》所要供养的对象，是凛子的“男性”。牧生和小友一起帮忙织出了各种颜色的毛线“阳具”塔，三个人一起在海边烧掉阳具塔的景象是很深刻的场景。

外表上的各种手术虽然已经结束了，但凛子始终没下定决心把户籍变更为女性。他想编出和108个烦恼同样数字的108个男性阳具，烧化它们来做为供养，这也是他给自己的一个分水岭，澟子希望在那之后，她在户籍上可以成为女性，和牧生结婚入籍，然后领养小友。虽然动了手术，但凛子之所以执着在阳具和户籍的理由，可能有点难理解，不过我和开头提到的跨性朋友讨论后，终于稍微能够明白了。

我也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思考。

将天生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加上人为的手术，可能是其中一个踌躇的理由。再进一步，像日本这样明显是“女性附属于男性”的社会里，舍弃男性性器／男性户籍，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冒着极高风险的，《当他们认真编织时》正暗示了这种深植于日本人心中的潜意识。

所以，在《当他们认真编织时》里，不管编织或是料理，凛子体现出的“女孩样”主题，也可说是被“贤妻良母”幻想所束缚的，非常日本的形象。台湾并“不是”日本那般的男性优越社会，也体现在亚洲社会排比中非常突出的就业率。实际上，我周围的台湾女性，大多数也从男性视线所要求的“女生就要像个女生”的幻想中解放了，她们不需要用“女孩样”当卖点，活得比日本女性更自由。和日本相比之下，台湾做手艺的人比较少，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呢？

现在在台湾，几乎“撕裂社会”的同性婚姻立法问题，以及台湾社会上对LGBT问题的高度关心，也是因为台湾性别意识的先进吧？台湾与日本在性别意识上确实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多样性的光谱

黄导演的母亲非自愿地踏入婚姻，结果生了两个女儿，也抱了孙子。电影中她虽然否定了“结婚”或“家族”，但也可以看到她疼爱孙子的样子。这里面充满许多矛盾。

在电影的最后，家人们全部聚在餐厅里庆贺黄妈妈的生日，也拍了大合照。虽然否认自己的性别和婚姻制度，但在社会这个水平面上，她和家人仿佛一滴墨水坠入其中，扩散出大大的波纹。我看着那个画面，因为墨水晕出的大理石纹路的美丽而不禁泫然。这中间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在其中灰色光谱的层次越多，墨汁的流动就越加美丽。社会的多元，就如同水墨光谱般可以渲染出复杂美丽的纹理吧，我再次这样感觉。

现在台湾上映中的《当他们认真编织时》和4月14日上映的《日常对话》。剧情片与纪录片。完全不同风格的女导演。这两部作品像是相同的纯麦，在日本和台湾这两个不同的酒樽里，熟成出两种风格相异的威士忌。我不禁祈愿，希望有更多人能品味这两种芳香，能想像性别与家族关系下多元光谱的美好世界。

（栖来ひかり╱栖来光，自由撰稿人，著有《在台湾寻找Y字路》（台北：玉山社，2017），定居台北十年的日本人）

注：现在上映中的《日常对话》，为导演重新编辑版，与《我与我的T妈妈》的结局有所不同。

原文刊载于 Taisuki Café 网站，经作者同意授权 Taisuki Café 翻译，并授权端传媒编修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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