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當他們認真編織時》與《日常對話》，日本和台灣編出的「供養」

「17歲進入青春期以後，我無法接受自己的陽具，大概有一年沒辦法直視自己的雙腿之間。」

一位跨性別好友，曾經跟我說過這種話。

跨性別在日本，被稱為「ニューハーフ」或「オネエ」，乍看好像得到某種公民權一樣，實際上，我們很少聽到市井中一般人的真實意見。即使在 LGBT 的概念較為先進的台灣，跨性別在性少數中也是「弱勢裏的弱勢」。日本雖然因為娛樂產業對跨性別大肆消費的緣故，跨性別的知名度不低，但要說到「理解」，我想還是為時尚早。

日本電影《當他們認真編織時》中的跨性別

「也有不動手術就活不下去的人，跨性別中，個體差異很大。我是沒到那麼急迫的地步。」

「出生時是男性，所以接受自己的身體也是必要的修行啊。」

「和動了手術，怎麼看都是女生的朋友見面時羨慕得不得了。」

「在路上散步時，發現映在櫥窗上的自己是男生的樣子，就很消沉。」

以《海鷗食堂》（2006）、《眼鏡》（2007）享譽國際的荻上直子，她導演的新片《當他們認真編織時》（彼らが本気で編むときは、），讓我想起那個朋友跟我說過的話。這部電影，就是這樣編織起一個又一個的情節，傳達出導演經過綿密取材與思考後的溫柔感觸。

和母親（ミムラ飾）住在一起的小友，因為母親離家出走不知去向，投靠舅舅牧生（桐谷健太飾）。舅舅告訴小友：「我現在和某人住在一起。」小友在舅舅家見到舅舅的情人凜子（生田斗真飾），是動了性別轉換手術的跨性別（MTF）。

一開始，小友有點不知道要怎麼和澟子相處，「她」出生時是男性，但日常生活裏完全是女性的樣子。但凜子為小友所付出的愛，讓小友越來越理解澟子原來和自己並無二致，共享相同的喜怒哀樂，於是小友也漸漸將澟子視為家人。小友、澟子、牧生的三人生活在凜子母親回家以後只能告結；臨別時，凜子送給小友自己親手編織的毛線「御守」。經過和凜子的共同生活後成長了的小友，這次為了要支持母親，回歸了和母親的兩人家庭。

通過跨性別這種一般人眼中不「正常」的角色，反問「正常是什麼」，在這部電影裏，處處埋設了這樣的機關，讓觀眾能因此察覺到自己內在的「標籤」和「成見」。

例如，凜子在窗前眺望的場景，我們跟着鏡頭看她眺望窗外時看到附近鄰居懸掛的鯉魚旗的這一幕。鯉魚旗從上到下的順序是「青色鯉魚=父親」、「紅色鯉魚=母親」「小鯉魚=孩子」，空中飄揚着的鯉魚旗是很傳統的日本意象。但是，那是以父親為家長，母親和孩子在其下的樣貌，是不容許任何差錯的家族形態。

然而，第二天凜子為小友做了便當，裏面放着的卻是同樣大小，同樣顏色的三個鯉魚旗形狀的小香腸，在那裏，沒有性別差異，沒有大人和小孩的區別，也沒有上下關係。

有一幕是跨性別的凛子的母親（田中美佐子飾）對小友說話的場景。

「即使妳是小孩子，要是妳傷害了我的女兒我也絕不饒妳！」

乍看好像是不太成熟的發言，但其實可以說她是用對等的視線和孩子說話。因為凜子的母親不是那種會說出「小孩子啦沒辦法」的人，她也不會硬性規定男生就該怎麼樣，能柔軟地理解孩子青春期時身體與認同分裂的痛苦；凜子母親不僅買了胸罩給澟子，還為她編織出裏頭的「胸部」。

就像電影的標題，這個作品的主題是編織品。而這部電影本身也是一個編織品。「棒針」的編織法，有平針、低針、高低針。「鉤針」的話，有短針、長針。兩者的基本編法只有幾種，但經由這些單純動作的重複，可以創造出各種設計的織品。LGBT 是上針，親子的形態是下針。那裏所描繪的親子關係的形態，也不是只有一種。就如同食、衣、住等是簡單的生活元素，但日積月累編織出來的，是極為複雜的親子關係。

• 沒有固定的工作和生活，對自己的小孩也不負責任的小友媽媽。

• 把男同性戀孩子逼到自殺未遂絕境的母親。

• 把對離家丈夫的恨意都織到衣服裏，讓女兒穿上那些衣服的嚴厲教養的母親。

• 接受生錯性別的孩子，並且溫柔幫助她的母親。

• 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如同親生一般滿溢愛情，送他出社會的母親。

母子關係的多樣性，也傳承到下個世代。孩子成為母親，母親成為孩子，多彩的織品連綿不絕，首尾相續如永遠的莫比烏斯帶。

宛如雙生的台灣電影《我和我的T媽媽》

親子關係很有趣，本來以為年輕時埋藏在心裏深處、好像都解決了的問題，隨着年紀漸長，卻如亡靈般讓人痛苦，徘徊不去。而之所以不能再繼續壓抑的原因，或許正是因為心靈的成長，我們獲得了正視過往避而不談的問題的勇氣。

我在電影放映會看了《我和我的T媽媽》這部紀錄片（黃惠偵導演，54分鐘），描寫的是導演的母親和家人們。導演把《我和我的T媽媽》編輯為89分鐘的長版《日常對話》（Small Talk）紀錄短片，預計將於4月14日起在台灣正式上映。

「T」是「Tomboy」的簡稱，在台灣指的是女同志裏的踢（たち）的角色。如同《我和我的T媽媽》片名所示，導演的媽媽，也就是本片主角的「T媽媽」，是位女同志，從小就喜歡同性，但因為娘家是鄉下農家，不能接受她的性傾向，就聽家人的意見出嫁了。雖然T媽媽生了兩個女兒，但受不了丈夫的家暴，帶了兩個女兒離家出走到台北。之後自學喪禮時牽亡魂的技術，以此謀生，女兒們也跟着她一起工作。也因為這樣，黃導演在小學三年級以後，就沒有繼續上學。

逃出丈夫家以後，T媽媽不太隱瞞自己的性向，她把頭髮剃得短短的，polo衫塞到男生褲裝裏。談了很多次戀愛，也有過好幾個女朋友。孫女們問過阿嬤：「阿嬤是男生還是女生？」阿嬤回答：「當然是女的啦。」在這裏我們看得到家人之間坦率的親近與理解。

但黃導和母親之間不是這樣的。長期以來，她感受到和母親之間的巨大隔閡。為了避免洩漏劇情，這裏我們不說最主要的原因，但在黃導演的影像裏，她紀錄了母親是什麼樣的人，凝視並面對橫在母女間的鴻溝。

片中處處交織着T媽媽「牽亡魂」的影像。「牽亡魂」這種弔慰生者，導引死者到黃泉之路（中文說「超渡」）的工作，是台灣獨有的職業，日本並沒有。電影裏隨着死者被「供養」的過程，也「供養」了長期以來導演對母親的鬱屈的心思，影像訴說了導演的心念如何被超渡，母女關係得以再生的過程。

也就是說，這部紀錄片和《當他們認織編織時》一樣，是由性少數問題和親子關係的經緯所編織而成。

奇妙的是，兩部作品都在今年柏林影展奪得頒給 LGBT 作品的泰迪熊獎，不管是日本電影或台灣電影，都是初次創舉。《當他們認真編織時》和《日常對話》宛如在日台兩處相異的土地上長出的雙胞胎。所以我看完這兩部片時，心裏感慨很深。

《日常對話》的黃導演和《當他們認真編織時》的荻上導演都是家有幼兒的母親，這應該不只是單純的偶然。因為自身和孩子的關係，幫助她從只是被動的「承受」，昇華到可以接納能夠原諒的「接受」。有趣的是，兩部電影都用「供養」來表現出從「承受」到「接受」的機制，所謂的供養，一方面是獻祭給「死者」的儀式，同時也是讓生者得以在人間重生的儀式。

台灣和日本在性別意識上的差異和「手藝」

我也曾經有過編織的時期。

當時的我，被男朋友劈腿，談着痛苦的戀愛。說有多痛苦呢？差不多是得了圓形禿那樣的痛苦。那時我在讀藝術大學，所以要做作品，不知為什麼，最激發我的創作欲的，就是編織和裁縫。

人們都有各自發洩痛苦或療癒自己的祈願物，對女性而言，長期以來，「手藝」（手工藝）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手段。18世紀的小說家珍奧斯汀（Jane Austen），如同拼布般織出人類心靈的聲音，寫出了長篇小說。無法在社會上活躍的女性們，因為不回家的丈夫或是缺乏理解的家人，又或者是經濟上的困難等等委屈，女性們投身於編織、拼布、剌繡、蕾絲等編織的「手藝」中。

在《當他們認真編織時》裏，凜子或小友的祖母，也在毛線裏丟出無法排遣的憤怒和恨意，這也使人想起手藝的歷史。

女性的壓抑和手藝的關係，要說起來的話，我想着眼於日本與台灣之間，雖然極為相似卻又無法忽視的巨大差異。

通過拍攝紀錄片，黃導演想「供養」的對象是她幼年的痛苦記憶；與此相對，《當他們認真編織時》所要供養的對象，是凜子的「男性」。牧生和小友一起幫忙織出了各種顏色的毛線「陽具」塔，三個人一起在海邊燒掉陽具塔的景象是很深刻的場景。

外表上的各種手術雖然已經結束了，但凜子始終沒下定決心把戶籍變更為女性。他想編出和108個煩惱同樣數字的108個男性陽具，燒化它們來做為供養，這也是他給自己的一個分水嶺，澟子希望在那之後，她在戶籍上可以成為女性，和牧生結婚入籍，然後領養小友。雖然動了手術，但凜子之所以執着在陽具和戶籍的理由，可能有點難理解，不過我和開頭提到的跨性朋友討論後，終於稍微能夠明白了。

我也試着用自己的方式思考。

將天生受之父母的身體髮膚加上人為的手術，可能是其中一個躊躇的理由。再進一步，像日本這樣明顯是「女性附屬於男性」的社會裏，捨棄男性性器／男性戶籍，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冒着極高風險的，《當他們認真編織時》正暗示了這種深植於日本人心中的潛意識。

所以，在《當他們認真編織時》裏，不管編織或是料理，凜子體現出的「女孩樣」主題，也可說是被「賢妻良母」幻想所束縛的，非常日本的形象。台灣並「不是」日本那般的男性優越社會，也體現在亞洲社會排比中非常突出的就業率。實際上，我周圍的台灣女性，大多數也從男性視線所要求的「女生就要像個女生」的幻想中解放了，她們不需要用「女孩樣」當賣點，活得比日本女性更自由。和日本相比之下，台灣做手藝的人比較少，是不是就因為這樣呢？

現在在台灣，幾乎「撕裂社會」的同性婚姻立法問題，以及台灣社會上對LGBT問題的高度關心，也是因為台灣性別意識的先進吧？台灣與日本在性別意識上確實存在相當大的距離。

多樣性的光譜

黃導演的母親非自願地踏入婚姻，結果生了兩個女兒，也抱了孫子。電影中她雖然否定了「結婚」或「家族」，但也可以看到她疼愛孫子的樣子。這裏面充滿許多矛盾。

在電影的最後，家人們全部聚在餐廳裏慶賀黃媽媽的生日，也拍了大合照。雖然否認自己的性別和婚姻制度，但在社會這個水平面上，她和家人彷彿一滴墨水墜入其中，擴散出大大的波紋。我看着那個畫面，因為墨水暈出的大理石紋路的美麗而不禁泫然。這中間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題，在其中灰色光譜的層次越多，墨汁的流動就越加美麗。社會的多元，就如同水墨光譜般可以渲染出複雜美麗的紋理吧，我再次這樣感覺。

現在台灣上映中的《當他們認真編織時》和4月14日上映的《日常對話》。劇情片與紀錄片。完全不同風格的女導演。這兩部作品像是相同的純麥，在日本和台灣這兩個不同的酒樽裏，熟成出兩種風格相異的威士忌。我不禁祈願，希望有更多人能品味這兩種芳香，能想像性別與家族關係下多元光譜的美好世界。

（栖来ひかり╱栖来光，自由撰稿人，著有《在台灣尋找Y字路》（台北：玉山社，2017），定居台北十年的日本人）

註：現在上映中的《日常對話》，為導演重新編輯版，與《我與我的T媽媽》的結局有所不同。

原文刊載於 Taisuki Café 網站，經作者同意授權 Taisuki Café 翻譯，並授權端傳媒編修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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