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8日，美韓正式宣布為因應北韓的導彈威脅，將在南韓引進和部署美製高空末段反導系統 THAAD，即中文簡稱的薩德系統。2017年3月7日，該系統首批裝備已經空運進入南韓，開始實際部署。
自美韓宣布部署薩德系統始，中國官方持續發表了高調的反對意見，中方反對的主要理由是：因為該系統的監控和導引雷達作用範圍覆蓋中國和俄羅斯領土，該系統的打擊單元對中俄彈道導彈構成威脅，因此破壞了亞太的戰略均衡。非常令人不解的是，這是明顯由美方主導的軍事部署行動，但無論中國外交部門，還是媒體及部分狂熱的公眾，都一致地把反對的矛頭指向部署國南韓，針對南韓展開持續的施壓活動，乃至近日演化成騷擾南韓在華商家的街頭行動。
仔細分析中國的反對論述，其中不能令人信服之處甚多。薩德系統的反導能力固然先進，但對象是中俄這樣擁有多種先進戰略打擊武器的大國，並不能構成實質上的能力抵消，而且，熟悉美國亞太反導布局的人們都知道，性能類似薩德的美製反導系統，早已在日本和台灣地區部署，包括本次被反對者視為最具威脅力的遠程警戒雷達。自小布殊（小布希）政府以來，美國在亞太推行反導同盟網絡的雄心和措置早已世人皆知，實為陽謀。值得注意的是，當此特朗普（川普）政府上任伊始，中國對美政策顯示了很大耐心與剋制，本次反對薩德的政策，針對南韓而非美國；因此，中國反對薩德的動力不是從薩德的軍事與作戰效能入手，而是另有政策與政治的考量。
北韓為中國近鄰，雙方不時宣揚兩國關係的友好。但令世人皆感尷尬的是，儘管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北韓核問題初起時，即宣布了半島無核化的政策總目標，並為此展開以六方會談為主要內涵的多邊外交行動，但北韓多年來一意孤行，完全違背中國意志，加緊追求擁核目標，並展開配套火箭和導彈試驗。就在中方反薩德聲浪最高的近期，北韓連續試射多枚彈道導彈，徹底摧毀了中國反薩德部署政策的事實基礎。
這些事態意味着，中國一直以北韓核問題作為亞太戰略博弈重要籌碼，進而樹立在東北亞問題上主導地位的意圖徹底落空，徹底失去在北韓核問題和半島問題上主導權；因此，簡單來說，中方本次反韓不反美的反薩德政策，實際是重奪外交主導權的努力。
中國一直宣稱，北韓核問題是半島軍事緊張對峙事態的一部分，因而是美國和北韓之間的問題，但由於北韓核試和導彈試射距離中國比鄰地區極為貼近，而其核技術的不成熟與運作安全問題，將直接給中國東北地區帶來立即而難以設想的輻射威脅。因此，在事態失控的當下，過去保持強烈保持超然的政策已經帶來越來越大的內部輿論壓力。因此，以中國歷來的經濟壓力思維，選擇與中國有深厚經貿利益關係的南韓作為施壓對象，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選擇。
如此，薩德才意外地從一個地區軍事問題變成了中國-南韓關係問題。南韓是否能接受中方壓力，杯葛乃至取消部署薩德，成了中國對周邊國家威信和影響力的壓力測試試題。這才能解釋部署開始後，中國的極度威脅言論。
薩德與中國全球戰略
薩德因北韓非法擁核與導彈而來，而中國官方歷來表明，在半島事務中的最高政策目標除無核化之外，最重要的另一點為維持和平。這使得中國陷入同時追求相沖突的雙重目標的困境。
北韓加緊試射導彈，除作為對實戰色彩日漸濃厚的美韓年度演習的回應之外，非常重要的一個意圖，是為了使其自稱的核能力盡快演化為更可信的戰略威懾力，為此，北韓必須追求射程更遠的洲際彈頭投送工具，即更大功率的火箭載具。而其核武發展為射程可以到達北美大陸的洲際戰略打擊兵器，這是美國絕不能接受的紅線。換言之，隨着北韓導彈科技的不停進展，半島發生最嚴重的最後軍事攤牌的倒計時正在危險地飛快運行。因此，中國反薩德而不公開反對北韓試射導彈，這意味着在局勢失控的目前環境下，中國在無核化和半島危險和平的兩個目標之間，無奈地選擇了後者。
何以如此？因為縱觀歷來中國對北韓核問題政策，政策思維一直為一種深深的亞太中美對等博弈的所謂大國戰略觀念所支配。在全球打擊的安全環境下，北韓失去了作為軍事緩衝區的作用，但由於中國近年日益加強的中美戰略博弈信念，中國決策者認為，北韓核問題的存在，構成了對美國亞太戰略的牽制，因而也意味着中國戰略壓力的減緩。這一思維，在傳統意識形態和歷史記憶的增強下，在國內日益復舊的話語氛圍中，非常容易獲得回應和支持。
中國-南韓建交後，雙方經貿與產業合作程度廣大，在從菲律賓南海爭端到本次反薩德政策中，人們都不難發現中國運用經濟利益作為槓桿，以構建外交格局的努力。
特朗普政府實行重商主義的內向政策，中國認為這是在全球經濟領域前進，進而擴大全球領導力的機會。中國最高領導人在不久前的達沃斯論壇上關於堅持自由貿易的宣示，已經顯示了含蓄的有關意圖，而中國國內，則有學者和媒體則毫不諱言地宣稱，中國應接過美國卸責的全球領導；所以，對南韓的薩德施壓並不是心血來潮的即興之舉，而是中國大戰略思維中與美國隔空爭奪全球領導力的計劃的一部分——如果擁有在華重大經貿利益的南韓尚且不能馴服，則地區和全球的經濟，乃至政治領導力有從何談起？
如此，本來不應成為嚴重問題的薩德問題，成了勢在必得的外交戰役。也可以說，對韓施壓和地區經濟聯繫成了中國對美博弈的間接路線戰略工具。
從中國的決策體制看，外交歷來是最高領導人控制的絕對領域。可以斷言，冒着徹底影響中韓關係風險的本次反薩德政策和實踐，並非職能部門的例行作業，而只能是出自最高決策者權衡和思慮的決定。這也解釋了共青團，地方政府，軍方和外交部門投入反薩德政策的力度與熱情。這些互不統屬的體系能協調行動，絕不可能是不約而同，只能是出自執行最高決策的協調安排。
所以，本來薩德回合，在實質上構成了中美最高決策者在軍事性地區事務中的第一次過手。美國不顧中國強烈反對，加速部署該系統，這表明特朗普繼承了奧巴馬政府的有關政策遺產，即不將反導問題納入中美協商與溝通的渠道，並且表現出更傲慢的對華姿態，這勢必給未來中美戰略對話和軍事交流帶來心理與姿態上的優勢，而可以預期的是，中國對此的回應，只能是加速建設戰略打擊兵器的升級換代，並針對性進行有關試射和試驗。因此，薩德回合的結果和走向，無疑會給未來幾年的中美戰略關係蒙上第一塊陰影。
中國半島政策面臨更新
薩德部署顯示了中國在北韓核問題及整個半島事務中的真正困境。中國既不能有效影響北韓的核武與導彈計劃，也不能通過經貿與商業利益槓桿壓服南韓，更在全球面前展示了對美國亞太軍事主動的毫無辦法。
這一困境更形突出的是，由於薩德入韓，半島軍事態勢發生了極危險的變化，南北軍事對峙從過去的一般對抗，急劇轉向以核背景下的導彈戰與反導作戰為焦點的形式。北韓已擁有相當數量的核材料儲備，更有多型號具備中程打擊能力的導彈武器的儲備。歷次試射表明，北韓有能力對日韓目標進行導彈攻擊，而回顧自第一次海灣戰爭後美國、以色列等國家的反導作戰實戰情況，可以斷言，當導彈威脅達到臨界臨戰的狀態，反導最有效的戰法，必然是複合火力實施的先制精確打擊，輔助以特種軟硬信息化攻擊和特種作戰攻擊。
在美國近年展示的實戰與演練中，人們已經看到美軍已完全具備這種能力，而阻止美國在半島施展這種能力的唯一因素，並不是北韓的曖昧威懾能力，而是北韓核材料泄漏對周邊國家的危險。這種投鼠忌器效應，使對北韓的外科手術打擊無法獲得中俄日韓的支持，但這種阻止，以北韓不獲得洲際打擊能力和不進入最後瘋狂為限度。
換言之，中國目前的北韓核問題與半島政策，已經面臨不得不改弦更張，另作妙算。中國雖暫時選擇引鴆止渴似的，以反薩德為優先的政策，但這只是贏得時間的臨時措置。隨着半島導彈威脅與反導作戰態勢升級，半島最後時刻逼近，中國勢必要重新規劃最壞情況下中國的核心利益目標，而這些目標無論怎樣權衡，都意味着以北韓核問題作為對美外交手段的修正，因為，無論協助美國及其盟友，加大對朝制裁力度，以促進無核化，還是放任事態，直到導彈打響，中國都不得不在半島問題上展開與美國更真誠的合作。特別是，考慮到特朗普的準列根（雷根）風格，以及中國對美經貿關係的未來困難，中國在北韓核問題和半島問題上轉採對美更少對抗色彩的政策，都是必須的，也是唯一的選擇。
中國對北韓核問題的政策，將更加和半島政策融合，中國將不得不嚴肅地從南方主導半島統一的視角，審視自己的未來政策目標，這些目標首要的是：萬一半島發生不測事態，中國不會因北韓核材料或武器泄漏造成損害，不會因難民等問題對相鄰地區造成衝擊，最後，不論未來統一進程的國際博弈如何展開，中國能確保在有關議程上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要確保這些目標，則意味着目前以南北分裂長期化為前提制定的北韓核問題與半島政策必須轉向。如不做這樣的轉向，那就意味着在日新月異的半島最後時刻，中國很可能成為最熱心，卻利益無人照管的局外人。這當然是任何中國領導者都不會樂於見到的局面，也是美韓及其盟友不願面對的最大不確定性。
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次薩德危機的中國國內喧囂，對前途並無重大影響，也許是中國此前政策失敗的一種感情宣泄，而宣泄之後，中國終將面對新的現實：中國既無力在美國全球反導戰略環境下重啟美蘇冷戰，北韓也非昔日蘇聯領導下的華約國家，南韓更非導彈危機時代的古巴可比擬，因此，重塑中美關係，重新規劃自身在後六方會談時代的北韓核問題與半島問題上的席位，這是目前危機下一步中國唯一可預期的選擇，無論此種政策轉向與中國此前的政策宣示有多大不同。
而從歷史上看，當中國對美政策出現轉向，則中國-南韓關係也自會迅速消除本次薩德問題帶來的不快。至於目前中國政策話語環境下對美政策變化連帶的內政方面的影響，牽涉到中國目前大戰略理念下內外政策的關係問題，那就是一言難盡的另一個話題了，但熟悉1970年代中美和解時情形的人，並非不能設想。
（趙楚，軍事戰略問題學者，原《國際展望》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