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 ] 中國「反右運動」六十週年，紀錄片導演、學者艾曉明的作品《夾邊溝祭事》也完成了。它記錄了六十年前那場瘋狂運動，1957年，中國當局將三千多人劃為右派、反革命和反黨分子，送到甘肅酒泉夾邊溝農場勞教。截至1960年，前後三年的勞教過程中，2000多人死於虐待和飢餓，最後只有幾百人倖存。2014年起，導演採訪了目前已不多的夾邊溝倖存者、遇難者的子女，當年的管教幹部及後代，聽他們講述往事，從不同角度瞭解勞教與大飢荒成因，這部影片將於2月25日公映，希望邀請觀眾一起思考：為什麼倖存者堅持紀念亡靈，而他們的心願卻仍舊不被政府容許實現。
公開放映前夕，同為紀錄片導演的曾金燕邀請導演艾曉明、紀錄片導演聞海，與毛澤東研究者蔡崇國，一同討論拍攝紀錄片的困難與意義。
曾 = 曾金燕
黃 = 黃文海（聞海）
艾 = 艾曉明
蔡 = 蔡崇國
用文學的細膩搶救歷史見證
曾：2014年起，艾曉明老師開始採訪、拍攝夾邊溝農場的倖存者和家屬，完成紀錄片《夾邊溝祭事》首個版本，成片五集，片長六小時十五分鐘。黃勇梳理了2001至2006年之間「夾邊溝」右派勞教相關的文學書寫，其中公眾瞭解較多的是楊顯惠的告別夾邊溝系列作品和和鳳鳴的自傳。關於夾邊溝勞教農場的影像記錄，比較重要的有王兵導演的紀錄片《和鳳鳴》，也就是和鳳鳴一個人在影片中從頭到尾自述個人右派經歷。王兵還根據楊顯惠的報告文學《夾邊溝記事》做了一個劇情片《夾邊溝》。實際上他還拍攝了有關夾邊溝事件的大量紀錄片素材。但目前還沒有看到他關於這個題材的其他紀錄片。
夾邊溝祭事
Jiabiangou Elegy: Life and Death of the Rightists
導演、拍攝、剪輯：艾曉明
片長：375分鐘（5集）
發布：2017年
黃：對。還沒有剪輯出來，據說有幾百個小時的素材。但寫夾邊溝你肯定不能迴避王兵。現在國際上對夾邊溝農場右派死亡悲劇的瞭解，主要是通過王兵的劇情片《夾邊溝》。2010年，影片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作為「驚喜之作」首映。我當時看完《夾邊溝》後印象很好，這電影還是應該在院線大螢幕放映。王兵是用極簡的方法表現夾邊溝。總的感覺像一個人穿越時空隧道回到夾邊溝拍攝了一部當時事件的紀錄片。現在回看覺得還是有些單薄。年青演員的表演沒有將人物立住。那個演上海女人的演員一哭就露怯了。王兵最好的影片還是他的紀錄片。
我看過一些他拍的夾邊溝素材，有時一個鏡頭就靜靜的拍一片荒涼的鹽鹼地，非常的漫長，在大螢幕上可以看到地上散落的骨頭，偶爾露出來。我沒有看過王兵關於夾邊溝的訪談，不知訪談到什麼程度，因為他的拍攝大部分時間是不提問的。我比較期待這個作品，但不太清楚現在是什麼具體情況，應該和艾曉明的作品完全不一樣。
曾：你覺得艾曉明影像方面不一樣的東西在哪裏？
黃：艾曉明是文學系的老師，我也採訪過她，她有一句特別經典的話，就是「文學系推開一道門，就直接到新聞系了」。她的意思是這兩者是互通的。我覺得她的作品有一種很強烈的報導性。她的優勢又在於她是一個學者，再加上紀錄片的在場性，構築了她的紀錄片最凸出的部分。
艾曉明在搶救歷史見證。而且，由於是艾曉明的採訪以及她和這些受害者的關係，讓口述史非常完整、坦率、準確。這些悲慘故事，人吃人的故事，當事人居然全部把它說出來了，毫無保留的將他們掩藏的經歷，最痛苦的隱私全部呈現出來。
她這部《夾邊溝祭事》，我覺得非常好。她與拍攝對象共同的經歷，讓被採訪者對她是完全的放心、坦率。而且她的提問也很到位。在這部影片中，艾曉明在語言敘述上沒有任何的遮掩。那些人吃人的細節，她全部給它呈現出來了。她對這個題材應該是毫無顧忌、毫無保留的，把那些受訪者當時的處境用訪談的方式直接呈現出來。這是影片最讓人震撼的地方。
我個人覺得艾曉明的這部紀錄片，在某種意義上比王兵那個劇情片《夾邊溝》的影響要大。那些當事人，就要死絕了。艾曉明在搶救歷史見證。而且，由於是艾曉明的採訪以及她和這些受害者的關係，讓口述史非常完整、坦率、準確。這些悲慘故事，人吃人的故事，當事人居然全部把它說出來了，毫無保留的將他們掩藏的經歷，最痛苦的隱私全部呈現出來，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點，這是實證。
從影像方面來講，其現場性的東西我們無法去評價，因為它是只此一家，而且它又是很直接的跟那些人（採訪對象）的關係有關，所以她能呈現出現場來。但我不知道艾曉明抽離出她的知識背景來拍一些東西，會呈現一個什麼樣子，我不是特別清楚。
夾邊溝並不遙遠，它的陰影甚至重新籠罩了我們的生活。
艾：黃文海感覺敏銳，是電影創作的內行，總能看到別人優點，我挺感謝。
好多人看作品關心內容，沒有問過技術製作的問題。但是作者本人更多考慮的是怎麼做，故事怎麼講，挑戰性在哪裏；怎麼去解決問題。採訪我的人和我討論到觀點立場，但做片子時，觀念立場只是其中的部分因素。片子要感人，需要視覺語言，要找到方法用畫面來表達。一般的人，不太從這些角度上提問。這和我在創作中經歷和克服的困難不一樣。正如你寫作，難處是在怎樣提問、措辭，完成論辯過程。大量功夫花在提煉和表達思想，使其脫離最初的衝動和混沌狀態。思想必須通過表達而形成論點，在這個艱難過程中突圍。
曾：在創作紀錄片《夾邊溝祭事》中，你如何構思的？這部片子最困難的是什麼呢？
艾：一開始我就想：夾邊溝不是空白，已有一些文字敘事。又有王兵的故事片《夾邊溝》和紀錄片《和鳳鳴》。胡杰也拍過夾邊溝，我聽他說過。別人都做過了的工作，我還要不要做？但我和這個題材的相遇是一個現實處境，你從影片開頭可以看到。我們是今天來祭奠夾邊溝農場死難者的「現在」（present）的人，我們從自己的感受進入夾邊溝，而不是單純地處理一個歷史題材。
隨着片子的拍攝剪輯進展，這個狀態的現實性越來越明確了：夾邊溝並不遙遠，它的陰影甚至重新籠罩了我們的生活。例如，我們今天亦然經歷困境，言論自由受打壓，無辜者被定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至今沒有得到落實，連公開要求人大批准兩個公約的行為都被當做罪證。
如果這是秘密，不能公開討論，那正說明，威脅人們正常生活的力量依然存在。追憶親人、哀思亡者，這原本是人性的正常流露，為什麼要剝奪對受害人的記憶和紀念？
對毛澤東時代那段歷史的評價，是擺在今天的問題。《夾邊溝祭事》的第五集〈魂歸何處〉，其中有一段是建碑（夾邊溝農場右派死難者紀念碑）發起人之一張遂卿先生的情感爆發，他說出了問題要點。他說，從夾邊溝的毀碑揚骨，可以看到文革打砸搶的暴力捲土重來。這就是今天的沙塵暴。這個比喻是一個警號，我們不能不思考，它的危險在哪裏，有多嚴重。夾邊溝死難者的紀念碑被砸了，這是現實也是象徵。象徵當權者阻止人們面對歷史，要遮罩對悲劇成因的探討。專制的問題還在那兒，過去沒有解決，現在依然沒有。
我在這創作中，經歷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我們被阻攔在夾邊溝之外，不允許我們前往右派墳場祭奠遇難者。那段歷史裏彷彿有某種密碼，但當權者不允許解碼。我感到，如果這是秘密，不能公開討論，那正說明，威脅人們正常生活的力量依然存在。追憶親人、哀思亡者，這原本是人性的正常流露，為什麼要剝奪對受害人的記憶和紀念？
這部紀錄片也處理記憶的主題，很多故事存在於親歷者的記憶深處。儘管我也看到，一些人為了生存和晚年的平靜，努力壓抑隱忍；按照意識形態框架去約束自己。有關反右、勞改、饑餓、死亡的記憶，被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約束，變成「娘打孩子」之類的解釋。
這都是對個人記憶的強制性扭曲，只有當人們擺脫這種強制，把個人故事講出來，我們才看到另類歷史。我不是說有一種統一的本質真實，而是個人有親歷的真實。它是這樣備受壓制，以至於找不到語言來表達。
我們要進入那段歷史空白，雖然有了胡杰、王兵等很多影像先行者，但空白還是無邊無際。我們需要去找到個人記憶的語言，讓失傳的故事進入公共敘述。
紀錄真實之難難於自我審查的社會
曾：你剛才也提到做紀錄片的困難，在影像表達方面，你遇到了哪些困難？
艾︰夾邊溝事件發生在五十多年前，我希望觀眾能夠設身處地地想像那時的環境。我是2014年開始拍攝的，前後兩年多時間。而到2017年，就是中國反右的60周年。甘肅酒泉一帶地形地貌有很大變化，夾邊溝也再不是滿目荒涼。它現在是夾邊溝林場所在地。我和我的嚮導、協助者走了很遠的路去拍攝沙漠的原始狀態，包括它在春夏秋冬的不同相貌。沒有這些畫面，片子就成了純粹的訪談錄了。
實地拍攝是基本方法，這方面我們的確有了新的發現，我們去到馬鬃山公婆泉拍攝了勞教遺址，是對夾邊溝記錄的補充。因為一直都沒有人披露過，有一批夾邊溝農場的勞教這被送到了四百公里之外的邊境去煉鐵，很多人人死在那裏。從酒泉過去，有時候跑一天，最後弄到片子裏也不到半分鐘的畫面。我覺得這是影片在視覺意義上的價值，在觀眾看來不過是一個畫面，肯定也不如荷里活拍的好看，但我們是實地採景。也就是說，在做視聽證據方面下了功夫。
曾：在你片子中，有些人物有很強的敘述能力，他們把觀眾帶到當時的生活情境了嗎？
艾：我覺得講述的生動與否，並不必然表明事實如此。重要的是，一個人真誠進入回憶時，我們看到他的生命狀態、人性狀態。這種狀態就是真實。從這個人的言說，觀眾可以感覺和判斷，他的講述是否可信，他如何經歷過去，目睹過怎樣的災難。即使一部紀錄片全部由人物採訪構成，只要採訪夠深入，觀眾還是可以感受到個人故事的重要，會被講述者的內心波瀾吸引。
你要用政治正確的、統治者的立場去解釋，而不是用你自己生命的經驗去解釋。最普遍流行的就是娘打孩子，打錯了，你娘也認錯了，向前看吧。
曾：每個人都有記憶中的真實，你在以前的採訪裏也講了表現真實的問題，對你來說，這個真實究竟是什麼？
艾：我說過，沒有統一的所謂本質真實。真實是每個人的經驗。而講述的情況也不一樣，人們的政治經驗和苦難遭遇，都是個體化的。意識形態總是強化某種解釋，惟權力加持的解釋是安全的，個人憑心而論卻有風險。你要用政治正確的、統治者的立場去解釋，而不是用你自己生命的經驗去解釋。最普遍流行的就是娘打孩子，打錯了，你娘也認錯了，向前看吧。
誰都不是傻子，獨裁者造成的悲劇，當事人都明白。人們依然有顧慮，因為懲罰言論自由的社會機制依然如故。所謂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中國最普遍。社會控制者對人們依然有生殺予奪大權，你若不「愛」他，就沒有安全感，甚至失去基本生存條件。這種情況下，受害者沒有辦法形成自己的主體性。就算「娘打孩子」吧，這話是屏障、安全帽；它也有各種變體。例如悲劇已然過去，不要再提。或者說過去錯誤是局部的，現在已經改正。的確，相比50年代，人們的自由增多了，言論管制遠非50年代那樣嚴酷。但強權控制、一黨專制沒有變，這是社會本質。
還有人用文革的概念來解釋當下的貧富矛盾，寄望於以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改造社會。幽靈從未走遠，這是我的強烈感受。
夾邊溝倖存者都在老去，很多人離公共世界漸遠，有些人在拍攝過程中去世。但通過紀錄片，他們重新發出聲音。這時，每個受訪者依然面對言禁的困擾，要做出講不講、講什麼、講多少的選擇。依然有人說：你把機器關掉，我就告訴你。人們私下裏直言不諱，一旦面對公眾，自我審查機制就會啟動。
夾邊溝農場解散了，但是它的歷史卻沒有結束。2013年末，甘肅蘭州的右派難友發起建立夾邊溝紀念碑，全國各地都有右派老人響應倡導，捐款支持。但這塊碑挺立了兩周時間就被摧毀，公共祭奠成為禁忌。拍攝《夾邊溝祭事》過程中，我一直在跟這種禁忌打交道。所以我認為《夾邊溝祭事》不純屬於歷史題材，它同時是關於當下的。
我們和過去有很多衝突性的對話，現在來看衝突不斷發生。我們以為過去的東西重返現實。如大型紅歌會堂皇開幕，不斷有人為文革招魂。還有人用文革的概念來解釋當下的貧富矛盾，寄望於以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改造社會。幽靈從未走遠，這是我的強烈感受。所以說，《夾邊溝祭事》是關於中國當代社會現狀的討論。展開這個話題也有困難，不像討論猶太人大屠殺——奧斯維辛（於納粹德國時期建造的集中營和滅絕營，位於波蘭南部）已經關閉了，納粹罪行被追究。但我們討論夾邊溝悲劇，如同研究反右等歷史錯誤一樣，都有一個身在其中的困境。
無法用極權的社會語言來言說痛苦
曾：回到紀錄片本身，你的受訪者除了你剛才說的這些困境以外，是不是也有一種語言上的困境？
艾：語言困境不僅僅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文革前當代文學回避苦難，日常生活中，人們也很少把痛苦訴諸語言。毛澤東時代的話語一方面不允許描寫現實缺陷，遑論痛苦的心理情緒，而另一方面則讚美吃苦的態度，要求人們把享受痛苦。所謂吃苦，是革命道德的標誌。我們都受過吃苦教育，以苦為美為樂。古語也有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須苦其心志勞其體膚的說法；問題在於，把痛苦變成整個社會的基本生活方式，這是極權社會特有的。
人必須把這一切捨棄掉，讓共產主義投射到自己的生命，才值得一活。它是這樣的解釋過程，所以人們很少描繪痛苦，而且習慣於迴避。
極權社會抹煞人的基本需求，也蔑視人的興趣愛好。就算生活中充滿痛苦也不能說，像片子裏和鳳鳴教授講到的：你不能說肚子餓，要說了，那就是反對黨的糧食政策。你看一個具體的身體感受，被解釋為反黨罪惡。這個經驗的確有政治對抗性，對抗了謊言。但人們久不言說，也就失去了說的能力。
專制統治者美化痛苦，從而讓人們不計代價去追從他們。專制意志通過烏托邦的道德理想去控制人，這些道德信條包括，生命必須獻給集體、理想、領袖，社會主義制度；否則就沒有價值。生命本身不構成價值。
它不承認個人價值和生命自在自足的意義，人生而俱來的權利在極權話語裏沒有位置。人必須把這一切捨棄掉，讓共產主義投射到自己的生命，才值得一活。它是這樣的解釋過程，所以人們很少描繪痛苦，而且習慣於迴避。當你真的去面對，自我的處境是很難堪的。回顧人的精神扭曲和分裂，陷自我於不能承受的羞辱。這也許是人們不太回憶的一個原因。
曾：談到與當下社會的具體關聯性，你覺得你記錄的真實，跟你的經歷、你的處境有直接關係嗎？
艾：我覺得也有關係也沒有關係。有關係就是說，我也是那個時代的人。我的少年時代跟片中人物有相同經歷。同樣被灌輸那套共產極權話語，同樣崇拜領袖。很快，少年人也就長成政治需要的「革命小將」，狂熱投入文革這場大運動中。雖然說採訪對象年長於我，更準確地說都是前輩，但我們也是同一時代的倖存者和見證人。我對他們的經歷沒有陌生感。就此而言，他們的故事差不多是我自己的故事的上一季。我會直接講出自己的想法，爭取受訪者理解，在他們同意的情況下開機。
如前所述，這不是太難，可能因為我和受訪者是同時代人。50年代是我的兒童時代，我熟悉那個時代，不需要太多提示。再則，我去採訪大飢荒研究者，我們也很容易共鳴。我們的價值觀相通，彼此支持，這不需要解釋。我們都是毛時代的倖存者，那個時代的政治邏輯，過來人都很熟悉。
這可能和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人去採訪不一樣。他們要跨過自己的年代，文革後的一代人其個人經驗也不一樣。80、90年代沒有那麼多物質的貧困，也沒有那麼多階級歧視和政治禁忌。同代人之間的採訪和隔代對話，有點小小區別。更年輕的導演可能採取不同的創作方法。我還沒有嘗試過戲劇化的手法，到目前為止，都是用直接的方式去做的。這也許是我的問題，或者限制。
它沒有敵人創造敵人也要鬥，目的是鞏固極權，壓制不同聲音，在全社會營造恐懼。只有恐懼彌漫，專制才能暢行無阻。
曾：你的紀錄片的「真實」，跟你自己的具體處境有沒有關係，包括你受到24小時不間斷的監控、當局政府工作人員上門要求不要拍此片等等。
艾： 右派被看作異議者，但實際上很多人不是真正的異議者。不少採訪對象講到，只是因為和單位裏的某個領導關係不夠好，或者完全是被人為挑出來湊數，這樣變成敵人。而後被打入社會底層，吃盡苦頭。大量被劃右的人在當時真是熱愛共產黨的，甚至到現在為止，一些人至少口頭上依然說愛黨。覺得他是黨和國家的「自己人」。這樣的遭遇是階級鬥爭的惡果。反右運動和其他政治運動一樣，是以階級鬥爭為原則的。它沒有敵人創造敵人也要鬥，目的是鞏固極權，壓制不同聲音，在全社會營造恐懼。只有恐懼彌漫，專制才能暢行無阻。政治運動就是規訓社會，重塑價值觀，其代價是人的悲劇。
而我們現在說異議者，是指有政治批判的立場。這是自覺意識和行為選擇——知識分子必須秉承批評立場。2008年川震，很多志願者投身到公共服務中。那時，人們有一種想像，覺得參與到公共事務中是可能的。譚作人的判決出來，我還寫了那麼長的辯護文章；即使在那時，自我感覺還可以對話，哪怕是反駁、對抗性的對話，對法庭上的檢察官構成良心壓力。
現在我寫得少，做這部長片就很消耗時間。我也覺得批判需要獨立，不必以體制的反應為出發點。互聯網的興起使人們有了交流思想觀點的平台，繼而意識到公民行為可以推動政府從人治轉向善治。這個認識是公民自我意識很大的突破，因為多年的專制生活使人們畏懼政府，不敢介入公共政治。而孫志剛事件（發生於2003年，指原籍湖北黃岡的孫志剛被廣州市人民政府執法機關以三無人員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間被收容所員工毆打身亡的事件。）帶來的改變，讓維權的概念正面化了。
公民努力可以帶來改變。這個幻想已經被政府行為打破。 現在的政治打壓已經清楚宣告，政府非常強勢，它不需要傾聽，它已經把自身偶像化了。
「公民」的意義在於，公開要求兌現法律上寫入條款的各種權利。公民身分的興起，是在這一意識基礎上。公民和官府的衝突被想像為觀念衝突，是官員壞不是體制壞。維權運動是和平的社會運動，也是公民自我教育和成長的實踐。權力的惡，被想像為是可以對抗的，只要公民的觀念力量（批評、輿論監督）夠強大。
現在看來，這樣的政治想像很幼稚，也受到黨國多年將自身理想化的影響。新公民的想像基於一種溫和的政治理想，就是說統治者能夠回應公民訴求，認識到統治方式的缺陷，進行調整改善。因此，公民努力可以帶來改變。這個幻想已經被政府行為打破。 現在的政治打壓已經清楚宣告，政府非常強勢，它不需要傾聽，它已經把自身偶像化了。過去那種把批評者妖魔化的邏輯也一一重演。
但是公民的理想和運動實踐，培育了大量的社會運動成員。這種社會運動的能量是存在的，消滅社會運動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真實」。
傷痕悲傷的回憶會帶我們走向更善良的社會
曾：當下中國迫切地、廣泛地需要再談夾邊溝勞教農場。但在世界範圍內，《夾邊溝祭事》一類的作品意味着什麼？
蔡：講苦難、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這些苦難，在西方是有着非常久的歷史，20年代，30年代就有，特別是50年代以後。無數的回憶錄、小說描述了蘇聯，後來也有中國的集中營，描述了數百萬，包括精英的殺戮，特別是精英。還有被餓死、凍死的。在那個時候，這種悲劇的揭露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那時蘇聯的極權及它的不斷擴展對世界是一個現實的威脅，揭示古拉格這種悲劇，幾乎就是對它的抵抗的最有效、最通俗的手段，是捍衛整個世界的民主制度。
正因為有這種持續的揭露，當然後來有了匈牙利事件，還有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古拉格不就是講蘇聯的夾邊溝嗎？西方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後來又加上赫魯曉夫的內部報告──大規模動搖了人們對蘇聯的迷信、幻想。要知道，蘇聯當時的威脅是軍事的、政治和制度上的，也是思想、文化甚至是哲學上的。
這種悲劇的記憶和描述引起的巨大的、持續的情感激蕩，它的無可辯駁，使那些「左派」，那些大哲學家大教授雄辯的理論頓顯蒼白、空洞和虛偽。這是人類的情感、良知駁倒了人類的理性並拯救了人類理性。
那時多數知識分子，特別是在法國和義大利等國，最優秀的教授、記者、作家藝術家，如薩特和西蒙．波娃、畢加索等，都曾是史太林和集權制度的擁護者。在理論的探討和爭論中，應該說，他們這些反自由主義、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左派是新鮮的，「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解放」，這裏還有道德上的優勢。尤其是，人們剛經歷過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一戰和30年代大經濟危機的記憶仍然刻骨銘心，這些不都是在「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發生的嗎？
此時抵制史太林極權的擴展，人類的理性、它的集體記憶和經驗證據都無能為力，甚至都要滙集在極權的一邊。幸虧有歷史的悲劇的回憶，有無數像《古拉格群島》這樣的作品、證人和證詞的存在和傳播。對悲劇的記憶和描述，在這重大的歷史關頭，完全可以說是人類的生死關頭，扭轉了歷史，拯救了人類。
這種悲劇的記憶和描述引起的巨大的、持續的情感激蕩，它的無可辯駁，使那些「左派」，那些大哲學家大教授雄辯的理論頓顯蒼白、空洞和虛偽。這是人類的情感、良知駁倒了人類的理性並拯救了人類理性。這就是古拉格這樣的悲劇的回憶、揭露的重大的歷史意義。也因為這樣，不管索爾仁尼琴現在如何，無數歐洲人仍然是崇敬他，永遠感激他。
在這時，中國人的理性，人類的理性在這裏再一次陷入困境，再一次顯示出它的空洞無力。因為，這種左右之爭已經持續了十多年，誰也說服不了誰。雙方都有完備的邏輯推理、足夠的理論根據和經驗事實來支撐自己的主張。
那麼，今天我們講中國的夾邊溝，講反右、文革的意義在哪裏呢？在開始，我就談到了歷史與個人、集體和民族的自我認同 identity 的建構之間的密切關係，談到歷史與個體、集體和民族的自豪感、認同感的密切關係，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初步回答。剛才又回顧了二戰前後的歐洲歷史，說到《古拉格群島》這樣的悲劇的回憶、描述對人類理性的拯救，它如何改變了歷史。這些，其實也就是在說今天的中國。我們都看到今年「左」的東西在抬頭，還有對毛澤東的崇拜在民間，甚至在劉曉楓、甘陽、王紹光這樣的精英那裏重新氾濫。越來越多的人在擔心文革的悲劇會不會在今天重演。所謂的「左」「右」之爭也越來越激烈、普遍。
應該說，中國、我們又一次面臨歷史的轉折。而恰恰在這時，中國人的理性，人類的理性在這裏再一次陷入困境，再一次顯示出它的空洞無力。因為，這種左右之爭已經持續了十多年，誰也說服不了誰。雙方都有完備的邏輯推理、足夠的理論根據和經驗事實來支撐自己的主張。一方在列出種種腐敗和國進民退等經濟問題後，鼓吹要加強法制、政治改革、擴大開放；另一方則列出貧富不均、經濟安全、美帝的陰謀後鼓吹集權、強調國家強大和安全……應該說，人們對文革是否會重演的擔心越來越強這事實說明，在兩種主張的對立中，和30年代的歐洲一樣，「左」在逐漸占上風。
在這理性的猶豫、彷徨的關頭，對過去的悲劇的回憶、進入到細節、有豐富的形象的真實描述，就是最重要的東西。此時此刻，只有這種單個的回憶和描述，它激起、傳播的感情激蕩，才能重新啟動一個民族淡化了的、被今天的荒誕掩飾了的集體記憶，用這種苦難、殘酷的記憶、它的情感和道德的力量去抵抗遺忘、歪曲歷史的企圖，進而抵制、遏止再次文革的可能，用這種抵抗、抵制來彌補、拯救我們的理性，首先是這個國家、民族的政治理性。這是要在今天的中國避免歷史的悲劇的重演的最重要、最通俗、最有效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手段。
這些悲劇的回憶和描述，不僅是揭露和悲情，它會帶來豐富的文化、藝術、哲學的成果，幫助具體的個人理解人是怎麼變成動物般殘酷和如何走向善良、高尚，而走向善良的社會、政治和制度的條件是什麼。
這裏不只是回憶、情感的激蕩和道德意識的復蘇，更不是，至少不只是什麼煽情。我剛才說到1978年後開始的「傷痕文學」，這些東西，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太知道。在蘇聯、歐洲，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還有《日瓦戈醫生》等作品也是「傷痕文學」。圍繞着這些作品，在歐洲有長期的水準很高的反省、很多很多討論，哲學的、歷史學的討論，並產生了無數哲學、歷史、文學和倫理學作品，帶來了文化藝術、哲學和社會生活的的豐富。它使人們對自己，對人性潛在的殘酷和善良的認識深化，對人道主義、對道德意志、對個人的責任等的思考更深入，這就使一個民族的更成熟也更開放，使個體更自信、更有話說更有能力、有欲望和內容與他人交流、討論，也就是個體也更開放。這些對年輕人都很重要。
所以，放在世界的背景下看，我們會知道，這些悲劇的回憶和描述，不僅是揭露和悲情，它會帶來豐富的文化、藝術、哲學的成果，幫助具體的個人理解人是怎麼變成動物般殘酷和如何走向善良、高尚，而走向善良的社會、政治和制度的條件是什麼。因此，我們作為人的生活，也會更豐富、有趣和快樂。
此文節選自曾金燕與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教授、蔡崇國和獨立紀錄片導演黃文海的訪談，編輯稿經過訪談參與者審校。原標題為〈影像再現夾邊溝：苦難的語言和政治──艾曉明、黃文海、蔡崇國談《夾邊溝祭事》（節選）〉
“傷痕悲傷的回憶會帶我們走向更善良的社會” 可能需要有醫療與司法大數據才有可能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