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中国“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纪录片导演、学者艾晓明的作品《夹边沟祭事》也完成了。它记录了六十年前那场疯狂运动，1957年，中国当局将三千多人划为右派、反革命和反党分子，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截至1960年，前后三年的劳教过程中，2000多人死于虐待和饥饿，最后只有几百人幸存。2014年起，导演采访了目前已不多的夹边沟幸存者、遇难者的子女，当年的管教干部及后代，听他们讲述往事，从不同角度了解劳教与大饥荒成因，这部影片将于2月25日公映，希望邀请观众一起思考：为什么幸存者坚持纪念亡灵，而他们的心愿却仍旧不被政府容许实现。
公开放映前夕，同为纪录片导演的曾金燕邀请导演艾晓明、纪录片导演闻海，与毛泽东研究者蔡崇国，一同讨论拍摄纪录片的困难与意义。
曾 = 曾金燕
黄 = 黄文海（闻海）
艾 = 艾晓明
蔡 = 蔡崇国
用文学的细腻抢救历史见证
曾：2014年起，艾晓明老师开始采访、拍摄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和家属，完成纪录片《夹边沟祭事》首个版本，成片五集，片长六小时十五分钟。黄勇梳理了2001至2006年之间“夹边沟”右派劳教相关的文学书写，其中公众了解较多的是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系列作品和和凤鸣的自传。关于夹边沟劳教农场的影像记录，比较重要的有王兵导演的纪录片《和凤鸣》，也就是和凤鸣一个人在影片中从头到尾自述个人右派经历。王兵还根据杨显惠的报告文学《夹边沟记事》做了一个剧情片《夹边沟》。实际上他还拍摄了有关夹边沟事件的大量纪录片素材。但目前还没有看到他关于这个题材的其他纪录片。
夹边沟祭事
Jiabiangou Elegy: Life and Death of the Rightists
导演、拍摄、剪辑：艾晓明
片长：375分钟（5集）
发布：2017年
黄：对。还没有剪辑出来，据说有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但写夹边沟你肯定不能回避王兵。现在国际上对夹边沟农场右派死亡悲剧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王兵的剧情片《夹边沟》。2010年，影片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作为“惊喜之作”首映。我当时看完《夹边沟》后印象很好，这电影还是应该在院线大萤幕放映。王兵是用极简的方法表现夹边沟。总的感觉像一个人穿越时空隧道回到夹边沟拍摄了一部当时事件的纪录片。现在回看觉得还是有些单薄。年青演员的表演没有将人物立住。那个演上海女人的演员一哭就露怯了。王兵最好的影片还是他的纪录片。
我看过一些他拍的夹边沟素材，有时一个镜头就静静的拍一片荒凉的盐碱地，非常的漫长，在大萤幕上可以看到地上散落的骨头，偶尔露出来。我没有看过王兵关于夹边沟的访谈，不知访谈到什么程度，因为他的拍摄大部分时间是不提问的。我比较期待这个作品，但不太清楚现在是什么具体情况，应该和艾晓明的作品完全不一样。
曾：你觉得艾晓明影像方面不一样的东西在哪里？
黄：艾晓明是文学系的老师，我也采访过她，她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就是“文学系推开一道门，就直接到新闻系了”。她的意思是这两者是互通的。我觉得她的作品有一种很强烈的报导性。她的优势又在于她是一个学者，再加上纪录片的在场性，构筑了她的纪录片最凸出的部分。
艾晓明在抢救历史见证。而且，由于是艾晓明的采访以及她和这些受害者的关系，让口述史非常完整、坦率、准确。这些悲惨故事，人吃人的故事，当事人居然全部把它说出来了，毫无保留的将他们掩藏的经历，最痛苦的隐私全部呈现出来。
她这部《夹边沟祭事》，我觉得非常好。她与拍摄对象共同的经历，让被采访者对她是完全的放心、坦率。而且她的提问也很到位。在这部影片中，艾晓明在语言叙述上没有任何的遮掩。那些人吃人的细节，她全部给它呈现出来了。她对这个题材应该是毫无顾忌、毫无保留的，把那些受访者当时的处境用访谈的方式直接呈现出来。这是影片最让人震撼的地方。
我个人觉得艾晓明的这部纪录片，在某种意义上比王兵那个剧情片《夹边沟》的影响要大。那些当事人，就要死绝了。艾晓明在抢救历史见证。而且，由于是艾晓明的采访以及她和这些受害者的关系，让口述史非常完整、坦率、准确。这些悲惨故事，人吃人的故事，当事人居然全部把它说出来了，毫无保留的将他们掩藏的经历，最痛苦的隐私全部呈现出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实证。
从影像方面来讲，其现场性的东西我们无法去评价，因为它是只此一家，而且它又是很直接的跟那些人（采访对象）的关系有关，所以她能呈现出现场来。但我不知道艾晓明抽离出她的知识背景来拍一些东西，会呈现一个什么样子，我不是特别清楚。
夹边沟并不遥远，它的阴影甚至重新笼罩了我们的生活。
艾：黄文海感觉敏锐，是电影创作的内行，总能看到别人优点，我挺感谢。
好多人看作品关心内容，没有问过技术制作的问题。但是作者本人更多考虑的是怎么做，故事怎么讲，挑战性在哪里；怎么去解决问题。采访我的人和我讨论到观点立场，但做片子时，观念立场只是其中的部分因素。片子要感人，需要视觉语言，要找到方法用画面来表达。一般的人，不太从这些角度上提问。这和我在创作中经历和克服的困难不一样。正如你写作，难处是在怎样提问、措辞，完成论辩过程。大量功夫花在提炼和表达思想，使其脱离最初的冲动和混沌状态。思想必须通过表达而形成论点，在这个艰难过程中突围。
曾：在创作纪录片《夹边沟祭事》中，你如何构思的？这部片子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艾：一开始我就想：夹边沟不是空白，已有一些文字叙事。又有王兵的故事片《夹边沟》和纪录片《和凤鸣》。胡杰也拍过夹边沟，我听他说过。别人都做过了的工作，我还要不要做？但我和这个题材的相遇是一个现实处境，你从影片开头可以看到。我们是今天来祭奠夹边沟农场死难者的“现在”（present）的人，我们从自己的感受进入夹边沟，而不是单纯地处理一个历史题材。
随着片子的拍摄剪辑进展，这个状态的现实性越来越明确了：夹边沟并不遥远，它的阴影甚至重新笼罩了我们的生活。例如，我们今天亦然经历困境，言论自由受打压，无辜者被定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至今没有得到落实，连公开要求人大批准两个公约的行为都被当做罪证。
如果这是秘密，不能公开讨论，那正说明，威胁人们正常生活的力量依然存在。追忆亲人、哀思亡者，这原本是人性的正常流露，为什么要剥夺对受害人的记忆和纪念？
对毛泽东时代那段历史的评价，是摆在今天的问题。《夹边沟祭事》的第五集〈魂归何处〉，其中有一段是建碑（夹边沟农场右派死难者纪念碑）发起人之一张遂卿先生的情感爆发，他说出了问题要点。他说，从夹边沟的毁碑扬骨，可以看到文革打砸抢的暴力卷土重来。这就是今天的沙尘暴。这个比喻是一个警号，我们不能不思考，它的危险在哪里，有多严重。夹边沟死难者的纪念碑被砸了，这是现实也是象征。象征当权者阻止人们面对历史，要遮罩对悲剧成因的探讨。专制的问题还在那儿，过去没有解决，现在依然没有。
我在这创作中，经历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我们被阻拦在夹边沟之外，不允许我们前往右派坟场祭奠遇难者。那段历史里仿佛有某种密码，但当权者不允许解码。我感到，如果这是秘密，不能公开讨论，那正说明，威胁人们正常生活的力量依然存在。追忆亲人、哀思亡者，这原本是人性的正常流露，为什么要剥夺对受害人的记忆和纪念？
这部纪录片也处理记忆的主题，很多故事存在于亲历者的记忆深处。尽管我也看到，一些人为了生存和晚年的平静，努力压抑隐忍；按照意识形态框架去约束自己。有关反右、劳改、饥饿、死亡的记忆，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约束，变成“娘打孩子”之类的解释。
这都是对个人记忆的强制性扭曲，只有当人们摆脱这种强制，把个人故事讲出来，我们才看到另类历史。我不是说有一种统一的本质真实，而是个人有亲历的真实。它是这样备受压制，以至于找不到语言来表达。
我们要进入那段历史空白，虽然有了胡杰、王兵等很多影像先行者，但空白还是无边无际。我们需要去找到个人记忆的语言，让失传的故事进入公共叙述。
纪录真实之难难于自我审查的社会
曾：你刚才也提到做纪录片的困难，在影像表达方面，你遇到了哪些困难？
艾︰夹边沟事件发生在五十多年前，我希望观众能够设身处地地想像那时的环境。我是2014年开始拍摄的，前后两年多时间。而到2017年，就是中国反右的60周年。甘肃酒泉一带地形地貌有很大变化，夹边沟也再不是满目荒凉。它现在是夹边沟林场所在地。我和我的向导、协助者走了很远的路去拍摄沙漠的原始状态，包括它在春夏秋冬的不同相貌。没有这些画面，片子就成了纯粹的访谈录了。
实地拍摄是基本方法，这方面我们的确有了新的发现，我们去到马鬃山公婆泉拍摄了劳教遗址，是对夹边沟记录的补充。因为一直都没有人披露过，有一批夹边沟农场的劳教这被送到了四百公里之外的边境去炼铁，很多人人死在那里。从酒泉过去，有时候跑一天，最后弄到片子里也不到半分钟的画面。我觉得这是影片在视觉意义上的价值，在观众看来不过是一个画面，肯定也不如好莱坞拍的好看，但我们是实地采景。也就是说，在做视听证据方面下了功夫。
曾：在你片子中，有些人物有很强的叙述能力，他们把观众带到当时的生活情境了吗？
艾：我觉得讲述的生动与否，并不必然表明事实如此。重要的是，一个人真诚进入回忆时，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状态、人性状态。这种状态就是真实。从这个人的言说，观众可以感觉和判断，他的讲述是否可信，他如何经历过去，目睹过怎样的灾难。即使一部纪录片全部由人物采访构成，只要采访够深入，观众还是可以感受到个人故事的重要，会被讲述者的内心波澜吸引。
你要用政治正确的、统治者的立场去解释，而不是用你自己生命的经验去解释。最普遍流行的就是娘打孩子，打错了，你娘也认错了，向前看吧。
曾：每个人都有记忆中的真实，你在以前的采访里也讲了表现真实的问题，对你来说，这个真实究竟是什么？
艾：我说过，没有统一的所谓本质真实。真实是每个人的经验。而讲述的情况也不一样，人们的政治经验和苦难遭遇，都是个体化的。意识形态总是强化某种解释，惟权力加持的解释是安全的，个人凭心而论却有风险。你要用政治正确的、统治者的立场去解释，而不是用你自己生命的经验去解释。最普遍流行的就是娘打孩子，打错了，你娘也认错了，向前看吧。
谁都不是傻子，独裁者造成的悲剧，当事人都明白。人们依然有顾虑，因为惩罚言论自由的社会机制依然如故。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中国最普遍。社会控制者对人们依然有生杀予夺大权，你若不“爱”他，就没有安全感，甚至失去基本生存条件。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主体性。就算“娘打孩子”吧，这话是屏障、安全帽；它也有各种变体。例如悲剧已然过去，不要再提。或者说过去错误是局部的，现在已经改正。的确，相比50年代，人们的自由增多了，言论管制远非50年代那样严酷。但强权控制、一党专制没有变，这是社会本质。
还有人用文革的概念来解释当下的贫富矛盾，寄望于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改造社会。幽灵从未走远，这是我的强烈感受。
夹边沟幸存者都在老去，很多人离公共世界渐远，有些人在拍摄过程中去世。但通过纪录片，他们重新发出声音。这时，每个受访者依然面对言禁的困扰，要做出讲不讲、讲什么、讲多少的选择。依然有人说：你把机器关掉，我就告诉你。人们私下里直言不讳，一旦面对公众，自我审查机制就会启动。
夹边沟农场解散了，但是它的历史却没有结束。2013年末，甘肃兰州的右派难友发起建立夹边沟纪念碑，全国各地都有右派老人响应倡导，捐款支持。但这块碑挺立了两周时间就被摧毁，公共祭奠成为禁忌。拍摄《夹边沟祭事》过程中，我一直在跟这种禁忌打交道。所以我认为《夹边沟祭事》不纯属于历史题材，它同时是关于当下的。
我们和过去有很多冲突性的对话，现在来看冲突不断发生。我们以为过去的东西重返现实。如大型红歌会堂皇开幕，不断有人为文革招魂。还有人用文革的概念来解释当下的贫富矛盾，寄望于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改造社会。幽灵从未走远，这是我的强烈感受。所以说，《夹边沟祭事》是关于中国当代社会现状的讨论。展开这个话题也有困难，不像讨论犹太人大屠杀——奥斯维辛（于纳粹德国时期建造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波兰南部）已经关闭了，纳粹罪行被追究。但我们讨论夹边沟悲剧，如同研究反右等历史错误一样，都有一个身在其中的困境。
无法用极权的社会语言来言说痛苦
曾：回到纪录片本身，你的受访者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困境以外，是不是也有一种语言上的困境？
艾：语言困境不仅仅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文革前当代文学回避苦难，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很少把痛苦诉诸语言。毛泽东时代的话语一方面不允许描写现实缺陷，遑论痛苦的心理情绪，而另一方面则赞美吃苦的态度，要求人们把享受痛苦。所谓吃苦，是革命道德的标志。我们都受过吃苦教育，以苦为美为乐。古语也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苦其心志劳其体肤的说法；问题在于，把痛苦变成整个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这是极权社会特有的。
人必须把这一切舍弃掉，让共产主义投射到自己的生命，才值得一活。它是这样的解释过程，所以人们很少描绘痛苦，而且习惯于回避。
极权社会抹煞人的基本需求，也蔑视人的兴趣爱好。就算生活中充满痛苦也不能说，像片子里和凤鸣教授讲到的：你不能说肚子饿，要说了，那就是反对党的粮食政策。你看一个具体的身体感受，被解释为反党罪恶。这个经验的确有政治对抗性，对抗了谎言。但人们久不言说，也就失去了说的能力。
专制统治者美化痛苦，从而让人们不计代价去追从他们。专制意志通过乌托邦的道德理想去控制人，这些道德信条包括，生命必须献给集体、理想、领袖，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就没有价值。生命本身不构成价值。
它不承认个人价值和生命自在自足的意义，人生而俱来的权利在极权话语里没有位置。人必须把这一切舍弃掉，让共产主义投射到自己的生命，才值得一活。它是这样的解释过程，所以人们很少描绘痛苦，而且习惯于回避。当你真的去面对，自我的处境是很难堪的。回顾人的精神扭曲和分裂，陷自我于不能承受的羞辱。这也许是人们不太回忆的一个原因。
曾：谈到与当下社会的具体关联性，你觉得你记录的真实，跟你的经历、你的处境有直接关系吗？
艾：我觉得也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有关系就是说，我也是那个时代的人。我的少年时代跟片中人物有相同经历。同样被灌输那套共产极权话语，同样崇拜领袖。很快，少年人也就长成政治需要的“革命小将”，狂热投入文革这场大运动中。虽然说采访对象年长于我，更准确地说都是前辈，但我们也是同一时代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我对他们的经历没有陌生感。就此而言，他们的故事差不多是我自己的故事的上一季。我会直接讲出自己的想法，争取受访者理解，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开机。
如前所述，这不是太难，可能因为我和受访者是同时代人。50年代是我的儿童时代，我熟悉那个时代，不需要太多提示。再则，我去采访大饥荒研究者，我们也很容易共鸣。我们的价值观相通，彼此支持，这不需要解释。我们都是毛时代的幸存者，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过来人都很熟悉。
这可能和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人去采访不一样。他们要跨过自己的年代，文革后的一代人其个人经验也不一样。80、90年代没有那么多物质的贫困，也没有那么多阶级歧视和政治禁忌。同代人之间的采访和隔代对话，有点小小区别。更年轻的导演可能采取不同的创作方法。我还没有尝试过戏剧化的手法，到目前为止，都是用直接的方式去做的。这也许是我的问题，或者限制。
它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斗，目的是巩固极权，压制不同声音，在全社会营造恐惧。只有恐惧弥漫，专制才能畅行无阻。
曾：你的纪录片的“真实”，跟你自己的具体处境有没有关系，包括你受到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当局政府工作人员上门要求不要拍此片等等。
艾： 右派被看作异议者，但实际上很多人不是真正的异议者。不少采访对象讲到，只是因为和单位里的某个领导关系不够好，或者完全是被人为挑出来凑数，这样变成敌人。而后被打入社会底层，吃尽苦头。大量被划右的人在当时真是热爱共产党的，甚至到现在为止，一些人至少口头上依然说爱党。觉得他是党和国家的“自己人”。这样的遭遇是阶级斗争的恶果。反右运动和其他政治运动一样，是以阶级斗争为原则的。它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斗，目的是巩固极权，压制不同声音，在全社会营造恐惧。只有恐惧弥漫，专制才能畅行无阻。政治运动就是规训社会，重塑价值观，其代价是人的悲剧。
而我们现在说异议者，是指有政治批判的立场。这是自觉意识和行为选择——知识分子必须秉承批评立场。2008年川震，很多志愿者投身到公共服务中。那时，人们有一种想像，觉得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是可能的。谭作人的判决出来，我还写了那么长的辩护文章；即使在那时，自我感觉还可以对话，哪怕是反驳、对抗性的对话，对法庭上的检察官构成良心压力。
现在我写得少，做这部长片就很消耗时间。我也觉得批判需要独立，不必以体制的反应为出发点。互联网的兴起使人们有了交流思想观点的平台，继而意识到公民行为可以推动政府从人治转向善治。这个认识是公民自我意识很大的突破，因为多年的专制生活使人们畏惧政府，不敢介入公共政治。而孙志刚事件（发生于2003年，指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市人民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的事件。）带来的改变，让维权的概念正面化了。
公民努力可以带来改变。这个幻想已经被政府行为打破。 现在的政治打压已经清楚宣告，政府非常强势，它不需要倾听，它已经把自身偶像化了。
“公民”的意义在于，公开要求兑现法律上写入条款的各种权利。公民身分的兴起，是在这一意识基础上。公民和官府的冲突被想像为观念冲突，是官员坏不是体制坏。维权运动是和平的社会运动，也是公民自我教育和成长的实践。权力的恶，被想像为是可以对抗的，只要公民的观念力量（批评、舆论监督）够强大。
现在看来，这样的政治想像很幼稚，也受到党国多年将自身理想化的影响。新公民的想像基于一种温和的政治理想，就是说统治者能够回应公民诉求，认识到统治方式的缺陷，进行调整改善。因此，公民努力可以带来改变。这个幻想已经被政府行为打破。 现在的政治打压已经清楚宣告，政府非常强势，它不需要倾听，它已经把自身偶像化了。过去那种把批评者妖魔化的逻辑也一一重演。
但是公民的理想和运动实践，培育了大量的社会运动成员。这种社会运动的能量是存在的，消灭社会运动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真实”。
伤痕悲伤的回忆会带我们走向更善良的社会
曾：当下中国迫切地、广泛地需要再谈夹边沟劳教农场。但在世界范围内，《夹边沟祭事》一类的作品意味着什么？
蔡：讲苦难、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苦难，在西方是有着非常久的历史，20年代，30年代就有，特别是50年代以后。无数的回忆录、小说描述了苏联，后来也有中国的集中营，描述了数百万，包括精英的杀戮，特别是精英。还有被饿死、冻死的。在那个时候，这种悲剧的揭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时苏联的极权及它的不断扩展对世界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揭示古拉格这种悲剧，几乎就是对它的抵抗的最有效、最通俗的手段，是捍卫整个世界的民主制度。
正因为有这种持续的揭露，当然后来有了匈牙利事件，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古拉格不就是讲苏联的夹边沟吗？西方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后来又加上赫鲁晓夫的内部报告──大规模动摇了人们对苏联的迷信、幻想。要知道，苏联当时的威胁是军事的、政治和制度上的，也是思想、文化甚至是哲学上的。
这种悲剧的记忆和描述引起的巨大的、持续的情感激荡，它的无可辩驳，使那些“左派”，那些大哲学家大教授雄辩的理论顿显苍白、空洞和虚伪。这是人类的情感、良知驳倒了人类的理性并拯救了人类理性。
那时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法国和义大利等国，最优秀的教授、记者、作家艺术家，如萨特和西蒙．波娃、毕加索等，都曾是史太林和集权制度的拥护者。在理论的探讨和争论中，应该说，他们这些反自由主义、反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左派是新鲜的，“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这里还有道德上的优势。尤其是，人们刚经历过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一战和30年代大经济危机的记忆仍然刻骨铭心，这些不都是在“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吗？
此时抵制史太林极权的扩展，人类的理性、它的集体记忆和经验证据都无能为力，甚至都要汇集在极权的一边。幸亏有历史的悲剧的回忆，有无数像《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作品、证人和证词的存在和传播。对悲剧的记忆和描述，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完全可以说是人类的生死关头，扭转了历史，拯救了人类。
这种悲剧的记忆和描述引起的巨大的、持续的情感激荡，它的无可辩驳，使那些“左派”，那些大哲学家大教授雄辩的理论顿显苍白、空洞和虚伪。这是人类的情感、良知驳倒了人类的理性并拯救了人类理性。这就是古拉格这样的悲剧的回忆、揭露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也因为这样，不管索尔仁尼琴现在如何，无数欧洲人仍然是崇敬他，永远感激他。
在这时，中国人的理性，人类的理性在这里再一次陷入困境，再一次显示出它的空洞无力。因为，这种左右之争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谁也说服不了谁。双方都有完备的逻辑推理、足够的理论根据和经验事实来支撑自己的主张。
那么，今天我们讲中国的夹边沟，讲反右、文革的意义在哪里呢？在开始，我就谈到了历史与个人、集体和民族的自我认同 identity 的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谈到历史与个体、集体和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的密切关系，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初步回答。刚才又回顾了二战前后的欧洲历史，说到《古拉格群岛》这样的悲剧的回忆、描述对人类理性的拯救，它如何改变了历史。这些，其实也就是在说今天的中国。我们都看到今年“左”的东西在抬头，还有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民间，甚至在刘晓枫、甘阳、王绍光这样的精英那里重新泛滥。越来越多的人在担心文革的悲剧会不会在今天重演。所谓的“左”“右”之争也越来越激烈、普遍。
应该说，中国、我们又一次面临历史的转折。而恰恰在这时，中国人的理性，人类的理性在这里再一次陷入困境，再一次显示出它的空洞无力。因为，这种左右之争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谁也说服不了谁。双方都有完备的逻辑推理、足够的理论根据和经验事实来支撑自己的主张。一方在列出种种腐败和国进民退等经济问题后，鼓吹要加强法制、政治改革、扩大开放；另一方则列出贫富不均、经济安全、美帝的阴谋后鼓吹集权、强调国家强大和安全……应该说，人们对文革是否会重演的担心越来越强这事实说明，在两种主张的对立中，和30年代的欧洲一样，“左”在逐渐占上风。
在这理性的犹豫、彷徨的关头，对过去的悲剧的回忆、进入到细节、有丰富的形象的真实描述，就是最重要的东西。此时此刻，只有这种单个的回忆和描述，它激起、传播的感情激荡，才能重新启动一个民族淡化了的、被今天的荒诞掩饰了的集体记忆，用这种苦难、残酷的记忆、它的情感和道德的力量去抵抗遗忘、歪曲历史的企图，进而抵制、遏止再次文革的可能，用这种抵抗、抵制来弥补、拯救我们的理性，首先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理性。这是要在今天的中国避免历史的悲剧的重演的最重要、最通俗、最有效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手段。
这些悲剧的回忆和描述，不仅是揭露和悲情，它会带来丰富的文化、艺术、哲学的成果，帮助具体的个人理解人是怎么变成动物般残酷和如何走向善良、高尚，而走向善良的社会、政治和制度的条件是什么。
这里不只是回忆、情感的激荡和道德意识的复苏，更不是，至少不只是什么煽情。我刚才说到1978年后开始的“伤痕文学”，这些东西，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知道。在苏联、欧洲，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还有《日瓦戈医生》等作品也是“伤痕文学”。围绕着这些作品，在欧洲有长期的水准很高的反省、很多很多讨论，哲学的、历史学的讨论，并产生了无数哲学、历史、文学和伦理学作品，带来了文化艺术、哲学和社会生活的的丰富。它使人们对自己，对人性潜在的残酷和善良的认识深化，对人道主义、对道德意志、对个人的责任等的思考更深入，这就使一个民族的更成熟也更开放，使个体更自信、更有话说更有能力、有欲望和内容与他人交流、讨论，也就是个体也更开放。这些对年轻人都很重要。
所以，放在世界的背景下看，我们会知道，这些悲剧的回忆和描述，不仅是揭露和悲情，它会带来丰富的文化、艺术、哲学的成果，帮助具体的个人理解人是怎么变成动物般残酷和如何走向善良、高尚，而走向善良的社会、政治和制度的条件是什么。因此，我们作为人的生活，也会更丰富、有趣和快乐。
此文节选自曾金燕与独立纪录片导演艾晓明教授、蔡崇国和独立纪录片导演黄文海的访谈，编辑稿经过访谈参与者审校。原标题为〈影像再现夹边沟：苦难的语言和政治──艾晓明、黄文海、蔡崇国谈《夹边沟祭事》（节选）〉
“傷痕悲傷的回憶會帶我們走向更善良的社會” 可能需要有醫療與司法大數據才有可能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