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票，就能有大眾想要的結果？選讀《理性選民的神話》

【編者按】三天前在英國首相文翠珊宣布要「硬脫歐」，今天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國總統，這兩件事在一年前，或許都是些難以想像的事。但在2017年的首月，這些都曾被指為不可能的事，也通通在這周發生了，而且均為全國性民主選舉的眾民決議結果。

民主選舉制度因政治乃眾人之事而生，但在投票之前，你可曾想過要為一張選票付出多少成本？人類行事常以理性計算為標準、為憑據，每一張選票理論上都應是經過深思熟悉的思考，但為何會出現令人訝異的選舉結局呢？美國經濟學家 Bryan Caplan 直指民主的缺陷就是人性的缺陷，選民在投票時未必如自身所想像般那麼理智衡量，他們不是無知或愚笨，只是投票行為能表達出在理智以外更多其他涵意，例如宣洩情緒、偏見意識、喜好特定人物形象與小故事等等。看似理性的投票行為，綜合起來卻是無法預計走向的選舉結果。

以下節選自《理性選民的神話：我們為什麼選出笨蛋？民主的悖論與瘋狂》的第五章〈理性的非理性〉，獲大牌出版授權刊出。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

《理性選民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出版時間：2016年11月

出版社：大牌出版

作者：Bryan Caplan

譯者：潘勛、劉道捷、鄭佩嵐、陳鴻旻

理性的非理性與政治

商人們願意囫圇吞棗地嚥下一切呈現在他們面前的各項哲學理論，而顧不上認真檢視；對於政治、科學以及藝術的態度也一樣。但若涉及經商貿易，他們一定會在詳細研究之後才接受，有時甚至仍持保留態度。

假設要舉行一場全民公投來表決政策A或政策B。政策A將讓你獲得1萬美元的利潤；那麼，相信政策B並投票贊成它的物質成本會是什麼？若你回答1萬美元這個單純的答案，它是錯誤的。除非你的選票具有「決定性」；也就是說，你的這張選票能改變選舉結果。而這件事只在其他所有投票者的決定，正好都平均分配時，才有可能發生。也就是說，在有成千上萬選民的選舉中，因為你一個人的錯誤政治信念，而導致投票結果選出錯誤政策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甚至是2000年那著名的佛羅里達重新計票事件，也不能影響這個理論。因為幾百張選票而敗選，和因一張選票而敗選，這之間有很大差別。

有評論認為，民意調查會損害民主。他們的主要論點認為，民意調查缺乏讓人們認真權衡政策後果的誘因。與選舉不同的是，民意調查並不能改變政策，是嗎？錯！政客們常常根據民意調查來採取行動，而你的回答很有可能讓他們在政策上採取冒險行為。接受調查者和選民有一樣多（或一樣少）的動機去認真思考其選擇。事實上，選舉也是一種調查。而且對這兩者的回應，都很難真正改變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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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聊到選舉時，常常講得好像自己能對選舉結果產生什麼影響似的。他們謹慎思考自己的選擇，就像在點晚餐那麼慎重。但他們的實際行動卻洩漏了另一個事實：無論他們「點了」什麼，他們其實都知道自己只能吃到固定的那一道菜。

對於一位選民必須為政治非理性所付出的物質代價而言，這又意味着什麼呢？假設D是選民願意為選擇政策A（而非政策B）所支付的差額，那麼投了錯誤票的預期成本就不只是D，而是決定性概率p 乘以D。如果p=0，則pD=0。依直覺來判斷，如果一張選票不能改變政策結果，其非理性的價格就是零。

這零成本使得理性的非理性，在政治方面成為一個意味深長的概念。民主的制度結構使得政治非理性成為其最終決策者（即選民們）所能享受的一個免費品。因此，我們只能期望選民們表現出最糟糕的認知行為；用勒龐的話來說就是：「表現行為欠缺理性判斷，缺乏批判精神、亢奮易怒、易受騙且頭腦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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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的非理性也依據同樣方式在運作，既然採納任何天馬行空的政治理念都不需要花錢，選民就會消費到「效用最大滿足點」（satiation point）為止，並且會相信任何讓自己感覺最舒適的信念。當他投票時，他無須為了維持自我形象而犧牲任何實際效力（practice efficacy），因為一開始本就沒有任何實際效力存在。

我們可以來思考一下，一般人如何建構他對死刑嚇阻效果的看法。一般而言，人們在進行智識推論時，會有良好的自我控制（self-discipline），必須先看到證據，然後才會因此形成堅定的看法。但是實際上，大多數對死刑效果持明確看法的人，從來不覺得有必要去檢視過去那些豐富的文獻資料。相反地，他們從一開始就對死刑保持某種強烈的情緒，並依據此熱情來「推論」其效果。

死刑是個容易讓人極為激動的議題，但它的模式與大多數的政治相關信念雷同。有多少人能在面對戰爭時，仍能像喬治．歐威爾（編注︰George Orwell，《動物農莊》與《1984》的作者。）般保持冷靜？

對於西班牙內戰中的暴行，我幾乎沒有什麼直接的證據。我知道有些罪行是共和黨犯下的，而有更多人（現今仍在繼續中）則是遭受法西斯的殘害。但是，讓我印象深刻至今的是，人們對於是否相信某方曾犯下了暴行這件事，完全是依據其政治偏好而決定。每個人都相信敵人曾犯下暴行，卻不相信自己人曾犯下暴行，而且也從來不會想去檢視任何證據。

在處理現實層面的問題時，我們的標準程序是：先取得明確的證據之後，再依此建構成自己的意見，而對此意見的信心程度是與證據的質量和數量成正比的，也是經得起質疑的。然而，在面對政治問題時，我們卻常常無視這些可起保障作用的程序。

人們在研究如何通勤去上班、修理汽車、買房子或者找工作時，能進行非常良好的智識推論與自我控制；但同樣這群人，在思考貿易保護主義、槍枝控管或藥物管制等議題的後果時，卻會變成採取「隨他去」的態度。誰會在關於汽車的問題上，因為不同意他人觀點，就因此與他為敵呢？在處理現實層面的問題時，我們的標準程序是：先取得明確的證據之後，再依此建構成自己的意見，而對此意見的信心程度是與證據的質量和數量成正比的，也是經得起質疑的。然而，在面對政治問題時，我們卻常常無視這些可起保障作用的程序。

當選民存在我所謂的對「類新古典（near-neoclassical）的非理性需求」時，市場與政治之間的對比是最強烈的。在正常的市場情況下，有此類偏好的行為者，其表現是完全理性的。他願意並且能夠在完全理性的情況下生存。然而，在正常的政治情況下，他就脫去了理性的面紗。他在某個領域內明明有很良好的理智推理能力，但在另一個領域內卻無法保持這理智；或者更準確地說，他選擇不去保持理智，因為在市場的領域內，對非理性有「使用費」（user fee），而在民主的領域內則沒有。

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將政治和市場中的理性比較時，他似乎也考慮到了「類新古典的非理性需求」。除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對選民缺乏邏輯的著名批判外，熊彼得還聲稱：「無論我們選擇檢視哪個層面的工業或商業活動，我們都可發現，人們都想盡可能地依據理性行動，並且也的確存在需要保持理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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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非理性與表達性投票

我的研究成果，要大大歸功於傑弗里．布倫南（Geoffrey Brennan）和洛倫．羅瑪斯基（Loren Lomasky）的表達性投票模型（expressive voting model），這在他們的著作《民主與抉擇：關於選舉偏好的純粹理論》（Democracy and Decision: The Pure Theory of Electoral Preference）中，有很好的闡述和說明。不過，儘管我們彼此的看法有互補關係，但在幾個關鍵論點上仍存在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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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假設，人們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票；也就是說，他們投票是為了讓自己偏好的政策得以通過。除此之外呢？

布倫南和羅瑪斯基提出的論點是，投票還具有表達性功能。球迷在橄欖球賽上喝采，不是為了幫助自已的球隊獲勝，而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忠誠之心。同樣地，公民們參與投票，有可能不是為了讓政策勝出，而是為了表達他們的愛國熱忱、同情心，或者是對環境議題的關注。我們這樣說，並不是存心挑剔。它的意義在於，類似關稅或最低工資這種無效率的政策，卻很可能在投票時通過，是因為當人們支持這些政策時，會讓自我感覺更良好。［…］

在政治領域，布倫南和羅瑪斯基指出，由於一位選民發揮決定性影響力的機率很低，導致這種交換的行為大為不同。如果你的選票不能改變結果，那麼你盡可以放心大膽地把票投給任何讓你「感覺良好」的政策，即使你知道如果它們真的通過，可能會造成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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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倫南和羅瑪斯基的結論並非溫和地認為，政治決策就和市場決策一樣，既仰賴表達性考量，也取決於實用性考量。他們的結論是一個更激進的看法：政治決策與市場決策不同，政治決策主要取決於表達性考量：

在選舉的時候，個人利益的考量將會被大幅忽略，而純表達性或象徵性考量則會被放大許多。這純粹是個相對性價格的問題。此外，我們應當強調的是，這裏所討論的勝敗關頭時的相對價格變化，與經濟學家通常面對的價格變化相比，是一個極巨大的量級（an order of magnitude）。

在表達性投票理論中，選民其實清楚知道讓他們感覺良好的政策可能是沒什麼效果的。表達性選民並不是故意要支持含糊不清或愚蠢的信念，只是他們更關心這政策聽起來是否響亮，而不那麼在乎政策的效果。

它與理性的非理性之間的相似性是很清楚的。兩者的重點都在強調選民所享受的心理利益，而非對政策的那細微的影響。兩者都認為選民發揮決定性影響力的機率極小，導致經濟行為與政治行為產生分歧。如同布倫南和羅瑪斯基所指出的：「在市場行為中一直潛藏在內的想法，在投票箱前可能會突然甦醒過來。」兩者也都解釋了，為何沒什麼效率的政策，或是可能產生不良後果的政策，可能會在政治界成為極受歡迎的政策。

關鍵的差異在於機制（mechanism）。在表達性投票理論中，選民其實清楚知道讓他們感覺良好的政策可能是沒什麼效果的。表達性選民並不是故意要支持含糊不清或愚蠢的信念，只是他們更關心這政策聽起來是否響亮，而不那麼在乎政策的效果。出於表達考量的保護主義者認為：「沒錯，貿易保護是會讓美國人民變得更加貧困。但是管它的呢，只要我能揮舞國旗且高喊『美國！美國！』」就行了」。與此相反的是，理性的非理性選民相信，感覺良好的政策同時也是能發揮功效的。而理性的非理性保護主義者則真的認為，貿易保護措施會讓美國人變得更加富有。如果他必須因此否定一些比較性的優勢，那就讓他這樣吧。

讓我重複一遍，表達性投票理論與理性的非理性，兩者並非互相排斥的。一個人可能相信：「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帶來經濟的繁榮」，但也同時認為：「但我不在乎貿易保護是否帶來繁榮」。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理性的非理性這種解釋，其可信度更高。支持令人感覺良好的政策，通常會與錯誤的描述性觀念同時出現。持保護主義觀點者，很少會意識到他們的想法對經濟其實有害。如果他們能實際地評估這些「令人感覺良好」的政策所發揮的效果，就會發現支持該政策可能不再讓他們感覺良好了。

每個選民作為個體，在他投票支持戰爭開打時，可以是完全理性的—但是若他的投票真能決定最後結果時，沒有一個人會真的採取這樣的行動。

要解釋這兩種態度的差異，我們可以用布倫南和羅瑪斯基所提出的某個例子來做說明。假設選民必須在下面兩者之間做選擇：要選擇為榮譽而浴血奮戰；或是選擇拋棄尊嚴，但可因此維持和平與繁榮。大多數人會現實地選擇後者：「就像人在面對人際的緊張關係時，通常會選擇放下自己的驕傲，聳聳肩膀然後一走了之；他們通常不會選擇來個殊死搏鬥（特別是真的會導致死亡的那種衝突）。因此，避免陷入戰爭將能維護大多數選民所想要的權益。」 但是，根據表達性投票的邏輯，全民公投的結果卻很可能會是支持戰爭的。「每個選民作為個體，在他投票支持戰爭開打時，可以是完全理性的—但是若他的投票真能決定最後結果時，沒有一個人會真的採取這樣的行動。」

布倫南和羅瑪斯基舉出的例子，在邏輯上是有可能的。但是除非我們放寬對理性的假設，否則結果總會顯得有些奇怪。有多少主戰分子會願意承認，戰爭將會導致毀滅和阻礙經濟繁榮呢？他們會忽略一切現實證據，堅稱「孩子們在聖誕節前夕就可以離開戰壕了。」他們還會強調無論戰爭看起來有多麼糟糕，姑息養奸才會為我們的幸福生活造成真正的威脅。而且多數採取這一立場的人，是真心相信的！［…］

當一個人支持着會為世界帶來不良後果的政策時，通常他們心中也存在着錯誤的信念，這兩者經常是同時出現的。理性的非理性強調這兩者之間的關聯；而表達性投票理論卻忽略了這一點，儘管它仍有其學術成就。

結論

理性的非理性並非暗示所有的政治觀點都是盲目愚蠢的。如果你討厭義大利食物，那麼即使端出許多披薩讓你吃到飽，你也不會動心。但是，理性的非理性的確對政治信念抱持存疑的態度—包括我自己也是。

民主讓選民自己做出選擇，但卻只賦予每個人極微小的影響力。從作為單一個體選民的立場來說，選舉後產生的結果與自己的投票選擇，兩者間其實沒有什麼關聯。事實上，幾乎每位經濟學家都承認這點。但在接受這觀點之後，大多數經濟學家卻也極力窄化了其更廣泛的含義。

購物時，人們背後存在着誘因，使他們可以保持理性，選民則沒有。若將民主政治描述成一個大家一起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共論壇，這是過於天真的看法，而且忽略了背後存在的許多衝突和矛盾。

我採取的是相反的觀點：選民缺乏決定性的影響力這點，改變了一切。投票和購物是不一樣的。購物時，人們背後存在着誘因，使他們可以保持理性，選民則沒有。若將民主政治描述成一個大家一起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共論壇，這是過於天真的看法，而且忽略了背後存在的許多衝突和矛盾。這個觀點忽略了潛藏在表象底下的巨大真相。當選民們大聲談論如何解決社會問題時，其實他們主要目的只是想拋開日常必須保持的客觀束縛，並藉此吹噓一下自身的價值。

很多人想藉着重新定義理性一詞，來迴避我的結論。如果愚蠢的信念能讓你感覺好過一點，那麼或許持續堅持客觀的人才是真正的傻瓜。但這也正是理性的非理性此觀點，之所以合乎所用的原因，若某信念從追求真理的立場看來，是非理性的；但從個人效用最大化（individual utility maximization）的立場看來，卻可能是合乎理性的。更重要的是（無論你喜歡哪個詞彙）：一個選民們愚蠢又快樂的世界，與另一個選民們都很冷靜且理性的世界，兩者是不同的。我們很快就將對此進行討論。

政治行為之所以看起來奇怪，是因為選民們所面對的誘因也是詭異的。人們經常批評經濟學家，認為他們故意忽略政治行為與經濟行為的不同。99 但這是經濟學家的失誤，而非經濟學的錯誤。經濟學家本來就不應當把政治行為類比為市場行為。政治領域中的非理性不是一個謎，而它恰恰符合了非理性的經濟學理論所推論而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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