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大師身影

郭力昕:約翰.伯格,一個說故事的人

約翰.伯格念茲在茲的,是鼓舞身處困頓中的人們,「在這個沒有盡頭的無光所在,求存與抵抗,分享着同一支燭光。」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約翰.伯格(John Berger)。攝:LEONARDO CENDAMO / LEEMAGE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辭世當天,英國《衛報》的網路新聞裏,轉載了幾則文化界友人悼念的Twitter文字。我特別喜歡英國Complicité劇團創辦人Simon McBurney的一段話:「傾聽者,影像鑽研者,詩人,畫家,觀看者。我的導師。哲學家。朋友。約翰.伯格今晨離開了我們。而今,你已無所不在。」(Listener, grinder of lenses, poet, painter, seer. My Guide. Philosopher. Friend. John Berger left us this morning. Now you are everywhere.)

伯格與他的影響力確實無所不在。他辭世隔天,我在一門必修課「傳播敘事」上,隨手詢問在座兩百多位政大傳播學院大二學生,是否知道伯格過世的消息。有些出乎意料地,近三分之二的同學舉手表示知悉。這在缺乏國際視線、「無知指數」全球第一的台灣社會(不能跟排前兩名的印度與中國並論:印度許多人還在試圖掙脫貧窮與文盲狀態,中國人民則被封鎖在國家機器構築的資訊監獄裏;而台灣基本上可都早已沒有這些問題了),以及對這些幾乎無人聽過或看過例如Ken Loach甚至Michael Moore的名字與電影的傳院學生來說,它的確讓我感到些許意外。

在這門課裏,伯格的《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是我每年指定閱讀材料之一,或許這對學生們注意到伯格辭世的新聞產生了點作用。過去以來,時有學生在回饋閱讀心得時,被伯格書中許多犀利又慧黠的文字與論點吸引,得到啟發。例如,有人喜歡伯格分析當代商品廣告影像,如何製造人們「讓別人羨慕」的焦慮以催促消費時,會這麼描述:「廣告先是偷走了她[消費者]對自己的喜愛──現在的自己──然後再以產品的價格賣還給她。」這樣的文字與觀點,30多年前在自己唸研究所時曾深受啟迪;成為教師後,我將這些批判觀點並不過時的伯格的書寫介紹給年輕世代。他們之中,估計有人會繼續推薦給他們的下一代。伯格與他的思想和文字,就這樣的得以「無所不在」、綿延不絕。

思想家、哲學家與鬥士

馬克斯主義藝評家伯格同時也是小說家、詩人、畫家、劇作家,並評議國際政治。他的左翼政治立場清晰堅定毫不含糊,而他的書寫與思想能夠被普遍的閱讀、流傳,受到讀者廣泛的喜愛。何以如此?首先,伯格的藝術評論與其他書寫,雖然飽含藝術/文化歷史的知識與思想基底,但其書寫文字絕不炫學、掉書袋,或以生硬學術夾槓來武裝自己的論點。因此,他的文字親近、邀請我們,而非推開、嚇走讀者。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伯格比Susan Sontag更勝一籌,儘管兩人皆是文采優美的作家。有些論者則認為,伯格的藝術批評,已經將藝評這個文類轉化為文學寫作了。

更獨特的是,在伯格的任何寫作裏,他的內涵與關切,同時是藝術的,又是政治的。他的藝術評論或小說創作,都帶有對現實政治的介入與左翼理念的傳達,永遠將藝術與人放在政治、社會與歷史的脈絡中閱讀或理解;但是,他並不工具化、目的化藝評或小說。因此他的批判現實與左翼觀點從不淪為教條訓諭,而是在誠懇地審視自身、人群與社會時,既有歷史的寬闊視野,又能進入幽微的生命細節,從而讓我們在觀看他人的故事,以至於連結到自身的生命經驗時,得到觸動、反省與鼓舞。伯格因此不稱自己是藝評者或小說作家,而是「說故事的人」。

美國作家與行動主義者Rebecca Solnit對伯格的描述,十分動人:「約翰.伯格在文學場景裏灑下一個碩大的身影。在這個身影裏,我們許多寫作的人得到慰藉與鼓舞:通過他的作品,知道你可以熱情基進的介入政治,同時關切藝術生產與日常生活裏的精確細節;知道美的事物與革命性的思想是一體的;知道你不必從眾,可以走自己的路;知道你可以讓文字在書頁上歌唱,並以這個方式解放人們的心智。如同眾多的作家,我對伯格有無盡的感謝,並將他的每本新書視為一種鼓勵,知道[我們持續關切]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務,還是可能的。」

伯格教人們如何觀看藝術時,是一位思想家與哲學家;當他面對國際政治現實裏的統治霸權時,則是一位鬥士。他面對權力集團系統性地挫敗人們心志時的鼓舞之聲,直接而有力。年過80,伯格在《其間》(Meanwhile, 2008)這篇寫作裏,描述當今的我們生活在以整個星球為範圍的一座超大型監獄裏;他強調此非隱喻,我們共同被囚禁的處境,是真實的狀態。這座超級監獄以多重形式困住人們:工作場所、難民營、大型購物商場、貧民窟、辦公室裏的小隔間、中產階級的市郊住宅小區……

伯格提醒我們,今日有形或無形(例如電子或網路)的監獄之牆,多半並非將囚犯們一起關在牆內,而是將他們/我們逐放於外,疏離彼此。因此,成為「囚犯們」的我們應該聆聽彼此,善用網路空間的連結力量(雖然此空間設計者的目的並不在此)團結彼此以求生存,並以在地(local)和土地經驗作為抵抗,從各自的「監獄」中尋找自由。伯格本人並不使用網路甚至電郵,但是他不但緊貼國際政治局勢,並且鼓勵人們以新科技裏的發言交流工具,作為對抗統治集團與主流媒體勢力的方法。伯格念茲在茲的,是鼓舞在困頓中的人們如何求存與抵抗。我想起2007年電話訪談伯格時,他引述巴勒斯坦友人的那句話:「在這個沒有盡頭的無光所在,求存與抵抗,分享着同一支燭光。」

只要活過,死者就不可能是無生命的

那年春天,評論家張世倫翻譯出版了伯格的Another Way of Telling(《另一種影像敘事》,2007),並謙遜的邀我為這本重要的中譯出版品,替書評雜誌《誠品好讀》與伯格做一個電話訪談。我是伯格的忠實讀者,要電訪這位大家當然十分緊張,自知並無足夠能力與之對話,只好抱抱佛腳做些功課,戰戰兢兢拿起話筒。伯格的聲音和言談,在另一端是那樣厚重、懇切、溫暖、沒有任何架子,很快的讓我完全放鬆,開始像跟一位認識多年的朋友般的交談起來。結束訪談時,我表達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去他在法國阿爾卑斯山麓Quincy農村的家拜訪;伯格說他往返於巴黎和Quincy,歡迎我於他在Quincy時去坐坐,並要我先跟他太太Beverly聯繫時間,我也曾與Beverly往返過兩三次電郵。

十年來俗務纏身,我一直沒有找到機會做這趟旅行。兩個月前在金馬影展觀賞《約翰伯格的四季肖像》(The Seasons in Quincy: Four Portraits of John Berger, 2016)紀錄片時,我才驚覺Beverly已於兩三年前過世,而伯格也離開了Quincy住回巴黎市郊。現在,伯格也隨之而逝了。初聞伯格辭世的消息,我心頭一震措手不及,因為在那部最新的紀錄片裏,不過是一兩年前,伯格在影片中看起來仍健康硬朗頭腦清晰,而且還能騎摩托車!

低迴的心情隨着我翻閱伯格的《留住一切親愛的》(Hold Everything Dear: Dispatches on Survival and Resistance; 2009)而很快得到平靜。在〈死者經濟學十二論〉的最後一論,伯格寫着:「生者如何與死者相處?在這個社會被資本主義去除人性之前,所有生者都等待經歷死者的經驗。那是他們的終極未來。生者單靠其自身,並不足以圓滿。所以,生者與死者是相互依賴的。一直如此。」伯格歌詠生命的美好,也經常討論死亡。「只要活過,死者就不可能是無生命的。」

有沒有機會完成那趟探訪伯格的旅行,顯然並不重要。閱讀伯格的文字,他的聲音、書寫、思想、熱情、對抗資本主義巨獸的堅定意志,讓約翰.伯格的溫暖容顏和巨大身影躍然紙上──「我們在此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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