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格(John Berger)辞世当天,英国《卫报》的网路新闻里,转载了几则文化界友人悼念的Twitter文字。我特别喜欢英国Complicité剧团创办人Simon McBurney的一段话:“倾听者,影像钻研者,诗人,画家,观看者。我的导师。哲学家。朋友。约翰.伯格今晨离开了我们。而今,你已无所不在。”(Listener, grinder of lenses, poet, painter, seer. My Guide. Philosopher. Friend. John Berger left us this morning. Now you are everywhere.)
伯格与他的影响力确实无所不在。他辞世隔天,我在一门必修课“传播叙事”上,随手询问在座两百多位政大传播学院大二学生,是否知道伯格过世的消息。有些出乎意料地,近三分之二的同学举手表示知悉。这在缺乏国际视线、“无知指数”全球第一的台湾社会(不能跟排前两名的印度与中国并论:印度许多人还在试图挣脱贫穷与文盲状态,中国人民则被封锁在国家机器构筑的资讯监狱里;而台湾基本上可都早已没有这些问题了),以及对这些几乎无人听过或看过例如Ken Loach甚至Michael Moore的名字与电影的传院学生来说,它的确让我感到些许意外。
在这门课里,伯格的《观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是我每年指定阅读材料之一,或许这对学生们注意到伯格辞世的新闻产生了点作用。过去以来,时有学生在回馈阅读心得时,被伯格书中许多犀利又慧黠的文字与论点吸引,得到启发。例如,有人喜欢伯格分析当代商品广告影像,如何制造人们“让别人羡慕”的焦虑以催促消费时,会这么描述:“广告先是偷走了她[消费者]对自己的喜爱──现在的自己──然后再以产品的价格卖还给她。”这样的文字与观点,30多年前在自己念研究所时曾深受启迪;成为教师后,我将这些批判观点并不过时的伯格的书写介绍给年轻世代。他们之中,估计有人会继续推荐给他们的下一代。伯格与他的思想和文字,就这样的得以“无所不在”、绵延不绝。
思想家、哲学家与斗士
马克斯主义艺评家伯格同时也是小说家、诗人、画家、剧作家,并评议国际政治。他的左翼政治立场清晰坚定毫不含糊,而他的书写与思想能够被普遍的阅读、流传,受到读者广泛的喜爱。何以如此?首先,伯格的艺术评论与其他书写,虽然饱含艺术/文化历史的知识与思想基底,但其书写文字绝不炫学、掉书袋,或以生硬学术夹杠来武装自己的论点。因此,他的文字亲近、邀请我们,而非推开、吓走读者。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伯格比Susan Sontag更胜一筹,尽管两人皆是文采优美的作家。有些论者则认为,伯格的艺术批评,已经将艺评这个文类转化为文学写作了。
更独特的是,在伯格的任何写作里,他的内涵与关切,同时是艺术的,又是政治的。他的艺术评论或小说创作,都带有对现实政治的介入与左翼理念的传达,永远将艺术与人放在政治、社会与历史的脉络中阅读或理解;但是,他并不工具化、目的化艺评或小说。因此他的批判现实与左翼观点从不沦为教条训谕,而是在诚恳地审视自身、人群与社会时,既有历史的宽阔视野,又能进入幽微的生命细节,从而让我们在观看他人的故事,以至于连结到自身的生命经验时,得到触动、反省与鼓舞。伯格因此不称自己是艺评者或小说作家,而是“说故事的人”。
美国作家与行动主义者Rebecca Solnit对伯格的描述,十分动人:“约翰.伯格在文学场景里洒下一个硕大的身影。在这个身影里,我们许多写作的人得到慰借与鼓舞:通过他的作品,知道你可以热情基进的介入政治,同时关切艺术生产与日常生活里的精确细节;知道美的事物与革命性的思想是一体的;知道你不必从众,可以走自己的路;知道你可以让文字在书页上歌唱,并以这个方式解放人们的心智。如同众多的作家,我对伯格有无尽的感谢,并将他的每本新书视为一种鼓励,知道[我们持续关切]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务,还是可能的。”
伯格教人们如何观看艺术时,是一位思想家与哲学家;当他面对国际政治现实里的统治霸权时,则是一位斗士。他面对权力集团系统性地挫败人们心志时的鼓舞之声,直接而有力。年过80,伯格在《其间》(Meanwhile, 2008)这篇写作里,描述当今的我们生活在以整个星球为范围的一座超大型监狱里;他强调此非隐喻,我们共同被囚禁的处境,是真实的状态。这座超级监狱以多重形式困住人们:工作场所、难民营、大型购物商场、贫民窟、办公室里的小隔间、中产阶级的市郊住宅小区……
伯格提醒我们,今日有形或无形(例如电子或网路)的监狱之墙,多半并非将囚犯们一起关在墙内,而是将他们/我们逐放于外,疏离彼此。因此,成为“囚犯们”的我们应该聆听彼此,善用网路空间的连结力量(虽然此空间设计者的目的并不在此)团结彼此以求生存,并以在地(local)和土地经验作为抵抗,从各自的“监狱”中寻找自由。伯格本人并不使用网路甚至电邮,但是他不但紧贴国际政治局势,并且鼓励人们以新科技里的发言交流工具,作为对抗统治集团与主流媒体势力的方法。伯格念兹在兹的,是鼓舞在困顿中的人们如何求存与抵抗。我想起2007年电话访谈伯格时,他引述巴勒斯坦友人的那句话:“在这个没有尽头的无光所在,求存与抵抗,分享着同一支烛光。”
只要活过,死者就不可能是无生命的
那年春天,评论家张世伦翻译出版了伯格的Another Way of Telling(《另一种影像叙事》,2007),并谦逊的邀我为这本重要的中译出版品,替书评杂志《诚品好读》与伯格做一个电话访谈。我是伯格的忠实读者,要电访这位大家当然十分紧张,自知并无足够能力与之对话,只好抱抱佛脚做些功课,战战兢兢拿起话筒。伯格的声音和言谈,在另一端是那样厚重、恳切、温暖、没有任何架子,很快的让我完全放松,开始像跟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般的交谈起来。结束访谈时,我表达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去他在法国阿尔卑斯山麓Quincy农村的家拜访;伯格说他往返于巴黎和Quincy,欢迎我于他在Quincy时去坐坐,并要我先跟他太太Beverly联系时间,我也曾与Beverly往返过两三次电邮。
十年来俗务缠身,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做这趟旅行。两个月前在金马影展观赏《约翰伯格的四季肖像》(The Seasons in Quincy: Four Portraits of John Berger, 2016)纪录片时,我才惊觉Beverly已于两三年前过世,而伯格也离开了Quincy住回巴黎市郊。现在,伯格也随之而逝了。初闻伯格辞世的消息,我心头一震措手不及,因为在那部最新的纪录片里,不过是一两年前,伯格在影片中看起来仍健康硬朗头脑清晰,而且还能骑摩托车!
低回的心情随着我翻阅伯格的《留住一切亲爱的》(Hold Everything Dear: Dispatches on Survival and Resistance; 2009)而很快得到平静。在〈死者经济学十二论〉的最后一论,伯格写着:“生者如何与死者相处?在这个社会被资本主义去除人性之前,所有生者都等待经历死者的经验。那是他们的终极未来。生者单靠其自身,并不足以圆满。所以,生者与死者是相互依赖的。一直如此。”伯格歌咏生命的美好,也经常讨论死亡。“只要活过,死者就不可能是无生命的。”
有没有机会完成那趟探访伯格的旅行,显然并不重要。阅读伯格的文字,他的声音、书写、思想、热情、对抗资本主义巨兽的坚定意志,让约翰.伯格的温暖容颜和巨大身影跃然纸上──“我们在此相遇”。
不認同。
可惜了這篇分析,引用了一則已廣泛為人所知、謬誤的「指數」。
引用这种并不权威的“无知指数”,反倒让文章本身的价值变得可疑起来。要说台湾社会对某些西方人物不熟悉可以有很多方式,没必要这么哗众取宠。
內文第二段提及的無知指數,我猜測與下列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horizonspace/photos/?tab=album&album_id=2193759874183341)提及的是同一個調查。根據該網址指出,此調查的問題設計與無知、有國際觀與否的相關性令人質疑,因此在本文中列舉無知指數此項調查,有些微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