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調查：銅鑼灣書店一年後，禁書讀者、作者與岀版商之死

一本書一般14萬字，需要20天到一個月，出版需要10天。我一天至少寫一萬字，還得留些時間修改。比較急的話還能快點，最快的是我們合作的第一本書《王立軍火併薄熙來》，寫了10天，出版5天。阿海逼得太急，我叫他黃世仁（編註：《白毛女》中的反派角色，無惡不作，欺壓百姓），後來他就用來做作者名了。一般書名和作者名，都是老闆決定的。

最初我是用網上盛傳的東西寫的，但後來的基本就當小說寫，因為我們沒有來料了。比如「攻打政法委」、「北京三一九政變始末」，「令計劃滅門案」、「三峽案喋血記」等，阿海有時在書裏寫什麼中南海爆料，其實都是為了賣書，故弄玄虛。不過這些書裏面，習近平、王岐山的形象都是正面的。

賣出一本書，我可以拿到3美金，5個月後才結帳。一本書一般首印2000冊，有的書賣得好，能夠多印幾次，比方說《王立軍火併薄熙來》，說是印了上萬冊，但有的不行，1000冊都賣不掉，老闆虧了我們也沒錢。

「很多特殊的書以特殊的方式很特殊地出現了。」人民公社的鄧子強這樣評價。

他發現，2006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落馬之後，市場上開始湧現一些追政治熱點的「快編書」，這類書在2012年迎來高峰，人民公社也是受益者。「2012年是最風光的日子。書店好像超市一樣，好多旅客來掃貨，我們都應接不暇。」鄧子強記得，高峰時，書店一天可以賣300本書。

巨流出版社正是在2012年成立，他們和明鏡、前哨（即夏菲爾）這兩家老牌出版社，成了這個政治八卦書市場中的最大玩家。

鄧子強回憶，自己當時每個月都會收到來自巨流出版社的起碼10本新書，「他們的書出得很快，我們都跟不到，一開始我們還會先收到他們email，知道會來什麼書，到後來，都是收到書才知道內容是什麼。」有時候甚至書來了，卻發現出版社的名字從來沒聽過。鄧子強說，慢慢才知道，這些都是沒有商業登記的「影子出版社」。

和主流的、認真的出版業不同，他們是神祕的、另類的一個圈子，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規則。

開放雜誌及出版社的創始人金鐘曾在接受端傳媒記者採訪時笑談：「所謂狡兔三窟，明鏡、前哨、巨流三個集團，不知道註冊了多少出版社，用了多少假名。」

「和主流的、認真的出版業不同，他們是神祕的、另類的一個圈子，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規則。」金鐘坦言，自己和他們「談不上理念相投，只是利益均沾」，「他們在政治上沒有信仰，只信仰Money（金錢），把反共當成一門好生意」，他們的顧客群也「並非一般香港人，而是十三億大陸人。大陸人生活在封閉的環境，出來簡直是飢不擇食，他們讀書和雜誌沒多少品味，看到封面過癮（就買）」。

表面上賺得盆滿缽滿、得意狂歡，但禁書玩家們並非沒有感受到危險。他們保護自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跟某些部門保持溝通，比如避開對習近平、王岐山等在位高層的直接攻擊，比如關鍵時刻聽從合作。然而，並沒有用。

暴風雨前夕的蛛絲馬跡

在香港出版界，幾乎沒有人聽說過「南嶺工程」，也沒有人知道，中國的「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會和自己有什麼關係。

香港書商只是發現，2012年開始，客人跨境買書，會偶爾遇到意外：

黃尚偉記得，他一位朋友常常在深圳給內地顧客郵寄香港政治書籍，長期相安無事，但2012年的一次，朋友的書籍包裹被扣查，不僅沒收，公安還一路追查到他深圳居所，幸好拍錯了鄰居的門，朋友即時逃脫。

也是從2012年開始，鄧子強發現，大陸旅客開始從旅行團處收到提醒——「千萬不要買違禁書籍回去」，不敢買書的旅客多了起來。

林榮基經營銅鑼灣書店以來，一直少量帶書由香港過關到大陸，第一次被海關扣查書籍，並寫下「檢討」，是在2013年。從此，他很少親自帶香港書籍過關。

零零散散的意外到了2013年10月，第一次形成大案：香港晨鐘書局創辦人姚文田，在深圳因「走私工業化學品」的罪名被捕，其後被判刑十年及罰款25萬人民幣。被捕前，他正籌備出版流亡作家余杰的新書《中國教父習近平》。

許多人將變化的源頭指向中國強勢領導人習近平的上台。而較熟悉中共系統運作的鮑樸則認為，打擊海外禁書是一項更系統的工程，早於2010年就開始運作：

這個代號「南嶺工程」的打擊「非法出版物」專項行動，由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簡稱「掃黃打非辦」）發起。「掃黃打非辦」開設於1989年，由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海關總署等27個部門聯合組成。根據2010年新華社報導，「南嶺工程」要「建立並運行信息共享、案件協查等五大聯防協作機制，加大聯合打擊各種非法出版物的工作力度」。到了2012年2月，十八大會議召開前夕，專項行動縮窄至針對「香港政治性有害讀物」，並下放到全國各個省市縣落實。

搜索可發現，2013年5月開始，諸多地方政府網站，如遼寧大連市、江西九江市、江蘇蘇州市、山西省襄垣县等地，都先後公布《查堵反制香港反動出版活動專項治理「清源」行動工作方案》，規定要從「進境、郵運、印刷、市場、網絡」等途徑「查堵反制非法出版物」，並特別強調「嚴禁黨員幹部在境外出版發表政治性有害出版物和文章及攜帶有害出版物入境的通知」。

當帶書入境變得困難，買書的旅客自然減少。雖然整個出版行業轉型，紙本出版本身在下滑，但禁書作為一個特殊的市場，更受一些特殊因素的影響，比如：反腐。人民公社老闆發現，他們曾經的大客源——來自中國內地的官員變少了。

「他們通常有跟班、助手，感覺是猛人，會說『這幾本幫我多拿一些，送給誰誰誰』，小書記就在旁邊記下，有時一買就幾箱書。」鄧子強回憶說，現在，這類大客戶已經很少出現在書店裏。

不僅中國買書人在減少，在香港，賣書的渠道也在收縮。黃尚偉見證着最大的中資出版機構聯合集團如何越來越少售賣政治類書籍。

聯合集團在香港開設55家書店，包括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佔目前香港書店數量超過一半。與擠在樓上的獨立書店相比，它們更通常佔據有優勢、面積更大的臨街商鋪。

黃尚偉記得，大約2011年開始，聯合集團就將進書的權力從各書店店長統一收回至集團旗下負責發行的利源書報社公司，此後，田園書屋向聯合集團發貨就越發困難。2015年10月，田園書屋代理發行開放出版社的新書《告別總參謀部》，該書由中國將軍羅瑞卿之子羅宇所寫，回憶多年見證的中共黨內鬥爭。當時，田園書屋曾應要求給聯合集團旗下某門市發貨20本書，但兩週後，20本書被完整退回，未曾開封。

在銅鑼灣書店事件還未發生之前，田園書屋的發行只剩下四個重要銷售點：自家的書店、銅鑼灣書店、人民公社和天地圖書。由於發行工作越發困難，又面對倉庫加租，2015年12月，田園書屋決定退租一個6000平方呎的大倉庫，僅僅保留了一個早於80年代已經買下的、1000多平方呎的小倉庫。整個冬天，田園的所有員工一起撕毀了16萬冊庫存書籍，價值數百萬。

而這還不是最冷的冬天。

四散東西，所有原本想像的事情都變了

2015年10月中旬，巨流傳媒股東桂民海和呂波先後在泰國和深圳失蹤，10月下旬，巨流傳媒業務經理張志平在東莞被捕，巨流旗下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在深圳失蹤，12月30日，巨流傳媒股東李波更是直接在香港失蹤。

新華社此前報導過掃黃打非辦一批新的專項行動，代號「清源2015」，稱要全面打擊「境外有害文化、港台反動有害信息」。不過，沒有人預料到，打擊會以如此粗暴直接的方式發生。

直至李波失蹤，整個香港瞠目結舌。此前禁書商人在大陸被抓，輿論憤憤然之外，常解釋為「倒霉」：在中國境內，按中國法律，什麼都有可能。但李波事件是首次有書商在香港被帶走，引發的輿論不安是空前的：所謂「禁書」，在香港是合法印刷、出版、銷售，若在港被抓，一國兩制何存？

2016年1月17日，中央電視台播放桂民海認罪片段，桂承認自己多年前在內地醉駕致人死亡，並在服緩刑期間偷渡出境。「共產黨的策略，向來是選擇對手道德最薄弱的環節下手」，一位不願具名的出版界資深人士對端傳媒分析。他說，自己儘管不喜歡巨流等出版社攪渾了禁書市場，但無論如何香港有言論自由，有法治，銅鑼灣書店極大地動搖了這些底線，不僅對禁書產業是滅頂打擊，對香港，更是羞辱。

而1月28日，呂波、張志平、林榮基三人登上鳳凰衛視，承認自己從事「非法經營」。1月29日，李波登上鳳凰衛視，聲稱「自願偷渡回內地，配合調查」。3月，呂波、張志平、李波三人先後回港，從此對媒體噤聲。

直至6月，林榮基返回香港，講出自己被抓的全過程，成為唯一公開對媒體爆料的失蹤書商，至今仍被內地司法機關敦促其「返回內地接受調查」。

「真是平地一聲雷。」田園書屋的張小姐憶述，2016年一整年，禁書產業中的恐懼螺旋不斷上升，一向不怕敏感的某大書店也開始退掉田園代理的圖書，「巨流出事之後，他們也很驚，無端端一間書店的人都被抓了」。

很多出版社都遇到了作者不再敢供稿的情況。「今年有一本書，《歷史豈能永遠地錯誤下去》，其實沒什麼敏感內容，只是名字特別一點，但作者在內地也被找麻煩。」黃尚偉說。

也有大膽的作者，找不到香港出版社願意接。余杰的新書《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因在香港無法出版，最終轉而在台灣出版。

鮑樸甚至第一次遇到被香港印刷廠拒絕的事。他今年出版大陸非虛構作家袁凌的新書《秦城國史》，他說相比起自己過去的出版，實在算不上敏感內容，但跟自己合作了十年的香港出版社竟然拒絕印刷，令他慨歎香港「自由出版」的名聲要完蛋。

書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不願透露姓名的獨立書店也開始猶豫要不要繼續賣政治敏感書籍，因為收到房東警告：「敏感書你不要賣，賣的話我不租給你了。」

更有甚者，聯合集團自己發行的書籍，聯合旗下的書店也沒有賣：2016年12月，曾寫作大饑荒紀實作品《墓碑》的中國作家楊繼繩剛剛在香港出版新書《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天地圖書出版，聯合集團發行，但聯合集團旗下的所有書店都沒有售賣此書。端傳媒致電三聯書店查詢，對方僅表示：「不知道，反正這本書連大倉庫都沒有，所有店都沒有」。

買書的人一直在減少。每一個城市的機場、鐵路、海關都設立了嚴格的印刷品檢查通道，帶書變得愈發難，而在一些經營繁體字書的淘寶店上網購，可能也會帶來危險：2016年3月至7月，大陸至少有6宗個案，個人由於擁有港台出版的書籍，而被警方上門要求收繳、或召喚約談、或被指「涉嫌購買貯存非法出版物」。這些人裏，有期刊編輯、出版社編輯、有做研究的院校學生、還有知名律師。他們的書大多是通過網購或代購所得，有的涉及政治，或不能在內地出版，有的則不過是風花雪月的文藝小品，在內地亦有出版，如董橋的《夜望》。

某知名出版社遭遇了小貨車帶書過境，卻連司機帶書一起被抓的事，不敢聲張。

多米諾骨牌一般，產業鏈條上的每一環都在倒塌。

「現在這些書是不見天日。」田園書屋的張小姐嘆息，他們還不知怎樣捱過2016年的冬天。

鄧子強比以前謹慎了很多，但他相信，禁書的市場會一直存在。香港的出版社和發行都減少後，人民公社計畫多向台灣出版社進書，相比香港，台灣出版業現在更加自由。另外，鄧子強也準備用各種渠道，探索為內地顧客寄書的服務。

「demand（需求）還在，你只要一天國家內部不開放，人們依然hunger for（渴求）一些資訊，一些他們覺得你隱瞞的資訊。」鄧子強說。

林榮基也覺得，既然書禁不住，禁書也不會死。他說自己最近逛書店時發現，巨流出版的書被盜印了，重新在市面流通。「賺到錢一樣照翻印。正如台灣人所說﹕『賠本生意沒人做，砍頭生意有人做』，就是這樣的道理。」

但黃尚偉對未來並不樂觀，禁書不會死，但香港會死嗎？

禁書，做的是言論自由的生意，信息從不自由之地向自由之地流動，再從自由之地兜售回不自由的地方。但中港之間，這樣的言論自由落差會一直存在嗎？這是黃尚偉心中巨大的問號。

他回想1984年2月中英聯合聲明剛剛簽署，那時候他樂觀，興奮。「現在所有東西都改變了，和最初的想像完全不一樣。」九七前夕，黃尚偉一家人移民加拿大，他自己捨不得書店，一個人回到香港，守着田園書屋的世界。

2016年12月30日，他再次離港返回加拿大和家人團聚。未來他還打算繼續支撐田園書屋，但什麼時候再返回香港？他「說不定」。

他不是唯一一個離開的。

曾在香港經營溯源出版社的中國流亡者孟浪，把全副身家搬到了台灣，並專注在文學方向。「2009年的時候，我還在晨鐘書局和姚文田合作，當年正是六四事件二十週年，我們12個月出了11本書，那是『全盛期』。但到了去年，我只出了三本，今年，我一本也沒有出。」孟浪說，他曾希望：「利用香港這個出版自由的地方，將內地看不到的信息搜集起來，不加我們的判斷，留給讀者自己去判斷。」

但現在，巨流股東桂民海仍在內地被拘押，李波看似自由身，但業內多名人士透露，他患有自閉症、需要長期照顧的兒子目前身處中國內地，他與妻子兩人中必須要有一人在內地，另一人才能返回香港，「劫一個，才放一個，保證不會出現另一個林榮基」。而75歲的晨鐘書局創辦人姚文田也在內地服刑，五七出版社的武宜三已經遷往馬來西亞，而開放出版社的金鐘，則選擇了移居美國。

（端傳媒記者 蘇昕琪 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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