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文革第一人」劉文輝之弟劉文忠：我的一生，揹負着哥哥的靈魂在行走（下）

上篇已於2016年12月24日刊出，點擊此處即可閱讀。

一直到兩年之後，日夜牽掛着哥哥安危的劉文忠，才知道哥哥已被槍殺。

被抓之後，劉文忠遭遇了嚴酷的審訊。兩年在獄，他唯一掛念的是哥哥。每天，他翹首看着關重刑犯的監室，期盼能看到哥哥的身影。但最終，只是失望。

1967年3月9日，劉文忠又一次被提審。在審訊室，他看到茶杯被摔碎在地上，桌椅折斷，審訊者惡狠狠地大罵劉文輝。他預感到不祥。回到房中，有經驗的獄友判斷，可能是他們剛剛提審過哥哥，而哥哥的態度顯然是不肯屈服。

一直到很多年之後，劉文忠才證明獄友的判斷是對的。哥哥在1967年3月15日被判處死刑。3月9日那次審訊，很可能是他們給劉文輝的最後機會，而劉文輝堅決不認罪，並和審訊者產生激烈的衝突，最終讓他們下定殺死他的決心。判處死刑之後，劉文輝又被關押了半個月，一直到3月23日，在慶祝上海革委會成立的一片喧囂之中，他被殺害。

「毛極權之下也有義士」

當時，被關押中的劉文忠，對這一切一無所知。一直到兩年後，他被押出去批鬥，在高呼的口號中，聽到了一句：「堅決支持鎮壓反革命分子劉文輝」。他才知道，哥哥死了，他再也見不到哥哥了。他哭得癱倒在地上。

哥哥承攬了所有罪責，劉文忠得以被輕判，管制三年。但之後，他因在監獄裏說過「要為哥哥報仇」以及偷偷辦讀書會等，再次被判刑7年，到1979年，坐了13年牢。

後來，劉文忠才知道，哥哥被槍決那一天，一大早，父親就跪在工人新村門口，廣播裏在喊：「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劉文輝在今日被鎮壓！」對劉家父母的批鬥大會也在當天召開。

下午，送死刑執行通知的人來了，母親交了四角錢的子彈費，就暈死了過去。接下來的一年裏，母親多次差點自殺。可是啊，「那是死都不敢去死的年月！」

彼時，文革尚在初期，公檢法還沒有形成「一條龍」。判決之後，哥哥的遺物照舊例被送到了家裏，包括一床棉被、一雙鞋和一條皮帶。

父母懂得自己的兒子，知道他一定會留下東西來。母親極為小心地拆洗兒子留下的棉被，果然在夾縫裏，找到了兒子的遺書。那是兩張薄薄的16開練習紙，正反面都寫得密密麻麻。前面是墨筆，後面就全是血跡了。

父親保存下了遺書，但日夜不安。兩年後，等家中的老五文龍終於獲准從雲南回上海探親時，父親讓他把信帶回雲南。

隨着文革形勢越來越緊迫，天天有人來劉家查抄。為了保存下哥哥的遺書，劉文龍用家中的電話號碼，再加上ABCD等英文字母，用編碼電報的方式，把遺書上字的排序打散，再抄到《毛澤東選集》的邊上。

等最壞的時候過去，他又一個字一個字地把這封遺書復原了。

這封遺書的內容，最後一句是：「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

「毛作為個歷史人物對中國人民是否有功由歷史評論。但自56、57、58、59年後就轉化到反動方面去了。整個世界在變化，但他竟這樣昏聵、剛愎自用、踞功自傲，自詡為救世主，以致內政、外交竟是亂弱難定，計劃越來越冒險，成為國家的災星。無產階文化大革命正是他強制人民服從、清除戰友政異、玩忽職守、草菅人命。我向世界人民上訴，我是個國際主義者，我反抗毛所謂解放三分之二的謊言野心，反毛的擴張主義；先烈們，我上訴毛貪天下之功為己功，把先烈血換的家業作為實現自己野心的本錢；我向人民上訴，毛的階級鬥爭理論與實踐是反動的，是奴役廣大人民的。我將死而後悔嗎。不！絕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來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軀來摧毀。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之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

只有一支筆的衣冠冢

1978年底，劉文忠還在安徽的白茅嶺農場服刑。 姐姐來看他，說形勢變化了，可以向法院申訴平反。劉文忠立即開始寫東西，為自己和哥哥申訴。四個月後，上海方面叫他回去，告訴他，他可以平反，但哥哥不行。「你哥哥不僅是反文革，還反毛澤東，反共產黨，」法院的人這樣說。

從那以後，劉文忠就和姐姐開始一次次上訪追問。「最終，還是姐姐通過關係，把申訴狀送到了彭真的案頭，」劉文忠說。他認為，一方面，是因為彭真的關注，另外，上面可能考慮到為了消除「文革」在上海的影響，劉文輝一案終於獲得平反。1982年1月6日，上海高級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決，認定劉文輝無罪。此時已經是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末期了。

拿到一紙薄薄的判決書時，劉文忠放聲大哭。 除了判決書，一家人的哀痛，得到的只有1000元的補償費。還好，堅強的父親和母親，終於熬過來了。這一年，雙目失明的父親 已經80多歲了。

1982年3月，劫後餘生的劉家四代30多口，相聚蘇州，追憶懷念他們的親人。在蘇州光福風景優美的湖邊，親人們為劉文輝建起了一座衣冠冢，此時距離劉文輝被殺已經整整15年了。

冢內無它物，只有劉文輝生前用過的一支開米勒金筆。那是父親當年在銀行工作時別人贈送，又轉贈給兒子的。劉文輝用這支筆，寫下了「駁文革十六條」，好幾本小冊子，還有數百封給弟弟妹妹們的家書。

哥哥當年的「駁文革16條」，如今留下來的是靠劉文忠記憶複述的，原文收在哥哥檔案裏，至今沒有看到。「林昭的錯誤不會再犯了，」中間人傳來話說。

劉文輝再沒有其它的遺物。他的書，一千多冊，多來自舊書店，文革開始就被抄走了。他當年為影響弟妹，給僅小他4歲的四弟，曾寫下500多封家信，大多關於時事和讀書，文革中，弟弟委託朋友保存這些書信，但風聲越來越緊，最終無奈地燒掉了。

劉文輝的生命，很多還沒有展開。劉文忠記得1965年的春節，一家人聚在一起，說哥哥的親事，他只是笑笑的，說現在還顧不上。1967年他被殺害的時候，剛剛30歲，還沒有好好地談過一場戀愛。

劉文輝20多歲的時候，和一位鄰居羅姑娘互相愛慕欣賞。當時「追求上進」的劉家妹妹，認為哥哥不該追求「資產階級小姐」，寫信阻攔。之後，他真的再沒有去找那位羅小姐……50年後，這成為妹妹一生最痛苦的追憶。

常常，劉文忠會胡思亂想：哥哥究竟是怎麼死的？哥哥被殺害的那天，一位堂哥剛好在會場。他回來說，劉文輝昂首挺胸地站着，臉上一點沒有畏懼的表情，似乎在嘶喊什麼，但沒有聲音。劉文忠後來知道，張志新（註：1975年被遼寧省革委會公開審判處死，1979年獲平反）是被割斷了喉管，那哥哥呢……

在監獄裏，劉文忠住過死囚的牢房，和上海著名的指揮家、1968年被殺害的陸洪恩關在一個囚室，目睹了陸洪恩曾遭受過的非人折磨。

他不用去想像，也能知道，哥哥一定受夠了摧殘。哥哥那樣一個人，永遠不可能乞憐，而且，他早就做好了死的決心。

但如今，除了母親肝腸寸段的哭訴，那四角子彈錢，他無從得知哥哥被殺害的任何細節。

近10年來，劉文忠和姐姐一直在尋找，包括當年的看守，以及所有殘存的線索。希望能找到哥哥的資料，完整闡述他的思想，但始終沒有結果。哥哥當年的「駁文革16條」，如今留下來的是靠劉文忠記憶複述的，原文收在哥哥檔案裏，至今沒有看到。「林昭的錯誤不會再犯了，」中間人傳來話說。據說，是因為有關方面吸取了教訓：林昭當年的獄中資料，因公安內部人員泄露，最終公之於眾。劉文輝的檔案資料，至今還不知埋藏在哪個角落。

揹着天上的哥哥一起行走

從2003年讀到《古拉格群島》開始， 劉文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講述哥哥的故事，完成哥哥的心願。其中之一就是走遍全世界，考察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

「我哥哥過去和我說，他逃出去的目的，是看看這個世界。他不相信共產黨說的這個世界的樣子。他說過，如果我走不出去，你一定要走出去，」他說。

2007年，當拖着殘疾的腿行走了40多個國家後，劉文忠出了一本書，叫《新海國圖志》。因為，很多年前，哥哥就給他講過，晚清思想家魏源當年寫《海國圖志》，在中國石沉大海，到日本才廣為印刷……那之後，劉文忠一直繼續行走，並於2016年出版了自己行走百國的遊記，起名叫《反思吧，中國》。

和別人不一樣。劉文忠每到一處，最認真觀察的都是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在東歐，他總是讓導遊幫他去尋找當地的紅色恐怖紀念館，也去和當地的年輕人交流。 這些年，他專程去了全世界40多個和社會主義有關的國家，來印證哥哥當年先知先覺的思考。

在維也納，他去了貝多芬的墓地獻花。1968年，在上海的牢房裏，代號為「1144」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家陸洪恩，曾在臨刑前請劉文忠幫他實現兩個心願。一個是幫他找到兒子，告訴他自己死的真相，另一個是將來有機會走出國門時，幫他在貝多芬的墓前獻一束花。

獻花時，劉文忠想起了陸洪恩最後的一天：音樂家即將步出牢房，哼的是貝多芬譜寫的《莊嚴的彌撒》（Missa Solemnis），之前，他在囚室裏做完了最後的演講，慷慨激昂，充滿一個人的尊嚴……

劉文忠也再次想起哥哥，那高挑的身影，倔強的面龐。想起哥哥說過，如果有機會，將來要在中國辦一份《人人報》，也叫《層層駁》，只講真話……50年過去了，劉文忠慚愧，至今還沒有實現哥哥的這個理想。

「這麼多年，我都是揹負着哥哥的靈魂在走，」劉文忠說。他的一生，不管是死是活，都是和哥哥聯繫在一起的。這麼多年，大陸當局多次找過他，也警告過他，但他不能停止。

「許多血祭文革的烈士臨死都逃不脱對毛抱有的幻想和迷信。而劉文輝是站在歷史的制高點，站在世界發展的大視野角度上，對毛毫無頂禮膜拜的懦弱、媚俗，公開表示與毛鬥爭到底的人。」

2014年，上海文化廣場要被拆除了。那裏是文革中處決政治犯的地方，劉文輝就是在那裏被殺害的。劉文忠趕過去，拍下了一張照片。廣場四圍已經全是高樓大廈，只有一棵小樹孤零零站着。

2016年，那棵小樹早已不見了。夜晚的廣場霓虹閃爍，人流如織，一切平靜得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就如文革發生50年後的今天，關於那一年，少見隻言片語，只有沉默。

但最深的痛，還在人的心上停駐。劉文忠常常會想起哥哥：「活到今天的話，哥哥也該80歲了。」當年19歲的雨弟，如今也已是近七旬的老翁了。

在劉文忠位於上海的書房，電腦的上方，一個雕刻精美的小鏡框裏，是一張劉文輝站立在假山前眺望遠方的照片。那是1964年，在蘇州的拙政園，劉文輝平生唯一一次外出遊玩，是陪妹妹去的。

劉文輝的照片旁邊，是一張小小的聖母像，還有一張胡適先生的小照。「哥哥生前最喜歡胡適。給我講最多的，是胡適說的，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獨立思考。」他用上海話說，哥哥當年就是這樣說的。

一張大信封裏，保留着一些大小不一的紙片。其中一個紙片上，寫着「照你喜歡的明星塑造你的形象。」是劉文輝當年寫給弟弟的。另外，就是在一首諷刺毛的《滿江紅》詞旁，劉文輝的筆記「苟活在淡紅的血色中……」

歷史的罪證不多。除了哥哥的判決書，上面寫着「最高指示」：要使革命進行到底，就要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還有死刑通知書，以及一張發黃的布告。布告上第一個就是「反革命犯劉文輝」。據說在1967年殺害劉文輝的那個3月，這份布告被印了20多萬份，貼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早在1980年代，紀實文學作家葉永烈曾專門來他家採訪。彼時，已看到很多歷史檔案的葉永烈就告訴劉文忠：從資料看，劉文輝在1966年9月就被抓，到1967年被殺害，判決書上列出的內容，遠遠超出張志新、遇羅克（註：1966年下半年寫下了著名的《出身論》，1970年3月5日在北京被宣判死刑並處決。）他們的言論，被稱為「反文革第一人」當之無愧。

2009年，劉文忠接受研究文革歷史的朋友建議，開始專門為哥哥寫一本書。2011年，《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一書出版，「至今還沒有人不同意這個說法，」劉文忠說。

在自序中，劉文忠寫到：「許多血祭文革的烈士臨死都逃不脱對毛抱有的幻想和迷信。而劉文輝是站在歷史的制高點，站在世界發展的大視野角度上，對毛毫無頂禮膜拜的懦弱、媚俗，公開表示與毛鬥爭到底的人。他以死來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

劉文忠說：「我遺憾的是，到今天，哥哥的思想都沒有被真正平反。如果說我的心願，那就是希望哥哥的墓碑，將來能樹立在上海文化廣場。」

「哥哥，我們希望你的靈魂重歸出生之地，返回你血染的土地。」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作者劉文忠）

上篇已於2016年12月24日刊出，點擊此處即可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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