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從德國回上海的飛機上，劉文忠第一次讀《古拉格群島》。「古拉格」，前蘇聯勞動改造集中營的象徵，作家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I. Solzhenitsyn）在1970年代的黑暗歲月，為它寫下了170萬字的記錄。
「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為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起一切，沒有猜到一切。」這是《古拉格群島》的開篇語。
那年，劉文忠近55歲，頭髮已白，在飛機上，哭得像個孩子。他說，那是一次靈魂的震撼。他從心裏開始問自己：劉文忠，你是不是被錢迷住心竅了？你忘掉過去了嗎？你忘掉哥哥了嗎？
那一年，他已是一個成功的商人。1980年代初就去深圳創業，從做羊毛衫生意開始掘「第一桶金」，抓住時代的機遇做了弄潮兒。20年後商海浮沉，他已賺到人生「需要的錢」。過往歲月裏的苦痛，只是偶爾入夢，並不妨礙他享受現在的成功、物質的富足。
冥冥似有天意。這次他到歐洲的商業休閒之旅，路過德國法蘭克福時，偶遇了30年前同關在一個監獄號子裏的文革難友。異國遇故知，難友送給了他這套《古拉格群島》，沒想到竟改變了他後半生的道路。
回到家，劉文忠生病了，高燒了好些天。病中，過去很多場面一一浮現。窗外高檔小區的美麗園景也遮掩不了那段深重的噩夢。秋天，他和妻子大吵一架，之後固執地決定：生意全交給兒子，他退出。「我懺悔，過去10多年我忘記了良知，現在，我要揹負着哥哥的靈魂上路了，」他說。
「與天上的三哥一同觀察、思考，考察極權制度在這個世界的命運。」
從那時到現在，劉文忠沒有停止過。寫作，行走。拖着自幼患了小兒麻痺的左腿，到2015年底，他的足跡已遍及全世界的108個國家。其中40多個，是他特意去的實行或實行過「社會主義」的國家，包括北韓、古巴、前蘇聯解體後的各國等，目的是「完成哥哥的遺願，思考哥哥的問題：社會主義在這個世界上會長出什麼樣的果子來」。
1967年3月23日，哥哥劉文輝，被以「反革命罪」，殺害於上海文化廣場。當年1月，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最瘋狂的「上海奪權」，2月「奪權」成功，2月23日，上海「革委會」成立。3月23日，上海舉行公判大會，劉文輝被以「反革命」罪槍決，為上海「革委會」的成立「獻禮」。
那個寒冷的3月，哥哥劉文輝剛剛度過30歲生日。而19歲的劉文忠，一個殘疾青年，作為哥哥的同案犯，被關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對外邊發生了什麼一無所知。一直到兩年之後，他被拉出去批鬥時，才知道哥哥已被殺害。1966年11月27日，兄弟倆被抓捕的那個秋夜，哥哥向他投來的最後一眼，竟為此生永訣。
在文革研究者裴毅然眼中，劉文輝是十年浩劫中最早被公開處決的政治犯，他被抓捕時，文革開始才4個月，被殺害時，十年浩劫才開始不到一年。而他的思想高度、對抗極權的決絕，從現有資料來看，被稱為「反文革第一人」當之無愧。
2009年，劉文忠出版了自己的第三本書，《「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400多頁，記錄哥哥劉文輝「反革命」案的始末，以及自己作為從犯，為哥哥抄寫「駁文革十六條」、向全國14所高校投遞信件，最終暴露，並為哥哥帶來殺身之禍、自己身陷囹圄13年的往事。
《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
作者：劉文忠
出版社：五七學社
書成之後，卻不能在大陸出版。劉文忠在澳門先後印刷了幾千本，目前只在海外流傳。10多年來，他和家人想盡辦法，試圖將哥哥被殺害前的資料找到，並將哥哥的思想完整地傳播，但都徒勞無功。他和姐姐曾委託可靠的人前去打聽，但最終被告知，檔案資料不可能給他們。 「林昭事件的錯誤（註：指1968年在上海被殺害的林昭的獄中資料流出），我們不會再犯了，」這是中間人傳來的話。
「我如今活着，就是為了哥哥。這已是我今後所有的使命。是我心頭最大的那個真。」2016年9月，不慎摔傷了另外一條腿的劉文忠，躺在上海普陀區一家醫院的病床上，一頭銀髮有點凌亂，手裏握着一本聖經，他這樣說。
從2004年起，他帶着「經歷紅色恐怖的囚徒視角，背負着三哥的靈魂一起上路，走遍世界，與天上的三哥一同觀察、思考，考察極權制度在這個世界的命運。」
他忘不了哥哥。或許是年歲大了，每當想起他，那殘酷的血色記憶裏，最為清晰的一幕，卻充滿了温情。那是1962年的春天，文革的暴風雨還沒降臨到全家頭上，在從上海去無錫的一列火車上，哥哥帶着他們四個兄弟姐妹，在擁擠的車廂裏，一起讀着英語。哥哥是那樣英俊高大，周圍的人們都投來羨慕的目光。那一刻，因如此温情而又如此短暫，於記憶中璀璨如珍。
愛讀書的工人「右派」
1947年，劉文忠出生在上海。風雨如磐，國家前路未卜，母親為他起名「雨弟」。那時，三哥劉文輝已經10歲。
劉家是上海的老戶了。父親劉忠漢，早年在美國友華銀行、外資天祥洋行等工作，講一口流利的英文，後來在浙江興業銀行工作了8年，積累了一點家資。叔叔曾在香港開公司，早年曾留學日本，做過亞洲遠東社的記者，筆名劉大同。母親也是世家，太外公是清末的大書畫家胡公壽。1966年8月，被紅衞兵六次抄家時，劉文忠親睹紅衞兵搶走太外公的書畫，撕得粉碎。
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戰敗。聯合國在上海設立善後救濟總署，救助中國難民恢復生產生活。父親劉忠漢熱心公益，被銀行界推舉，參與籌建工作，被任命為儲運廳總務科長，曾經在上海和秦皇島之間押送物資，轉交善後總署派發給中共的部分救濟物資，和伍修權交接（註：中國抗戰勝利後，至1949年建國，伍修權在東北工作）。也曾和當時的中國代表團負責人董必武交往。因為人忠厚實在，幹練敬業，在接交物資的工作中，劉忠漢被臨時提拔做了幾個月的國民黨「專員」。這些經歷，劉忠漢當時引為榮耀，卻沒想到，1950年代政治運動裏的禍端，這成為他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由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劉忠漢熱心幫助共產黨在上海的過渡工作，頗得認可。然而，在最初兩三年的風和日麗之後，一波又一波殘酷的政治運動，於1952年之後撲面而來。先是劉忠漢被戴上了「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據說是董必武向上海方面提供了情況，才保住了性命。之後劉忠漢開始接受管制，昔日瀟灑倜儻的上海士紳，在工人新村，棲身於樓梯拐角，日日掏陰溝打掃衞生，接收工人階級的批鬥。
劉家的災難接踵而至。1957年，哥哥劉文輝被打成了右派。因為是工人階級，所以當時不叫右派，而叫「社會主義壞分子」。對一個20歲的上進青年、曾經的團支部書記來說，這成為一生最重要的轉折。
「反右」一年之後，當哥哥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拿回「團徽」時，他把這個團徽寄給了二哥。很多年後，劉文忠才意識到：「從哥哥的內心裏，他已經告別了過去，從此，他要走自己的路了。」
劉文忠記得，在這個有9個孩子的大家庭，原本，哥哥劉文輝的學習最好。但1950年後，家道中落，父母負擔沉重。排行老五的劉文輝，為了供下面的4個兄弟姐妹讀書，早早輟學，到滬東造船廠當了學徒。
在劉文忠眼裏，哥哥是人格完美的。一方面，他極有家庭責任感，上班之後，下面四個弟妹的生活，便都由他負責。劉文忠記得，船廠離家遠，每個月，哥哥都讓母親去一個約定的工友家，取回他的工資，補貼家用。他自己的生活，極為簡樸，衣服層層打着補丁，所餘的一點點錢，全買成了書。
哥哥曾經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青年。他聰敏好學，很快從學徒成長為廠裏的技術能手，每個月工資能拿到60多元。自小上教會學校的他，英文流利，是廠裏蘇聯專家的翻譯，「組織」上也有意培養他。
1957年，反右開始。像劉文輝這樣充滿熱情的青年，毫不遲疑地響應號召「幫黨整風」。他寫了大字報，貼在廠門口，譴責廠長拋棄糟糠之妻。這下雖然痛快，卻惹怒了廠長。之後因為不肯給廠長道歉，他被打成了「右派」。
那時，「工人階級」是最紅的。反右後期，中央認識到有「擴大化」的情況，通知工人階級不宜以右派處理，於是摘掉了他的帽子。
但那時，劉文輝已經不能再回到過去了。他要追問一個為什麼。為什麼自己會被打成右派？「這是他的性格，是他的命運。也是他一生的轉折點。很多人『反右』後，就上交了自己獨立思考的權利。他不會，」50年之後，劉文忠這樣回憶哥哥。
劉文忠清晰地記得，在1957年之後，哥哥開始如飢似渴地讀書，來尋找心中的答案。他的勤奮好學在工廠裏早就是出了名的。在船廠上班的同時，他報了復旦大學的夜校，常常步行十多里路去學校讀書。每個月，只要有休息的時間，他都會用節省下來的錢，去淮海路一帶的舊書店買書。在那裏，他能買到新華書店裏沒有的書，包括各種西方政治學的書籍。
「反右」之後，有一段時間，劉文輝集中研究馬列，從資本論到反杜林論，以及費爾巴哈（Ludwig A. von Feuerbach）、黑格爾（Georg W.F. Hegel）、傅立葉（Jean-Baptiste Joseph Fourier）等人的著作，都去鑽研，卻感悟到共產主義是遙不可及的理想，並對毛澤東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同時也蒐集當時的各種批判資料做研究，包括「右派言論」等。另外，也熟讀赫爾岑（Aleksandr I. Herzen）等人的自由民主思想……他讀書非常用心，幾乎每本書上，都會寫下眉批。在灰暗的歲月裏，他漸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立思考。
劉文輝也常和身為「革命幹部」、從朝鮮戰場回來的二哥辯論，說出自己內心的質疑。他試圖和二哥「爭奪」對弟弟妹妹的影響，所以這樣的辯論，隔一段時間就會在家裏發生。而劉文忠，則在內心裏暗暗支持三哥文輝。他記得，「反右」一年之後，當哥哥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拿回「團徽」時，他把這個團徽寄給了二哥。很多年後，劉文忠才意識到：「從哥哥的內心裏，他已經告別了過去，從此，他要走自己的路了。」
逃出國門的計劃破滅
1961年，滬東造船廠要選派工人去生產前線，包括嵊泗島。劉文輝立即要求去嵊泗。那裏距離上海幾個小時路程，是茫茫大海中的孤島，沒有人願意去那裏。
劉文輝有自己的計劃。他一直希望把兄弟們能帶出去，逃離這讓人窒息的中國，同時也去尋找流亡救國的道路。嵊泗距離公海近，接近台灣和日本，是他心目中偷渡的理想地方。
在荒涼的孤島上，他有了便利條件。他本身有技術，收音機略加改裝，便能接受「敵台」。他的英文又好，聽廣播沒有障礙。從1961年到1965年，中國大地身處極權黑幕之下，如亙古長夜，隔絕於世界。他卻能通過廣播，知悉國際上發生的眾多大事，與對中國之外的真實世界保持通連。
劉文輝憂時憂國，在島上給弟弟妹妹們寫信，告訴他們發生在國內外的大事，和他們一起探討時局，也交流各種讀書心得。他也讓他們從上海寄書過來。那時郵資極為便宜，書信郵件往來，是最好的交流方式。每週三，從上海到嵊泗的航班，是他鐵打不動，給弟弟妹妹們交寄信件的時候。
他的偷渡計劃一直在穩步進行。為鍛鍊身體，他每天在近海游泳近萬米。具體到如何弄到船隻等等，每一步都有精密的計劃。但是，到了1964年，「四清運動」席捲而來，政治高壓之下，一位曾計劃和劉文輝一起偷渡的同伴舉報了他的計劃，劉文輝立即被打成了反革命。1965年，嵊泗法院以「反革命罪」判他管制3年，由群眾監督勞動改造。
1966年4月，劉文輝打電話來，讓弟弟劉文忠到碼頭去接他。公安人員一路把劉文輝從碼頭押送到家。之後，他開始接受「革命管制」，必須在家老老實實待着，由群眾監督參加勞動。
從這時起，到1966年11月27日被抓捕之前，是劉文忠和哥哥相處最多的一段時候。他記得，哥哥回到家中，除了勞動，就是繼續看書，偷偷寫東西。在上海日暉四村的家裏，哥哥和父親，一個是「歷史反革命」，一個是「新生反革命」，處處在監控之下。劉文忠在壓抑中，一點點感到危險的降臨。
「如果每個中國人都像父親一樣，忍氣吞聲，這個國家就沒有希望了。」
一個月後，「5.16通知」下發，文革爆發了。1966年那個殘酷的「紅八月」，在劉文忠的記憶裏，是無止盡的抄家。紅衞兵上門，家裏的玻璃被打碎了，上千冊書被抄走，花園被掘地三尺，父母親被毆打，驚恐萬狀……
那年哥哥29歲。「他血氣方剛，面對這樣的社會，根本不能忍受，」劉文忠回憶。他記得在那些暗夜，等鄰居都睡了之後，哥哥就偷偷溜出去騎車到復旦大學等地方看大字報，常常到凌晨四點多才回來。當時的社會已完全失序失控，十里洋場的上海大都會變成了血雨腥風的海洋。目睹這瘋狂的一切，劉文輝已預知巨大災難的來臨， 開始更加深入的思考。
1966年8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為「文革十六條」。劉文忠記得，哥哥看到報紙後，就開始逐條分析，並醖釀辯駁。
那些夜晚，劉文忠看着哥哥在昏暗燈光下的身影，時時有不祥之感。他知道，哥哥這樣的一個人，一定會做點什麼。就如二哥早就預言過那樣：「文輝就是這個家裏的一個定時炸彈。」
劉文忠能感受到哥哥胸中的烈火。有一次深夜，父親睡着了，躺在那裏，蜷縮成一團。哥哥指着父親說：「如果每個中國人都像父親一樣，忍氣吞聲，這個國家就沒有希望了。」
是的，父親曾經那樣高大偉岸、風度翩翩、意氣風發，但經過這些年的折磨，已經完全從精神上垮掉了，甚至總覺得自己有「原罪」，對不起共產黨，對不起人民。劉文輝常勸父親：「你沒有罪。你即使那時給國民黨辦事，也是為了人民。」但父親依然覺得自己是個罪人，見到任何人都點頭哈腰，低聲下氣。孩子們不忍看到父親的樣子，都不願意在家，都走了……
致命的批駁
1966年9月的暗夜，到處是監視的眼睛。工人新村的燈一盞盞都滅了，劉文輝讓弟弟去走廊查看，確定別人都睡了後，才打開昏暗的小燈，開始寫作。
劉文輝總是在寫。之前早已寫完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冒牌的階級鬥爭與實踐破產論》，一本是《通觀五七年以來的各項運動》， 其中就有「毛澤東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在中國締造了一個謊言王國……」等「發現要殺頭」的論斷。兩本小冊子在當年「紅八月」抄家時已被抄走，好在暫時沒有人來追究。
1966年8月9日那張印著「文革十六條」的《人民日報》，報頭血紅 。 50年後，它和其他一些紙片，一起被保存在劉文忠的抽屜裏，但已破得無法提起，摺疊處已爛掉。哥哥劉文輝當年看的就是這張報紙。1979年劉文忠出獄後，父親把報紙交給了他。只因為它是《人民日報》，才沒有被抄走。
在劉文忠記憶裏，看到「文革十六條」之後，哥哥立即就開始研究。十天之後，9月27日，他寫成了一萬多字的文章，名為「駁文革十六條」，並給劉文忠講了他的決定：寫14封公開信，從杭州投向全國各大高校，時間就選在10月1日國慶。
「兄弟，你幹不幹。這是要殺頭的，」劉文忠還記得哥哥對他這樣說時，那凝重的表情。
他不能不幹。劉文忠從小就崇拜哥哥。他幾乎就是哥哥撫養大的。劉文忠六七歲時，家裏沒別的收入，弟妹上學全靠哥哥上班供養。更何況，在思想上，劉文忠一直就崇拜哥哥。
十四封信本來是要由劉文輝親筆寫的，但斟酌再三，放棄了，因為他從小學習外公的書法，一手小楷非常娟秀，字跡很容易被認出。最後決定由劉文忠來代抄。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專政，推行法西斯主義，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文化大浩劫……
劉文忠至今記得，那些個抄寫的晚上，他的手顫抖得厲害，筆一次次掉到地上。哥哥在文章裏痛罵毛澤東，斥其為「秦始皇」、「暴君」、「獨裁者」。那個年代，人們對毛奉若神明，是絕對的「紅太陽」。這些痛斥的話，對當時才19歲的劉文忠來說，如萬鈞雷霆，雖然聽哥哥說過，但他根本無法下筆寫出來。
看到他這樣心驚膽戰，哥哥說，算了，我改一下吧，把文章裏所有的「毛」都改成了「冒」。劉文忠這才得以克服心裏的障礙，一筆筆，用了好幾個晚上，把14封信抄完。
至今，那逐條駁斥的鋒利話語劉文忠還歷歷在目：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專政，推行法西斯主義，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文化大浩劫……
1966年10月1日， 國慶假期，劉文忠按照哥哥的安排坐上火車，第一次去了杭州，在街上邊走邊看到郵箱就把信投進去。投遞完後，劉文忠想去靈隱寺看看，到了卻發現古寺早被砸得亂七八糟，往回走的時候，他發現揹包裏還有一封信，就向靈隱寺外一位帶紅袖章的婦女詢問，婦女給他指了指，他就把最後一封信投進了寺外的一個郵箱。
「順利完成任務」的劉文忠回到上海，急着想去參加學生串聯。彼時，幾乎所有的年輕人都渴望去北京，他也不例外。之前哥哥不同意，這次，哥哥勉強同意了。
劉家兄弟命運悲劇的炸彈，由這次串聯點燃了引線。
作為一個反革命家庭裏的「壞分子」，劉文忠去參加串聯，立即就引起了注意。而此時，「駁文革十六條」公開信已被列為重點大案，全國八大城市都在通緝「作案者」。 事後劉文忠才知道，自己和哥哥的想法還是太簡單。在計劃經濟的年代，所有的信紙下面都有編號，根據信紙，就能確定寫信人是在上海。而在上海，劉文忠的哥哥和父親均被管制，留有案底，很快就被列為懷疑對象。而且包括劉文忠國慶外出的行蹤，都沒有逃脱周圍「革命群眾」的眼睛……
劉文忠永遠記得，那個和哥哥永訣的秋夜。
1966年11月27日，寒風淒冷。劉文忠串聯完又去了四川看四哥，然後輾轉回到家。因之前一夜未睡，劉文輝讓他趕快睡覺，又把他的衣服拿去洗了。當時，姐姐生下孩子不久，也回了娘家。或許是已預感到即將到來的災難，那天夜裏，劉文輝抱了可愛的小外甥女，獨自坐了很久。
夜裏，劉文忠突然被一陣雜亂的聲響驚醒，起身時軍警已衝了進來了。他回過頭，看到哥哥文輝被兩支槍頂着。可能是看到了弟弟的慌亂，劉文輝扭過頭，對他說了一句話：「兄弟，要冷靜。」
嬰兒在哭，警車呼嘯着，落葉飛舞在昏黃的燈光下。
（下篇將於2016年12月25日刊出，敬請留意）
聲音
「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處於軟弱的無能的狀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隻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取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必須嚴格區別各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用文鬥，不用武鬥。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系的最好的橋梁。它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