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除了增加極端天災的破壞力，亦影響糧食穩定，並長遠刺激資源衝突或大規模遷徙， 有可能引發人道危機。弱勢小國要如何應對自處？再沒有很多人質疑氣候危機是這一代人必得共同承擔的歷史使命，但解決之道是甚麼、以誰的利益為依歸，卻眾說紛紜、難辨對錯。
《巴黎協議》中所謂限制全球升温「在2100年不超於攝氏2度」的目標，究竟有多少科學上的現實意義？是技術創新與政治意志能夠追趕實現的發展軌跡，是屬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道德感召，抑或僅僅一場假大空的集體幻覺？同一個問題，在馬拉喀什氣候大會會場內外，可能有諸種答案。
《巴黎協議》雖跳脫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有關「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之原則所造成的歷年僵局，強調互惠雙贏的合作願景與經濟機遇，不再以1992年的標準去劃分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與減排責任的差別；但對首當其衝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弱勢窮國而言，這套漂亮的修辭可能只是不得不為之。
例如，經過窮國多年的遊說與爭取，《巴黎協議》新增了一項針對窮國適應氣候變化的條文，同時肯定了海洋島國面臨沉沒的特殊處境。但是，這些脆弱小國爭取多年的額外賠償與保險機制(「loss & damage」)，並未得到其餘締約國的支持。發達國一再表明，他們不願承擔賠償形式的債務責任。
「發達國家不願接受白紙黑字的『債務』承擔，因為風險的轉移與擔保意味著以歷史排放量區分國家減排責任的多寡，他們不想要。」
「發達國家不願接受白紙黑字的『債務』承擔，因為風險的轉移與擔保意味著以歷史排放量區分國家減排責任的多寡，他們不想要。」孟加拉學者、「氣候行動網絡」南亞區域項目（Climate Action Network – South Asia, CANSA）主席拉赫曼博士（Dr. Atiq Rahman）這樣跟端傳媒記者解釋。
近年，孟加拉被公認為全球應對氣候危機最脆弱的國家，有研究估計在2050年前，孟加拉國內將有近二千萬人因為氣候變化所造成的升溫與環境惡化的問題而被迫遷徙。因此，孟加拉是其中一個最積極在氣候大會爭取落實賠償與保險機制的國家。
「有區別的責任」不合時宜？
「跨政府氣候變化專責委員會」（IPCC）在2011年發布的科學調查確認，單從氣候變化相關的極端氣候現象造成的死亡率與經濟損失而言，發展中國家明顯首當其衝受影響，其中又以漁農業面對的風險最為關鍵。「慕尼黑再保險公司」（Munich Re）去年的研究更指出，這類受氣候變化而刺激的災害對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影響約為13%，但在發達國家則僅有2％；而發展中國家人口中，僅有2%獲得任何形式的氣候風險保障。
拉赫曼博士重申了不少發展中國家抱持的立場；「現時氣候大會提及的融資機制與技術協作都過份側重於氣候應對的『緩減』（mitigation）層面，而非『調適』（adaptation），目前後者遠遠不夠。」
北太平洋島國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女總統希爾達·海妮（Hilda Heine）博士則表示，她的國人當下最需要的，是投資與研發在農業的調適技術：馬紹爾群島目前已有逾九成國土僅高於水位五米，水位上升令土壤出現侵蝕、地下水源遭污染，不但無法進行傳統耕作，更造成公共衛生隱憂。沒有賠償與保險機制，她的國民命運懸於一線。
緩減氣候影響的行動，一般是指減低現存排放量的技術應用，如擴大潔淨能源發電比例、提高現有能源效益標準等等，這些計劃落實的指標、成效與投資回報較容易量化、管理與評估，所以較易得到著重短期成效的發達國家與融資機構的青睞。
相對來說，用於協助國家調適氣候影響的大多是一些針對特定行業或政策領域的全面性措施，由於前期投資成本和風險變數較高，成效與投資回報亦不易在短時間內便捷評估，因此傾向難吸引私人融資。
相對來說，用於協助國家調適氣候影響的大多是一些針對特定行業或政策領域的全面性措施，例如農業與水資源管理、樹林保育、城市基建更新等跨領域的項目，由於前期投資成本和風險變數較高，成效與投資回報亦不易在短時間內便捷評估，因此傾向難吸引私人融資。
南太平洋島國圖瓦魯（Tuvalu）首相索本嘉（Enele Sopoaga）亦對記者表示，現時氣候大會得出的融資選擇尚欠清晰，認為應有長遠用於協助國家落實調適計劃的特定融資機制，以免出現有發達國家將既有的援助貸款額重覆計算，巧納名目將之當作氣候撥款的一部份。
大概因為現行融資機制側重於緩減行動，新興能源技術的發展、其廣泛應用與轉移的可能，成為了富國與窮國立場的最大公約數。至少對雙方來說，這些是可見、可被量化、可被慶祝稱頌的功績：一個國家的全國再生能源供電容量的增加比率，要比解釋一個偏遠村莊如何改良某塊農地的管理技術與抗逆力（resilience）容易得多。
但即便是這些新興能源技術，在發展中國家內部一樣面對不少在地的爭議。
融資追求回報 調適計劃滯後
首先，所謂再生能源技術定義籠統，不同技術在窮國的接受程度不一。例如在過去，不少中大型的水力發電項目，在發展中國家一直被批為大興土木、破壞生態的大白象工程：截流蓄水影響生物多樣性與下游社群的經濟活動，工程選址亦經常涉及原住民地權與迫遷問題；加上所涉投資額龐大，易惹貪腐之嫌，也令人質疑大型水壩建設其實不符經濟效益。近年，世界銀行就曾經因為多次撥款支持在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興建大型水壩，而屢遭環團及原住民組織批評。
世界銀行的氣候項目資深主管羅姆（John Roome）向端傳媒記者坦言，水壩項目發展過去的確有失敗例子，有部份項目出現工程超支延誤、又沒有事先做好減低環境與社會影響的措施，因此引起民情反彈。
但他解釋，「只要項目落實得宜，水壩項目，即使是大型工程，一樣可以實現低成本、低排放，而且對國家的能源供應組合的靈活性帶來好處。好壞與否，很多時在於個別工程的結構與施工安排。最近越南的水壩項目就是正面例子。我們在審批這類貸款與融資項目時，都會認真審視工程的淨排放量，確保當地政府有在受影響社區進行諮詢、補償與安置，並將環境與社會影響減至最低。我們的工作，就是要確保水壩項目不是假潔淨能源之名（『clean energy in disguise』）。」
另一個例子是生質燃料（biofuel）的發展。不少農民及環團認為，大規模圈地種植農作物作燃料是違背糧食保障的發展目標，其能源產出效益亦不高。但近年，生質燃料產業有重大的技術突破，第二及第三代的生質燃料研究開始轉向以種植海藻取代傳統農作物作燃料或提高生質能源的效益，這對發展中國國家來說是正面訊息，亦令外界明白技術發展確有「經驗曲線」（learning curve）、會自我改良去適應市場競爭。
這個「自我改良」一說，也常見於支持擴建核能的論點。目前，全球低碳能源發電只佔總發電量三成，不少論者認為與其等待新一代再生能源的廣泛應用，不如擴大各國已有應用往績的核電。「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核能部門下的規劃與經濟研究小組主管希羅普（David Earl Shropshire）對端傳媒記者表示，「儘管再生能源變得越來越廉宜，很多國家還是需要『基本負載』（base-load）的供電方式去保障能源組合的多元性，以彌補太陽能及風能發電的斷續性（intermittence）。同為低排放的潔淨能源，兩者並行不悖，不構成直接競爭。」
數據亦的確證實，截至2014年，全球共有400多座核電廠仍然運作，遍布約30個國家，佔全球發電量逾一成，同時有超過70個核反應堆正在施工。可見，廢核呼聲遠非主流，而自2001年起被學界稱為「核能復興」（Nuclear Renaissance）的發展趨勢，亦未有受福島核災影響。
「應該說，從福島事故我們得到了很多重要的檢討，促使我們引入新的安全與應變措施。現時很多國家都開始淘汰第一代的舊式核電廠，引入更高安全系數與應變系統的核電設施，例如在極端狀態中能自動冷卻關閉、不涉人手操作的『被動安全系統』。」
此外，亦有支持擴核的論點認為分散式的小型模組化反應堆（Small Modular Reactors, SMRs）能大大減低投資風險與長遠建造成本，亦較適切發展中國家的電網負荷與發展需要；加上不須大量集中貯存放射性原料，分散事故風險，比大型核電站優勝。
潔淨能源非一勞永逸出路
被問及核武隱憂，希羅普則解釋：「我不同意所謂核技術擴散就會促使部份國家掌握核武的說法。我們沒有理由如此相信：核能與核武涉及的技術是很不同的，而且要發展核武一則不必要先擁有核電技術，二則是核武技術相當敏感，很難秘密進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成立正正是為了防範這個情況的出現，我們有常規的監察與調查員，亦有《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的法律框架管豁核能活動及核原料出口。」
另一邊廂，「碳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技術亦被視為是暫緩全球暖化的方案之一。現時，全球共有15座已運作中的大型碳封存設施，主要集中在北美與中國。國際能源總署（IEA）曾經估計，碳封存技術在2050年時可促進全球碳排減量19%； 而「國際碳封存研究所」（Global CCS Institute）則分析，如果碳封存技術未能廣泛推行，長遠的緩減成本將會高逾雙倍。
氣候經濟學權威、斯頓恩爵士（Lord Nicholas Stern）為此公開支持，認為要達致「限升溫攝氏2度」的目標，碳封存技術與碳價格機制必須雙管齊下，逐步推動市場淘汰高污染的能源產業。
但這些支持論調往往避談一個重要問題──核能與碳封存技術，同樣需要將污染物儲存於地底。現時，大部份國家會先處理高放射性廢料（如將之玻璃固化），再儲存於地底的儲存庫，只有少數例外如法國會將廢料再處理，回收有用的原料再燃燒。而碳封存技術則需要因應特定的地質條件選址，以防止這些溫室氣體自地底洩漏。
不少論者認為，把這個風險留給後世處理是不恰當的：既然氣候變化涉及「代際公義」（intergenerational equity）原則，用一個影響下一代的方法去解決一場影響下一代的危機，倫理上似有自相矛盾。
深埋地底的做法一來令人質疑是否可持續，甚或長遠埋下計時炸彈，事故後果難以預料；其次，不少論者認為，把這個風險留給後世處理是不恰當的：既然氣候變化涉及「代際公義」（intergenerational equity）原則，用一個影響下一代的方法去解決一場影響下一代的危機，倫理上似有自相矛盾。可以想像，要新式核能與碳封存技術及時、適切又順利地在發展中國家應用，不會是容易之事。
而「技術創新」，有時是一個被過份高舉的流行語。彷彿科技的進步，是解救世人的終極答案，而只有少數科研與商業菁英掌握於了然。彷彿頓於困境的世人，都是在等待救贖的無助一群；令人忘卻社會變革的驅動力，往往首先來自那些在窮鄉野地頑抗推土機的農民與原住民、或是在危城敗壁處自救求變的小國島民。
海島國家的困頓與堅韌
再堂皇尖端的低碳技術，也不能提供一蹴而就的出路。而且在現實而言，這類需要大規模投資與政策輔助的新技術，也許亦比不上植根在地處境的實際計劃，更能去適切脆弱社群的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
在現實而言，這類需要大規模投資與政策輔助的新技術，也許亦比不上植根在地處境的實際計劃，更能去適切脆弱社群的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
菲律賓新任的環境與自然資源部長洛佩斯（Gina Lopez）舉例說，「我們有地球上數一數二生物多樣性最豐饒的海洋……而在這其中，紅樹林的角色非常重要。我們的研究更發現，在強颳海燕吹襲菲律賓中部時，紅樹林能保護沿岸社群，將社區受到的破壞減少近80%。保育紅樹林能減低風災破壞，又能維持漁業資源的持續性，對經濟、扶貧、氣候應對都大有好處。」
今年的氣候大會，未有認真觸及「氣候難民」的問題。此前，馬紹爾人已不是第一次面對被迫遷徙、文化存續的危機。在1946年到1958年間，美國曾在馬紹爾群島的比堅尼環礁（Bikini Atoll）進行了超過60次包括核試在內的爆破測試，《華盛頓郵報》形容這是「被遺忘的原爆點（a ground zero forgotten）」。直至今天，部份受影響島礁仍然不適合居住，不少島民對當年的核試猶有餘悸，向美國繼續爭取賠償與環境修復的呼聲不止。現時，美軍仍在群島最大的環礁瓜加林（Kwajalein）進行導彈測試與國防研究。
發達國家有關低碳經濟轉型或技術創新天的口號，也許給世人多了一點誘因與願景，但對馬紹爾人來說，這絕不是甚麼終極答案。
60年過去，馬紹爾人如今面對另一場更加嚴峻、難以回天的存亡之戰。發達國家有關低碳經濟轉型或技術創新天的口號，也許給世人多了一點誘因與願景，但對馬紹爾人來說，這絕不是甚麼終極答案。
但他們未有言棄，正如總統海妮在大會上說：「作為脆弱國家，我們有一個特殊的任務去推動國際關注。我們將會戰勝。」海妮是太平洋島國第一位女總統，她也許代表了海洋島國拒絕認命、團結求變的歷程。
自「小島嶼國家聯盟」（AOSIS）於1990年成立以來，這些島國一直是全球氣候倡議與談判的重要推手，他們的命運，象徵了氣候變化的道德與公義向度。這些島國部份政策與民主進程，也可以比部份發達國家更加進步多元。印度洋小國毛里求斯（Mauritius）阿梅娜·古里布（Ameenah Gurib）與海妮一樣，同為擁有高學歷的民選女總統。古里布是留學英國的得獎女科學家，一直提倡發展非洲本位的科學研究與教育、重審傳統知識的價值，去年曾被《外交政策》期刊選為「2015年全球思想家」之一。
如果連家園業將沉沒的島國亦求變不懈，世人大概更找不到悲觀或犬儒的理由。我最後向總統海妮問及她如何觀望馬拉喀什此行的進展。她微笑著說：「我們都走到這一步了，只能繼續保持樂觀。」
（本文作者得到國際組織「Internews」下的「Earth Journalism Network」支持以報導馬拉喀什氣候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