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美國大選 特朗普來了 觀點 2016美國大選

曾柏文:一個糟糕的人,搭上歷史的列車

三天前在一通電話中,我這麼描述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可能的勝出……


紐約競選集會希拉里的支持者表情失落。
紐約競選集會希拉莉的支持者表情失落。攝:Carlos Barria/REUTERS

「一個糟糕的人,恰好搭上歷史的列車。」

三天前在一通電話中,我這麼描述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可能的勝出。「糟糕」這個詞,指的他動輒對「非白」族群、女性、性少數、政治對手的言語羞辱,對其他國家種種魯莽無禮的揚言,對無知與信口開河的毫不赧然,對倒債逃稅等過往劣行的蠻不在乎等等──這個清單還可以漫長地列下去;很多人至今仍難以接受這樣的人,即將擔任總統大位。

也正因為在這些人眼中,他是這樣的「不適格」,加上選前主流精英媒體一面倒地批判特朗普,眾多民調也都預測希拉莉(Hillary Clinton,希拉蕊)贏面大,在昨天幾個小時開票過程中,他們都經歷到某種雜著不解、憤怒、恐慌、不真實的錯愕。

那他又是搭上什麼樣的一班列車?

全球化,摺疊左右政治

如果在全球尺度回看即將過去的2016年,最重要的歷史意義大概是:英、美這兩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主力推手國家,先後出現對「全球主義」的巨大反彈。

6月底,英國民眾以 3.78% 的得票差距,通過脫歐公投,終止英國始於1973年的歐盟成員資格,逆著區域統合趨勢走上不同的路。11月初美國在總統大選中,以279比228張選舉人票,選出對移民、自由貿易等批評不遺餘力,宣稱要「築起美墨高牆、遣返非法移民、終止TPP」的特朗普。跨越大西洋,這兩個投票呈現出許多相似性。兩次投票,結果都重重打臉主流媒體、顛覆民調結果,讓兩地許多知識分子錯愕,更讓無數人驚呼自己原來那麼不認識自己居住多年的國家。

而在更深一層,正如我在《英國脫歐,歷史結構崩裂的聲音》一文闡述過的,脫歐公投與美國大選:

「...兩邊的對峙主軸,都能視為當前政經精英所堅信的全球主義(globalism)或區域統合主義(regional integration doctrine),遭到本土社會的挑戰。前者往往信奉經濟右派的自由貿易政策,但在政治文化上傾向左派,歡迎移民與多元文化主義。所以弔詭地,其挑戰者也同時來自傳統左右政治光譜兩端 ── 一邊是注重底層勞動者權益、拒絕跨國資本集團剝削的經濟左派,另一邊是保守排外,懷念『單純、美好過去』的政治文化右派。」

在英國,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卡麥隆)代表的建制精英,遭受到的挑戰主力,正來自傳統上支持左派工黨的底層勞動者,以及懷念昔日英國、仇外的右翼「憤怒的白人」──這是充滿矛盾的組合。而在今年美國大選,代表建制精英的希拉莉,則先後遇上高舉左派理想的桑德斯(Bernard Sanders), 以及以排外、種族主義式的右派政治語言為特色的特朗普。相對於希拉莉,後兩者都代表某種對於美國「帝國式」想像的揮別,與對民族國家的回歸。

若聚焦於經濟政策,更有左派論者主張,特朗普的若干主張其實與桑德斯雷同,甚至比民主黨的希拉莉更左傾。這個觀點自然無法說服多數人;但即便不認同特朗普的左派論者,也有人基於對希拉莉的不信任而願意賭一把,把特朗普的勝選視為「美國左翼的機會」。

簡言之,這兩場投票都凸顯出:冷戰結束以來的全球化進程,催逼出的「全球/在地」政治對抗軸線,對於傳統「左/右」政治軸線的拉扯摺疊。

「移動性」界定的階級政治

這種政治軸線的拉扯摺疊,造成無數議題立場站隊的紊亂碎裂,許多昔日同志的迷惘反目。但就對抗的本質,仍一種階級政治。

鮑曼(Zygmunt Baumen)曾在《全球化》一書,將「流動性」(mobility)視為在全球化年代劃分社會階級的核心因素。新階級結構中的上層,是居住在城市等空間節點,有資格能力在全球旅行居留、消費、投資,甚至工作求職,或至少能透過媒體科技跨越空間吸收資訊的經濟文化精英;他們傾向認同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透過所謂「國際觀」展現文化秀異感,並更能影響媒體論述。這群人除了商業新貴,還包括許多學院內外的知識分子、文化工作者──甚至是忙碌於跨國交流串連的左派行動組織者。

階級結構的下層,則是多數「固守一地」,只能被動承受全球化移走工作、炒高房地產價格、引入陌生移民、改變生活風貌,甚至帶來恐懼與威脅的一般人。相對於移動階級習慣或熱愛的「變化多元」,這些人有更強的土地文化粘性,更期盼「穩定單純」。其平均積累的文化資本較少,相對欠缺在主流媒體與(傳統上被建制精英把持的)政治場域中的話語權;其素樸的文化認同與情感,更經常被知識精英描述為「民粹」──帶著藏不住的貶意。

這種對比圖譜顯然是簡化了。因為在當代人口移動圖譜中,我們至少知道還有一大群定位曖昧移民人口──他們或許是原生社會的上層,那些「能夠到先進國家的人」,也確實具備跨文化移動的生活經驗;卻經常處於移居社會的中下層。而更不用說,這個階級結構外還有一個無聲底層:「受迫遷徙」的難民、奴工、無國籍者──他們往往被排除任何政治表達的權利。

不管屬於階級結構哪群人,只要在政治體制下具備公民資格者,往往也依循各自的生命經驗與共同體想像,用手中權力形塑政治體制:

在「移動精英」的推動下,我們在過去二十多年間,看見許多有利於國際貿易與移動的協議簽署(例如免簽協定、自由貿易協定),看見各種區域治理結構的浮現。在國家內政上,其也可能透過種種移民友善政策、多元文化政策,去爭取社會中下層移民社群的支持結盟。

而「本土在地階級」的政治行動,則往往透過維持或鞏固某種在地共同體的邊界,捍衛生活傳統與文化認同,以企圖扭轉過去二十年來在全球主義的引領下,那些「精英」們所打造的,被視為具有腐蝕性的政經秩序──這包括英國的脫歐派、美國特朗普的支持主力、新加坡反對《人口白皮書》移民目標的抗議民眾,或在港台浮現的本土主義。

特朗普得以崛起,正反映著美國本土白人面對全球化的焦慮。特朗普那些讓文化精英難忍的「政治不正確」的言行,看在這個階層眼中,可能只是其「接地氣、直率、聰明、不拘小節」的表現── 特別是當今許多「政治正確」理念,本身即是普世主義的一環,是他們眼中文化壓迫的來源。對比之下,像希拉莉那樣的政治文化精英,其所擁抱的全球主義帶來的生活經驗壓迫,早已失去這些人的信任;此時其優雅言行反而顯得「假惺惺、偽君子」。這種社會情緒結構,近乎於港台本土派對「左膠/左統」的敵意。

最重要的是,對他們而言,希拉莉代表的就是現有的結構,而「局外人」特朗普則代表「改變」的可能。

社群年代,與分裂的美國

特朗普選上總統,卻將面對一個分裂的美國──就投票結果論,還不只是中西部與東西岸,或是州與州間,甚至是在某些州內部的城鄉態度的反差。誠然每次大選都涉及兩黨競爭,但近幾十年來,罕有候選人如同這次的特朗普,在言論上火力四射,在不同族群與社會群體間,留下大量不易癒合的社會傷口。

這些社會情緒傷口癒合的困難,部分也得歸咎於社群網站(例如 Facebook)對當代社會的影響。社群網站造成媒體地景(mediascape)的個人化與分眾化,造成內群體(台灣稱的同溫層)敘事與情感的自我強化激盪;而演算法在各種不同立場間造成的過濾或屏蔽效果,更增加跨群體理解的障礙。一如6月的英國脫歐公投,許多人在得知特朗普勝出時感受到的錯愕,實在反映著平日在社群媒體同溫層形成的偏頗印象,以及其所造成對「另一個美國」的漠視。

而社群媒體上爆量的訊息洪流,也讓任何人更難分辨事實與謠言,更讓情緒與衝動主導判斷,造就當代「後事實傳播」的局面,以及近來關於「後事實政治」(post-truth politics)的討論。實際上,特朗普本人言語對「事實」的輕忽,正是這種時代現象的最佳代言 ──即便許多媒體這次推出「事實查證」(fact check)機制,揪出特朗普一連串的違逆事實的輕率發言,也無力阻擋其問鼎總統大位。

特朗普選後發誓,將要「成為每一個美國人的總統」。法定身份上他會是,但在情感認同上,這畢竟不是單方面的意志可以成事。以特朗普目前的公共形象,實在欠缺團結民眾情感的道德高度。甚至,這麼一個輕忽事實、動輒污衊詆毀他人的商人,竟能選上總統,本身便衝撞了美國文化對「人格」的價值體系。一夕間,「我以後該怎麼教孩子」,竟成許多父母的哀嘆。

政黨體系重組?

而特朗普勝選的另個可能後果,則是進一步拉扯共和黨內部的裂痕,讓共和黨未來的路線,甚至存續,都成問題。甚至,最後還可能促成美國政黨板塊的重組,形成新的體系。

美國當前處於「第六政黨體系」,起於南方種族主義白人從民主黨往共和黨的板塊移動。這個轉型過程,由1968年尼克遜(Nixon, 尼克森)的「南方戰略」啟動,完成於列根(Reagon,雷根)在1980年代對本土民粹力量的成功吸納。過去三十多年間,共和黨與本土民粹力量的結盟,是其能跟民主黨分庭抗禮的重要支柱之一。

然而,也正是列根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逐漸拉大美國貧富差距,也漸漸造成共和黨精英與基層白人支持者的的嫌隙,才給了當「局外人」特朗普以經濟口號挾民粹力量在共和黨內崛起的空間。但也正因這個過程,取得共和黨提名的特朗普,從來與傳統共和黨主流精英間貌合神離。

林垚曾撰文指出,特朗普與傳統從以降的共和黨主流,至少存在三大矛盾:一、特朗普對社會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價值,顯得心不在焉;二、特朗普主張的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外交上的「孤立主義」(我認為這個說法不大準確),與過去共和黨重視自由貿易、並強勢介入國際事務的作法不同;三、特朗普在若干政策上,背離傳統共和黨的小政府主張。這些矛盾,加上特朗普污辱女性的低級對話錄音,讓一些共和黨精英在選前跟特朗普切割。

如今特朗普成為總統,反而讓這些共和黨精英不免尷尬──到底是要基於政治現實修補關係,還是維持人各有志?特朗普背後的民粹力量將與共和黨主流如何互動?以上均成懸念。而說到底,政黨體系的生態與不同政黨的立場光譜,本身應為時代與社會結構的產物;當全球化摺疊了過往的政治向度,改變人口結構,自然可能牽動政黨板塊的重組。

代結語:寫給各種焦慮

不少人憂慮,特朗普在總統職務上可能帶來的「災難」。不過美國政體畢竟不是帝制,仍倚靠諸多專業官僚運作,也有權力制衡設計。即便本屆新科國會成員中也以共和黨佔多數,但先前分析亦已指出,特朗普與黨內其他政治人物不必然在同一條船上。可以預期的是,新總統作風與美國政府的組織邏輯、應有不少磨合。

也有人擔心,特朗普在外交上的改弦異轍,對全球各區戰略平衡的撼動── 這確實是值得考量的變因;例如美國倘若真走上戰略收縮,結束過去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局面,必會大幅改寫國際關係上的諸多常識定見,也會牽動到諸如南韓、台灣這類強權邊緣政體的地緣結構。但說實話,國際局勢變遷本是歷史常態,每個政體的運籌帷幄,本就不應理所當然地倚賴特定強權的現身。

最後,更有人因為特朗普選上,對民主信心動搖,甚至視為「美式民主的失敗」。這裡需區分民主作為一種價值、實踐形式,跟實踐結果三層:在最根本層面,民主是一種價值,代表「對每個人看法的尊重在乎」。不論民主形式結果,僅僅是參與民主就能帶來「賦權感」,能在個人生命留下有意義的轉化。我相信民主,所以我願意相信不管選出誰,都有特定時空中的某種集體理性;如果看不出來,那就代表我們對社會底蘊的無知。

選舉制度是第二層「實踐形式」,現行美國大選的間接選舉制度(選舉人制),本身確實也有爭議。例如這次希拉莉其實總票數還領先上萬張,就是受制於現行選制,最後敗於選舉人票數。但對現有憲政制度的尊重,本身就是民主得以運作的基石。

「選出特朗普」只是第三層,單一選舉的結果,其還反映美國社會當前的結構與現實──例如美國社會結構,民眾普遍教育水準,與對國際事務的陌生等感。蕭伯納諷刺地說過「民主是一種機制,確保我們受到的統治,不優於我們所應得的」。選舉結果不如人意,得回到運用民主的人們身上找答案;在這裡,有許多不根屬於民主本身的因素需努力。

再如何錯愕的選舉結果,也有在歷史結構上的合理性;毋須驚惶,只須嘗試看清。

(曾柏文,端傳媒評論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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