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Gender Talk.對談

文學與社會運動非同步不可?作家洪曉嫻、洪嘉對談香港性別書寫

期待未來可以找到一本香港小說,能被拿出來說:「這一本是文學性高的同志小說。」


洪嘉、洪曉嫻。
洪嘉、洪曉嫻。攝:吳煒豪/端傳媒

香港與台灣早在上世紀的80年代開始有同志組織出現在社會,同志運動也在差不多時間開展。但兩地的同志文學卻走上截然不同的路,相較台灣同志文學的遍地開花,本港的同志文學則相對沉寂。不同的土壤會長出不同的花,這片名為「香港」的土地,會長出怎樣的性別書寫呢?

在本年七月書展期間,水煮魚文化出版一本同志短篇小說集《Playlist》和一本詩集《浮蕊盪蔻》。甫出版不久,《Playlist》便收到因含不雅內容,需要包膠和加上警告字句才能重新發行。對本地一向「缺席」的同志文學而言,無疑是又一次嚴厲的打擊,幸在出版社努力後於九月重新發行。只要撕開那一層薄薄膠包裝和警告標語,《Playlist》又能稱職地播放歌單中的歌曲,陪伴我們每一刻日常。是次我們邀請到《Playlist》與《浮蕊盪蔻》的兩位作者——洪嘉與洪曉嫻,跟我們談談他們眼中的香港性別書寫,以及同志文學為何鮮見於香港社會。

在採訪開始之前,攝影師先為兩位對談人拍攝人像照。在鏡頭之下,每一個頷首、每一種肢體擺放都是性別塑造的過程,性別書寫無處不在,對談人更是笑言像是在拍攝婚紗照。剛成為新手媽媽的洪曉嫻仍然少女味十足,一襲飄逸黑色背心連身裙搭配民族風鞋子,繫着公主頭的髮型,好不浪漫。帶着小女娃兒前來受訪,女娃也不怕生地被洪嘉抱在懷來甜甜笑着。在被冠上「女詩人」和「同志作家」這些標籤之前,他們在女娃面前,也就只是兩個對她笑着、釋放善意的人。

「日常生活」是性別的,也是我們的

「其實每個角色都是我自己。我覺得各種不同的疾病、不同的情況,其實也都是我自己所處的狀態。」

翻開《Playlist》,故事中的各個人物都面臨着情感、人生或工作上的困難和煩惱,這些在大眾視線以外的人,其實也在面對與作者、甚至是大眾一樣的問題,「其實每個角色都是我自己。我覺得各種不同的疾病、不同的情況,其實也都是我自己所處的狀態。」洪嘉又指書寫是在處理自己的問題、處理自己內心的感覺,同時因為他是一名出櫃的同志,會想要寫與同志相關的故事,所以才會把「同志」這個標籤放進來,把作品變成「同志文學」。

《Playlist》

出版時間:2016年7月
出版社:水煮魚文化
作者:洪嘉

洪曉嫻也表示她所寫的是一些很個人、很內在的書寫,她的作品就是她的情感狀態呈現。「我不是刻意地寫一些陰柔的詩,也不是說要寫一個女詩人的自白,我不是用這樣的方法去創作。」不一定會有被放大檢視的女性陰溫面或女性經驗,而是一些日常需要面對的情感,都是一些很微小的東西,沒有很大的書寫野心,也不是試圖去處理一個很大的社會議題,也沒有要寫一本書來做陰性書寫(feminine writing)的實驗。

相對台灣同志文學大鳴大放的張揚與直白,洪嘉表示香港仍有許多不敢出櫃的同志,在書寫以個人經驗為主題的時候,也許會轉化成另一種形式藏在作品裏頭。有時需要讀者拐一個彎去猜,才能知道作者想要討論什麼問題。

不需同步的同志書寫與同志運動

「我自己覺得書寫和運動不一定要synchronise(同步)。可能運動會走前面一點,或者是書寫走前面一點。

問及香港同志運動與同志書寫的關係,二人坦然直白說兩者並不是在一起的狀態。「我自己覺得書寫和運動不一定要synchronise(同步)。可能運動會走前面一點,或者是書寫走前面一點。因為我們不是同志運動的推手,所以我的作品不是直接在回應同志運動。」洪曉嫻笑言自己在同志運動沒有很多參與,只是「打醬油」地幫忙做主持。但同志運動和同志書寫都能呈現某一種他們所理解的、自己在經驗與實踐的某種生活形式,所以兩者不會是一種完全同步的節奏。

洪嘉更指出不只是同志書寫,香港的藝術和社會運動也是在走不同的方向。在90年代末,突然有一批同志電影(編注:如1996年舒琪《基佬四十》、1997年的王家衛《春光乍洩》、1998年關錦鵬《愈快樂愈墮落》等)出現在香港,一時間讓同志議題被社會看見,但過了2000年後又變得沉寂,現今的香港電影或獨立電影也很少在談同志。

論及2000年為重要的時間點,洪曉嫻分享她曾在文學雜誌《字花》做過一期「大寫同志」的專題。在搜集同志文學創作的作品材料時,也同樣發現在90年代主流報紙的創作園地會有連載同志創作的作品,甚或會特別闢出園地給小眾讀者,譬如韓麗珠便曾在《新報》的Magpaper雜誌有小說連載專欄。這些園地不一定是給同志,甚或是連載一些文學小說。再者,即使是同志的創作者,他們也沒有要做很多以同志為題的作品。

被切割的運動現場與日常生活

「我在裏面(《Playlist》)寫的一些社會分裂的狀態,或是本身已經有的陰暗和不好的東西。就是這些東西才會對我們的日常造成影響。」

延伸對2000年前後的觀察,洪嘉懷疑是整個社會氛圍的方向在改變,對同志在社會上活動的寬容度也越來越小。「同志運動的多元性,只是出現在同志運動的現場。在現場會看到參與者裝扮得鬼五馬六(編注:意指古古怪怪的)、很愉快的,可以當維納斯女神、化美美的妝,有很多很歡喜的狀態。但在現場背後,譬如說法庭消息,那些與同志有關的法庭消息大多都是負面的,像是同志勒索、變性人W小姐的婚姻案例上訴等等。」當同志消息會正面衝擊社會所謂正統的道德,會讓社會產生討論的議題,就會被冠上負面的形象。洪嘉甚至感覺到「在同志運動現場,你去遊行、你去gay pride、你去pinkdot,你們就去啊,那個地方就是你們的,你們可以去玩,玩得愉快點。但在其他地方,那個寬容度是越來越小。」

洪曉嫻也表示看到一些精神分裂的媒體,有些媒體會表明支持同志遊行Pride Parade,但他們又會用獵奇的眼光去報導同志的消息。像是洪嘉說的法庭消息也好,媒體新聞也好,影視作品的形象投射也好,都仍會是負面的描寫,儘管近年同志遊行與集會參與人數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元。她自言很少寫同志,但會書寫政治,在《浮蕊盪蔻》中的「圈禁的盆景」和「燃燒的碎石」就有收錄政治詩。

《浮蕊盪蔻》

出版時間:2016年7月
出版社:水煮魚文化
作者:洪曉嫻

「我沒辦法在一個運動現場裏頭寫詩,我沒辦法將那種現場轉化成我的作品。我是在佔領結束之後,寫了兩首很隱晦的詩,完全不像是寫佔領的。一首是〈護日石〉,另一首是〈日常〉,我只有這兩首是寫佔領的。」洪曉嫻指自己的創作需要時間,她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去回想那個場景給予她的情感。面對很瞬息萬變的政治漩渦,她說要退後一點,再退後一點,等它變成另一些東西,不再是直接在寫佔領或某一個政治事件,而是轉化成一種啟發、情感,最後變成她的創作。

同志運動與日常生活的分裂只是一種表層的東西,「我在裏面(《Playlist》)寫的一些社會分裂的狀態,那個不是同志運動的分裂,而是社會本身已經有的裂痕、社會本身已經有的傷痛,或是本身已經有的陰暗和不好的東西。就是這些東西才會對我們的日常造成影響。」洪嘉筆下的小說人物便是在面對這種社會分裂後要面對問題的狀態,這也是他要寫這麼多邊緣人的原因,因為會造就他們處境的就正正是這些社會問題。艱難的社會處境會轉化出不同的疾病,歸納下去,可能就是你我在面對不同問題、情況時所出現的不同狀態。

國族主權與身份認同奪去香港社會太多力氣

「關心民主的人,未必會關心同志;關心同志問題的,也未必關心民主。」

既然同志運動也在港台兩地發展了約三十年,但香港的同志書寫並不像台灣般如雨後春筍、出現多元主題的作品,其因何故?兩位對談人同言指兩地在性別運動和同志運動上的發展進程不一,很難直接作比較。「我覺得台灣已經走過了那段悲情的時代。像陳雪在寫《人妻日記》之前,她也寫很多自己正在受苦的事,像是邱妙津的《蒙馬特日記》,也是一些很個人的創作。」洪曉嫻認為兩地的同志書寫,也只是步伐不同。

「台灣可以成為香港的一個榜樣,或是一個學習的對象,甚至未必需要去學習。只需要知道原來另一個地方可以做到這些事。兩地可以是這樣的狀態。」洪嘉指香港的問題在於香港對談論性的保守與避諱,討論同志話題便更甚。他回想起以前曾到訪的同志書店,「外面會用一家漫畫店來偽裝。在漫畫店裏會弄一道暗門,你要是同道中人才可以內進,裏頭才能購入同志相關的商品。外面是完全看不出來。現在當然都改裝了,但仍然不會是一個很開放的、很旗幟鮮明的場所。

兩位不約而同地點出,性別於香港並非屬優先處理的問題,在性別之先,有更重要的議題捲走了大多香港人的力氣。「這一點跟台灣有很大的不同,台灣已經在走屬於自己的民主化進程,但香港仍要花很多的精力在一個反共的狀態。」洪曉嫻憶起2014年在民陣幫忙時,曾聽到有同志認同的義工說到:「2014年的同志大遊行能夠走進佔領區,已經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所謂很了不起是指,因為佔領區和gay pride其實分屬兩邊:關心民主的人,未必會關心同志;關心同志問題的,也未必關心民主。」在香港社會運動裏,「抗共」的恐懼心理和人權自由的關注是被優先處理的事,會走出來參與七一遊行的人未必在性別意識上開放,也未必是「左傾」的人,他們可能認為自己需要抗共才願意走上街頭。

「一個大的社會議題會捲走很多人的主要能量,即使你說再早期一點的香港作家,他們處理的便是香港人的身份問題。」洪嘉對此也是一臉惆悵。「但同時也會有一個很吊詭的狀況,大家可能會去處理一個很大的課題,同時又會習慣關心自己多於其他人。」他舉例說到早兩年的佔領運動,會有些人高呼「不要大台,大台不代表我,我只代表我」。在大課題下,個人仍然是個人,個人和議題所產生的身份認同是可以同時並存的。

「整體上即使是同志也好,也未必關心其他同志。他可能不會關心同志運動,也不會關心其他的同志活得好不好,這並非一個等號的關係。」

洪嘉也觀察到香港一個很吊詭的狀態,「在建設發展香港的同時,每人都惦掛着自己的生計,這也是即使我在一個大氛圍裏,我仍然是只關心我自己。這種狀態就會造成要麼最大的,要麼最小的,永遠都沒有中間位置。」他推測與香港過去的社會習慣有關,習慣自己只照顧自己、自己賺錢自己吃。「整體上即使是同志也好,也未必關心其他同志。他可能不會關心同志運動,也不會關心其他的同志活得好不好,但他會關心自己過得好不好。當有了這份覺悟後,你便不會認為同志一定要關心同志,這並非一個等號的關係。」加上在2000年之後,突然間出現像SARS、大遊行、金融風暴等大課題讓很多人投入,所有熱情和力量都傾倒灌注其中,自然無暇分心顧及其他如性別的社會議題。

現在的身份認同是一種很個人的身份認同,「標籤變得很重要,但這個標籤只是與我相關,更帶有排他性。」洪曉嫻補充道說,更指:「他們會用排他來維持『我』的純潔性。現在的身份認同顯得非常狹窄,不會包含很多人,更不會去關心同一個身份認同下不同狀態的人。」

洪嘉、洪曉嫻。
洪嘉、洪曉嫻。攝:吳煒豪/端傳媒

香港社會需要性別標籤的文學創作

「有時我也會想,如果我寫一些作品出來,這個年齡層的人讀了,或是他在某些情境下讀了我的作品,然後感到I am not alone,這就是作品最大最大的功德圓滿了。」

「同志文學」、「女性文學」這些文學分類標籤,對於創作者而言並非必要,他們也不會以此為出發點來書寫。但對於接收者、對於香港社會,這類文學分類標籤仍然是需要的。洪嘉點出標籤有其社會連結的作用,「當你有某一種標籤的時候,接收者會因為標籤而相對容易地接觸到特定的作品。在大家的個人意識都非常強烈的時候,若然缺乏了這類標籤式的研究和論述,接收者便無法尋得機會,進一步地了解自己。」標籤可以讓接收者知道自己在社會上並不孤單,也可以讓他們知道其他人的存在。

「有時我也會想,如果我寫一些作品出來,這個年齡層的人讀了,或是他在某些情境下讀了我的作品,然後感到I am not alone,這就是作品最大最大的功德圓滿了。」對於作品,洪曉嫻覺得連結社群的責任並非在於作者,而是作品在被書寫後的自行發展。她自己也不會因為社會需要而寫,創作與社會兩者不會是那麼直接的關係。

當這些作品能夠被看見時,但代表大眾開始可以留意到一些跟自己不一樣的細微之物,證明社會有這樣的空間和閒暇,形成一個相對開放的狀態。

二人不謀而合地希望在現今這個大時代中,期待能看到更多小命題的性別書寫出現,企望它們的出現可以被看見和被閱讀,不會無聲無息地被掩蓋掉。「因為大的題目無論在公共、政治或是文學上,都會得到很多的注意力。但在這樣的時勢下,我反而覺得更適合去書寫小眾的作品,因為這些是最容易被大時代所淹沒。」洪曉嫻期待會有像90年代出版像《我們的眼鏡在飛揚》、《裙情洶湧》等少女讀物,可以再度喚醒大眾關注個人成長和性別的議題。

洪嘉的出發點與洪曉嫻不同,他覺得性別書寫的作品其實久不久就會跳出來,只是跳出來的瞬間便可能被大洪流所沖走。但當這些作品能夠被看見時,但代表大眾開始可以留意到一些身邊細微的東西,特別是跟自己不一樣的細微之物,證明社會有這樣的空間和閒暇可以留意到身邊的事物,形成一個相對開放的狀態。

香港社會需要更多的性別書寫,也企盼能有更多主題鮮明而又可熨貼小眾心靈、連結社群,且具備文學性的性別書寫作品出現。正如洪嘉嗟嘆地說:「雖然現時香港號稱很開放,但實則是很狹窄的,能關心的題目也很少,或願意去關心的題目很少,讓社會變成一個沒有辦法持續進步。」

洪曉嫻也冀盼未來可以看見更多旗幟鮮明的性別書寫。在某一天,可以有一本香港小說能夠被拿出來說:

「這一本是同志小說,而且是文學性高的同志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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