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晓娴也表示她所写的是一些很个人、很内在的书写，她的作品就是她的情感状态呈现。“我不是刻意地写一些阴柔的诗，也不是说要写一个女诗人的自白，我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创作。”不一定会有被放大检视的女性阴温面或女性经验，而是一些日常需要面对的情感，都是一些很微小的东西，没有很大的书写野心，也不是试图去处理一个很大的社会议题，也没有要写一本书来做阴性书写（feminine writing）的实验。
相对台湾同志文学大鸣大放的张扬与直白，洪嘉表示香港仍有许多不敢出柜的同志，在书写以个人经验为主题的时候，也许会转化成另一种形式藏在作品里头。有时需要读者拐一个弯去猜，才能知道作者想要讨论什么问题。
不需同步的同志书写与同志运动
“我自己觉得书写和运动不一定要synchronise（同步）。可能运动会走前面一点，或者是书写走前面一点。
问及香港同志运动与同志书写的关系，二人坦然直白说两者并不是在一起的状态。“我自己觉得书写和运动不一定要synchronise（同步）。可能运动会走前面一点，或者是书写走前面一点。因为我们不是同志运动的推手，所以我的作品不是直接在回应同志运动。”洪晓娴笑言自己在同志运动没有很多参与，只是“打酱油”地帮忙做主持。但同志运动和同志书写都能呈现某一种他们所理解的、自己在经验与实践的某种生活形式，所以两者不会是一种完全同步的节奏。
洪嘉更指出不只是同志书写，香港的艺术和社会运动也是在走不同的方向。在90年代末，突然有一批同志电影（编注：如1996年舒琪《基佬四十》、1997年的王家卫《春光乍泄》、1998年关锦鹏《愈快乐愈堕落》等）出现在香港，一时间让同志议题被社会看见，但过了2000年后又变得沉寂，现今的香港电影或独立电影也很少在谈同志。
论及2000年为重要的时间点，洪晓娴分享她曾在文学杂志《字花》做过一期“大写同志”的专题。在搜集同志文学创作的作品材料时，也同样发现在90年代主流报纸的创作园地会有连载同志创作的作品，甚或会特别辟出园地给小众读者，譬如韩丽珠便曾在《新报》的Magpaper杂志有小说连载专栏。这些园地不一定是给同志，甚或是连载一些文学小说。再者，即使是同志的创作者，他们也没有要做很多以同志为题的作品。
被切割的运动现场与日常生活
“我在里面（《Playlist》）写的一些社会分裂的状态，或是本身已经有的阴暗和不好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才会对我们的日常造成影响。”
延伸对2000年前后的观察，洪嘉怀疑是整个社会氛围的方向在改变，对同志在社会上活动的宽容度也越来越小。“同志运动的多元性，只是出现在同志运动的现场。在现场会看到参与者装扮得鬼五马六（编注：意指古古怪怪的）、很愉快的，可以当维纳斯女神、化美美的妆，有很多很欢喜的状态。但在现场背后，譬如说法庭消息，那些与同志有关的法庭消息大多都是负面的，像是同志勒索、变性人W小姐的婚姻案例上诉等等。”当同志消息会正面冲击社会所谓正统的道德，会让社会产生讨论的议题，就会被冠上负面的形象。洪嘉甚至感觉到“在同志运动现场，你去游行、你去gay pride、你去pinkdot，你们就去啊，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你们可以去玩，玩得愉快点。但在其他地方，那个宽容度是越来越小。”
洪晓娴也表示看到一些精神分裂的媒体，有些媒体会表明支持同志游行Pride Parade，但他们又会用猎奇的眼光去报导同志的消息。像是洪嘉说的法庭消息也好，媒体新闻也好，影视作品的形象投射也好，都仍会是负面的描写，尽管近年同志游行与集会参与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她自言很少写同志，但会书写政治，在《浮蕊荡蔻》中的“圈禁的盆景”和“燃烧的碎石”就有收录政治诗。
《浮蕊荡蔻》
出版时间：2016年7月
出版社：水煮鱼文化
作者：洪晓娴
“我没办法在一个运动现场里头写诗，我没办法将那种现场转化成我的作品。我是在占领结束之后，写了两首很隐晦的诗，完全不像是写占领的。一首是〈护日石〉，另一首是〈日常〉，我只有这两首是写占领的。”洪晓娴指自己的创作需要时间，她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去回想那个场景给予她的情感。面对很瞬息万变的政治漩涡，她说要退后一点，再退后一点，等它变成另一些东西，不再是直接在写占领或某一个政治事件，而是转化成一种启发、情感，最后变成她的创作。
同志运动与日常生活的分裂只是一种表层的东西，“我在里面（《Playlist》）写的一些社会分裂的状态，那个不是同志运动的分裂，而是社会本身已经有的裂痕、社会本身已经有的伤痛，或是本身已经有的阴暗和不好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才会对我们的日常造成影响。”洪嘉笔下的小说人物便是在面对这种社会分裂后要面对问题的状态，这也是他要写这么多边缘人的原因，因为会造就他们处境的就正正是这些社会问题。艰难的社会处境会转化出不同的疾病，归纳下去，可能就是你我在面对不同问题、情况时所出现的不同状态。
国族主权与身份认同夺去香港社会太多力气
“关心民主的人，未必会关心同志；关心同志问题的，也未必关心民主。”
既然同志运动也在港台两地发展了约三十年，但香港的同志书写并不像台湾般如雨后春笋、出现多元主题的作品，其因何故？两位对谈人同言指两地在性别运动和同志运动上的发展进程不一，很难直接作比较。“我觉得台湾已经走过了那段悲情的时代。像陈雪在写《人妻日记》之前，她也写很多自己正在受苦的事，像是邱妙津的《蒙马特日记》，也是一些很个人的创作。”洪晓娴认为两地的同志书写，也只是步伐不同。
“台湾可以成为香港的一个榜样，或是一个学习的对象，甚至未必需要去学习。只需要知道原来另一个地方可以做到这些事。两地可以是这样的状态。”洪嘉指香港的问题在于香港对谈论性的保守与避讳，讨论同志话题便更甚。他回想起以前曾到访的同志书店，“外面会用一家漫画店来伪装。在漫画店里会弄一道暗门，你要是同道中人才可以内进，里头才能购入同志相关的商品。外面是完全看不出来。现在当然都改装了，但仍然不会是一个很开放的、很旗帜鲜明的场所。
两位不约而同地点出，性别于香港并非属优先处理的问题，在性别之先，有更重要的议题卷走了大多香港人的力气。“这一点跟台湾有很大的不同，台湾已经在走属于自己的民主化进程，但香港仍要花很多的精力在一个反共的状态。”洪晓娴忆起2014年在民阵帮忙时，曾听到有同志认同的义工说到：“2014年的同志大游行能够走进占领区，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所谓很了不起是指，因为占领区和gay pride其实分属两边：关心民主的人，未必会关心同志；关心同志问题的，也未必关心民主。”在香港社会运动里，“抗共”的恐惧心理和人权自由的关注是被优先处理的事，会走出来参与七一游行的人未必在性别意识上开放，也未必是“左倾”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自己需要抗共才愿意走上街头。
“一个大的社会议题会卷走很多人的主要能量，即使你说再早期一点的香港作家，他们处理的便是香港人的身份问题。”洪嘉对此也是一脸惆怅。“但同时也会有一个很吊诡的状况，大家可能会去处理一个很大的课题，同时又会习惯关心自己多于其他人。”他举例说到早两年的占领运动，会有些人高呼“不要大台，大台不代表我，我只代表我”。在大课题下，个人仍然是个人，个人和议题所产生的身份认同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整体上即使是同志也好，也未必关心其他同志。他可能不会关心同志运动，也不会关心其他的同志活得好不好，这并非一个等号的关系。”
洪嘉也观察到香港一个很吊诡的状态，“在建设发展香港的同时，每人都惦挂着自己的生计，这也是即使我在一个大氛围里，我仍然是只关心我自己。这种状态就会造成要么最大的，要么最小的，永远都没有中间位置。”他推测与香港过去的社会习惯有关，习惯自己只照顾自己、自己赚钱自己吃。“整体上即使是同志也好，也未必关心其他同志。他可能不会关心同志运动，也不会关心其他的同志活得好不好，但他会关心自己过得好不好。当有了这份觉悟后，你便不会认为同志一定要关心同志，这并非一个等号的关系。”加上在2000年之后，突然间出现像SARS、大游行、金融风暴等大课题让很多人投入，所有热情和力量都倾倒灌注其中，自然无暇分心顾及其他如性别的社会议题。
现在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很个人的身份认同，“标签变得很重要，但这个标签只是与我相关，更带有排他性。”洪晓娴补充道说，更指：“他们会用排他来维持‘我’的纯洁性。现在的身份认同显得非常狭窄，不会包含很多人，更不会去关心同一个身份认同下不同状态的人。”
香港社会需要性别标签的文学创作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我写一些作品出来，这个年龄层的人读了，或是他在某些情境下读了我的作品，然后感到I am not alone，这就是作品最大最大的功德圆满了。”
“同志文学”、“女性文学”这些文学分类标签，对于创作者而言并非必要，他们也不会以此为出发点来书写。但对于接收者、对于香港社会，这类文学分类标签仍然是需要的。洪嘉点出标签有其社会连结的作用，“当你有某一种标签的时候，接收者会因为标签而相对容易地接触到特定的作品。在大家的个人意识都非常强烈的时候，若然缺乏了这类标签式的研究和论述，接收者便无法寻得机会，进一步地了解自己。”标签可以让接收者知道自己在社会上并不孤单，也可以让他们知道其他人的存在。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我写一些作品出来，这个年龄层的人读了，或是他在某些情境下读了我的作品，然后感到I am not alone，这就是作品最大最大的功德圆满了。”对于作品，洪晓娴觉得连结社群的责任并非在于作者，而是作品在被书写后的自行发展。她自己也不会因为社会需要而写，创作与社会两者不会是那么直接的关系。
当这些作品能够被看见时，但代表大众开始可以留意到一些跟自己不一样的细微之物，证明社会有这样的空间和闲暇，形成一个相对开放的状态。
二人不谋而合地希望在现今这个大时代中，期待能看到更多小命题的性别书写出现，企望它们的出现可以被看见和被阅读，不会无声无息地被掩盖掉。“因为大的题目无论在公共、政治或是文学上，都会得到很多的注意力。但在这样的时势下，我反而觉得更适合去书写小众的作品，因为这些是最容易被大时代所淹没。”洪晓娴期待会有像90年代出版像《我们的眼镜在飞扬》、《裙情汹涌》等少女读物，可以再度唤醒大众关注个人成长和性别的议题。
洪嘉的出发点与洪晓娴不同，他觉得性别书写的作品其实久不久就会跳出来，只是跳出来的瞬间便可能被大洪流所冲走。但当这些作品能够被看见时，但代表大众开始可以留意到一些身边细微的东西，特别是跟自己不一样的细微之物，证明社会有这样的空间和闲暇可以留意到身边的事物，形成一个相对开放的状态。
香港社会需要更多的性别书写，也企盼能有更多主题鲜明而又可熨贴小众心灵、连结社群，且具备文学性的性别书写作品出现。正如洪嘉嗟叹地说：“虽然现时香港号称很开放，但实则是很狭窄的，能关心的题目也很少，或愿意去关心的题目很少，让社会变成一个没有办法持续进步。”
洪晓娴也冀盼未来可以看见更多旗帜鲜明的性别书写。在某一天，可以有一本香港小说能够被拿出来说：
“这一本是同志小说，而且是文学性高的同志小说。”
读者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