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泰王普密蓬（Bhumibol Adulyadej，蒲美蓬）離世後，繼承者的問題成為當下泰國關注的焦點。目前最新的消息指出，不受人民歡迎的王儲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瓦集拉隆功）雖仍能依法繼位，但總理巴育（Prayuth Chan-o-cha）以「與人民同悲」為由代他宣布暫緩登基。
更不祥的徵兆是，聲望崇高的樞密院主席秉．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a）上將，將出任臨時攝政王。先前早已傳出，秉上將心裡的人選其實是詩琳通（Maha Chakri Sirindhorn）公主。關於繼位人選，須通過內閣提交給議會，由議會協商後奏請繼位，而登基則是要在九世王火化後才會舉行典禮。這些步驟曠日廢時，不但可能讓泰國陷入紛亂，更會影響到對外政策的制訂與執行。
泰國國家利益最脆弱的時刻
巴育政權靠著政變上台，欠缺西方世界認同的合法性，因此受到西方不同程度的抵制。為了打破困境，軍政府也與其他「不干涉內政」的國家合作，如中國與南韓，以及主要外資來源國日本，並採取所謂的捷足先登（first come, first served）政策，歡迎這些國家來泰投資基礎建設。於是就在這兩年間，中日在泰國展開角逐，主要可從外商直接投資（FDI）與高鐵建設觀察。
以代表信心之一的指標 FDI 來看，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2014年出版的世界投資展望調查（World Investment Prospects Survey 2014–2016），其中有一項關於跨國公司預測最有潛力的經濟體，也就是 FDI 青睞的地點。泰國的排名與前幾年差不多，都是世界第八。至2015年統計，泰國的 FDI 存量達一千七百億美元，除新加坡外，在東盟（台稱東協）成員裡僅次於印尼。
2014年泰國軍事政變之始，外資確有大量撤退，但巴育軍政府上台的一年間（2015），外資開始回流支持，投入約100億美元。當中，日本佔了30億美元，中國約為 2.4 億（香港 4.5 億），就 FDI 存量與流量來看，仍是日本獨大。不過，結算至2016年7月，FDI 流量只有5億美金左右，這可能是讓泰國下調經濟成長率的原因之一。民眾支持軍政府的原因，在於安定局勢、發展經濟，但軍政府看來並不是財金政策的能手。
需注意的是，外資同時也是兩面刃，因為外資在意的不只是政局不穩帶來的風險，還有經營的成本。比起鄰國，泰國的經營成本不算低，以最低月薪為例，泰國約 8200 元台幣（約2000港元），馬來西亞只有 7700 元（約1800港元）左右。軍政府不敢輕易調漲工資，卻得罪了勞動階層，對軍政府來說，不啻是個重大警訊。國殤期間暫緩的經濟活動，是否會讓外資怯步或流出，更是軍政府的一大挑戰。
而中國贏得首份泰國高鐵協議後，卻非一帆風順的開工作業。軍政府不斷就工程內容與款項跟中方交涉──例如曼谷到呵叻段的列車速度，原本降至每小時 180 公里，後來又調回 250 公里。貸款方面，也由於中國的利率較高，因此屢屢傳出軍政府打算找他方投資或是自行出錢。8月底更傳出即將動工的 Klang Dong 到 Pang Asok 段，因為中國提供的施工方案與數據皆為中文，必須先行修改後再提出預算案，俟預算通過後才對外招標。無論軍政府如何朝秦暮楚，亟需完成一帶一路大夢的中國都以耐性應對，不僅是對自己的方案有信心，更看準泰國對提升基建的渴望。
不過，普密蓬未過世前，軍政府還能以王室捍衛者自居，以國家利益為名與中國討價還價。但當具備領袖魅力的王者不再，新憲又尚未實行而賦予政府權力，軍政府的合法性處於相當尷尬的狀態。儘管舉國仍處於悲戚中，但這個問題始終會浮出檯面，軍政府現在可能更需要境外勢力相助，待新王繼位以度過這段尷尬期。換言之，此時恐怕是外國最好施壓的機會，也是泰國國家利益最脆弱的時刻。
泰國失區域領導地位
另一方面，在區域內，泰國也面臨了險峻情勢。
事實上，冷戰結束後，泰國一度躊躇滿志，想要成為次區域（sub-regional）經濟的領航者。起先主要以印支半島為目標，從1989年差猜（Chatichai Choonhavan，察猜）內閣的泰銖經濟圈（Baht economic zone）、1993年川立派（Chuan Leekpai）內閣的黃金四角（Golden Growth Quadrangle, GQ）、印馬泰成長三角（Indonesia-Malaysia-Thailand Growth Triangle, IMT-GT）；到1997年西進政策的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國經濟合作組織（BIMSTEC）、2000年創立的湄公河—恆河合作組織（Mekong-Ganga Cooperation, MGC）等，多是泰國主導，以融入並強化區域關係的各種合作戰略。
在他信（Thaksin Shinawatra，塔信）內閣時期，又與柬埔寨、寮國及緬甸三國達成經濟合作戰略（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 ECS），除了持續推動區域貿易，泰國更扮演貸款者的角色，提供百億泰銖協助柬、寮兩國發展旅遊業。ECS 後來亦延伸為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經濟合作戰略（ACMECS），加入了越南。此時越南尚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區域整合是一個重要的開端，為求加速開放，因此參與由泰國主導的倡議，等於間接提升泰國的地位。
不過隨著泰國天災人禍不斷，他國開始展開挑戰，且有後發先至的趨勢，那即是中國崛起。在「東盟加一」漸成常態後，中國繼而推動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配合一帶一路策略，有效地吸納 ACMECS 成員。泰國則保持著傳統與大國周旋的作風，大談中泰一家親，企圖在中國龐大的資金，以及大國角力中獲利。論綜合國力，泰國無法與中國並肩，當中國有心開始涉入東南亞區域整合，泰國也就只能淪為配角，亦即，泰國已經從上世紀的雄心，退縮到保本的立場。
至於其他東盟成員的實力均在成長。從地理上來看，可以粗分為海洋東盟國與陸地東盟國：海洋國的菲律賓、印尼、汶萊；臨近海洋的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陸地國的柬埔寨、寮國、泰國、緬甸。這些國家裡，印尼無疑實力最為雄厚，但由於有水體區隔，所以對陸地國的影響力並不甚大。而陸地國的領袖候選人，包括了在中南半島爭鬥數百年的泰國和越南、後進的馬來西亞。
衰退源於體制困局，前景看淡
讓我們先來了解三組評估他們國力的數據。
先是已故的密西根大學安納堡分校政治學教授辛格（J. David Singer）曾提出所謂的國家實力綜合指數（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 CINC），計算指標包括一國的總人口數、城市人口數、鋼鐵產量、主要能源消費量、軍事預算和軍事人員數目。按照2007年公布的指數來看，泰國排名世界第 25、越南排名第 27、馬來西亞排名第 41。
再來，有所謂的國家實力指數（Index of National power, NPI），這是由美國愛荷華大學、韓國高麗大學、中國南開大學等學校的幾位教授研發，組成內容包含了兩種指標，第一是國民總收入（Gross-national income, GNI 2012年資料），第二即是CINC（2007年資料）。依照他們的計算結果，馬來西亞排名世界第33、泰國排名第37、越南排名第54。
最後，由美國丹佛大學帕迪中心（Frederick S. Parde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utures）所設計出的國際未來（International Futures, Ifs 2014資料）模型，其中有一項關於國家權力佔全球比例的想定（scenario）。其變數如國家安全、市場規模、政策與永續發展。照他們的推估，泰國在2010年的比例大約是 0.61%、越南是 0.51%、馬來西亞是 0.4%。到了 2030 年，三方逐漸拉近，泰國大約是 0.57%、越南是 0.58%、馬來西亞是 0.51%；2040年，泰國已經敬陪末座，只有 0.5%，越南和馬來西亞分別上升到 0.59%與 0.53%。
由上述不難發現，各種有形的數據都顯示，泰國正步入衰退，或者說進步的速度落後於他者。而從無形的士氣來說，新王的延遲登基、未決的憲改選舉、經濟成長的放緩、分離主義的鬥爭等變數，都會在往後數年消耗國家的能量，減弱對外的影響力。
漫長一年的守喪期間，不能排除禍起蕭牆的機率。但無論接位的是浮誇或是樸實的王者，都無力反轉泰國下滑的頹勢。因為泰國今天的困局主要來自於體制，而王者也是體制的一部分。他或她即位，短期內或者對穩定外資與民心有影響，但長期還是得看國家發展方向。很難想像一年後，他或她能夠在即將實施又充滿爭議的新憲上，扮演任何具積極性的角色。
對外，泰國則受限於中國洲際化力量的擴張，與未來亞洲兩極體系的牽制，難以有新的突破。所幸，在地緣政治上，泰國處於相對有利的位置，即使暫時無法再對外大舉擴張，憑藉著連接中國與東盟的脈絡，或仍可得到該有的利益。接下來泰國要做的，應該是要先安內，釐清制度與治理問題，才有可能在面對中國時，或在東盟內爭取更高的地位。
（徐子軒，LUCIO策略顧問總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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