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泰王普密蓬（Bhumibol Adulyadej，蒲美蓬）离世后，继承者的问题成为当下泰国关注的焦点。目前最新的消息指出，不受人民欢迎的王储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瓦集拉隆功）虽仍能依法继位，但总理巴育（Prayuth Chan-o-cha）以“与人民同悲”为由代他宣布暂缓登基。
更不祥的征兆是，声望崇高的枢密院主席秉．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a）上将，将出任临时摄政王。先前早已传出，秉上将心里的人选其实是诗琳通（Maha Chakri Sirindhorn）公主。关于继位人选，须通过内阁提交给议会，由议会协商后奏请继位，而登基则是要在九世王火化后才会举行典礼。这些步骤旷日废时，不但可能让泰国陷入纷乱，更会影响到对外政策的制订与执行。
泰国国家利益最脆弱的时刻
巴育政权靠著政变上台，欠缺西方世界认同的合法性，因此受到西方不同程度的抵制。为了打破困境，军政府也与其他“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合作，如中国与南韩，以及主要外资来源国日本，并采取所谓的捷足先登（first come, first served）政策，欢迎这些国家来泰投资基础建设。于是就在这两年间，中日在泰国展开角逐，主要可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高铁建设观察。
以代表信心之一的指标 FDI 来看，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2014年出版的世界投资展望调查（World Investment Prospects Survey 2014–2016），其中有一项关于跨国公司预测最有潜力的经济体，也就是 FDI 青睐的地点。泰国的排名与前几年差不多，都是世界第八。至2015年统计，泰国的 FDI 存量达一千七百亿美元，除新加坡外，在东盟（台称东协）成员里仅次于印尼。
2014年泰国军事政变之始，外资确有大量撤退，但巴育军政府上台的一年间（2015），外资开始回流支持，投入约100亿美元。当中，日本占了30亿美元，中国约为 2.4 亿（香港 4.5 亿），就 FDI 存量与流量来看，仍是日本独大。不过，结算至2016年7月，FDI 流量只有5亿美金左右，这可能是让泰国下调经济成长率的原因之一。民众支持军政府的原因，在于安定局势、发展经济，但军政府看来并不是财金政策的能手。
需注意的是，外资同时也是两面刃，因为外资在意的不只是政局不稳带来的风险，还有经营的成本。比起邻国，泰国的经营成本不算低，以最低月薪为例，泰国约 8200 元台币（约2000港元），马来西亚只有 7700 元（约1800港元）左右。军政府不敢轻易调涨工资，却得罪了劳动阶层，对军政府来说，不啻是个重大警讯。国殇期间暂缓的经济活动，是否会让外资怯步或流出，更是军政府的一大挑战。
而中国赢得首份泰国高铁协议后，却非一帆风顺的开工作业。军政府不断就工程内容与款项跟中方交涉──例如曼谷到呵叻段的列车速度，原本降至每小时 180 公里，后来又调回 250 公里。贷款方面，也由于中国的利率较高，因此屡屡传出军政府打算找他方投资或是自行出钱。8月底更传出即将动工的 Klang Dong 到 Pang Asok 段，因为中国提供的施工方案与数据皆为中文，必须先行修改后再提出预算案，俟预算通过后才对外招标。无论军政府如何朝秦暮楚，亟需完成一带一路大梦的中国都以耐性应对，不仅是对自己的方案有信心，更看准泰国对提升基建的渴望。
不过，普密蓬未过世前，军政府还能以王室捍卫者自居，以国家利益为名与中国讨价还价。但当具备领袖魅力的王者不再，新宪又尚未实行而赋予政府权力，军政府的合法性处于相当尴尬的状态。尽管举国仍处于悲戚中，但这个问题始终会浮出台面，军政府现在可能更需要境外势力相助，待新王继位以度过这段尴尬期。换言之，此时恐怕是外国最好施压的机会，也是泰国国家利益最脆弱的时刻。
泰国失区域领导地位
另一方面，在区域内，泰国也面临了险峻情势。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泰国一度踌躇满志，想要成为次区域（sub-regional）经济的领航者。起先主要以印支半岛为目标，从1989年差猜（Chatichai Choonhavan，察猜）内阁的泰铢经济圈（Baht economic zone）、1993年川立派（Chuan Leekpai）内阁的黄金四角（Golden Growth Quadrangle, GQ）、印马泰成长三角（Indonesia-Malaysia-Thailand Growth Triangle, IMT-GT）；到1997年西进政策的孟加拉、印度、缅甸、斯里蘭卡、泰国经济合作组织（BIMSTEC）、2000年创立的湄公河—恒河合作组织（Mekong-Ganga Cooperation, MGC）等，多是泰国主导，以融入并强化区域关系的各种合作战略。
在他信（Thaksin Shinawatra，塔信）内阁时期，又与柬埔寨、寮国及缅甸三国达成经济合作战略（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 ECS），除了持续推动区域贸易，泰国更扮演贷款者的角色，提供百亿泰铢协助柬、寮两国发展旅游业。ECS 后来亦延伸为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ACMECS），加入了越南。此时越南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区域整合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为求加速开放，因此参与由泰国主导的倡议，等于间接提升泰国的地位。
不过随著泰国天灾人祸不断，他国开始展开挑战，且有后发先至的趋势，那即是中国崛起。在“东盟加一”渐成常态后，中国继而推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配合一带一路策略，有效地吸纳 ACMECS 成员。泰国则保持著传统与大国周旋的作风，大谈中泰一家亲，企图在中国庞大的资金，以及大国角力中获利。论综合国力，泰国无法与中国并肩，当中国有心开始涉入东南亚区域整合，泰国也就只能沦为配角，亦即，泰国已经从上世纪的雄心，退缩到保本的立场。
至于其他东盟成员的实力均在成长。从地理上来看，可以粗分为海洋东盟国与陆地东盟国：海洋国的菲律宾、印尼、汶莱；临近海洋的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陆地国的柬埔寨、寮国、泰国、缅甸。这些国家里，印尼无疑实力最为雄厚，但由于有水体区隔，所以对陆地国的影响力并不甚大。而陆地国的领袖候选人，包括了在中南半岛争斗数百年的泰国和越南、后进的马来西亚。
衰退源于体制困局，前景看淡
让我们先来了解三组评估他们国力的数据。
先是已故的密西根大学安纳堡分校政治学教授辛格（J. David Singer）曾提出所谓的国家实力综合指数（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 CINC），计算指标包括一国的总人口数、城市人口数、钢铁产量、主要能源消费量、军事预算和军事人员数目。按照2007年公布的指数来看，泰国排名世界第 25、越南排名第 27、马来西亚排名第 41。
再来，有所谓的国家实力指数（Index of National power, NPI），这是由美国爱荷华大学、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南开大学等学校的几位教授研发，组成内容包含了两种指标，第一是国民总收入（Gross-national income, GNI 2012年资料），第二即是CINC（2007年资料）。依照他们的计算结果，马来西亚排名世界第33、泰国排名第37、越南排名第54。
最后，由美国丹佛大学帕迪中心（Frederick S. Parde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utures）所设计出的国际未来（International Futures, Ifs 2014资料）模型，其中有一项关于国家权力占全球比例的想定（scenario）。其变数如国家安全、市场规模、政策与永续发展。照他们的推估，泰国在2010年的比例大约是 0.61%、越南是 0.51%、马来西亚是 0.4%。到了 2030 年，三方逐渐拉近，泰国大约是 0.57%、越南是 0.58%、马来西亚是 0.51%；2040年，泰国已经敬陪末座，只有 0.5%，越南和马来西亚分别上升到 0.59%与 0.53%。
由上述不难发现，各种有形的数据都显示，泰国正步入衰退，或者说进步的速度落后于他者。而从无形的士气来说，新王的延迟登基、未决的宪改选举、经济成长的放缓、分离主义的斗争等变数，都会在往后数年消耗国家的能量，减弱对外的影响力。
漫长一年的守丧期间，不能排除祸起萧墙的机率。但无论接位的是浮夸或是朴实的王者，都无力反转泰国下滑的颓势。因为泰国今天的困局主要来自于体制，而王者也是体制的一部分。他或她即位，短期内或者对稳定外资与民心有影响，但长期还是得看国家发展方向。很难想像一年后，他或她能够在即将实施又充满争议的新宪上，扮演任何具积极性的角色。
对外，泰国则受限于中国洲际化力量的扩张，与未来亚洲两极体系的牵制，难以有新的突破。所幸，在地缘政治上，泰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即使暂时无法再对外大举扩张，凭借著连接中国与东盟的脉络，或仍可得到该有的利益。接下来泰国要做的，应该是要先安内，厘清制度与治理问题，才有可能在面对中国时，或在东盟内争取更高的地位。
（徐子轩，LUCIO策略顾问总监，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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