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在諾貝爾頒獎前夕，我的朋友們就開始預測和宣傳他們心目中的贏家：要麼出於其作品的品質，要麼出於其政治立場的優勢，要麼兩者皆有之。我則往往希望得獎者是一個我從未聽說過的人，可以藉此認識一位新的作者。不過 Bob Dylan 獲獎令我驚喜又激動——他的很多話我都記得，難免興奮。
Bob Dylan 的諾貝爾獎是有趣且重要，但並非不複雜的政治選擇。我相識的很多人並不同意。有一些流傳半世紀的笑話，取笑他撕裂的嗓音，有些人還當了真：我在網上有一位朋友說：那是「打在美國文學臉上的耳光」。接着無可避免地被拿來與特朗普比較。電訊報說：「滋養了 Bob Dylan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化，同時也是提名特朗普為總統候選人的文化。這種文化對資質毫無興趣，只想滿足最粗略的感性需要。」這是一種恰恰相反的觀點。
何嘗不是文學？
沒有作家是萬人迷，Dylan 也不能迷住所有人。但如果你認為因為 Dylan 是一個音樂創作人就不適合拿文學獎，捫心自問文學——尤其詩歌——從哪裏來，它們的作用為何。
無論你為 Dylan 獲獎驕傲或憤怒，須牢記全世界沒有必要過於關注18個瑞典老人（多為男性）心目中該年度全世界最好的作家是誰。沒有作家是萬人迷，Dylan 也不能迷住所有人。但如果你認為因為 Dylan 是一個音樂創作人就不適合拿文學獎，捫心自問文學——尤其詩歌——從哪裏來，它們的作用為何。
文學，包括歌詞，是語言造就的藝術，生而使人以知覺。瑞典學院多年來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狹義文學創作之外的一些作者，其中包括1950年頒給哲學家羅素，1953年頒給演講名家邱吉爾。我的一位朋友說，依附於吟唱和樂曲的歌詞就好比依附於舞台和表演的戲劇——但沒人否認劇場創作是一種文學體裁。拿 Dylan 來說，他的歌詞甚至曾收錄於北島《給孩子的詩》。就我自己而言，反覆聆聽 Dylan 歌曲的文學體驗絕對可以與我閱讀自己鍾愛的小說、戲劇及詩歌的體驗不相上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Ricks 將 Dylan 與濟慈（Keats）、馬維爾（Marvell）、密爾頓（Milton）、莎士比亞相提並論。但這讓 Dylan 主流化、基督教化、權威化了。
多人會提及前牛津教授 Christopher Ricks 點評 Dylan 作品《Visions of Sin》，來辯論歌詞可以視作文學。Ricks 如此說道：「Dylan 的作品是袒露（又抵抗）原罪的藝術，彰顯美德，提煉恩澤。」其間，Ricks 將 Dylan 與英文文學的傳統大家相提並論：濟慈（Keats）、馬維爾（Marvell）、密爾頓（Milton），當然還有莎士比亞。但這讓 Dylan 主流化、基督教化、權威化了。當然 Dylan 曾經就是一個基督徒。然而，着眼在原罪和救贖固然是一種途徑，去瞭解一位與六十年代反戰（With God on Our Side）和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1963年的華盛頓勞工自由遊行，在馬丁路德金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演講前，Dylan 演唱了《Only a Pawn in Their Game》）脫不開關係的歌手，也有別的途徑去瞭解他和他的音樂。我偏向另一個書寫 Dylan 的作者，Greil Marcus——尤其是他的書《The Old, Weird America》（簡體中文版譯為《老美國誌異》）。並且我想其中也含有 Dylan 獲獎的政治重要性。
Dylan 作品的政治謎語
《老美國誌異》如此介紹 Dylan 的作品：言論自由與喋喋不休二者未竟的結合，依批評家 Anthony Miller 的說法——或許是——沉迷於「美國歷史」。與古老、異樣的美利堅一樣，Dylan 的音樂是一種「渾然一體的奇怪組合」，用 Marcus 的話來說，「將熟悉的變陌生，讓未知的被遺忘，被遺忘的化作集體回憶，挑動着每一個聽眾的顯意識。」這音樂和國度，屬於逃犯和流浪漢、奇珍和因由，遺失、愛情、偷竊、清儉。Marcus 認為，Dylan 的音樂承接了1952年發行的六張《Anthology of American Folk Music》專輯，發揚其演繹和內核後，變成了某種布穀鳥，將自己的蛋下在其他鳥的巢裏。「這是一種反向的清潔工，」Marcus 說：「違背了事物的自然秩序，它本是局外人，無歸屬的造物⋯布穀鳥變成他者，也視所有其他生物為他者。」
Marcus 說，那樣一個隱喻，「可意會，不可言傳⋯他的音樂不是意見，而是一個謎語。」Dylan 示範了他如何將各式各樣的材料納入自己的音樂。
《老美國誌異》裏的布穀鳥詮釋了美國特質。《Anthology of American Folk Music》專輯裏有一首歌叫《布穀鳥》（“The Coo Coo Bird”），由 Clarence Ashley 演唱。Marcus 寫道，歌曲「看似呈現着一段聽眾們的公共歷史，實則還挺有種。」副歌部份如下： 布穀鳥／她很漂亮／她一邊飛，一邊輕唱／她不會／大叫布穀／直到七月／四日（“Oh, the coo coo / She’s a pretty bird / And she warbles, as she flies / And it never / Hollers coo coo / Till the fourth day / Of July.”）。為什麼是美國獨立日？Marcus 說，那樣一個隱喻，「可意會，不可言傳⋯他的音樂不是意見，而是一個謎語。」Dylan 示範了他如何將各式各樣的材料納入自己的音樂，在2001年他唱着，「布穀鳥是美麗的鳥，她一邊飛一邊清唱／我在傳布上帝的話語，我掏出了你的雙眼。」（“The Cuckoo is a pretty bird, she warbles as she flies / I’m preachin’ the Word of God / I’m puttin’ out your eyes.”）我不確定《Dylan’s Visions of Sin》一書的作者怎樣去理解這樣的對比。
The Old, Weird America: The World of Bob Dylan's Basement Tapes
作者：Greil Marcus
出版：Picador
出版時間：2011年4月26日（Updated edition）
但美利堅不是一個只有美好的地方。Marcus 寫美國將自己塞滿「奴隸、傭工、罪犯、皮條客、冒險家、野心家和貪心者、逃兵和被嫌棄的人，他們改頭換面變了新的騙子，」他指出，如果「宿主從自己的巢裏拿走布穀鳥的蛋，布穀鳥會報復，殺死宿主的所有蛋和幼鳥，同理就如美國殖民者驅趕或處決印地安人一樣，當布穀鳥的蛋孵化出幼鳥，牠們會驅趕其他雛鳥或者破壞其他蛋。」這就是我們在特朗普的風行中所見，陳舊、駭人的美利堅。
站在特朗普的反對面
美國文學應該獲獎的言論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如今這些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有了他們的總統候選人。Bob Dylan 和他老、怪，又包容的美利堅站在了反對面。
滋養了Bob Dylan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化，同時也是提名特朗普為總統候選人的文化？我不這樣分析。相反，與很多國家情形一樣，這在論戰美國的定義，或者美國人的定義，特朗普和 Dylan 互相對峙。人們提名 Dylan 幾十年，怎麼現在頒獎？幾年前，瑞典學院秘書長 Horace Engdahl 說美國在文學上「太孤立、太隔絕」，拿不到諾貝爾：「它們翻譯得不夠，也不真正參與文學的上層對話。忽視限制了它。」 他如此回應當時一些美國人提出的爭議，諾貝爾文學獎太久沒有頒發給美國作家（Toni Morrison 1993年得獎之後——比不上中國文學苦等一世紀，而且還有很多重要的別國文學未獲肯定），這一記給美國文學的耳光也是活該（我倒是認為有一些寫譯兼備的美國作者值得諾貝爾文學獎嘉許）。美國文學應該獲獎的言論——出自那些很少閱讀別國文學作品的人，可能本國作品他們也不讀——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如今這些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有了他們的總統候選人。Bob Dylan 和他老、怪，又包容的美利堅站在了反對面。
大家都知道，瑞典學院常常用入圍名單發表有傾向的政治宣言，我認為 Dylan 獲獎也是類似的宣言。面對特朗普式的美國，學院說，Dylan 作品才是我們珍重的美國文化。這不是一則完美的宣言——據我所知，特朗普的很多選民也是 Dylan 歌迷，而且如今很多有想法的美國人不想讓一個70歲的白人來代表我們的政治面貌（Dylan 自己過去也不想以白人身分去代言黑人民權運動）。但這表明諾貝爾獎支持的美國，是民權和反戰的美國，是高雅文學與通俗文化的美國，是身分雜糅又飄移不定的美國，是民謠、藍調，戲謔的美國，和那又老又怪的美利堅。這不是一則完美的宣言，但它是反對特朗普和特朗普歪理的宣言，是我所支持的宣言。
Lucas Klein（柯夏智），父親、作者、譯者、編輯，作品登載於 LARB，Jacket，Rain Taxi，CLEAR，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和 PMLA 等刊物，也曾於 Fordham，Black Widow，Zephyr，和 New Directions 等出版社出版。現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助理教授。譯作西川詩選《蚊子志》獲得2013年 Lucien Stryk 亞洲文藝翻譯大獎，近作《十月的献诗 - 芒克詩選》由 Zephyr 和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翻譯：張書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