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香港研究課程及端傳媒合辦，在本年10月11日的晚上，特以「江湖．文學．現實．香港」為題，邀請兩位香港作家陳冠中和馬家輝，一同探討小說創作與香港文化、歷史乃至現今社會之間的關係。風趣詼諧的馬家輝與溫文儒雅的陳冠中，在主持人朱耀偉教授的牽引下，以雙語（廣東話、普通話）輪播地娓娓道出自身的小說創作經驗，以及他們如何理解「小說」之於現今社會，有何之用。
馬家輝︰香港作家、文化評論學者、報章編輯、電視節目主持人，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多本專欄文章結集出版著作包括《死在這裏也不錯》、《中年廢物》、《我們已經走投無路》等，並著有長篇小說《龍頭鳳尾》。
陳冠中︰華文作家及資深文化人，曾獲2013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創辦香港文化雜誌《號外》及參與港台兩地電視電影編劇製片工作。著作包括長篇小說「中國三部曲」（《盛世》、《裸命》、《建豐二年》）、《什麼都沒有發生》；小說集《香港三部曲》；散文集《我這一代香港人》、《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等等。
朱耀偉︰現任香港大學文學院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教授、香港研究課程總監。著作包括《他性機器？後殖民香港文化論集》、《香港流行歌詞研究》、《光輝歲月：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音樂敢言：香港「中文歌運動」研究》、《香港文學@文化研究》（與張美君合編）、《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音樂敢言之二：香港「原創歌運動」研究》等等。
號稱「馬主持」的馬家輝不改本色地從自己的生長地，也是《龍頭鳳尾》的故事背景地點——灣仔，開始談起華洋雜處的香港地方特色。同時談及自己如何在「文青時代」開始受陳冠中的本土香港文化運動所影響，及言二人的關係是「步亦步，趨亦趨」。故當陳冠中在2009年以57歲之齡，決定要專心寫長篇小說時，馬家輝亦受到其「播種」的影響，在步上成為小說家的道上。
用小說對抗當代社會？
陳冠中憶述王德威教授曾於《建豐二年》寫序時提及「史統散，小說興」，指當眾人都難於言明歷史時，便是小說興旺的最佳時機。
著名文學研究學者王德威教授在九月底嶺南大學的「現代與古典的相互穿越：故事新編與理論重建」國際研討會上發表論文，他以一句「以小說對抗當代。」評陳冠中的「中國三部曲」和馬家輝《龍頭鳳尾》。朱耀偉問道，兩位作家都曾以公共知識分子之姿，擅寫專欄、文化評論見稱，今日會否想用「小說」這種文體來對抗當代？
陳冠中憶述王德威教授曾於《建豐二年》寫序時提及「史統散，小說興」，語出馮夢龍的《古今小說序》，指當眾人都難於言明歷史時，便是小說興旺的最佳時機。這次王教授再言他們是以小說對抗當代，也借取張愛玲「以庸俗反當代」的反抗精神，以小情小愛之瑣碎事對抗當時認為文學作品需「文以載道」的社會。
馬家輝自言是「遺民」、是「港英餘孽」，一如他曾寫的一篇專欄文章〈滿街都是漢奸〉，他的創作關懷也與歷史有關，意在呈現對照的意涵。《龍頭鳳尾》的背景設在1930年代末到1943年二次大戰結束，而王德威教授也為小說寫了一篇〈歷史就是賓周〉（歷史就是陽具），批判為何當時的香港歷史就如性愛之事，不能公開討論。
「所謂反抗當代、對抗當代，我的小說是想和當代作一個對照。」馬家輝指他的小說並不是直接寫現代，「我沒有要寫出沒有的東西，我只是試圖還原我所理解的、從我長輩父輩處聽到的故事，或是記下我所經歷過的、從閱讀中得知的香港當下狀態。」當小說完成書寫後，馬家輝才驚覺小說所紀錄的，原來是一些香港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特別是「香港人」過去的身份曖昧性。他直言對現在一直罵他人「中國膠」的香港社會感到非常難過，並感嘆道：「對我而言，最美好的一仗已經打過了。」
對抗當代，因為歷史從沒過去？
「歷史沒有過去，在今天此時此刻，全部是發生在眼前。你總會找到能夠對照、對映的地方。」
席間，陳冠中對馬家輝如何重組他不曾經歷的3、40年代香港感到興趣。陳冠中敘述道：「3、40年代的香港有很多南來移民，是一個很繁榮的時代。有工業、有電影業，人口也一直增加。1937年更因戰爭開始，而有許多文人、名人移民到來，香港第一次成為全國性精華集中的地點，登上全國的舞台。」馬家輝也坦白說，創作重組是主要依賴用數年蒐集得來，與漢奸有關的書面材料。但畢竟《龍頭鳳尾》沒有要仔細描述出當時社會的各種面貌，為了凸出當時的香港狀態和主角間的情感關係，他也在選材上為了故事主線而作出取捨。
「除了人獸交，我什麼都寫了。」馬家輝指為了呈現當時社會每個人都帶有秘密，以及面對生活而作選擇的狀態，「我亂倫也寫了，lesbian也寫了，3P也寫了。（小說中）該有的都有了。」如何面對傷害和平服傷害，都是他所關心的。他強調在材料上的選取，都是為了對照現在。他提到小說中的角色，一個他以書面材料和想像組成的上海老大「黃金榮」。馬家輝藉着歷史材料得知道黃金榮在香港先後為法國、中華民國服務，串合小說創作的想像，塑造角色成是根據自己的選擇成為「漢奸」。
他不會管別人說他是在對抗還是諷刺當代，「歷史沒有過去，在今天此時此刻，全部是發生在眼前。你總會找到能夠對照、對映的地方。」他只是寫出他對當時的想像和感覺。
使用「方言」書寫是一種「反當代」的選擇
對陳冠中而言，反當代的意義便在於把許多被當代或被香港史所遮蔽的語言，通過小說創作模仿出來。
「《建豐二年》所寫的是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另類歷史，是烏有史。」陳冠中稱若指這作品是在反當代的話，那就是「一套與當代論述不一樣的論述」。論及歷史，他特別提出寫《建豐二年》時面對的語言問題。香港的中文教育會覆蓋白話文及文言文兩種，過去左派報紙會使用含大陸用言的「新華體」，後來文革時期便出現一種文革語言。但當代香港卻甚少特別討論廣東話和「三及第」（編注：夾雜文言文、書面語和廣東話的一種書寫文體），還有一種被遺忘或被掩蓋的國民黨語言。而在這三十年間，其實香港大多掛着中華民國字頭的報章如《星島日晚報》，它們所採用的便正是相近於國民政府的語言。
因為《建豐二年》是假設國民政府仍然統治中國大陸，「使用語言上，便不可能用共產黨的語言，更不能完全用香港的語言去寫。」便要特別去想該用怎樣的語言文字來書寫。在語料蒐集的時候，陳冠中發現這套國民政府語言其實就是小時候接觸的語言，重新發現這個曾經熟悉的世界。對他而言，反當代的意義便在於把許多被當代或被香港史所遮蔽的語言，通過小說創作模仿出來。
馬家輝更補充指出，陳冠中在《盛世》中描寫一名旅居北京的香港男子，特別在話語中加插香港的語言或港式中文。他引述大陸作家蘇童對方言的評價，提出方言對文字的貢獻不會只在對話體，還在於平常的描述。使用方言，是能夠豐富和壯大語言本身，故陳冠中的三部曲《盛世》、《裸命》和《建豐二年》刻意加入不同時代的中文特色和風格，凸出該時代的獨有思考角度和轉向，這對華文創作（Sinophone）有重要的貢獻。
朱耀偉亦稱馬家輝的《龍頭鳳尾》的語言運用包含大量廣東話與粗口，其中更涉及各種性器官的別稱，充分再現出30年代的來港討生活的廣東人對話日常。但為了讓香港以外的讀者都能理解，馬家輝仿效上海作家金宇澄《繁花》的處理方法，折衷地部分保留白話文的文法結構，部分是加插廣東話字詞，部分選擇整句都使用廣東話語法。
小說能到歷史之不能到達的
如果學術研究是社會的話，文學就是江湖，文學是可逆襲論文的。
來到講座的尾聲，台下觀眾在問答環境中延伸「以小說對抗當代」的討論，認為小說也可能有填補當代和歷史的社會功能。提問的觀眾留意到30年代的香港歷史紀錄，大多是碎片化且不連貫的文件與報章，會否正因如此，小說便能通過想像，去填補一些歷史的空隙呢？小說和歷史之間，又會否出現明顯的區分？
陳冠中在回應時分享自己曾寫過一篇名為〈江湖逆襲社會：激流怎能為倒影做像〉，社會就如倒影一樣，只有投影在水面才能看得清楚，但遇上激流便會沖散，只剩泡沫與碎片。江湖則如激流，屬於一股組織化以外且沒有明確結構的模式。當江湖在逆襲社會，也就是說在有功能分工的、有結構的組織之外，有另一種可能性。「恰恰就是有論文不能書寫的事，在沒有一定的結構下，小說或能扮演到歷史的功能。」以這個比喻為基礎發展到文學與學術研究論文，如果學術研究是社會的話，文學就是江湖，文學是可逆襲論文的。
「學術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馬家輝特別點出學術作為人類知識基礎，有着嚴謹的要求和規範，因知識具備社會功能和公信力。亦因這種嚴謹度的追求，「當有證據去不了的地方，小說之筆是無堅不摧。你沒有證據嗎？我來創造證據。我就是證據，小說之筆就是證據。」他言小說家才是最有大志的歷史觀察者，若有證據，便用證據來說話；證據到不了的地方，小說家就是證據。
接着，馬家輝引述台灣作家黃錦樹教授在評《建豐二年〉寫的一句評論：「那麼大的如果，那麼小的拼圖。」他認為自己的《龍頭鳳尾》剛好相反，是那麼大的拼圖，那麼小的如果。大拼圖涵蓋中日港三地、華洋混雜、同性戀等等，小如果則是當時兩個要談戀愛的人，對於生活、對於歷史、對於人和社會的關係，有些怎樣的影響呢？這就是小說精彩之處，也是小說家有大志的顯現。
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香港文學
雖然如王德威教授所說：「香港的小說大陸不可以出版，台灣沒有興趣出版。」但在結尾時朱耀偉教授說，現在靠着許多如兩位講者的作家，香港的小說仍能繼續生生不息地創作，乃因這些作品能像David Bordwell評香港電影一樣——「盡皆過火、盡是癲狂」，可以虛構、烏有如陳冠中的《建豐二年》，也可以用詞粗俗、言之有物如馬家輝的《龍頭鳳尾》。
縱然因為身份、因為議題而得不到掌握中國文學話語權的人認同，出現朱耀偉教授慨嘆「香港小說被說寫得好時，就是中國文學；被說寫得不好時，便連文學都不是，並沒有『香港文學』」的情況。但香港的小說創作，就像馬家輝喜歡的賈樟柯電影《世界》中的最後一幕，男女主角的對話：
「我們死了嗎？」
「沒有，我們才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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