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华文作家及资深文化人，曾获2013年香港书展年度作家，创办香港文化杂志《号外》及参与港台两地电视电影编剧制片工作。著作包括长篇小说“中国三部曲”（《盛世》、《裸命》、《建丰二年》）、《什么都没有发生》；小说集《香港三部曲》；散文集《我这一代香港人》、《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等等。
朱耀伟︰现任香港大学文学院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教授、香港研究课程总监。著作包括《他性机器？后殖民香港文化论集》、《香港流行歌词研究》、《光辉岁月：香港流行乐队组合研究》、《音乐敢言：香港“中文歌运动”研究》、《香港文学@文化研究》（与张美君合编）、《本土神话：全球化年代的论述生产》、《音乐敢言之二：香港“原创歌运动”研究》等等。
号称“马主持”的马家辉不改本色地从自己的生长地，也是《龙头凤尾》的故事背景地点——湾仔，开始谈起华洋杂处的香港地方特色。同时谈及自己如何在“文青时代”开始受陈冠中的本土香港文化运动所影响，及言二人的关系是“步亦步，趋亦趋”。故当陈冠中在2009年以57岁之龄，决定要专心写长篇小说时，马家辉亦受到其“播种”的影响，在步上成为小说家的道上。
用小说对抗当代社会？
陈冠中忆述王德威教授曾于《建丰二年》写序时提及“史统散，小说兴”，指当众人都难于言明历史时，便是小说兴旺的最佳时机。
著名文学研究学者王德威教授在九月底岭南大学的“现代与古典的相互穿越：故事新编与理论重建”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论文，他以一句“以小说对抗当代。”评陈冠中的“中国三部曲”和马家辉《龙头凤尾》。朱耀伟问道，两位作家都曾以公共知识分子之姿，擅写专栏、文化评论见称，今日会否想用“小说”这种文体来对抗当代？
陈冠中忆述王德威教授曾于《建丰二年》写序时提及“史统散，小说兴”，语出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序》，指当众人都难于言明历史时，便是小说兴旺的最佳时机。这次王教授再言他们是以小说对抗当代，也借取张爱玲“以庸俗反当代”的反抗精神，以小情小爱之琐碎事对抗当时认为文学作品需“文以载道”的社会。
马家辉自言是“遗民”、是“港英余孽”，一如他曾写的一篇专栏文章〈满街都是汉奸〉，他的创作关怀也与历史有关，意在呈现对照的意涵。《龙头凤尾》的背景设在1930年代末到1943年二次大战结束，而王德威教授也为小说写了一篇〈历史就是宾周〉（历史就是阳具），批判为何当时的香港历史就如性爱之事，不能公开讨论。
“所谓反抗当代、对抗当代，我的小说是想和当代作一个对照。”马家辉指他的小说并不是直接写现代，“我没有要写出没有的东西，我只是试图还原我所理解的、从我长辈父辈处听到的故事，或是记下我所经历过的、从阅读中得知的香港当下状态。”当小说完成书写后，马家辉才惊觉小说所纪录的，原来是一些香港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特别是“香港人”过去的身份暧昧性。他直言对现在一直骂他人“中国胶”的香港社会感到非常难过，并感叹道：“对我而言，最美好的一仗已经打过了。”
对抗当代，因为历史从没过去？
“历史没有过去，在今天此时此刻，全部是发生在眼前。你总会找到能够对照、对映的地方。”
席间，陈冠中对马家辉如何重组他不曾经历的3、40年代香港感到兴趣。陈冠中叙述道：“3、40年代的香港有很多南来移民，是一个很繁荣的时代。有工业、有电影业，人口也一直增加。1937年更因战争开始，而有许多文人、名人移民到来，香港第一次成为全国性精华集中的地点，登上全国的舞台。”马家辉也坦白说，创作重组是主要依赖用数年搜集得来，与汉奸有关的书面材料。但毕竟《龙头凤尾》没有要仔细描述出当时社会的各种面貌，为了凸出当时的香港状态和主角间的情感关系，他也在选材上为了故事主线而作出取舍。
“除了人兽交，我什么都写了。”马家辉指为了呈现当时社会每个人都带有秘密，以及面对生活而作选择的状态，“我乱伦也写了，lesbian也写了，3P也写了。（小说中）该有的都有了。”如何面对伤害和平服伤害，都是他所关心的。他强调在材料上的选取，都是为了对照现在。他提到小说中的角色，一个他以书面材料和想像组成的上海老大“黄金荣”。马家辉借着历史材料得知道黄金荣在香港先后为法国、中华民国服务，串合小说创作的想像，塑造角色成是根据自己的选择成为“汉奸”。
他不会管别人说他是在对抗还是讽刺当代，“历史没有过去，在今天此时此刻，全部是发生在眼前。你总会找到能够对照、对映的地方。”他只是写出他对当时的想像和感觉。
使用“方言”书写是一种“反当代”的选择
对陈冠中而言，反当代的意义便在于把许多被当代或被香港史所遮蔽的语言，通过小说创作模仿出来。
“《建丰二年》所写的是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另类历史，是乌有史。”陈冠中称若指这作品是在反当代的话，那就是“一套与当代论述不一样的论述”。论及历史，他特别提出写《建丰二年》时面对的语言问题。香港的中文教育会覆盖白话文及文言文两种，过去左派报纸会使用含大陆用言的“新华体”，后来文革时期便出现一种文革语言。但当代香港却甚少特别讨论广东话和“三及第”（编注：夹杂文言文、书面语和广东话的一种书写文体），还有一种被遗忘或被掩盖的国民党语言。而在这三十年间，其实香港大多挂着中华民国字头的报章如《星岛日晚报》，它们所采用的便正是相近于国民政府的语言。
因为《建丰二年》是假设国民政府仍然统治中国大陆，“使用语言上，便不可能用共产党的语言，更不能完全用香港的语言去写。”便要特别去想该用怎样的语言文字来书写。在语料搜集的时候，陈冠中发现这套国民政府语言其实就是小时候接触的语言，重新发现这个曾经熟悉的世界。对他而言，反当代的意义便在于把许多被当代或被香港史所遮蔽的语言，通过小说创作模仿出来。
马家辉更补充指出，陈冠中在《盛世》中描写一名旅居北京的香港男子，特别在话语中加插香港的语言或港式中文。他引述大陆作家苏童对方言的评价，提出方言对文字的贡献不会只在对话体，还在于平常的描述。使用方言，是能够丰富和壮大语言本身，故陈冠中的三部曲《盛世》、《裸命》和《建丰二年》刻意加入不同时代的中文特色和风格，凸出该时代的独有思考角度和转向，这对华文创作（Sinophone）有重要的贡献。
朱耀伟亦称马家辉的《龙头凤尾》的语言运用包含大量广东话与粗口，其中更涉及各种性器官的别称，充分再现出30年代的来港讨生活的广东人对话日常。但为了让香港以外的读者都能理解，马家辉仿效上海作家金宇澄《繁花》的处理方法，折衷地部分保留白话文的文法结构，部分是加插广东话字词，部分选择整句都使用广东话语法。
小说能到历史之不能到达的
如果学术研究是社会的话，文学就是江湖，文学是可逆袭论文的。
来到讲座的尾声，台下观众在问答环境中延伸“以小说对抗当代”的讨论，认为小说也可能有填补当代和历史的社会功能。提问的观众留意到30年代的香港历史纪录，大多是碎片化且不连贯的文件与报章，会否正因如此，小说便能通过想像，去填补一些历史的空隙呢？小说和历史之间，又会否出现明显的区分？
陈冠中在回应时分享自己曾写过一篇名为〈江湖逆袭社会：激流怎能为倒影做像〉，社会就如倒影一样，只有投影在水面才能看得清楚，但遇上激流便会冲散，只剩泡沫与碎片。江湖则如激流，属于一股组织化以外且没有明确结构的模式。当江湖在逆袭社会，也就是说在有功能分工的、有结构的组织之外，有另一种可能性。“恰恰就是有论文不能书写的事，在没有一定的结构下，小说或能扮演到历史的功能。”以这个比喻为基础发展到文学与学术研究论文，如果学术研究是社会的话，文学就是江湖，文学是可逆袭论文的。
“学术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马家辉特别点出学术作为人类知识基础，有着严谨的要求和规范，因知识具备社会功能和公信力。亦因这种严谨度的追求，“当有证据去不了的地方，小说之笔是无坚不摧。你没有证据吗？我来创造证据。我就是证据，小说之笔就是证据。”他言小说家才是最有大志的历史观察者，若有证据，便用证据来说话；证据到不了的地方，小说家就是证据。
接着，马家辉引述台湾作家黄锦树教授在评《建丰二年〉写的一句评论：“那么大的如果，那么小的拼图。”他认为自己的《龙头凤尾》刚好相反，是那么大的拼图，那么小的如果。大拼图涵盖中日港三地、华洋混杂、同性恋等等，小如果则是当时两个要谈恋爱的人，对于生活、对于历史、对于人和社会的关系，有些怎样的影响呢？这就是小说精彩之处，也是小说家有大志的显现。
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香港文学
虽然如王德威教授所说：“香港的小说大陆不可以出版，台湾没有兴趣出版。”但在结尾时朱耀伟教授说，现在靠着许多如两位讲者的作家，香港的小说仍能继续生生不息地创作，乃因这些作品能像David Bordwell评香港电影一样——“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可以虚构、乌有如陈冠中的《建丰二年》，也可以用词粗俗、言之有物如马家辉的《龙头凤尾》。
纵然因为身份、因为议题而得不到掌握中国文学话语权的人认同，出现朱耀伟教授慨叹“香港小说被说写得好时，就是中国文学；被说写得不好时，便连文学都不是，并没有『香港文学』”的情况。但香港的小说创作，就像马家辉喜欢的贾樟柯电影《世界》中的最后一幕，男女主角的对话：
“我们死了吗？”
“没有，我们才刚开始。”
录像重温：《江湖．文学．现实．香港》讲座
我们死了吗？
没有，我们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