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後四十年的中國，大致是如下演變過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由（包括思想、言論和其他公民自由）部分恢復；1989年後，自由遭遇重大挫折；2013年之後，自由幾乎全部喪失。2016的種種事件，促使我們清醒認識到整體政治環境的惡化。
相比公民自由權利和人權，人們對「文革」餘毒和復辟可能的憂慮，都不過是表面現象。從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到習近平的「七不講」和重建「共產主義理想」，這些思潮和措施，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一黨專制的統治權力，而公民的自由則是實現這一目的的主要障礙。
專制獨裁最害怕的是自己的人民。如果人民沒有自由，也不準備為自由群起抵抗專制，看起來搖搖欲墜的政權，就能夠長期維持統治。
把壓制自由作為維穩的關鍵手段，正是因為只要不給人民自由，政治殘暴、經濟困境、種族矛盾、國際批評都不可能從根本上影響專制統治的維持。與此同時，如果能夠改變政治殘暴的形象、增強經濟實力、控制種族矛盾、平息國際批評，那麼，新調整的適應性手段就能使專制變得更加穩固。而這正是我們需要對「文革」四十年以來的變化有所了解的一個重要原因。
自由的嚴冬
2013年5月29日，《墓碑：1958-1962大饑荒》的作者楊繼繩，在接受為頒給他的美國圖書「哈耶克獎」時說：「中國要走向和諧、穩定，必須走出權力市場經濟。就要繼續聽從哈耶克的告誡：少用些政府強制，多尊崇個人自由。給自由主義必要的空間。」
遺憾的是，自由主義在中國還到批判。權力市場經濟的形成，是和批判自由主義並行不悖的。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是悲觀的，當代自由主義重鎮李慎之逝世前兩年對我說：「進入新世紀， 自由主義者的嚴冬快到了」。李慎之說這話是2001年初，還是江澤民時代。2003年，胡錦濤接任。楊繼繩說那番話時，胡還在任上。政治自由在中國的嚴冬已經不再是快要到來，而是已經到來。
2013年，習近平成為新一屆最高領袖。開始時，人們對政治自由走出嚴冬——政治改革、保障公民權利和人權、加強憲政法治、發揮媒體對權力的監督功能、「把權力關進籠子」等等——抱有期待和希望。但是，這樣的期待和希望很快就落空了，隨之而來的是愈加嚴酷的政治寒冬。
習近平的「新政」，先出台了 「兩個不能否定」——「不能以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改革開放後30年，也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1980年代，政治氣候轉暖，最重要的標誌就是否定文革。「不否定前三十年」是否定1980年代曾經在中國形成過的政治共識。繼而，出現了一系列官方意識形態色彩的，向文革靠攏的文章——反憲政、重提階級鬥爭，連語言都讓人聞到了文革的暴力、血腥和殺氣騰騰。
「新政」在新聞、出版、教育領域強制執行所謂的「七不講」（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國共産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産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一系列的「文件」和「精神」，都毫無懸念地宣告：思想管制已經成為「維穩」新政的重中之重。
在2013年的「九號文件」和「819講話」中，首當其衝被進一步壓制和剝奪的，便是公民的政治自由。「新政」引起許多人對「回到文革」的憂慮和恐懼。不過，雖然它在一些方面確實像是新版的文革專制政治，但它又畢竟不是又一次文革，更不可能有文革的那種政治統治效果。為什麼呢？這可以從美國記者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的《獨裁者的學習曲線》（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一書中的兩個概念——「獨裁者學習曲線」和「抵抗者學習曲線」來討論。
獨裁者學習曲線
道布森在《獨裁者的學習曲線》中指出，今天的極權政權領導者，與二十世紀的獨裁者不同，不像朝鮮那樣完全凍結在時光裏，還繼續用勞改營、暴力、洗腦的手段控制人民。新興的極權國家不再以斯大林、毛澤東舊式極權的那種赤裸裸暴力和血腥手段，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加以恐怖統治。
新的極權專制給人民許多表面與程序上的「自由」，但始終滲透並控制着那些權力賜予人民的自由。在經濟上，新的獨裁者更聰明，不再封閉守貧，切斷與世界的聯繫。他們懂得從全球體系獲得資源，卻不會失去自己的統治權，其最重要的三個手段，便是金錢收編、利益分化和虛假憲政民主。
如果說「文革」統治是典型的舊式極權，那麼，今天的新極權統治則是新舊混合。
「文革」後，中國的「獨裁者學習曲線」有兩個關鍵歷史時刻：一是1989年，另一個是2011年。中國新式極權統治的靈活性和變通性，都是在這兩個歷史時刻的世界變局中形成的。其總特徵，是有效運用金錢收編、利益分化，通過嚴格控制民眾思想和言論，不斷剝奪公民政治自由，最大化保持穩定。這樣一種統治，前所未有地依賴民族主義情緒、經濟收買、知識分子收編、放縱型的物質消費主義和與之共生的政治冷漠（犬儒主義）。這使得中國的「獨裁者學習曲線」，與俄國、委內瑞拉等假憲政民主有所不同，這也使得中國成為當今世界最公然對抗，也似乎最有「本錢」對抗憲政民主的國家。
中國的「本錢」是它的經濟成就，這也使它為其他專制國家所羨慕，甚至試圖仿效。道布森生動地記錄到：「每一個專制國家的人權運動者都認為，他們運氣還不錯，至少不必對付像北京這麼狡猾又殘暴的政權。但是不論什麼樣的觀點與立場，每個人都會討論一下中國，可說是最熱門的話題」。
對於世界上所有專制政權，中國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模範。1989年時，沒有人想得到中國共產黨可能在二十年後變得更為強大。在那時，抗議聲浪已經把它逼到邊緣──黨內出現重大分歧，蘇聯解體後它又失去許多盟友，但中共卻從谷底反彈，開啟了創黨以來最強大的統治局面。
許多專家以為，經濟自由化一定會導向政治自由化，中共證明他們都錯了，因為中共還有一道獨門配方：把國家資本主義、政治壓迫與開發市場緊密結合起來。獨裁國家常見的惡疾，中共都沒有染上，國家體質反而超乎預期地強健。對於所有一黨專政、只在乎如何保持權位的政府來說，中共的獨門處方非常誘人，為世界上所有專制國家提供了一個非西方、非民主、值得仿效的模範。對於它們而言，中國就是它們未來的樣貌。
但是，這麼成功的專制統治，卻無時無刻不在擔心「亡黨亡國」的危險，這僅僅是太平盛世敲警鐘嗎？還是真的有什麼被太平盛世的表相所隱瞞着的致命弱點？
顏色革命的恐懼
2015年9月，北京召集了一場旨在將其統戰工作推向世界範圍的「2015 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會見了參會的一些外國政要和學者，在談到執政黨的政治承諾和從嚴治黨之後，他突然話題一轉，主動提及一個中國領導人歷來回避的話題：執政黨的合法性。
王岐山說：「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 王的談話並無新意，但卻捅破了一個秘密：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合法性便成為中共統治的一塊心病，心病並沒有因為中國搖身變成經濟大國而稍有減緩，相反卻是變得更加嚴重，而這明顯地表現為對「顏色革命」的極度恐懼。
中國的獨裁者學習曲線，與政權對1989年後，尤其是21世紀其他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的極端恐懼，有着直接的因果關係，也與世界範圍內的專制獨裁成功更新有密切聯繫。1989年，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以軍隊血腥屠殺鎮壓民眾的反抗而告終，同一年，蘇聯、東歐專制統治集團崩潰，在世界範圍內發生了對專制獨裁極為不利的扭轉。
然而好景不長，民主浪潮達到最高峰之後，世界上最令人不敢恭維的政權——獨裁者、暴君以及專制政府等等——也不甘示弱地捲土重來了。世界各地的政治自由開始一蹶不振。亞洲多國發生軍事政變，民主政府被推翻；另一方面，民粹的威權體制在南美洲站穩了腳跟。即使是新取得成功的格魯吉亞、烏克蘭以及吉爾吉斯斯坦，原來的成就似乎也土崩瓦解。到了2010年，民主國家的數量降到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茉莉花革命」似乎給民主帶來了許多希望，但是，它並沒有成功地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反而是給專制提供新的「民主等於動亂」的藉口。中國沒有出現有規模的茉莉花革命，原因是政府的嚴密防範，和普通民眾的政治冷漠。
與其他專制國家相比，中國對顏色革命極度恐懼，對任何民眾抗議和公開不滿都草木皆兵、風聲鶴唳、嚴加鎮壓。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可以與其他專制國家比較的特點：第一，它甚至不敢試行哪怕是裝點門面的選舉；第二，它自亂陣腳，進行形同反民主自供狀的「法治」審判。
在俄羅斯、委內瑞拉、津巴布韋等專制國家，至少還維持着某種民主選舉的門面——一種新專制的改良手段和掌權模式。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的新統治技巧是落後的。「文革」結束不久，曾經有過短暫的民主之春，到1980年底，全國2760個縣級單位中，有2755個進行了直接選舉。「文革」後恢復的第一次基層人大選舉,吸引了廣泛選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高校學生的積極參與。但是，這超過了官方的預想，因此，1982年，中共對1979年的選舉法進行修改，嚴格限制了自由競選的可能，成為一種倒退。
儘管在一些專制國家裏，民主選舉可以被操縱、利用，但另一些專制國家不允許人民行使公民權利，不允許直接參與選舉，這是對政治自由最明顯的壓制，是對人民力量更明顯的極端恐懼。中國是後一種國家中最突出的一個。
獨裁統治變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專制者的民主口惠。他們在官話裏也會提到民主，自稱是人民選出來的領袖，或者是更為無所不包的「三個代表」。20世紀的時候，一些極權國家的領導人經常舉行選舉，然後通過舞弊，聲稱自己高票當選。然而，民主選舉，不管操縱得如何巧妙，控制得如何嚴密，都還是有可能出現意外，而意外的風險，是中共無論如何也不敢冒的。中國不是比其他專制者更「誠實」，而是因為它更虛弱，更難掩飾對哪怕是做做樣子的民主的極端恐懼。
中共標榜「法治」，但因為不斷出現公然用法律來整肅異己的事件，暴露出它所謂「法治」的虛偽，與它用法治來打造合法性的初衷效果，正好適得其反。
道布森指出，今日的獨裁者知道，在全球化的世界裏，較為殘暴的威嚇方式——大規模逮捕、行刑隊和血腥鎮壓，最好以柔性的強迫方式取代。今日最有效率的獨夫，不再強行逮捕人權團體成員，而是派出税吏或者衞生局官員讓反對團體關門大吉。政府把法律寫得很寬鬆，但遇上它們視為有威脅性的團體時，運用起來卻像手術刀一樣精確。
委內瑞拉的一位異議分子開玩笑說，總統的座右銘是：「我的朋友，榮華富貴；我的敵人，法律伺候。」懲罰政治批評者或異見者的最佳方式，不再是給他們帶上「右派」、「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而是調查和指控他們「嫖娼」、「滋眾鬧事」、「逃税」和「經濟問題」，把他們放到電視台上「認錯」、「悔過」、「坦白」。就算最後無法們定罪，也足以「搞臭」他們的公共形象，令他們從此懷有恐懼心理。如果實在抓不到這類把柄，也會請他們去「喝茶」，這種不受歡迎，又不得不接受的「邀請」，同樣能產生恐懼和震攝作用。
但是，中共用法律整肅異己，手段和效果，都離「手術刀般精準」相去甚遠，充其量不過是打人的棍子和皮鞭，難以改變一黨專制的形象。從艾未未案、高瑜案到浦志強案，不難看出當局和司法機關一再遭遇公眾質疑的原因：公眾害怕「依法治國」，對法律抱有恐懼，因為它既然可以成為整肅政治異己的工具，也就可以成為對付任何守法公民的藉口。事實上也是如此。2015年法庭對浦志強案的定罪和判決，都是極為粗糙，暴露出了為達迫害目的，不擇手段的窘境，與毛澤東時代的法庭宣判如出一轍。今天的所謂「法治」依靠的不是正義，而是恐懼。現有法治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民眾從毛時代就被培養起來，習慣成自然的自我審查。
法治恐嚇手段的奧妙，在於它的模糊曖昧：不向當事人明說他犯了什麼法、違了什麼規，不讓當事人充分明瞭法規的界限到底在哪裏，這樣才能更加令他們害怕。這是用自我審查來進行專制統治的靈活方法。這一方法對言論控制，無論是個人，還是出版社和報刊出版，都特別有效。政府規定一些言論禁令，那麼，從道理上講，不違反這些禁令的都是合法的。但是，如果不讓人們知道到底哪些是言論禁令——禁令用口頭通知，而非文字形式告知，以籠統的「有問題」加以禁止，或者事前不說明，事後跟你算賬——那麼，出於被秋後算賬的恐懼，言論者就會絞盡腦汁自我審查，層層加碼，甚至遠遠超過審查者原先的意圖。正如一位被訪者告訴道布森：「恐懼是不留下指紋的」。
抵抗者學習曲線
在中國，獨裁者學習曲線呈上升狀態，抵抗者學習曲線卻呈下降趨勢。可以說，是抵抗的軟弱成就了專制獨裁的強大。抵抗者學習曲線呈下降趨勢的主要原因，是許多民眾覺得在毛時代之後「終於過上了好日子」。即使他們對官員的腐敗深惡痛絕，對社會道理的沉淪抱怨不已，但還是習慣於將此視為經濟發展不得不付出的「代價」。與此同時，雖然「打老虎、打蒼蠅」的反腐，未必能改變民眾對官場的整體印象，但也讓他們當中許多人感覺到某種報復性的「痛快」和旁觀的興奮刺激。
他們覺得，只要不提出政治要求或異見，就可以享受到毛時代難以想象的種種自由，也可以對某些公共事務予以關心。這些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成就了一大批中產階級，他們生活富足，明哲保身，滿足於自己家庭的小日子，願意投入時間和金錢去進修、去旅遊、去健身、去娛樂、去美容、去養生，但卻懶得關注自己的家園，關注社區的事務。即便有些社區公益，也多停留在愛心層面。
中產階級感覺到相當的滿足，不希望因民主要求，而在社會中出現混亂。因此，他們反而是贊成和支持政府限制公民政治自由的。他們願意以政治自由和某些公民權利，交換由專制獨裁維護的「穩定」，這成為中國政權維持權力的重要成功因素（在許多其他專制獨裁國家也是如此）。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老百姓有了更多害怕會因「動亂」失去的東西——房子、汽車、存款、安逸的生活。他們對民主和自由的要求，與1989年相比，已經變得相當次要而微弱。
由於中國社會不存在有聯繫或哪怕稍成氣候的抵抗力量，中國的專制獨裁比許多其他國家更囂張跋扈，也更肆無忌憚，反而顯出舊式統治的殺氣騰騰。
殺氣騰騰絕不僅限於話語層面。從2013年3月起，中共對民間維權運動加大鎮壓力度。數百名人權捍衞者被投入監獄。鎮壓新公民運動和南方街頭運動，整肅互聯網，抓捕網絡大V、律師、記者和獨立作家。打擊宗教，除了繼續迫害法輪功外，對基督教家庭教會甚至有官方色彩的「三自教會」也毫不手軟。掃黃運動從東莞蔓延全國，性工作者人權被大肆侵犯。國安委近期又部署對在華境外非政府組織（NGO）進行大規模調查，實際上是要大力清查整肅與外國資金有關的中國民間機構，尤其是與法治人權有關民間機構。習上台後，中共已經轉換了對民間社會的鎮壓模式，意圖摧毀民間社會的組織能力和抗爭能力。 同時借「反恐」之機，對新疆、西藏大開殺戒，有些地方事實上處於戒嚴狀態。在香港，中共一再拖延普選，對佔領中環運動又抹黑又恐嚇，進而通過《白皮書》蠻橫地拋出「全面管制權」。和對國內一樣，中共在國際事務上，也開始四處尋釁滋事。
道布森在《獨裁者的學習曲線》中所討論的那種被稱為「顏色革命」的反抗活動——通過社交傳媒的共同行動、民間組織之間的聯絡、非暴力的群眾示威、有計劃的公民抗命——在中國都沒有發生。道布森提到2011年2、3月間網上「茉莉花運動」呼籲的「週日散步」。政府對此採取了十分嚴密的控制，道布森本人在北京被便衣警察監視，在北京市中心，數百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和便衣地毯式覆蓋了其中一個集會地點——王府井，他們暴力推開拿着相機的外國記者，並短暫拘捕了其中數位。
在這之前，警方就已經警告外國記者：如果在計劃的（茉莉花）集會地點報道時不遵守有關限令，他們未來在中國的工作簽證會有麻煩。壓倒性的警察力量威攝，和嚴厲的新聞控制都在心理和信息上最大程度地孤立了每一個可能心懷不滿的民眾，讓他們處於互不聯繫的無力感和恐懼之中。專制統治有效地利用每個人自然的自我利益意識和患得患失情緒，徹底控制了社會群體共同行動的任何可能。
當然，民眾的學習曲線不僅僅呈現為他們「學會乖順」，而且也呈現出他們「學會抵抗」。在嚴酷的現實環境中，這種抵抗主要是象徵性的，而非直接的政治或社會行動。近年來以保護家園和環境等「非政治」性主題的民眾抗議正在快速地增加，而政府對這種抗議的控制，除了警力暴力鎮壓，越來越失去有效的化解手段。民眾局部的每一次成功行動，無論看上去多麼微不足道，都是對其他人行動的啟發和鼓舞。 這些都是由一些共同切身利益和自身權益所形成的局部民眾聯繫，與更大範圍內公民社會的自由、平等、人的尊嚴價值所能形成的凝聚力，還有很大的差距。
特別具有並體現這些價值的抵抗者學習曲線，表現在從1990年代至今不斷存在、不斷變化，在網絡的夾縫中頑強生存，剿殺不盡的象徵性文化抵抗中。這種抵抗不是簡單的反政府或反對某個政黨的專制獨裁，而是一種對人的自由和存在價值的要求。
中國人在極權統治下所遭遇的災難和痛苦，都是對人的自由和人存在價值的殘酷壓制、摧殘，和長期的蹂躪破壞。在中國，極權統治下的殘酷階級鬥爭、洗腦的愚民宣傳與教育、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對一個黨的極端迷信、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以政治和意識形態之名的任意迫害和殺戮、極端無視公民權利和人權、對生命的無視與踐踏，都在四十年前「文革」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文革」結束後，人們在短時間之內有機會表達出來的對自由、民主、法治、人道主義、公民權利和人權的強烈嚮往，都是對極權統治的抵抗。以言論形式表達的精神抵抗，它之所以也是政治性質的抵抗，是因為它是在被政治權力敵視、壓制和破壞的條件下頑強而且冒着被迫害的危險迸發出來的。
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下，「文革」記憶仍然被頑強地保持着。有關文革題材（包括知青題材）的文學作品和爭論還在出現，並引起討論，間接對所謂「知青一代領導人」及其政治特徵多有反思。對各種史料的研究和整理也一直沒有中斷，如許子東的文革小說敘事，《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王家平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詩歌研究》、林賢治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等，吳迪等人編的網刊《記憶》是專門研究文革的，已經堅持出到148期了。特別具有中國特色的是，這幾年，許多納粹統治下，或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普通人日常生活、個人反思的書籍得以出版，這是一種迂迴曲折和言外之意的記憶策略，用以暗示和提醒文革記憶的重要性。這些都正在幫助形成一種與文革記憶有聯繫的「文化記憶」，都是對官方文化記憶的曲折抵抗。
這種精神或行為的抵抗，會不會在某一次事件之後突然迸發出來了？有沒有可能在我們可以看到的未來迸發出來？這是誰都難以預料的。
如果說 「文革」式極權統治赤裸裸地殺人、直接剝奪人的自由和生命，那麼，經過了學習曲線的適應和調整，後極權統治換了一種殺人的方式，它通過不流血的、温文爾雅的方式殺死自由意志之人。它不再大規模地、明目張膽地搞群眾運動，而是通過極權主義和消費主義結合的方式，把人們引入一個「天鵝絨的監獄」：這裏有冰箱彩電、汽車、時髦的穿着和用品、裝修漂亮的公寓，安逸舒適，但是沒有政治自由，沒有公民權利，沒有選舉、結社和言論自由，沒有真正的多元和差異。
在這個「天鵝絨監獄」裏，專制極權不是沒有可能像赫胥黎《美麗新世界》裏那樣存在800多年，甚至更長，至少在文學想象中是如此。但是，也同時存在着一種絕然不同的可能。那就是，諸如天津碼頭有毒物品倉庫大火的環保災難、深圳堆土滑坡事故的無責任人禍、黑心食品、霧霾造成的公共衞生危機、說得太久的謊言、經濟的滑落或崩潰、不公不義政策的出台、統治手段翻新失靈，這些都可能引起難以控制的連鎖效應，正如道布森所說，「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來自它的治理表現。所以任何一次危機——以及黨如何應付——都會提醒眾人想起那個最根本的問題：黨是否具有統治的合法性。在這種時刻，黨培植再多的技術官僚，也是毫無意義的。這不只是小修小補或者改變施政方向的問題。屆時，人們也許不再尋求正確的解答，而是根本質疑黨國治理是否有資格可以這樣一錯再錯。」
相信一黨專制能夠永遠存在，或者像在《美麗新世界》裏那樣存在800多年，這樣的人想來不會太多。然而，今天中國社會裏，大多數人只顧眼前、難得糊塗，誰都懶得去思考未來。在這種醉生夢死、得過且過的生活狀態中，甚至連想象50年後中國會是什麼樣子，恐怕也是多餘的了。國家的時運正朝着「文革」的方向逆轉，每個渺小的個人，人生苦短，命運又被緊緊掐在統治權力手裏，沒有選擇的自由，想象未來還有什麼意義呢？
但是，人畢竟不可能在沒有未來意識的狀態下有意義地生存。因此，還是不斷會有人會關心：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是否有可能發生變化？可能發生怎樣的變化？有沒有什麼變化在他們不知不覺中已經在悄悄發生？他們當中有的還會問自己：我可以做些什麼？道布森在中國的觀察給了我們謹慎而積極展望的理由，「我問一位中共黨員，中國共產黨在看突尼斯、開羅、班加西事件時，是否心有戚戚焉？會感到憂慮嗎？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共雖然化解了天安門危機，但假如發生第二次，沒有人認為黨可以倖免於難。你以為領導人有足夠的權威，可以下令拿槍桿子對付人民？他說：『如果再讓這麼多人聚集在廣場上，他們鐵定就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