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徐贲：文革后四十年间的“独裁者学习曲线”

文革之后四十年的中国，大致是如下演变过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由（包括思想、言论和其他公民自由）部分恢复；1989年后，自由遭遇重大挫折；2013年之后，自由几乎全部丧失。2016的种种事件，促使我们清醒认识到整体政治环境的恶化。

相比公民自由权利和人权，人们对“文革”余毒和复辟可能的忧虑，都不过是表面现象。从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到习近平的“七不讲”和重建“共产主义理想”，这些思潮和措施，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一党专制的统治权力，而公民的自由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障碍。

专制独裁最害怕的是自己的人民。如果人民没有自由，也不准备为自由群起抵抗专制，看起来摇摇欲坠的政权，就能够长期维持统治。

把压制自由作为维稳的关键手段，正是因为只要不给人民自由，政治残暴、经济困境、种族矛盾、国际批评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专制统治的维持。与此同时，如果能够改变政治残暴的形象、增强经济实力、控制种族矛盾、平息国际批评，那么，新调整的适应性手段就能使专制变得更加稳固。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对“文革”四十年以来的变化有所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由的严冬

2013年5月29日，《墓碑：1958-1962大饥荒》的作者杨继绳，在接受为颁给他的美国图书“哈耶克奖”时说：“中国要走向和谐、稳定，必须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就要继续听从哈耶克的告诫：少用些政府强制，多尊崇个人自由。给自由主义必要的空间。”

遗憾的是，自由主义在中国还到批判。权力市场经济的形成，是和批判自由主义并行不悖的。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悲观的，当代自由主义重镇李慎之逝世前两年对我说：“进入新世纪， 自由主义者的严冬快到了”。李慎之说这话是2001年初，还是江泽民时代。2003年，胡锦涛接任。杨继绳说那番话时，胡还在任上。政治自由在中国的严冬已经不再是快要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2013年，习近平成为新一届最高领袖。开始时，人们对政治自由走出严冬——政治改革、保障公民权利和人权、加强宪政法治、发挥媒体对权力的监督功能、“把权力关进笼子”等等——抱有期待和希望。但是，这样的期待和希望很快就落空了，随之而来的是愈加严酷的政治寒冬。

习近平的“新政”，先出台了 “两个不能否定”——“不能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1980年代，政治气候转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否定文革。“不否定前三十年”是否定1980年代曾经在中国形成过的政治共识。继而，出现了一系列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向文革靠拢的文章——反宪政、重提阶级斗争，连语言都让人闻到了文革的暴力、血腥和杀气腾腾。

“新政”在新闻、出版、教育领域强制执行所谓的“七不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一系列的“文件”和“精神”，都毫无悬念地宣告：思想管制已经成为“维稳”新政的重中之重。

在2013年的“九号文件”和“819讲话”中，首当其冲被进一步压制和剥夺的，便是公民的政治自由。“新政”引起许多人对“回到文革”的忧虑和恐惧。不过，虽然它在一些方面确实像是新版的文革专制政治，但它又毕竟不是又一次文革，更不可能有文革的那种政治统治效果。为什么呢？这可以从美国记者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的《独裁者的学习曲线》（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一书中的两个概念——“独裁者学习曲线”和“抵抗者学习曲线”来讨论。

独裁者学习曲线

道布森在《独裁者的学习曲线》中指出，今天的极权政权领导者，与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不同，不像朝鲜那样完全冻结在时光里，还继续用劳改营、暴力、洗脑的手段控制人民。新兴的极权国家不再以斯大林、毛泽东旧式极权的那种赤裸裸暴力和血腥手段，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加以恐怖统治。

新的极权专制给人民许多表面与程序上的“自由”，但始终渗透并控制着那些权力赐予人民的自由。在经济上，新的独裁者更聪明，不再封闭守贫，切断与世界的联系。他们懂得从全球体系获得资源，却不会失去自己的统治权，其最重要的三个手段，便是金钱收编、利益分化和虚假宪政民主。

如果说“文革”统治是典型的旧式极权，那么，今天的新极权统治则是新旧混合。

“文革”后，中国的“独裁者学习曲线”有两个关键历史时刻：一是1989年，另一个是2011年。中国新式极权统治的灵活性和变通性，都是在这两个历史时刻的世界变局中形成的。其总特征，是有效运用金钱收编、利益分化，通过严格控制民众思想和言论，不断剥夺公民政治自由，最大化保持稳定。这样一种统治，前所未有地依赖民族主义情绪、经济收买、知识分子收编、放纵型的物质消费主义和与之共生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这使得中国的“独裁者学习曲线”，与俄国、委内瑞拉等假宪政民主有所不同，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公然对抗，也似乎最有“本钱”对抗宪政民主的国家。

中国的“本钱”是它的经济成就，这也使它为其他专制国家所羡慕，甚至试图仿效。道布森生动地记录到：“每一个专制国家的人权运动者都认为，他们运气还不错，至少不必对付像北京这么狡猾又残暴的政权。但是不论什么样的观点与立场，每个人都会讨论一下中国，可说是最热门的话题”。

对于世界上所有专制政权，中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模范。1989年时，没有人想得到中国共产党可能在二十年后变得更为强大。在那时，抗议声浪已经把它逼到边缘──党内出现重大分歧，苏联解体后它又失去许多盟友，但中共却从谷底反弹，开启了创党以来最强大的统治局面。

许多专家以为，经济自由化一定会导向政治自由化，中共证明他们都错了，因为中共还有一道独门配方：把国家资本主义、政治压迫与开发市场紧密结合起来。独裁国家常见的恶疾，中共都没有染上，国家体质反而超乎预期地强健。对于所有一党专政、只在乎如何保持权位的政府来说，中共的独门处方非常诱人，为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家提供了一个非西方、非民主、值得仿效的模范。对于它们而言，中国就是它们未来的样貌。

但是，这么成功的专制统治，却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亡党亡国”的危险，这仅仅是太平盛世敲警钟吗？还是真的有什么被太平盛世的表相所隐瞒着的致命弱点？

颜色革命的恐惧

2015年9月，北京召集了一场旨在将其统战工作推向世界范围的“2015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会见了参会的一些外国政要和学者，在谈到执政党的政治承诺和从严治党之后，他突然话题一转，主动提及一个中国领导人历来回避的话题：执政党的合法性。

王岐山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 王的谈话并无新意，但却捅破了一个秘密：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合法性便成为中共统治的一块心病，心病并没有因为中国摇身变成经济大国而稍有减缓，相反却是变得更加严重，而这明显地表现为对“颜色革命”的极度恐惧。

中国的独裁者学习曲线，与政权对1989年后，尤其是21世纪其他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的极端恐惧，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与世界范围内的专制独裁成功更新有密切联系。1989年，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以军队血腥屠杀镇压民众的反抗而告终，同一年，苏联、东欧专制统治集团崩溃，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对专制独裁极为不利的扭转。

然而好景不长，民主浪潮达到最高峰之后，世界上最令人不敢恭维的政权——独裁者、暴君以及专制政府等等——也不甘示弱地卷土重来了。世界各地的政治自由开始一蹶不振。亚洲多国发生军事政变，民主政府被推翻；另一方面，民粹的威权体制在南美洲站稳了脚跟。即使是新取得成功的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原来的成就似乎也土崩瓦解。到了2010年，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茉莉花革命”似乎给民主带来了许多希望，但是，它并没有成功地实现真正的民主变革，反而是给专制提供新的“民主等于动乱”的借口。中国没有出现有规模的茉莉花革命，原因是政府的严密防范，和普通民众的政治冷漠。

与其他专制国家相比，中国对颜色革命极度恐惧，对任何民众抗议和公开不满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严加镇压。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可以与其他专制国家比较的特点：第一，它甚至不敢试行哪怕是装点门面的选举；第二，它自乱阵脚，进行形同反民主自供状的“法治”审判。

在俄罗斯、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专制国家，至少还维持着某种民主选举的门面——一种新专制的改良手段和掌权模式。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新统治技巧是落后的。“文革”结束不久，曾经有过短暂的民主之春，到1980年底，全国2760个县级单位中，有2755个进行了直接选举。“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基层人大选举,吸引了广泛选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高校学生的积极参与。但是，这超过了官方的预想，因此，1982年，中共对1979年的选举法进行修改，严格限制了自由竞选的可能，成为一种倒退。

尽管在一些专制国家里，民主选举可以被操纵、利用，但另一些专制国家不允许人民行使公民权利，不允许直接参与选举，这是对政治自由最明显的压制，是对人民力量更明显的极端恐惧。中国是后一种国家中最突出的一个。

独裁统治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专制者的民主口惠。他们在官话里也会提到民主，自称是人民选出来的领袖，或者是更为无所不包的“三个代表”。20世纪的时候，一些极权国家的领导人经常举行选举，然后通过舞弊，声称自己高票当选。然而，民主选举，不管操纵得如何巧妙，控制得如何严密，都还是有可能出现意外，而意外的风险，是中共无论如何也不敢冒的。中国不是比其他专制者更“诚实”，而是因为它更虚弱，更难掩饰对哪怕是做做样子的民主的极端恐惧。

中共标榜“法治”，但因为不断出现公然用法律来整肃异己的事件，暴露出它所谓“法治”的虚伪，与它用法治来打造合法性的初衷效果，正好适得其反。

道布森指出，今日的独裁者知道，在全球化的世界里，较为残暴的威吓方式——大规模逮捕、行刑队和血腥镇压，最好以柔性的强迫方式取代。今日最有效率的独夫，不再强行逮捕人权团体成员，而是派出税吏或者卫生局官员让反对团体关门大吉。政府把法律写得很宽松，但遇上它们视为有威胁性的团体时，运用起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精确。

委内瑞拉的一位异议分子开玩笑说，总统的座右铭是：“我的朋友，荣华富贵；我的敌人，法律伺候。”惩罚政治批评者或异见者的最佳方式，不再是给他们带上“右派”、“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是调查和指控他们“嫖娼”、“滋众闹事”、“逃税”和“经济问题”，把他们放到电视台上“认错”、“悔过”、“坦白”。就算最后无法们定罪，也足以“搞臭”他们的公共形象，令他们从此怀有恐惧心理。如果实在抓不到这类把柄，也会请他们去“喝茶”，这种不受欢迎，又不得不接受的“邀请”，同样能产生恐惧和震摄作用。

但是，中共用法律整肃异己，手段和效果，都离“手术刀般精准”相去甚远，充其量不过是打人的棍子和皮鞭，难以改变一党专制的形象。从艾未未案、高瑜案到浦志强案，不难看出当局和司法机关一再遭遇公众质疑的原因：公众害怕“依法治国”，对法律抱有恐惧，因为它既然可以成为整肃政治异己的工具，也就可以成为对付任何守法公民的借口。事实上也是如此。2015年法庭对浦志强案的定罪和判决，都是极为粗糙，暴露出了为达迫害目的，不择手段的窘境，与毛泽东时代的法庭宣判如出一辙。今天的所谓“法治”依靠的不是正义，而是恐惧。现有法治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民众从毛时代就被培养起来，习惯成自然的自我审查。

法治恐吓手段的奥妙，在于它的模糊暧昧：不向当事人明说他犯了什么法、违了什么规，不让当事人充分明了法规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这样才能更加令他们害怕。这是用自我审查来进行专制统治的灵活方法。这一方法对言论控制，无论是个人，还是出版社和报刊出版，都特别有效。政府规定一些言论禁令，那么，从道理上讲，不违反这些禁令的都是合法的。但是，如果不让人们知道到底哪些是言论禁令——禁令用口头通知，而非文字形式告知，以笼统的“有问题”加以禁止，或者事前不说明，事后跟你算账——那么，出于被秋后算账的恐惧，言论者就会绞尽脑汁自我审查，层层加码，甚至远远超过审查者原先的意图。正如一位被访者告诉道布森：“恐惧是不留下指纹的”。

抵抗者学习曲线

在中国，独裁者学习曲线呈上升状态，抵抗者学习曲线却呈下降趋势。可以说，是抵抗的软弱成就了专制独裁的强大。抵抗者学习曲线呈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许多民众觉得在毛时代之后“终于过上了好日子”。即使他们对官员的腐败深恶痛绝，对社会道理的沉沦抱怨不已，但还是习惯于将此视为经济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与此同时，虽然“打老虎、打苍蝇”的反腐，未必能改变民众对官场的整体印象，但也让他们当中许多人感觉到某种报复性的“痛快”和旁观的兴奋刺激。

他们觉得，只要不提出政治要求或异见，就可以享受到毛时代难以想象的种种自由，也可以对某些公共事务予以关心。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成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他们生活富足，明哲保身，满足于自己家庭的小日子，愿意投入时间和金钱去进修、去旅游、去健身、去娱乐、去美容、去养生，但却懒得关注自己的家园，关注社区的事务。即便有些社区公益，也多停留在爱心层面。

中产阶级感觉到相当的满足，不希望因民主要求，而在社会中出现混乱。因此，他们反而是赞成和支持政府限制公民政治自由的。他们愿意以政治自由和某些公民权利，交换由专制独裁维护的“稳定”，这成为中国政权维持权力的重要成功因素（在许多其他专制独裁国家也是如此）。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老百姓有了更多害怕会因“动乱”失去的东西——房子、汽车、存款、安逸的生活。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与1989年相比，已经变得相当次要而微弱。

由于中国社会不存在有联系或哪怕稍成气候的抵抗力量，中国的专制独裁比许多其他国家更嚣张跋扈，也更肆无忌惮，反而显出旧式统治的杀气腾腾。

杀气腾腾绝不仅限于话语层面。从2013年3月起，中共对民间维权运动加大镇压力度。数百名人权捍卫者被投入监狱。镇压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整肃互联网，抓捕网络大V、律师、记者和独立作家。打击宗教，除了继续迫害法轮功外，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甚至有官方色彩的“三自教会”也毫不手软。扫黄运动从东莞蔓延全国，性工作者人权被大肆侵犯。国安委近期又部署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NGO）进行大规模调查，实际上是要大力清查整肃与外国资金有关的中国民间机构，尤其是与法治人权有关民间机构。习上台后，中共已经转换了对民间社会的镇压模式，意图摧毁民间社会的组织能力和抗争能力。 同时借“反恐”之机，对新疆、西藏大开杀戒，有些地方事实上处于戒严状态。在香港，中共一再拖延普选，对占领中环运动又抹黑又恐吓，进而通过《白皮书》蛮横地抛出“全面管制权”。和对国内一样，中共在国际事务上，也开始四处寻衅滋事。

道布森在《独裁者的学习曲线》中所讨论的那种被称为“颜色革命”的反抗活动——通过社交传媒的共同行动、民间组织之间的联络、非暴力的群众示威、有计划的公民抗命——在中国都没有发生。道布森提到2011年2、3月间网上“茉莉花运动”呼吁的“周日散步”。政府对此采取了十分严密的控制，道布森本人在北京被便衣警察监视，在北京市中心，数百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和便衣地毯式覆盖了其中一个集会地点——王府井，他们暴力推开拿着相机的外国记者，并短暂拘捕了其中数位。

在这之前，警方就已经警告外国记者：如果在计划的（茉莉花）集会地点报道时不遵守有关限令，他们未来在中国的工作签证会有麻烦。压倒性的警察力量威摄，和严厉的新闻控制都在心理和信息上最大程度地孤立了每一个可能心怀不满的民众，让他们处于互不联系的无力感和恐惧之中。专制统治有效地利用每个人自然的自我利益意识和患得患失情绪，彻底控制了社会群体共同行动的任何可能。

当然，民众的学习曲线不仅仅呈现为他们“学会乖顺”，而且也呈现出他们“学会抵抗”。在严酷的现实环境中，这种抵抗主要是象征性的，而非直接的政治或社会行动。近年来以保护家园和环境等“非政治”性主题的民众抗议正在快速地增加，而政府对这种抗议的控制，除了警力暴力镇压，越来越失去有效的化解手段。民众局部的每一次成功行动，无论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都是对其他人行动的启发和鼓舞。 这些都是由一些共同切身利益和自身权益所形成的局部民众联系，与更大范围内公民社会的自由、平等、人的尊严价值所能形成的凝聚力，还有很大的差距。

特别具有并体现这些价值的抵抗者学习曲线，表现在从1990年代至今不断存在、不断变化，在网络的夹缝中顽强生存，剿杀不尽的象征性文化抵抗中。这种抵抗不是简单的反政府或反对某个政党的专制独裁，而是一种对人的自由和存在价值的要求。

中国人在极权统治下所遭遇的灾难和痛苦，都是对人的自由和人存在价值的残酷压制、摧残，和长期的蹂躏破坏。在中国，极权统治下的残酷阶级斗争、洗脑的愚民宣传与教育、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对一个党的极端迷信、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之名的任意迫害和杀戮、极端无视公民权利和人权、对生命的无视与践踏，都在四十年前“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文革”结束后，人们在短时间之内有机会表达出来的对自由、民主、法治、人道主义、公民权利和人权的强烈向往，都是对极权统治的抵抗。以言论形式表达的精神抵抗，它之所以也是政治性质的抵抗，是因为它是在被政治权力敌视、压制和破坏的条件下顽强而且冒着被迫害的危险迸发出来的。

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文革”记忆仍然被顽强地保持着。有关文革题材（包括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和争论还在出现，并引起讨论，间接对所谓“知青一代领导人”及其政治特征多有反思。对各种史料的研究和整理也一直没有中断，如许子东的文革小说叙事，《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叙述文革》，王家平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林贤治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等，吴迪等人编的网刊《记忆》是专门研究文革的，已经坚持出到148期了。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是，这几年，许多纳粹统治下，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普通人日常生活、个人反思的书籍得以出版，这是一种迂回曲折和言外之意的记忆策略，用以暗示和提醒文革记忆的重要性。这些都正在帮助形成一种与文革记忆有联系的“文化记忆”，都是对官方文化记忆的曲折抵抗。

这种精神或行为的抵抗，会不会在某一次事件之后突然迸发出来了？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迸发出来？这是谁都难以预料的。

如果说 “文革”式极权统治赤裸裸地杀人、直接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那么，经过了学习曲线的适应和调整，后极权统治换了一种杀人的方式，它通过不流血的、温文尔雅的方式杀死自由意志之人。它不再大规模地、明目张胆地搞群众运动，而是通过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结合的方式，把人们引入一个“天鹅绒的监狱”：这里有冰箱彩电、汽车、时髦的穿着和用品、装修漂亮的公寓，安逸舒适，但是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公民权利，没有选举、结社和言论自由，没有真正的多元和差异。

在这个“天鹅绒监狱”里，专制极权不是没有可能像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里那样存在800多年，甚至更长，至少在文学想象中是如此。但是，也同时存在着一种绝然不同的可能。那就是，诸如天津码头有毒物品仓库大火的环保灾难、深圳堆土滑坡事故的无责任人祸、黑心食品、雾霾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说得太久的谎言、经济的滑落或崩溃、不公不义政策的出台、统治手段翻新失灵，这些都可能引起难以控制的连锁效应，正如道布森所说，“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它的治理表现。所以任何一次危机——以及党如何应付——都会提醒众人想起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党是否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在这种时刻，党培植再多的技术官僚，也是毫无意义的。这不只是小修小补或者改变施政方向的问题。届时，人们也许不再寻求正确的解答，而是根本质疑党国治理是否有资格可以这样一错再错。”

相信一党专制能够永远存在，或者像在《美丽新世界》里那样存在800多年，这样的人想来不会太多。然而，今天中国社会里，大多数人只顾眼前、难得糊涂，谁都懒得去思考未来。在这种醉生梦死、得过且过的生活状态中，甚至连想象50年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恐怕也是多余的了。国家的时运正朝着“文革”的方向逆转，每个渺小的个人，人生苦短，命运又被紧紧掐在统治权力手里，没有选择的自由，想象未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人毕竟不可能在没有未来意识的状态下有意义地生存。因此，还是不断会有人会关心：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有可能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有没有什么变化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已经在悄悄发生？他们当中有的还会问自己：我可以做些什么？道布森在中国的观察给了我们谨慎而积极展望的理由，“我问一位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在看突尼斯、开罗、班加西事件时，是否心有戚戚焉？会感到忧虑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共虽然化解了天安门危机，但假如发生第二次，没有人认为党可以幸免于难。你以为领导人有足够的权威，可以下令拿枪杆子对付人民？他说：‘如果再让这么多人聚集在广场上，他们铁定就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