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6月29日，公民廣場案原定的宣判日期。前一天晚上，記者致電給周永康，問他判刑前的心情。
兩年前，他作為學聯秘書長，和當時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等百餘名學生衝入政府總部東翼對開空地，學生也稱這裏為「公民廣場」，提前催生了「佔領中環」，並由此轉化為持續了79天的雨傘運動。
兩年後，周永康、黃之鋒，和當時學聯負責大台指揮的羅冠聰三人，迎來了「公民抗命」的司法審判。經過一年調查取證，6月29日是原定的宣判日。
「心情……很平靜啊。」話筒另一邊的年輕聲音無所謂地說。
換個問法。一整天下來做了什麼？
他詳細數起來：起床先看新聞，然後因為辦英國簽證要去照肺，但是漏帶文件，唯有折返，去到診所發現「原來很多人照肺！」剛剛喝完中藥，「養生很重要……」
盡是瑣碎日常，聽上去沒有忐忑，或者戲劇化的悲壯感。
不在意到一個程度，直到6月29日清早出門前，他才知道原來宣判改了日期，推遲到了7月21日。
已經約定在當天的採訪仍然繼續，我忍不住問：「你是真的不在乎這官司？」
他反倒有點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太在意。」
一個月後，7月21日早上9時，真的宣判日。
在車上，周永康再次例行公事地向記者交代：宣判前一天，他為正在立法會選戰的朱凱廸和劉小麗助選「站台」，晚上幫一個雨傘運動的學術研究接受訪問，「很開心啊，坐了兩次順風車！」……非要說判刑的話：「也是那幾個可能性啦：罪名不成立、社會服務令、罰款、緩刑、監禁。」而soundbite（金句）的重點是：「每一個遭遇都可以成為學習佛法的方法！」
他不喜歡一直談論官司。「官司不是『龍珠』啊！」他說。「卡通片《龍珠》，主角的任務是要找齊龍珠，他會感應到龍珠所在。可我的生活裏，完全感應不到官司啊！」
那你的「龍珠」是什麼？「去英國讀書啦、學佛啦……」
8月15日，案件宣判，周永康被判囚3星期、緩刑1年。
對於判刑，他一臉平靜地說，有人認為這案件要上訴，不應因此留有案底，但他認為這想法有違他的行動初衷，「公民抗命，就是甘願承受罪責。」
二
如果不是專門談起，在他身上，雨傘運動仿佛已經是過去很久的事。他笑說一周年時，曾有傳媒訪問他談運動傷害，最後卻沒有刊登，「因為我看上去太開心了。」
實情是，在數十萬人的運動中心位置所經歷的事太過複雜，若要把情緒上的「創傷」變為可以清晰表述的、反省式的思考和記憶，需要很長時間，將碎片慢慢拼湊成形。他花了接近兩年時間做這件事，現在也不敢說自己已經反思清楚。
但傳媒和輿論，需要即時的答案。曾因為這種逼迫，他在運動剛剛結束後，作為學生領袖之一，接受一系列的電視訪問，因為不加提防流露的真實、但片斷的想法，或者「口啞啞」的表現，引發了運動參與者對學聯的憤怒「追責」，退聯風波由此而起，近60年歷史的學聯幾乎名存實亡。而對運動的反思，也常被簡化為「誰該為失敗負責」，如此帶來的撕裂，此後也愈加嚴重。
周永康直到今年才敢重新看回其中一個惹了大禍的電視節目，「不敢看畫面，看了一眼受不住，只能聽聲音，但都堅持聽完全部。」
他說時過境遷，仍「未完全放下內心的自我羞辱感」，仍然覺得hurting（受傷）：因為自己當時的表現，「無法保護這場運動之餘，也令學聯在雨傘後去改變的能量、機會，在這次打擊中，被摧毀了。幾十年來人們在這個平台努力，但是似乎，在我這裡，失敗了。」
他回憶運動剛結束不過一個多月時，退聯潮湧至，「每天打開電話，打開telegram（即時通訊軟件），都是退聯的新聞，其實真是很depressed（沮喪），忍不住去想，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完結，什麼時候可以有空間，給大家喘息，去好好思考，那些問題究竟該如何認真拆解。」他形容自己其後的三個月都在「要面對還是逃避」之間掙扎，無法出門，無法見人，即使去到國外，都不想見到香港人，怕被認出來，甚至不想回到港大的校園，因為退聯從那裏而起。
運動過後，他一上地鐵就打開書，因為「怕被對面的乘客認得」。他還一度改戴隱形眼鏡，表面說是「改變一下形象」，真實原因是「不想被人認得」。停頓數秒後又說：「其實只是自己心理作用。原來，認得你的人還是會認得你。」
「雨傘運動對我來說，是一件很不開心的事。」若很老實地面對自己，他這樣說。
三
但若超越自己，周永康承認，「雨傘運動是一道窄門，從這道窄門中很艱難地穿過去，我有機會打開之後的一道又一道門。」這一道又一道門，也通向一個承諾。他說，雨傘運動讓他對香港有了一種committment（委身）。
在雨傘之前，他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少年。出身小康之家，成績好，曾因為對專業不滿意，考上了大學又退學，出國，再因為考慮未來工作需要積累人脈，再重新考試回到港大，主修比較文學及社會學。改變開始於，他加入學生會刊物《學苑》，而後加入學生會，直至接任學聯秘書長。最初為的是自我證明，但漸漸因此受影響，想直接參與社會事件，從而作出改變。
只是，一切都來得比想象中更快：在全民投票提出「學界方案」；七一遊行後在遮打道「預演佔中」；發起罷課衝入公民廣場，雨傘運動揭幕；「拆大台」爭議；金鐘清場，撐著黃傘被捕；退聯潮……運動一浪接著一浪，「學生領袖」這身份的每個選擇和決定，都牽動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甚至更多，而急速發展的政治現實，並不會給這些選擇和決定，留出深思熟慮的時間。
直至潮水退去，從窄門中爬出，他才逐漸能夠回看2014年這一年，究竟發生了什麼。
回頭去想退聯風波，他覺得要更結構地去理解，而不是簡單加在任何個人身上。
「悲劇。」這個詞他重複了兩遍。「這件事確實有我們自己造的孽，也有這座城市和運動的結構問題。以往幾十年我們都沒有好好檢視，以至於成為了這些問題的共犯。不信任是長期醞釀的。運動不是只是關乎取敵首級，而是關乎重新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關乎大家在日常生活里的反抗。如果沒有處理到運動之中權力不平等的問題，就導致運動失敗之後，會有內部的攻訐、不信任，會演變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文化。退聯就是這樣一個很直接的結果。核心參與者沒有處理，變成這個問題的共犯，而之後遭遇的，幾乎是必然的反撲。」
周永康說，在運動剛結束時，很多人說，雙學在運動中積累了很多「卡數」要還，他當時不是很明白這些「卡數」究竟是什麼。後來他明白了：「學生在這場運動中有話語權，有群眾賦予的權力，雙學獲得這個權力之後，其實是沒有去處理與群眾之間的關係，或者說，處理的不好，結果在運動結束後，形成一種反噬，社會有一種極大的不尊重、不信任感存在。」只是遺憾的是，「當時剛剛結束運動，學聯已經是全面collapse（崩潰），大家的分析能力、應對能力非常虛弱，意志也很虛弱，在這種集體疲勞下，其實無力去應對。」
而對於引發了對學聯「設局害人」的批評，甚至讓學聯承受了雨傘失敗最大責任的那次「1130」升級行動，則是他回想整個運動，最艱難的部分。
11月30日，已經持續佔領65天的雨傘運動進入膠着期，在士氣已近渙散的邊緣，學聯選擇了將行動升級：發起了 「對準政權，圍堵政總」行動，結果警方出動特別戰術小隊（速龍），在龍和道清場，多人受傷被捕。
事後，在有線新聞的電視訪問中談到這個升級行動，周永康吞吐著說：「確是讓期望升級為主的人看到，這種行動未如理想，反證運動方向需要更多元，不能單以升級為主軸。」而節目配上旁白，指學聯呼籲該行動「原來是想證明激進未必有用」，引來了排山倒海的批評。
兩年之後，2016年6月，對於當年的升級行動，他仍然只能說，「我不知道可以怎樣彌補。」
升級於他是無可奈何的決定：運動膠著，要尋求出路，有人主張升級，他自己不同意，認為無法透過升級驅使政府「跪低」再談判，但無計可施，只得硬著頭皮上。最後升級失敗，雙學（學聯和學民思潮）公開道歉。其後私下再向參與升級行動各單位道歉和解釋，有人憤而叫他下跪一小時，「我沒有反感，但不知如何反應。」隔幾秒後補充：「我不知道可以怎樣彌補。」
停頓半分鐘後他才開口：「這件事令參與者很受傷，覺得學聯做錯。但我又不想這行動發生，那身不由己是很難受。」說罷，歎了一口氣。
這些在運動中最艱難的時刻，這些幾乎沒有「對」的選擇的時刻，讓他想要反思得更徹底。
四
「佛學告訴我們，所有事情都是互為因果……我會重新回去想，退聯、運動、社會的問題，他們之間的因果關係，組織與群眾之間的關係。」
「佛學告訴我們，面對問題應該『向內探』答案，著重自我反省……雨傘之後我會換一個reflection（反思）的視角來看自己和世界。諒解、同情、慈悲心，這些都是需要學習的。經過這樣的學習，才能把仇恨、憤怒，轉化到一幅更加寬闊的圖像，一個更公平、公正的社會想象。」
「如果要改變這個社會，不會是打倒某個敵人這麼簡單，而是要更健康、更具信任感的社會關係，在這個脈絡中，重新去思考我們在這個時間、這個地方努力去抗爭，可以爭取些什麼。不是爭權奪利，不只是打倒什麼人，不只是單一事件的改變，而是我們想要什麼樣的社會？人的生命有什麼意義？在死亡面前，有什麼是重要的？從這個出發點去想新的抗爭。」
說起反思，周永康滔滔不絕，時不時引述佛學理念，有著與他年齡不相稱的古早味。
他坦承，雨傘之後，能夠帶他穿過窄門的，是來自佛學的啟迪。
他說「冥冥之中，因緣際會」，港大的研究課程老師司徒薇送給他的一本佛學書籍，打開了這扇窄門，而從司徒薇與陳允中這對學佛、同時也是行動者夫婦的身上，他也看到自己一直思索的方向被實踐出來了，於是受到吸引，自此與佛學結緣。
「人，人的故事，人與人的關係，應該被重新擺在一個重要的位置去思考。」
這是佛學教給他的。他說以前自己頑固，覺得本土派講升級、港獨是不可理喻，後來才學著去理解政見不同的人，才慢慢意識到這想法狹隘。
「以本土派發動旺角騷亂、驅逐水貨客、對泛民的批評為例，很多人即時覺得他們是『暴民』，但可能忘記了這班人為什麼會走出來，他們也是為這地方好，希望自己和身邊的人過得更好。」「泛民與本土派互相的不理解如出一轍，有些地方『塞住咗』（阻塞了），以致只看到表面，覺得對方是披著羊皮的狼，而看不到對方的初衷和赤子之心。」
世代之間的爭拗也是如此。他在評論中寫：「如何重新肯定上下幾代互為一體，感激前人所作的努力、犧牲與貢獻，修正自己的傲慢與偏見，體諒後進的困窘、從而肯定他們的初衷與嘗試，真正聽懂對方心裡的糾葛，擺脫承襲的文化盲點，似乎都將成為民主運動重新啟航的一個試驗。」
而回看兩年前，他覺得那場運動最珍貴的遺產，也是人：
「雨傘運動是人性的光輝，我在當中看到善的力量，926、927、928那幾天，我從來沒想像到香港人可以這樣，為其他人奉獻和付出。這不純粹是香港人的另一個面貌，這是人類本身就有的珍貴特質，運動只是將這特質發揮得淋漓盡致。」
五
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在諸多參選的「傘後新生代」中，周永康曾傳出與岑敖暉、劉小麗、朱凱迪、姚松炎五人合組「香港列陣」參選，政黨的logo都設計了好幾個版本，卻最終因為各種原因，放棄合體。
別人的部分不便評說，講到自己，周永康說，最終還是覺得自己「沒有足夠心力，應付講求利益爭奪的政治環境」。他說幫人助選的經歷更印證了這一點：「感受到蠻大的焦慮。因為要勝選，每一刻都有很多得失計算。我不在核心，但也受到這個氣場影響。」他說，「大起大落會令判斷、視野、聆聽，處於混沌狹隘的狀態，這不是我對自己的期許」，希望這狀態「可免則免」。
「生命是很偶然的，穿過一扇門，到另一扇門。」
他現在知道，自己的「龍珠」是留學和學佛。
「學佛是人的哲學。我想學習做一個更好的人，成為更寛容和有智慧的人，因為這樣才可以幫助別人。」
而留學，是裝備自己。9月28日，雨傘運動兩週年，他已經身在英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讀碩士，並為下一步去美國讀博進行課程準備。他選擇的專業方向是城市研究、社區建設、民主規劃。
「雨傘運動定調了改革在香港的浪潮不可逆轉，大家不會回頭說香港不需要改變，只是要往什麼方向改變。」什麼樣的方向？他期待：「不用只是講主權、衝突、敵對、陰謀、擊殺對方，而是有講求民主、互助、共享、平等、利他、光明磊落的未來願景」。
眼前一度改戴隱形眼鏡的這個男生，在不經不覺間，已戴回眼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