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拾荒20年：你的京城，我的廢都

北京街頭不起眼的巷落，間或有三輪車哐當駛過，車上高高摞起各式各樣的「破爛兒」，旁邊一張海報大的硬紙殼，歪歪扭扭地寫着：廢品回收。緊跟其後，經過這座城市的繁華與浩瀚，便會進入一個巨大而隱匿的世界──垃圾的王國。

北京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了「垃圾分類」，但時至今日，市民尚未養成習慣。去年，北京的垃圾產生量已經達到790萬噸，400多個垃圾場，如同「七環」，將北京團團圍住。

每天，散發着惡臭的垃圾山上，成百上千的拾荒大軍爬上爬下，熟練地分揀。北京可回收垃圾的處理，幾乎全仰仗這16萬匍匐在社會最底層的外來人口，在垃圾堆裏手動挑揀分類，再送往廢品回收站取得數十元的回報。

在這拾荒大軍中，有一個來自安徽的周氏家庭。二十年前，年近五十的周守義舉家來到北京南五環外的一處垃圾填埋場，開始了拾荒生涯。

撿來的腐壞食材，撿來的家

周守義現年68歲，來自安徽阜陽的一個村莊。他是一個固執的老頭，身體還結實着，就是少了一條腿。

從前他是孤兒，家鄉沒有可以耕種的土地，一直靠給別人蓋房子餬口。80年代末，一次施工中，一棵突然倒下的大樹壓斷了周守義的左腿，他丟了工作。1995年，一起火災燒燬了全部家當，周守義被徹底趕入絕望。他決定舉家到北京闖蕩。

這時，他帶着四個孩子：一對兩歲的雙胞胎女兒，取名冰玉和冰清；弟弟沒錢養女兒，想丟棄，周守義也把她收養過來，時年8歲；妻子還懷着未來的兒子冰傑。

經老鄉介紹，周氏一家五口來到了北京南五環的西紅門地區，一個大型垃圾填埋場。現在，由於城市的迅速擴張，這裏已經成為坐擁宜家家居和若干小區的生活區。

冰玉讚歎媽媽的手藝，每次都能切掉嚴重腐敗的，把中間的部分用開水反覆煮，之後切成肉片，佐以辣椒同炒。「有沒有異味我們吃不出來，一心就想着吃肉了。」

加入京城十萬拾荒大軍以後，周守義用撿來的鐵皮、碎磚和木頭，在垃圾堆中建了一個鐵皮窩棚，還在其中迎來了兒子冰傑的到來。即便在冬天，垃圾場上腐敗的氣味依舊刺鼻。冰清記得，每隔十幾天，還有糞車來這裏傾倒。

屋裏一切的傢俱和衣物，都是周守義撿來的。一開始，連食物都是撿來的，對於飯菜上活動的蛆蟲，一家人也並不太在意。孩子們最高興的，是爸爸撿回來肉。冰玉讚歎媽媽的手藝，每次都能切掉嚴重腐敗的，把中間的部分用開水反覆煮，之後切成肉片，佐以辣椒同炒。「有沒有異味我們吃不出來，一心就想着吃肉了。」

還有一次，周守義給孩子們撿回來一盒酸奶。冰清喝了，覺得幸福死了。「我和姐姐許願說，真希望我們天天能撿到酸奶喝。」蔬菜的話，「比如芹菜，總能從爛的裏面摘出幾根好的。」冰清小時候總感歎：「北京人怎麼什麼都敢扔！」

爸爸喜歡撿假花，擺得一屋子都是。一次女兒們想扔，周守義很不高興：你們傻啊，這些花就是你們啊！又一次，爸爸居然撿來了旗袍，讓女兒們穿着出門。旗袍不合身，但周守義很開心，他看着很美。

操勞之餘，周守義喜歡傳講拾荒致富的傳奇故事。

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大城市便興起了拾荒大軍，有研究統計指出，北京的拾荒大軍高峰期近16萬人。他們中的主力，是來自四川、河南、河北、江西、安徽等地的農民，聚集點由同鄉構成，分為多個幫派，競爭激烈，常有打鬥。

漸漸的，一些早期從廢品中掘金的人率先致富，成為了資產上億的「玻璃大王」、「塑料大王」、「鐵鋁大王」。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北京郊區成立了大型廢品回收站，常從附近村大隊中租用土地，佔地可達數千平方米，被分割成無數回收小作坊，分門別類進行回收。各種廢鐵、紙皮、塑料、玻璃堆積成山。

在北京十幾個大型廢品回收站中，具備營業資質，工商信息齊全的寥寥。這些地方通常不掛門牌，圈地收錢，隨意排污。雖然這些廢品回收站衍生出不少治安、污染、假貨和地溝油的問題，但這十幾萬拾荒者的勞動，每年幫政府節省了數億元垃圾處理費。

拾荒大軍鏖戰之下，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廢品回收市場。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改委）最近的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近一半的銅，超過一半的紙以及將近30%的鋁都來自美國日本進口的廢品。

在世界廢品回收市場的上游，亞當·明特（Adam Minter）出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個廢品經銷商家庭。20世紀初，他的曾祖父從俄國移民到美國，不會英語，身無分文。處境與周守義類似，他選擇了唯一能做的工作：撿垃圾。

七十年後，明特家族建立了廢品回收帝國，積累了大量財富。亞當進入了美國排名前十的大學，並在全球最大財政資訊公司彭博社任職記者。基於對中國和世界廢品回收業十多年的觀察和研究，他寫出了《廢物星球》（Junkyard Planet）一書。

雖然與老明特同行，但周家的四個孩子卻全然不是亞當那樣。他們不斷墜落，被冉冉升起的中國遠遠拋到了另一極。

在垃圾王國的最底層

垃圾王國等級森嚴。敢吃苦，不怕髒，並不意味着可以隨便撿。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員會的副總工程師王維平關注北京垃圾處理逾四十年，2016年北京市人代會上他介紹道，北京的拾荒大軍共分為13個幫派，聚集在北京四環外的82個「營盤」，每個「營盤」2000多戶人。其中最大的要數「川幫」，僅來自巴中一個市的就有4萬人。第二是擁有1.7萬人的河南幫，主要來自固始。幫派間規矩森嚴，從玻璃到塑料到製品，各個幫派的拾荒範圍都有嚴格規定。

周守義不認識什麼有勢力的老鄉，他所能撿拾的，已經是各幫派、環衞「正規軍」和「野戰軍」輪番翻揀過的，處在整個垃圾回收系統的最底端。

1997年，北京的拾荒大軍達到8.2萬人。那時，有關部門向王維平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是拾荒者犯下的。他們「撿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搶」。使用中的井蓋兒、護欄、變壓器、地鐵電纜，都成了「回收對象」。

為了緩解這種混亂局面，王維平親自促成了北京十多個幫派的面對面會談。會議達成了共識：四川幫負責撿垃圾，河南幫負責收廢品，河北幫負責四環外接應廢品回收，江蘇幫負責回收地溝油。

周守義不認識什麼有勢力的老鄉，從生活垃圾回收站到轉運站，再到這片垃圾填埋場，他所能撿拾的，已經是各幫派、環衞「正規軍」和「野戰軍」輪番翻揀過的，經過十幾輪利益相關方，處在整個垃圾回收系統的最底端。

他左腿截肢，行動力有限，妻子身患多種疾病，勞動能力不如其他人家，躲避在垃圾場「小打小鬧」單幹，他認為最為穩妥。除了垃圾場，周守義還會戴上假肢，騎上三輪，在北京各個小區周邊轉悠，尋找廢品。若要進入居民垃圾回收站──這意味着搶別人的生意，他還要按月給當地環衞部分交費。北京近千個小區垃圾回收站，早已被逐個承包。

在垃圾王國中，周守義小心翼翼，儘量避免破壞規矩。即便如此，周家的每日所得，僅夠果腹。

周家人曾經有過一次遠離垃圾場的機會。那是快到2008年北京主辦奧運會的時候，周家收到消息，他們居住的那片垃圾場將被清理，新建小區。有人願意出資，幫他們換一個宜居的住處。

周守義拒絕了。

他們在北京沒有暫住證，孩子屬於計劃生育政策外的「超生」子女，沒有戶口，周守義擔心他們會被查、被遣返原籍。他和其他拾荒者一樣，最怕見到治安聯防（編注：協助公安維持社區治安的民眾組織），他們手上都有若干罰款收據，罰一次就好幾百。尤其那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的「嚴打」時期。

他更擔心，拾荒行業競爭激烈，各人佔山為王。如果住到更好的環境，代價便是「失業」，他不僅失去了自己好不容易搶到的地盤，更無法輕易進入其他垃圾場分一杯羹。

對周守義來說，沒有哪裏比這個骯髒惡臭的垃圾場，更適合藏身和維持生計。這裏，是周氏一家的圍城。

讀書是一種奢侈品

孩子讀書的問題，始終困擾着周家。周守義會認一點點字，妻子完全不識字。拾荒收入寥寥，維持一家人每天的生計都勉強，遑論教育。更何況，北京並不歡迎他們。

直到2002年，大姐15歲，雙胞胎姐妹9歲，弟弟冰傑7歲時，四個孩子都還沒有戶口，也都沒有上過學。並非周守義不想讓孩子上學，只是實在湊不上學費。

周家附近，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間接聽說了他們的情況，親自上門，勸說孩子去上學，並決定免除所有學費。然而沒過多久，老校長離開了學校。新校長一上任，首先停了對周家子女的資助，甚至向他們追討之前的學費。周家子女輟學。

周守義四處借，湊足了學費。不過，四個孩子復學沒多久，北京市集中關停打工子弟學校，他們的學校遭到取締。周家子女再次輟學。

那是2005年，大姐18歲，幾乎沒有讀過書的她決定外出打工。別人說介紹她去河北，但到底去哪裏，做什麼工作，一家人完全沒有概念。大姐走後，音訊全無。周家曾報案，但因為大姐沒有戶口，案件沒有被受理。

周家的遭遇引起了一家教育機構的關注。在外界的幫助下，雙胞胎姐妹和弟弟冰傑得以在附近尚未被關停的打工子弟小學繼續學業。周家三個孩子上學後，展現出過人的讀書天賦。特別是弟弟冰傑，穩居班中第一。在簡易的鐵皮屋內，掛滿了雙胞胎姐妹和冰傑的獎狀，他們仨包攬了班中前三名。但這是他們僅存的紀念。

隨着外來人口的湧入，北京「政策控人」的姿態越來越強硬，政府決意逐步疏解這些低端產業和底層人。冰傑六年級的時候，一天，學校通知說，因為政策原因，這所打工子弟學校的初中部將被關停。弟弟的讀書生涯再次被推向絕境。

兩個姐姐急壞了。那時她們剛剛接觸互聯網。一連幾天，她們一放學就扎進學校的網絡教室，想給弟弟找一條出路。她們從電腦老師那裏聽說：湖北黃岡中學很好。

雙胞胎姐妹決定，送弟弟去黃岡讀書！哪怕湖北無親無故，無比陌生。

此時，周太太已無法獨力照顧冰傑。生活在傳染病高發、衞生防病盲點的拾荒大軍中，她患有膽結石，常年高血壓，身體虛弱。雙胞胎姐妹打算把讀書的機會留給弟弟，自己輟學打工，掙錢供弟弟上學。

2009年，周太太、雙胞胎姐妹、冰傑，一行四人來到黃岡，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簡易房子住下。冰傑順利通過了黃岡初中的入學考試。兩姐妹很受鼓舞，開始找工作。

當時她們16歲，常年營養不良加上缺乏鍛鍊，發育遲緩，身高不足1.5米，體重70斤上下。有僱主說出顧慮：你們太像童工了，誰敢用？幾個月後，找不到工作的姐妹倆折返北京。

社會人士紛紛向她們伸出援手。雙胞胎姐妹所在的打工子弟初中校長得知他們的遭遇後，表示願意免除她們的學費，鼓勵她們繼續讀書。之前幫助過他們的愛心人士也願意支持冰傑的學費。兩姐妹重回學校。

但她們打心眼覺得，趕緊打工掙錢擔起這個家，比讀書重要得多。

西紅門垃圾場被清理後，周家輾轉到附近一個外來人口聚集區住下。雙胞胎姐妹上初中，學校離家單程就要兩個小時，便住校。遠離家人的周守義開始酗酒。有時喝醉，還會給鄰居添麻煩。鄰居不堪其擾，只能給周家姐妹打電話。雙胞胎姐妹放心不下爸爸，決定搬回家。

無論校長和長期關注她們的愛心人士如何勸說，姐妹倆最後一次，徹徹底底地輟學了。

低收入、高風險和疾病的輪迴

周家姐妹倆僅有小學文憑，全無工作經驗。對外面的世界，她們陌生又茫然。

她們先是盯着街上張貼的小廣告，挨家去試。在京城五環外各個外來人口聚集區當臨時工：掛日曆、搞印刷、化粧品包裝、超市整潔……她們試過創業，去做山東煎餅，在城南的城鄉結合部擺攤。但姐姐冰玉的煎餅並不受歡迎，生意很差。有時同伴喊一聲「城管來了」，冰玉的煎餅車過大過重，逃生費勁。只好放棄。

別無選擇，她們走向了高強度、高風險而低收入的工作。

2011年11月，她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正式工作，在大興一個電子工廠做元件目檢。這間工廠地址偏僻，工作條件很差，冬天甚至沒有暖氣。姐妹倆上班的路上也頻遇危險，曾有幾次在路上被打劫。她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輪流上夜班，全勤時每月工資1600元。

這份收入不高的工作，帶給她們極大的疼痛。

妹妹冰清在小學的時候，曾被一個搞惡作劇的同學用椅子砸傷了腰。在這份工作中，她每天12個小時保持C型姿態，沒多久，便腰痛難忍。她買回止痛藥。一開始一次兩片，一天三次。到後來，她開始一把一把地吃。但疼痛卻在加劇。

疼到極限，冰清來到大興區一家醫院看病。醫生沒有進行任何問診，首先安排她照了3000塊錢的片子，不過這只是開始。在照核磁共振之前，冰清急眼了，求醫生：「我真的看不起了，能不能就照到這裏？」醫生說，只有把需要照的照齊，才能診斷。哀求無用。害怕繼續花錢的冰清，果斷離開了醫院。

「花了3000多，什麼結果也沒拿到。」冰清想起就醫的經歷，心有餘悸。

有一次女兒們逼着周太太去醫院，可醫生還沒有看完，她就落荒而逃，生怕再多坐一會，就會產生不可承擔的費用。

與冰清的工種不同，姐姐冰玉需要每天緊盯元件。沒過多久，她患上了眼疾。眼睛疼痛、視力下降，眼白處長了白疙瘩。

捱了三年，2014年，身體嚴重不適的兩姐妹離開了電子廠。冰玉曾酷愛語文。上學的時候，她最喜歡看書，偶爾還寫些小詩。從電子廠出來後，她的視力嚴重受損，閲讀變得吃力。

周守義的身體也開始頻出毛病，有幾次在收廢品的途中暈了過去。周太太的病情惡化得更為迅速，她經常胸悶氣短，也暈倒過幾次。她的視力嚴重退化，因為看不清，手上盡是倒開水燙出來的水泡和疤痕。她在床邊的海綿上別了一根針，以便隨時把水泡挑開。

她不肯去看病。與冰清一樣，她害怕昂貴的藥費。有一次女兒們逼着她去醫院，可醫生還沒有看完，她就落荒而逃，生怕再多坐一會，就會產生不可承擔的費用。

周太太仍舊堅持去附近撿垃圾。一次，她跑進了一輛集裝箱垃圾車裏，因為看不清楚，她淘得很費力。正在這時，有工人往車裏傾倒垃圾，差點將她掩埋。

「這個行業垮掉了」

2016年春節前，冰清專門請假，幫父親收了最後一次廢品。忙了一天，最後賺了不到一百塊錢。周守義知道，拾荒行業幹不下去了。

在周守義看來，2003年「非典」疫情後到2008年奧運前，是拾荒的「黃金時期」。近幾年，政府開始清除大型廢品回收廠。進入2015年，下游的製造業不景氣，需求量大幅下降，廢品回收價格連跌。

周守義感歎：「這是低端產業，我們貢獻完力量，現在要攆我們走了。」

曾經，河南固始拾荒人是周守義的競爭對手，甚至是羨慕對象。時至今日，連固始拾荒人的日子也不好過。周守義的同行老何站在東小口一排平房前，望着眼前的一片荒草，琢磨自己是不是要離開生活了十多年的北京。

老何的幾個同鄉戲稱：「如今收廢品權當鍛鍊身體。」

東小口在北京北五環外，曾是北京著名的「廢品村」，以河南人為主，幾乎全部來自固始。全盛時期，廢品回收出租大院佔地逾500畝，聚集了幾萬廢品回收人員，承載了北京四分之一的垃圾回收量。

老何在東小口幹了十幾年，目睹了整個行業的興衰。曾經這裏一個攤位的月租就要5000塊，一個月的收入可達一萬元。如今，他們就指望着附近還沒有拆除的廢品村的裝卸生意，幹好了一個月能有3000塊。在老何看來，「這個行業垮掉了。」在一個汽車流動發車站前，老何和幾個固始同鄉蹲在屋檐下的陰影裏，等着派活兒。

對於廢品的報價，周家瞭如指掌：礦泉水瓶子以前一毛五一個，現在5分一個；一百斤玻璃，現在賣不到20塊錢；木頭5分錢一公斤；高密度聚酯，從7、8元一公斤跌到現在2元一公斤。

老何的幾個同鄉戲稱：「如今收廢品權當鍛鍊身體。」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員會的王維平則擔心，隨着這些「低端產業」退出北京，民間廢品回收隊伍破產，河北小塑料廠、小冶金廠、小造紙廠的關停，北京的垃圾處理量將大幅上升。2015年，北京的生活垃圾已達790萬噸。如何分揀，成為難題。

冰清早就知道，如果說父母當年不顧髒累，通過拾荒還能略有盈餘，那麼到他們這一代，拾荒維生已不可能。但只有小學文憑的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

現在，在距離南城的家80公里外的京北昌平區，兩姐妹找到一份在快餐店打工的工作，收入微薄，常常忙得一天只吃一頓飯。冰傑考上了北京一所二本學校，姐妹倆未來的生活重心，是賺夠弟弟一年一萬六的學費。

23歲的冰玉和冰清都找到了男朋友，從事外賣工作。雖然感情穩定，但兩姐妹都沒有結婚的打算。她們擔心，嫁到家境類似的婆家，便不能再像現在這樣在經濟上全力支持弟弟。

兩姐妹更不敢想象：自己的孩子將來上學在哪裏，生活在哪裏？

（應受訪者要求，周氏一家五口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