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冠聪赢了。五万张选票,把这个23岁的岭南大学在读学生送入议会,令他成为本届选战中最大黑马之一,也成了香港立法会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
选前一周,在深夜的湾仔街头,他的伙伴黄之锋一边哑着嗓子派单张,一边满面倦容地对记者说:民调数字不乐观,“只期望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像『反国教』一样打一场『逆转胜』”。
谁也没料到,这两个年轻人和他们带领的新政党“香港众志”,在经历了半年来诸多非议和质疑之后,在最后一周赢来从入局艰难到最后港岛区第二高票的“逆转胜”。伴随这场胜利,“雨伞运动”、“反国教”,这些并不久远,却在急切变幻的政治话语中仿佛已被刻意抛弃或回避的词,连带着它们所召唤起的共同记忆,又重新浮现了,并在新的时空,用选票重新确认了它们沉默却坚固的存在。
罗冠聪,雨伞运动时与政府谈判的五名学联代表之一,前学联秘书长。黄之锋,前学民思潮召集人。在两年前那场持续79天、席卷了近百万人的占领运动中,他们与他们的伙伴被合称为“双学”。
2015年初,在运动“失败”的追责阴影中,先后四所大学学生会退出学联,成立半世纪、反共30年的香港学联形同解体;2016年3月,因成员身分和政治气候变化,成立近五年的香港第一个中学生政治团体“学民思潮”宣布解散。此后,分别从两个学运组织走出的罗冠聪和黄之锋,合作成立新政党“香港众志”,由年龄达标的罗冠聪,正式参选2016年9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
也是因为这场选举,罗冠聪从失意的街头,走到政治的一线舞台。
运动“散场”的阴影
说街头失意,是因为尽管出身学运,罗冠聪却几乎没有在运动中“享受”过什么光环。在雨伞运动应者云集的时刻,他站在三个学生领袖身边,并非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待他走到一线,接下学联秘书长的棒,却正值运动清场,社会陷入巨大挫败感的时刻。“学联”的金字招牌从道德高地跌落,在四所大学纷纷退联后,也从实际上的运动核心被迅速边缘化。
这时他面前,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散场”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中,抗争不仅要面对来自权力的压制,更要面对身后的冷嘲热讽。
2016年5月,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港,他与“香港众志”的伙伴试图闯入保安区,拦截张德江车队以表示威,起跑不到10秒,就被警察扑倒在地。人们后来在媒体视频中看见的罗冠聪,被几个警察按倒,脸贴在水泥地上,眼镜歪了。
应者寥寥。他的对立阵营继续称他们为“搞事分子”,同为抗争阵营的其他人,则许多人说他们做秀,还有人嘲讽他们明明要“前途自决”却又诉诸中国领导人解决问题。
搞抗命和抗争,最重要的是确保自己不要被世界改变。一旦你的那股气可以出来,你的定力、坚持可以出来,身边的人是会因为你的坚持而受感染。
罗冠聪对此坦承,在当下,抗争的意义主要不是以“作用”来衡量,而是“保持一股气”。
“搞抗命和抗争,最重要的是确保自己不要被世界改变。一旦你的那股气可以出来,你的定力、坚持可以出来,身边的人是会因为你的坚持而受感染。张德江的事情困难重重,我们计划很久,还要躲上山,最后实质没有人知道有用还是没用。但最主要的就是show给全香港人看,有一群人还是跟着信念而行。”他语气平缓而坚定:“香港人就是很现实,不认为你可以在不可能当中创造可能,但社会运动就是要突破这个,展现这件事情可能有转变的,你需要默默去做,透过实践去换取希望。”
过往四年多,罗冠聪一次又一次投身不知道是否“有用”的实践中。回头看,他自认与其说是投身,不如说是被卷入时代的浪潮;而比起成功,失败更是一种常态。
在2014年夏秋之间,挫败的场景屡屡出现:他参与了7月2日深夜的占中预演,以及后来触发雨伞运动的重夺公民广场行动,两次都被制服逮捕。
2016年7月,立法会选举简介会,他跳上台指责选举主任政治筛查候选人,被现场保安拦截,整个人跌倒台下。
……
有人支持,有人打压,也有人嘲笑。在士气低落的时刻,罗冠聪反覆问自己——
“学联还需要我的存在吗?运动还需要我吗?我的价值在哪里?”
“当时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但我们仍然是有责任的。”
为什么坚持留在一线,没有离开,或者暂时离开?
回答这问题时,罗冠聪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不是一个如黄之锋一般言辞锋利的对谈者。很长一段时间,他无法令公众留下足够清晰的印象。
“可能是因为愧疚。”
几十秒钟过去,他这样说,仍然是温和的神色,只是语速更慢了。
“雨伞曾经给香港公民社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期望,最后却这样结束。”罗冠聪坦承,自己作为学联成员,实际上在引导运动进程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和同伴们一样,在这场运动里留下非常多的遗憾和懊恼。而雨伞之后,香港承受的政治压力倍增,抗争阵营却不断分裂、彼此攻击,主流社会则陷入疲倦,这令人窒息的局面常常把他带回雨伞现场,令他自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在运动中做错了什么?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机会?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令运动有更好的结果,而不必这样创伤?
雨伞运动过后,他和当时的学联核心组织者,共十几人,曾坚持定期聚会,一点一点讨论反思,试图复盘整个运动,并整理记录。但在汹涌的时代浪潮里,年轻人们停不下脚步,有人忙于筹备政党,有人忙于支援抗争,有人忙于进修学业,这个“反思营”越来越松散,罗冠聪形容,进入了“progress forever(永远进行中)”的状态,进展困难。
在维持了一年多的讨论中,罗冠聪说自己和同伴反思最多的,是不该把运动拖到神形具散,消耗掉参与者的能量和希望,而是应该在能量最高的时候就将运动升级,“如果11月30日的升级行动,是发生在10月2日,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想运动真的为政制带来改变,那就要逼它进入crisis level(危机状态),而不是一直在对方可以控制的范围,让对方消耗、损耗你。”罗冠聪说。
好像是一种愧疚,又好像是,必须做一点什么来偿还,必须做一点什么,来延续。
但他承认,回到现场,这又几乎是必然的:“回到当时,其实大家还没准备好迎接这个运动。一开始我们只是搞学生罢课,一两万人的规模,和平静坐,但后来整个社会都起来,而学联、公民社会的准备,都不足以去应付这么大型的运动。大家一开始,也都没有想清楚这个运动该怎么走,尝试过很多方法:对话、谈判、去冲……”“升级没有早一点做,一来是当时弥漫着六四阴霾,大家都担心,如果更加激进,就会镇压和屠城,当时很多达官贵人都充当中间人,一直传话说要镇压。我们没有心理准备,我们号召大家,会不会因此而死呢?”
“当时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但我们仍然是有责任的。”罗冠聪说,雨伞之后压抑的社会氛围,仇恨与愤怒的蔓延,令他觉得曾经深深参与、并站在关键地位的自己,没有离开的权利,“好像是一种愧疚,又好像是,必须做一点什么来偿还,必须做一点什么,来延续。”
由此,这场运动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我的生活和政治彻底融为一体,包括雨伞结束后继续做学联秘书长,然后搞众志,然后和这个圈子的人很close(紧密),以往维系的关系,包括踢球、剑击、中学同学等等,都断了,朋友完全换了一圈。”
他说,雨伞不能就这样结束,他希望雨伞中的精神,可以在政治场域中延续,而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正是这样一个机会。当时“双学”的伙伴, 有人学业未完成,有人志不在政治,有人年龄不够,有人未做好准备,“不同的人都明白,要从雨伞运动中拿点东西,去在不同领域改变社会。而在政治场域,这届立法会这么重要,而我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合去选的人,所以我出来了。”
他喜欢罢课时人们常说的,“择善固执”这个词。“我不怕冲突,不怕付出,肉体上心灵上都不担心,我从一开始参与学运,就是为了改变一些东西。政治对我来说是志业,希望能带来改变。想做的事情,就算磨烂席都要做好。”
“如果你意识到要带来真正转变,要有殊死一搏的决心,你的心理障碍就不会太大”
少年时期,罗冠聪几乎是和政治绝缘的。
他生于典型的香港基层家庭,深圳出生,六岁时和母亲移民香港,父母都是“手停口停”的打工者,住公屋,对政治沉默应对。与许多90后男孩一样,他爱踢球,打网游,看漫画,不时参加香港政府资助的价格低廉的内地旅游团。
直到中五,加入学校辩论队,为了打辩论而多看新闻,突然打开全新的世界。印象最深的新闻是关于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的。当时罗冠聪17岁,从新闻中第一次知道刘晓波所写的零八宪章和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心生佩服,但第二天,中学校长就在全校早会中公开谴责说,“刘晓波是外国势力,在中国搞破坏。”
“想法上的落差是很大的。”罗冠聪还记得那天早上自己被刺激了。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的中学是“红底学校”。到了现在,他对这些政见分野更为习惯,早前竞选期间“洗酒楼”,亲建制的“蓝丝”就用相似的话大骂他,他已经学会平静面对。
不过当时,震惊之余,罗冠聪只能和辩论中认识的朋友交流,有朋友建议他读读中国学者刘瑜所写的《民主的细节》,他一下子被吸引了,震撼于“民主的力量”。
会考成绩平平,他先进入岭南大学社区学院读副学士,一年后再考入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很快加入学生会,参与反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等运动。其后学生会主席一位空缺,2014年年初,他成为署理会长,自动当选学联常委。
“这是一种很单纯的冲动。当你在中学的时候,知道社会有点问题,大学的时候就很想做点事。”罗冠聪回忆说。当时,在学业和学运之外,他还特别喜欢电子竞技,最爱打网络游戏《英雄联盟》,曾担任电子竞技比赛的现场评述员,像“讲波佬”一样评述网游的比赛局势,被朋友们戏称为“电竞聪”。
他没有料到,自己会迅速成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2014年7月2月,“双学”号召市民在七一游行后留守遮打道,预演占中。罗冠聪当时21岁,第一次以组织者身分参与公民抗命。“当时我都很惊,是初哥,很焦虑,不知道有没有人来参加,也没有人可以请教,也担心对社会的影响。”他还记得,前一晚,有泛民政党叫了“双学”组织者去谈,劝他们中止行动,等待占中,但“双学”坚持要先把“公民抗命”这抽象理念实践出来,以后才有更多市民投身参与。
这场运动的影响力出人意料。7月2日凌晨12点多,数百市民坐满遮打道,最终警方清场时,511名示威者被逮捕。这胜利一役给了罗冠聪莫大的鼓舞:“这给我很大的印证,原来你的想法是可以实践的,可以让更多人加入你的行列。”
但对于家人,罗冠聪一开始不敢告诉他们自己的选择。当时父母已离婚,他跟母亲生活,他还有个两个哥哥,一个做消防员,一个在民阵工作。他形容家里关系平淡,家人很少密切交流,但对于社运或参政,出身内地的母亲决然反对。
“你不知道共产党有多么恐怖,你不要搞了。”母亲总是这么说。不过一步步目睹儿子投身雨伞运动,母亲也有点动摇了。学联五子会谈香港政府的前一晚,罗冠聪回家吃饭,饭桌上母亲突然主动说:“你不要害怕,我很支持你,就算被人拉都无所谓了。”
罗冠聪很动容:“我透过我的实践告诉她,也不是这么可怕的,人应该为了更高的理想去付出。慢慢的,她围着禁区的带就会拆下来。”
不过,雨伞过后,罗冠聪的信念一度受到动摇。我们还能否动员如此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动员之后,我们是否可以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罗冠聪反覆问自己。
“这至少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需要时间酝酿。如果你意识到要带来真正转变,要有殊死一搏的决心,你的心理障碍就不会太大,”两年之后,2016年8月14日的夜晚,他坐在自己的竞选车中,缓缓说道:“现在,我更加准备好了。”
当时,他正处于立法会竞选拉票最忙碌的日子,疲倦又亢奋。22天之后,这个只有23岁的年轻人带着五万张选票的支持,宣布当选香港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准备正式开始,实践他“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理想。
共党如果真的恐怖还会让你跑出来搞事?早把你暗中逮捕了。共党那是不较真,所以没怎么你,还任由你这样的年轻人参政。也反映出港民主是真实的。
看完后居然还有点佩服。坚持理想,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其实年轻人希望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说来有趣
她论文写的关于毛泽东延安整风
这方面最好的书莫过于高华的红太阳
要搞斗争学习共产党
民主的细节把我炸出来了
观念的水位
送你一颗子弹
还有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真心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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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共产党搞对抗
言语上多看马克思列宁著作
还嘴回去
毛泽东什么的
虽然他们自己不大相信或者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