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文革囚禁中的精靈

【編者按】在焦慮的時代裏，我們總會聽到許許多多的大論述。在那些論述裏，歷史是無用深究的教訓，其作用僅在提醒我們不要重蹈覆轍，或是既勸且脅的呼籲我們要行動。而那些曾經身處歷史漩渦的生命故事，不管其時，抑或今天，都是輕不著地不曾在人們的心靈留下一絲痕跡。可是這些歷史往事，卻是深刻扭曲了這些人的命運，留下刻骨的記憶甚至是傷口。

傷口是如何被刻下的？在微小的生活裏，人們又如何面對它？激發起什麼樣的思想去回應它？相比起宏觀演進的社會結構，這才是人們值得跨越時空分享的共同經驗。

要理解歷史，我們就無法迴避那些纏繞其中的生命故事。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但無數經歷過那場浩劫的人，仍然活在歷史的陰霾之下，故事依然無法述說。五十年前的楊曦光，是長沙一中的中學生，生於1949年之後的共產黨新貴家庭，自幼生活環境優越，受良好教育。他說自己從小就崇拜「革命英雄主義」，迷信「暴力改朝換代」。然而共產黨政權不斷的搖擺與震盪，使得他重新思考政治。1968年，19歲的他寫下《中國向何處去？》一文，他認為中國已形成新的特權階級，需要新的暴力革命，重建以官員民選為基礎的民主政體。這篇最初只印了八十份且散發不到二十份的油印宣傳單張，被官方及群眾組織報紙打成「反革命」案例全文刊登，造成全國影響，亦使楊曦光身陷囹圄，被判十年刑期。

能用文字紀錄自己故事流傳後世，在很多時候都是種奢侈，幾多人還未及回憶就已被殺害，更多目不識丁的人匆匆留下豐富迂迴的一生。受牢獄之災的楊曦光，以他的的細緻與多情，為那些曾與他在左家塘看守所交疊的政治犯與刑事犯的生命故事，留下一份意外的記錄，而這些這些人的精神，卻又反過來重新鑄造了楊曦光的靈魂。

如果以電影作喻，那些荒誕的文革記述總是展現在紅豔而熱情的螢幕色調背後，這本書當中許許多多的文革精靈，就是一個又一個格格不入的暗淡斑點，以生命作出最大的反差控訴——扒手、資本家、地下政治組織者、民國精英、愛上勞改份子的少女……

這些故事斑駁不馴，潛伏在文革霸道的布幕之下，讓歷史不再平面，擁有起伏崎嶇的份量。這些故事，是楊曦光所經歷見證的故事，卻又是整個社會至今無法正視的創傷縮影。一天真實的過去無法被揭開，一天傷口都會繼續腐蝕，傷害著社會的互信基礎——要知道，多少人帶著這些過去走來。

以下節選自本書第二十三章「何老師」，獲「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授權刊出。

《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

出版日期：2016年03月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作者：楊曦光(楊小凱)

23　何老師

何敏和是三大隊墨水喝得最多的人之一。一九七○年代的勞改隊墨水喝得多是件壞事。勞改隊的幹部墨水喝得不多，都不喜歡墨水喝得多的人。用李指導員的話來說，「讀書讀得越多，就越蠢，思想越反動。」他大概是因為文化高的犯人喜歡引經據典與勞改幹部辯論形成的這個印象。

這種讀書越多越蠢的觀點在文化低的犯人中也很有市場，因為不少人都認為中國的讀書人只會動嘴講空理論，不瞭解實際，不會動手做實事。勞改犯人們都明白這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理論，所以全都故意把自己的文化水平壓低。小學畢業生自稱「一字不識」，中學畢業生自稱「只念過小學」，大學畢業生自稱「只念過中學」。可是何敏和卻沒辦法降低自己的文化程度，因為他有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這副眼鏡鏡片中有好幾層圓圈，何敏和的眼睛在鏡片中變成了像老鼠眼的一雙黑點。再不識字的人也知道，要不是讀了太多的書，絕不會變成這樣的四眼狗(像那種兩條眉毛像眼睛的狗)。所以大家都叫他何眼鏡。

除了這副眼鏡外，何敏和一點都不像個讀書太多的人，他出工時赤着腳，印着勞改字的衣服已破舊得變了色，腰間用草繩捆着一塊破麻布片。他在田裏做起農活來，一點也不示弱，雖然不是效率最高的，但也絕不會落在最後。特別是在吃飯問題上，他已沒有一點讀書人的架子，他可以吃任何能塞肚子的東西，我看見他吃過生的活泥鰍，吃春天田裏的油菜梗子。每天飯後，他總是爭着去倒洗碗的桶裏的水，他小心地把水倒掉，用一塊紗布把桶底的飯菜渣子接住，然後吃掉。洗澡的時候，何敏和露出了他的鬆鬆的肚皮，看得出，他以前是那種大肚子的上層人物，現在肚皮下的脂肪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層鬆鬆的皮。他一定是以前肚量很大，才會顯得如此飢餓。

何敏和還保存着一些不受下層社會小人物歡迎的上層社會的習慣。比如他從不與他人分享他家裏給他送來的食物。他比那些習慣於下層社會困苦生活的人更不能掩飾飢餓造成的強烈食慾。我們大隊有不少扒手和農民出身的人，他們往往更能控制自己，飢餓時不會去撈洗碗桶裏的飯渣。自己有了特別的食物往往與同伴分享。奇怪的是我的一個扒手朋友用他的零用錢買香皂，而何敏和卻用他的所有錢買食物。下層小人物與上層人物在勞改隊好像互相換了位，下等人變得比上等人更講究文明。很多下等人出身的犯人不喜歡何敏和，據說是與他這種不顧面子、不關照他人的作風有關。

但是我卻喜歡何敏和，我知道他有一肚子「真墨水」。我剛到勞改隊來時，寫信給家人，請他們給我買了一套高等數學的教材。我用晚飯後，政治學習前的時間及雨天休息的時間讀這套書。一年後，我已讀完了一冊。我試着做書後的練習，但卻根本不能解題。我發覺數學是沒法自學的，必須找老師。自然我看上了何敏和。他是一九四八年從中山大學畢業的，一九四九年後一直在當工程師。

記得我第一次拿着高等數學課本去找他，稱他為「何老師」，他高興得合不攏嘴。周圍的人(包括幹部和不少犯人)都不喜歡他這種「臭知識分子」，他因為自己有知識而受了不少氣，受了不少歧視，像我這樣因為他的知識而尊重他的人實在不多。他接過那本數學教科書，連忙扔掉手裏的煙蒂，一頁頁仔細翻看，像是一個老獵人多年不摸獵槍後突然看到一枝好槍一樣。我們就這樣建立了師生關係。我利用一切空閑時間到他的號子去上課，並認真做所有能找到的習題。我們的數學課與一般的教學不同，我經常提問，特別喜歡問關於一些數學概念和定理產生的背景與首創者的動機形成過程。他肚子裏有不少這方面的知識，這些知識使我懂得了不少抽象數學概念和定理後面的思想方法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微分和導數概念是這門課的一個難點，做題目時，我總是把微分概念誤解成平均變化率概念。何敏和通過改正我的作業使我看出了這種誤解。他又進一步用牛頓和伽利略發現重力加速度的例子生動地說明微積分概念是怎樣被「發明」和建立起來的。經過反復的練習和他的指點，我終於牢牢建立起微分概念。

何敏和一九四九年前受的是非常正規的英美式教育，一九四九年後，新政權為了改造這些「舊知識分子」，要求他們學習俄語，重新學習蘇聯的專業教材。何敏和回大學受過一年這樣的「再教育」，他對俄語和蘇聯的教育也相當熟悉。我們用的高等數學教材是蘇聯式教育系統的教材。上課時，我有次問起何老師對蘇聯式的教育與英美教育差別的感覺，他馬上作了詳細回答。看起來他也一直非常注意這種差別。他那廣東腔的普通話是那種典型的工程師味道，充滿着沒有價值判斷的實證味道。「蘇聯的教材非常統一，詞語、概念標準化，老師容易教，學生容易記。全國的標準教材都由一個統一機構審定。工程技術也有一套全國統一的標準，因此零部件的互換性、相容性很好，但這套系統缺乏靈活性和創新性。而英美的系統，則正好相反，標準化很差，各個教授自有一套獨特的東西，工程技術也沒有全國統一的標準系統，零部件互換性、相容性差，但靈活性，創造性卻好得多。」何老師從眼鏡上面看我一眼，似乎是在審查我會不會告密，然後加一句：「蘇聯教育制度只培養專家——有一技之長卻沒有思想，而歐美教育制度培養的是學者——有獨立思想所需要的全面的知識。」這是何老師最有思想的一句話。他大多數時候極少發表帶有價值判斷的看法，而只是客觀地陳述事實。但看得出來，他比余裕一更瞭解蘇聯的文化教育系統。他可以講出蘇聯工程技術系統的一些真正優點，而且從來不批評社會主義制度，更不用說反共。有次他特別提到解放後，共產黨大興水利工程，使他們這些工程師大有用武之地。而解放前，國家很少組織大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師無用武之地。何老師有次告訴我他在洞庭湖和長江交接的荊江分洪工程的工地見到過鄧子恢(一九五○年代中共政治局委員，一九五六年被毛澤東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何老師的眼神看去對鄧子恢十分有好感。「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共產黨中央的高級幹部，他穿得非常樸實，沒有一點架子，對工程技術問題十分有興趣，似乎也相當內行。」從何老師談到共產黨高幹的口氣，我聽得出，他是那種對共產黨內右傾派很有好感的人，他一點也不像余裕一那樣有反共情緒。

我比何老師年輕二十歲，自然更能適應下層社會的生活。我學會了一口江湖黑話，知道「糧子」是指當兵的，「小葉子」是指糧票，「大葉子」是指鈔票，「江都神少拐」是三、四、五、六、七，我懂得在飢餓時克制自己，別在人群面前顯得食慾太盛。每次我家裏送來食物，我總是與周圍的犯人朋友分享。日常生活也故作放蕩不羈，因為我知道下層社會的朋友們買這一套的賬。牢友們最佩服我在最寒冷時用雪洗澡的本領。我經常與人打賭，如果我能赤身裸體在雪地裏洗澡並呆足夠長的時間，對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負責給全組的犯人打飯，打開水)，否則我就替他值日一次。每次打這種賭我總是贏。牢友們不知道我在上高中時就養成了冬泳的習慣。憑着這點故意裝出來的放蕩不羈，我贏得了年輕牢友的好感，我也常利用這點「本錢」為不受人歡迎的何老師幫忙。

有次，我用家裏寄來的錢向過路的老百姓買了一塊肉，正好何老師第二天休病假，我請他幫我把肉切碎炒好，我們下工後吃。下工後，我們吃肉時，盧國安叫道：「這肉沒有一點油味，是不是死豬肉呀！」外面一個老犯人不陰不陽地說：「何眼鏡把豬油煎出來都裝到他自己的油瓶裏去了。」盧國安一聽大怒，挽起手上的袖子，就要打何敏和，我心裏雖不高興何敏和的舉動，但卻一把攔住盧國安，大聲說：「是我叫他留下豬油，下次炒菜用得上。」盧國安還不甘休：「那也不能裝到他自己的油瓶裏去呀！」我怒聲道：「爺做愛還要你兒子來教呀？老何做你的爸爸都夠格了，還要你來教訓他嗎？」年輕的朋友都把我視為綠林好漢，看我一心護着何敏和，也就沒人再追究了。

我與何老師的友誼越來越深，我從不指責他的一些不合群的行為，我總認為這是這個社會特別歧視、欺負知識分子造成的後果。記得有次何敏和在插秧，大隊劉教導員得意地在他旁邊看這位「大知識分子」怎樣做這種下賤的勞動。他站在田埂上，一邊吃西瓜，一邊對烈日下站在燙腳的水田中的何敏和說：「何敏和你現在知道了勞動的艱辛吧。過去你過着飯來張口、茶來伸手的寄生蟲生活，要不是共產黨把你送到這裏來改造，你一輩子也不會知道碗裏的飯是怎麼生產出來的！」何敏和氣鼓鼓的樣子，還是埋頭插秧。幾分鐘後，他冷冷地回答道：「我在設計室工作一天對社會的貢獻可能比我在這裏插一個月秧還大呢！」劉教導員聽了，臉一沉，把手裏的西瓜皮往田埂上一扔，怒聲道：「你這臭知識分子，狗改不了吃屎，又在胡說八道，攻擊我們的勞改政策。」我聽到他們的對話，心裏為何老師受的侮辱難過，也擔憂他又會在晚上的政治學習中挨批鬥。萬幸的是，劉教導員不久就被調走，使何老師免了一場批鬥。

我與何敏和的親密關係卻使不少人不高興。首先是幹部懷疑我們倆有甚麼不可告人的關係。我幾次出工回來後，發現我的床被幹部抄過，我的數學練習、筆記、教科書被人翻得亂七八糟。但這樣抄過幾次後，甚麼再也沒有發生，大概是因為這些枯燥的數學既與政治無關，也與其他犯罪的可能性無關。但是倒霉的是我的英文作業。全部被幹部抄走。我在學習高等數學時，也在學英文。我的英文老師是一位當過中學英文教員的犯人，我父親給我寄來一些英文的毛主席語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漢辭典。我自己也託就業隊的一位右派工程師給我訂了一份英文的《北京週報》。就業隊都是些刑滿後無家可歸或被當局強迫留在勞改單位就業的滿刑犯人。因為監規明文規定監房內不准使用外語，所以犯人不能直接訂哪怕是共產黨官方的英文刊物，所以我只好請有更多自由的「刑滿就業犯」替我直接從郵局訂。自從幹部發現我在學英語後，我的床和行李就被定期抄查，每次都把我的所有英文材料拿走。我向大隊劉隊長抗議，得到的回答是：「你一個勞改犯用中文舞文弄墨的機會都不多，還學外文幹甚麼。」我說：「這都是毛主席語錄，政府的出版物，這只會幫助我改造思想！」劉大隊長講一口岳陽官腔，不認識幾個字，我喜歡他那種不講大道理的直通通的態度。他又譏笑道：「我一輩子不認識一個英文，現在也比你過得好，你學再多英文，也是個勞改犯。我一輩子都沒跟外國人講過話，你一個勞改犯還想有機會跟洋人甩洋腔呀！」我氣得頂撞他：「跟牆壁講話都比和你講話有意思！」劉大隊長也發了火：「楊曦光，你一個反革命分子，你囂張甚麼！你不老實，滿刑後，我還給你戴頂反革命分子帽子，你一輩子也翻不了身，不說講洋話，中國話都沒你講的份！」

我那天受了這個氣，就留意找機會去找建新農場的場長。場部靠近三大隊，李場長的家離三大隊只有十來分鐘的步行距離。有次我在建築房子時，李場長到三大隊來檢查工作，我看到一個周圍沒有其他幹部的機會走過去：「報告李場長，我有個事想不通！」李場長看去比他的下級幹部要和善一些，問我有甚麼事。我把三大隊幹部總是沒收我的英文毛主席語錄、《北京周報》的事講了一通。李場長反問我：「監規不是不准犯人用外語互相交談嗎？」「但我沒有與任何人交談，我只是自己看這些政府的出版物呀！」李場長沉思片刻後警告我：「你以後要保證不與他人用外語交談！」這次告狀後，再沒有人來搜查我的英文材料了。

犯人們也不懂我為甚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學數學和英文。我的泥工師傅王金國和師弟盧國安就非常不以為然。他們的休息時間都用來打撲克，下象棋。王金國看到我把一塊木板墊在盤坐的腿上在昏暗的電燈下做數學作業，抄寫英文單詞，朝我喊道：「書呆子，下床來下棋、打牌呀，坐牢本來就是腳魚吊在壁上——四腳無靠，又痛又苦，你何必還要自己找更多痛苦呢？一把刀子掛在壁上不好，你卻要把它掛在自己脖子上——沒事找苦吃！來，下來與我們一起『叫化子搞屁眼——窮快活』一番！」我時常聽到這類風涼話，聽多了也有點不舒服。特別是我跟王金國學建築技術，我是他的學徒，他是我的師傅，他總是利用機會證明我的高等數學不如他的實際技術有用。他和另一個泥工師傅楊自力一塊設計了一座房子，不用任何圖紙，整個房子全在他們腦子裏。他們自己負責施工，帶着我和盧國安幾個學徒用幾個月時間建成。王金國到了告訴我技術關鍵時總忘不了提醒我：「我不懂一點甚麼數學，『學數』，你看，我一樣設計房子，施工，建築。」那座給幹部住的房子完工後，我基本懂得了他們的設計和施工方法。他們也計算斜率，但方法極為原始，他們稱斜率為水，遇到邊角的互相轉換，既不會用三角函數公式，也不會查表。更不用說用微積分計算應力的最佳分佈了。我終於找到一個證明我學習價值的機會。三大隊有不少灌溉渠道和橋樑。楊自力和王金國師傅總是用圓弧曲線來設計渠道或橋的形狀。我從高等數學知道，懸鏈曲線是比圓弧曲線受力狀態好得多的曲線。而懸鏈曲線不能用圓規畫出來，適合一定跨度和重量的懸鏈曲線只能用微分方程來計算。我用這些知識幫助兩位師傅設計了一些渠道和橋樑，他們才開始承認知識的價值。以後我又告訴他們各種算「水」和其他三角函數的方法。從此以後，同伴們都變得非常支持我學習數學了，儘管他們有時候還是不明白學英語有甚麼用。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後，四人幫不久就被華國鋒聯合較保守的軍人逮捕了。這個事件後，整個國家的政治氣氛每天都在變化。大學入學考試制度恢復了(一九七七年以前，大學入學憑「成份」，由「單位」推薦政治上與黨關係好的人進大學)。一天場部的一位幹部找我談話，通知我場部領導要調我到場部的幹部子弟中學教高中的數學。這位幹部告訴我，建新農場的高中缺少數學教師，李場長為了提高幹部子女考上大學的比率，決定調數學好的犯人去教畢業班的數學。他還說，農場有幾十個已高中畢業的幹部子女，現在正在農場勞動，找不到工作，李場長決定由場部出錢，把他們組織起來辦一個補習班，幫助他們準備考大學。我將是幫助他們準備數學的人。這位幹部還問我：「你用你的數學知識設計過一些很好的拱橋和渡槽(懸空的渠道)吧？」我點點頭，心想，大概是李場長從這些拱橋知道我的數學不錯。

這位幹部要我把行李背到場部招待所。到了那裏，我才知道補習班就設在場部招待所，我和學生都住在那裏。招待所有一排兩層樓房，一排一層的房子。我被安排在一間有兩張床的房間裏。房間非常清潔(可能是因為我把它與我的監房相比)，被子散佈着清新的剛洗曬過的氣味。躺在棕繩編織的繃子床上與監房裏睡木板床的感覺比起來有如天壤之別，我放下行李，躺在床上，仔細觀察粉刷得精緻的天花板，心裏感慨萬千。有好多年沒有睡過這種床，沒有一個人住過一間房子了。朝走廊的窗子很大，房子裏顯得十分明亮。我的感覺就像做夢一樣，犯人——這種像奴隸一樣的身份，怎麼會一個人在沒人監視的情況下躺在這窗明几淨的地方呢？我馬上寫信，請我大妹妹楊暉給我寄幾件沒有勞改字的新衣服來。第二天我走進教室看到學生們時，才明白，我的勞改身份並不一定與衣服上的字有關，而是深深印在人們的心裏。我走進教室時，學生們都端坐着一動不動，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這無疑是大聲提醒我記住我的「半奴半主」的身份。我知道，中學生、小學生在老師進課堂時要全體起立，向老師齊聲說：「老師好！」但對我這個勞改犯老師，他們都端坐不動。看來這是當局已經向他們交代過了。學生們都瞭解我的勞改身份，並被要求與我保持距離。兩天後，有同學來問功課，我才發覺他們全稱我「楊先生」而不稱「楊老師」。那時的中國，先生、太太、小姐的稱呼一律不用，大家互稱同志，學生稱教師為老師。一九七五年，毛澤東、周恩來曾下令釋放被作為「歷史反革命」關在監獄裏的國民黨旅長以上的官員。這些人釋放後，不再是犯人，但官方也不願意稱他們為同志，於是就稱他們為先生，意思是法律上不再是犯人，但政治上仍不是同志，而是敵人。我想年幼的學生是不會想到用這個政治意味微妙的稱呼叫我的，當然一定是當局挖空心思想出來的主意。他們既要利用我的知識來幫他們的孩子考大學，又要孩子們明白我的身份。

我的生活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我不再與犯人一塊吃飯，我每天可以到場部的幹部食堂吃飯，那裏的伙食極便宜，質量卻極好。同樣質量的菜，價格大概是茅絲鋪飯館裏的五分之一。這自然是因為所有原料供應都來自犯人的產品，而產品的價格卻由幹部任意決定。

那時場部中學的學生人數正在擴張，大概是因為幹部的孩子們都漸漸長大，所以教室不夠用。離學校半里路遠的招待所將一間小禮堂讓出來給學校做教室。我教的兩個班中，有一個班就在這個小禮堂上課。這個班的班主任叫趙晉湘，從她的名字聽得出，她父親是從山西(晉)南下的管犯人的幹部，她母親是湖南本地的婦女。她長得像個洋娃娃，留着兩條不長不短的辮子。她的辦公室就在招待所小禮堂邊。校長第一次把我帶到她的辦公室把我介紹給她時說：「這是新來的數學教師楊先生。」又向我介紹她：「這是你教的高二(一)班的班主任趙晉湘同志。」這個「先生」對照「同志」的介紹在我聽來是如此刺耳，特別是在這位漂亮的女孩子面前使我很不舒服。

但是趙晉湘滿面笑容，沒有一點隔閡的樣子。她連忙拉過一張椅子，向我讓座。她告訴我她教兩個班的英語，她的聲音如此好聽，使我有點不知所措，大概是因為我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從沒有陌生的女孩子如此熱情友好地與我面對面地交談的緣故。

第二天上課時，她看上去對學生很厲害，大概是因為她年紀輕，想用裝出來的威嚴來樹立在學生面前的威信，但使我感動的是，她正式向她的學生介紹了我——楊先生。在其他班，沒有人向學生介紹我是誰。我只是悄悄地來了。但我知道，詳細的介紹早在我來之前已作過了。我從不在乎他們背後怎樣向學生介紹我——一個反革命分子，勞改犯人。我心裏在說：「你看不起我，我還看不起你呢！我靠本事吃飯，高級文化總會溶化或征服低級文化！」但是趙晉湘簡短地向她的班級介紹了教數學的「楊先生」後，我心裏卻十分難過，不知道當局是如何向這位漂亮的姑娘介紹我的「反革命罪行」的。

我教了一個星期的數學後，學生們逐漸喜歡我。我也發現在他們心目中，我有三重身份：既是個寫過出名的反動文章《中國向何處去？》的反革命分子，又是個長沙來的見過世面的高幹子女，還是個教書很受學生歡迎，反應靈敏的有本事的人。

我發覺這個學校也缺少高中物理老師。不久李場長把何敏和調來補這個缺。老何那時已滿刑，被強迫在農場就業。即使是刑滿就業人員來教書也是非常不合常規的安排，因為那個時候，教書屬於「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工作，有極重要的政治地位。大概只有李場長這種土皇帝才有權力作出這種不合常規的安排。老何與我睡一個房間，教畢業班的物理加輔導考大學補習班五十個青年的物理。

趙晉湘的班遠離中學，所以上課下課的時間都由她看錶掌握。我和何敏和都沒有錶，所以我們在趙晉湘班上上課時，她總是會按時從她的辦公室出來通知我們下課。

有天趙晉湘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十分信賴地說：「楊曦光，」——這個稱呼使我感到意外，因為聽起來比「楊先生」舒服多了，但也使人仍有一點別扭，如果我不是個反革命分子，她一定會稱我為小楊或楊老師。——「我把手錶留給你，你自己掌握這個班上課下課的時間，我明天要去岳陽進修。」

她的態度是如此真誠，使我感到她對我已沒有歧視。那時候手錶對大多數中國人仍是奢侈品，把自己的錶借給別人是極少有的事。那天以後，我感覺我與趙晉湘的關係有了一點變化，於是我常在夜裏邀老何一塊去她的辦公室。我們有時去要她給我們放英語唱片，她看來十分熱心為我們服務，借來了許多英語唱片，在她那緊靠招待所小禮堂的辦公室裏為我們放。

她是個文革後完成學業的女孩子，在她念中學和師範的時候，書店裏沒有任何像樣的文學作品。毛澤東死後，各種文學作品開始重新出現。她如飢似渴地讀《人民文學》和其他一些能看到的新出版的舊小說。

她非常喜歡我們去她的辦公室討論各種小說。她喜歡聽我講《雙城記》、《紅與黑》、《牛虻》。她更喜歡聽老何講雨果、托爾斯泰的作品。老何讀過許多英國、法國的著名小說，也讀過不少俄國的現實主義作品。趙晉湘從來不知道世界上有這麼多有名的小說，興致勃勃地聽老何講。看得出我們的文化水平是按年齡排列的，不論理工科或文學知識，老何第一，我第二，而趙晉湘卻是最末。

那是個充滿躁動和希望的時期，廣播裏每天都會出現一些在文革中被批判為毒草的抒情歌曲，每天都有「新事物」——其實是五十年代的舊事物，在文革中被批判禁止——出現。倒退和停滯了多年的社會，突然又重新恢復了理性。我的刑期也快滿了，傍晚時分我常與老何在招待所附近散步，我們回憶着這二十年，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九年大躍進，大飢荒，一九六二年復舊，到文化革命，一九七二年的復舊，一九七四年的造反派平反，直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最令我倆激動的是我妹妹楊暉的一封來信，信上告訴我，現在黨內有人主張為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和一九五九年的右傾平反。收到那封信的一整夜，我們倆激動得不能入睡。老何自從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這二十年受盡了凌辱和欺壓。他那夜仔細告訴我一九五七年他被劃為右派的經過。他其實並不是余裕一那種真正的右派。但他單位上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要完成向黨提意見的任務。領導親自動員他向黨提意見，他挖空心思，提了幾點：一、單位黨支部書記總是自稱代表黨組織，有人有與他不同的意見，就說是不服從黨的領導，這是不是霸道作風？二、希特勒當年也提倡國家社會主義，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與他的國家社會主義有甚麼不同？反右運動一開始，每個單位都要完成打右派的指標，當然他也就成了右派。文化革命時，有人發現他開會時在報紙上劃劃寫寫，會後此人去檢查這張報紙，他寫的是「反動」二字，而背面正好有張毛主席像。於是他成為「攻擊毛主席為反動」的反革命分子，加上他有被劃為右派的「前科」，他在一九六九年被判處七年徒刑。我以前從沒聽老何講他的罪名，這次才知道他實際上是沒犯任何事而真正被冤枉的。

一個下午，趙晉湘像隻高興的小鳥一樣蹦到我面前，她告訴我她借到了一套《英語九百句》的教材和唱片，要我去她辦公室聽。進了她的辦公室後，只有我和她，她臉上透着青春的紅暈，有一種誘人的青春氣息和笑靨。我們聽完一張唱片後，趙晉湘說可以將《英語九百句》教材借給我。臨走時她問我：「你怎麼老是跟何敏和在一起呢？你應該與他保持距離，他們老右派與你們文化革命中坐牢的人不一樣呀！」

我心裏大吃一驚。離開她的辦公室後，她這兩句話總是離不開我的腦際，它們傳遞了太多的信息。第一，她對我們這些犯人的背景知道得相當清楚，可能她對我們的檔案比我們自己還知道得多。表面上她對老何相當客氣，但她對他從心底是歧視的。想到她對我的友善，可能也是表面的客氣，她心底裏也可能與我這樣的「反革命」劃清界限，我心裏頓時感到沮喪。我不得不承認，我悄悄愛上了她，我希望看見她，與她在一起，但卻深深地害怕她對我的歧視。我從坐牢以來，從沒有過這種對歧視的恐懼。我知道這是那種可怕的「愛」帶來的。但我回頭一想，一個犯人，怎麼這麼不自量，怎麼可能去愛那壓迫你的人的女兒，愛那歧視你的人們。我尤其不能接受趙晉湘當着我的面歧視老何。我極瞭解這些「老右派」，我愛他們。可悲的是正因為他的文化高於我，我的文化高於趙晉湘，而我們的社會地位卻按相反方向排列，趙晉湘的地位高於我，而我這個所謂文化革命中坐牢的「新反革命」比「老右派」又有稍高的「地位」。我心裏暗暗駡趙晉湘一句「政治白痴」，用這種對她的輕蔑安撫我剛才被愛和對歧視的恐懼弄亂了的心。終於我「真正」相信，我其實根本沒愛過她！當然，我更不可能忘了她，我更注意她的身影和聲音。但是我更經常地與老何在一塊，與他一塊散步，討論政治和數學，我也顯得更高興與他在一塊——讓她去琢磨我們的奇怪的政治頭腦吧，讓她去理解我為甚麼歧視政治歧視吧！

另一件事也使我被這次交談刺傷的心得到一點平衡。三大隊的犯人朋友兩年前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在建新農場機修廠服刑的犯人劉成宇。他文革時是新華印刷廠的造反派，文化革命時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他開的車壓死了三個人。他為此被判刑十年。由於他的判刑完全是因事故，既與政治無關又與故意犯罪無關，所以他被安排在建新農場的機修廠負責管理工廠。他是個非常聰明的經理人材，在他管理下這個廠一兩年內就發展到既修理製造農業機械，也修理汽車。岳陽的國營汽車修理廠也無法與它競爭，人們都愛到這個廠來修車。劉成宇也是個長得十分帥的小伙子，高高的個子，高高的鼻子，一對聰明機靈的眼睛，講話聲音低沉渾厚，是那種特別能打動女人的聲音。他處事精明，但為人卻放蕩不羈，非常隨便。

一天夜裏，我正在自己房裏改學生的作業，突然走進來一個女孩子，(我的門總是開着，因為經常有補習班的學生來問題目)，她問我：「你叫楊曦光吧？」我抬頭一看，感覺眼前一亮，像看見了仙女一般，這是位有着使人震驚的美貌的女孩子，大概只有十八九歲的年紀。她見我點頭後，就在我的床上坐下來，告訴我：「我是劉成宇的女朋友，小劉被他們關到小號子裏去了，他託人帶信出來，要我來找你幫忙。」我忙問發生了甚麼事？這位自稱為建妹子的女孩匆匆向我敍說了她和劉成宇的故事。

建妹子是一個勞改刑滿後就業人員的女兒。她父親是國民黨的一個軍官，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勞改，刑滿後在機械廠就業。建妹子也在機械廠做臨時工，建妹子非常崇拜劉成宇，不但因為他人品出眾，而且因為他來自大城市長沙，而她是個連岳陽都很少有機會去的人。他們有過很多次約會，終於建妹子發現自己懷孕了。劉成宇經常要開車出去試驗修好的車，以及到岳陽去買零配件。他每次出去總是穿着那種破爛得開了花的工作服，衣服上滿是油污，又黑又髒。他利用一次去岳陽的機會，開着車把建妹子送到岳陽的醫院流了產。但是回來後卻被人發覺，於是以私自逃離勞改隊為由關到「小號子」裏去了。場部和機械廠都沒有小號子，劉成宇於是被關在三大隊的小號子裏。幾天後，岳陽法院來人調查他與建妹子的關係，建妹子從來人的口氣，覺得小劉可能被起訴加刑。建妹子邊說，邊抽泣起來，看來她真在為自己的愛人擔憂。我問她：「你真喜歡他嗎？」她重重地點頭。「還沒變？」她邊點頭邊「嗯」一聲，好像怕我誤解了。我告訴她：「只要你在調查時咬定是你自己要和劉成宇好，是你主動，就有可能使小劉加不了刑。」我這樣安慰她，但自己其實沒有一點信心。因為類似事情被判刑的例子多的是。我們中隊有個小伙子父親早死，從小隨母親長大。母親一直沒改嫁，守寡帶大這個孩子。孩子長到十六歲時，母親起了勾引兒子的心，夜裏一絲不掛睡在兒子身旁，終於母子有了很多次「亂倫」。鄰居發現後報告公安局，兒子被逮捕，母親多次去公安局證明，「亂倫」完全是她主動，是她的責任，但兒子還是被以「破壞社會道德風尚罪」判處七年徒刑。這是個在與性有關的法律問題上歧視男人、袒護女人的社會，我其實根本不能肯定小劉會不會被加刑，但我看着這位美麗的淚人兒，只能這樣鼓勵她試一試。

幾天後，我下課從學校回到場部，看到一群婦女圍着一個人在叫駡，走過去一看，被包圍者竟是建妹子。她的美麗的黑髮被人扯散披在肩上。這群婦女看樣子是勞改幹部的太太們。他們大多是農村長得漂亮的婦女。有個婦女向地上吐口痰駡道：「臭不要臉的婊子，自己承認主動去勾引一個臭勞改，你知不知道這有多羞恥！」建妹子一點也不退縮，她輕聲但堅定地回應：「不管你駡甚麼都沒關係，只要劉成宇不認為我是臭婊子。」

我聽了造句話，兩眼一熱，眼淚忍不住流出來。我不忍看下去，馬上朝招待所走。迎面碰到趙晉湘。我並沒看清她的臉色，也不知道她是否看見了受羞辱的建妹子，但在這種場合碰見她，我本能地覺得她是鄙視建妹子的。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原來是兩個敵對營壘的人，我們有絕然相反的感情。

一天後我才知道，由於建妹子堅稱她與劉成宇的性關係完全是她的責任，劉成宇昨天被放出來。沒有經驗的建妹子一聽到消息就去看他，但他倆早已被監視，兩人見面，擁到一塊，就被趕來的勞改幹部抓住，劉成宇被五花大綁又送進了小號子。

這件事使我開始嘲笑自己對趙晉湘有過的「愛」。我終於肯定，其實我並沒有真正愛過這個在與我敵對的陣營中的人。

但是現實卻無情地嘲弄了我。我刑滿離開勞改隊後，卻又發覺，我其實忘不了她，我們又開始了熱烈的通訊，那種「像」情人一樣的通訊。我在信上告訴她我愛她，她在信上也告訴我她從一開始就無意中留意與我有關的每個消息。是的，我敏感到的她對我的好感並不是我的過份敏感，她承認她愛我，為我有幾夜無法入睡。可是她卻引用「流浪者」的故事(那時正是重放一九五○年代出產的電影《流浪者》的時候)，她說「我沒有勇氣做麗達，你知道勞改農場的人會怎麼看待與勞改犯戀愛的人。」我們一直通信了一兩年，她是文革的受惠者，我和我一家是文革的受害者，她在信中總是抱怨不理解人們對毛澤東的批評，她不喜歡北京的民主牆運動，不理解為右派平反。而我卻用很多頁信紙解釋為甚麼右派和右傾的觀點是對的，而毛澤東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的觀點都是錯的。我每次寫完這種信心裏就害怕，如果我告訴她我至今認為造反派反迫害的觀點是對的，在支持造反派這一點上我喜歡毛澤東而不喜歡鄧小平，那她會把我又看成「反革命」嗎？她與我的政治距離太大，她是我第一個不知不覺真正愛上的人，也是政治上與我完全敵對的人，我珍藏着她的信，將之視為這種敵人之間愛情的美感記錄。後來，我很高興地收到她一封信，她居然跑到何敏和家去看他了。他那時已被摘掉了右派、反革命帽子，恢復了名譽，重新當上了工程師(當然也離開了建新農場)。我心中暗暗祝願，但願趙晉湘心底裏面沒有對老何的歧視。她後來又來過信，說她到長沙找過我，但我那時已離開長沙，父親也搬了家，她十分惋惜沒有見到我。

自從離開勞改隊我再未見過她。記得離開農場的那天，接我的妹妹和我一塊在場部汽車站等公共汽車，趙晉湘像是偶然地經過車站，用目光向我打招呼。但當有幹部走過來時，馬上又有意迴避開去，那是我倆最後一次見面。

令人傷心的是，建妹子與劉成宇的愛情比我和趙晉湘的故事要糟糕得多。劉成宇滿刑出獄後回了長沙。他後來沒有被加刑，大概是因為法律制度比以前健全一些了的緣故。建妹子的父親是刑滿強迫就業的人，只有農村戶口，沒有資格移居城市。建妹子也沒有資格移居城市。這種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的身份差別不但一代人內不能逾越，而且子女身份跟隨母親，下一代人也不能逾越。而沒有城市戶口的人永遠得不到糧食、棉花，及其他基本物資的配給。在這種等級身份制的壓力下，劉成宇終於拋棄了建妹子，而與另一位長沙姑娘結了婚。我聽到這個消息時，眼前顯現出建妹子那夜在我床上哭泣的美麗的淚眼，以及她倔強地對那些侮辱她的婦女們說「不管你駡甚麼都沒關係，只要劉成宇不認為我是臭婊子」的神態。

想不到這樣一位美麗的讓眾多男子漢害相思病的人卻沒有得到她為之奮鬥的愛，不是因為政治的衝突，而是因為那個可怕的城市、農村戶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