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楊傑又一次夢到在天津做消防員的兒子楊偉光。天兒熱，楊偉光只穿一條短褲，打了盆水要洗洗，讓楊傑拿毛巾來。楊傑說，「你別涼著」，又想，這人都死了怎麼回來了？他趕緊給兒子的對象打電話。電話還沒通，楊傑就醒了。
他再也睡不著，躺在床上，「覺得特別痛苦」。等到天亮，老婆和女兒都出門了，他一個人坐著，開始哭。
2015年8月12日晚，楊偉光所在的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隊四大隊和一、五大隊作為第一批救援力量趕赴天津港起火現場。他們中的大多數葬身於隨後發生的兩次爆炸中。
「我在保衞天津呢！」別人問他做什麼工作時，18歲的男孩苑旭旭一臉驕傲地說。
楊偉光沒有逃脱「大多數」的命運。2015年11月2日，他的骨灰被接回家鄉──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安葬於蔚縣烈士陵園。
一同長眠於此的是他的12名同僚兼老鄉。在天津爆炸中殉職的99名消防員中，共有13人來自蔚縣。這座距天津300多公里的縣城，多年來默默吞嚥著命運的不公和無望。生活在此的人們──從父輩到子輩──做著逃離圍城的夢，直到一場爆炸撕碎了他們的生活。
環京津貧困帶：無法生長的空殼
楊傑膚黑，精瘦，略長的指甲裏窩藏黑泥，那是平時給別人幹裝修留下的痕跡。他患甲亢多年，眼球突出。
1973年，楊傑生於蔚縣楊莊窠鄉。童年的記憶只有窮。家裏吃不起小米，把麩子、榆樹葉等拌在一起吃。沒有零食，楊傑隨身帶一個鹽塊兒，「上學的路上舔舔」。
這種貧窮像盤旋在河北上空的禿鷲。在河北與首都北京、直轄市天津接壤的6個市裏，有24個國家級貧困縣，貧困人口200多萬，被稱為「環京津貧困帶」。過去30多年，這些地區持續為京津輸送水源和資源。數據顯示，河北省累積超採地下水1500億立方米，相當於一萬五千個西湖。
為保證水源清潔，河北周邊的化工、皮革、造紙、畜牧等產業亦遭到嚴格禁止或限制，很多礦產資源亦配給了京津的企業。
這像是一串畸形的葡萄。多年來，北京和天津在周邊地區的送養下變得愈加圓潤有光澤，與此同時，環京津貧困帶逐漸消瘦、乾癟，變成一粒粒再也無法生長的空殼。
兩極分化的趨勢在楊傑的成長過程中愈演愈烈。1988年，蔚縣農民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是北京居民的1/4。農田的日益貧瘠乾涸、經濟收入的懸殊，催促年輕人紛紛離開家鄉，去大城市打工、紮根。
這一年，年僅15歲的楊傑去北京打工，在友誼賓館施工隊幹些倒垃圾、撿樹葉的活。第二年他轉去磚瓦廠，廠子效益不好，楊傑年齡小，幹不動累活。他在北京找不到適合的工作，只好放棄賺錢的念頭，回家拾起父輩的老本行──種地。
楊傑把出人頭地的指望，留給了下一代。
一度風光的煤礦業：一天能掙十元錢
兒子楊偉光1993年出生，村裏沒有學校，楊傑為了兒子讀書舉家搬到縣城裏。他租了一套三開間的平房，月租300元。
種地賺不到錢，楊傑又在縣裏打了一年多的零工。兜兜轉轉，最後還是不得不下了礦。
「蔚縣就是下窯，祖祖輩輩靠挖煤，」楊傑說。
這片貧瘠的土地藴藏著儲量驚人、質量上乘的煤礦。蔚縣是中國100個重點產煤縣之一，煤田總面積264平方公里，探明儲量將近15億噸，遠景儲量24億噸。2001年，蔚縣證件齊全的煤礦就有178家，不正規的小煤礦更是不計其數。運煤的卡車在每一個礦口排成長長的隊伍，有時要等三天三夜。
楊傑進了一傢私人煤窯。最開始，他的工作是將挖出的煤一鏟子一鏟子運到卡車上。鏟了一段時間煤後，他開始下井，在煤牆上打眼兒、放炮，把煤塊炸下來，再撿進推車送出去。一天工作8小時，「能掙一個大黑臉兒，」當時礦上的人把10元錢叫做「大黑臉」。
這樣的收入，在當時蔚縣的打工階層裏，稱得上體面。儘管礦難不時發生，楊傑一代的蔚縣人，卻很難抵抗下礦的命運。
「怕也沒辦法，你不下去誰給你錢，」楊傑說。
消防員劉治強的父親劉潤文也曾是一名礦工。和劉治強同在第五大隊的苑旭旭，一家人的生活也是依靠父親在礦上開工程車、扒煤渣。
父與子的高風險工種似乎是一脈相承，劉潤文也差點在一場大礦難中死去。
發生透水事故時，劉潤文他們一個班的人正在工作面上。「出水就挺大，」劉潤文趕緊往出口跑，跑幾步，水沒到膝蓋，再跑幾步，水就漲到了胸口。劉潤文「不敢往出跑了，就往回跑」，二十幾個人跑到一塊兒高地上，「裏面就沒有空氣，呼吸不過來」。
劉潤文不記得這種窒息的感覺持續了多久，當濕漉漉的衣服被體温熨燙得重回乾燥時，他們得救了。劉潤文臉色慘白。
這段記憶非常殘破，劉潤文甚至不記得事故的年份。類似的礦難在中國以煤礦為經濟引擎的許多地方不計其數，且鮮少被報道。但有一條新聞吻合劉潤文的描述──2001年8月5日，老虎頭煤礦南留莊礦井發生透水事故，經過緊急排水，20名礦工在井下被困12小時候後生還。
劉潤文不敢再下礦，回家種地。家裏有40畝地，說起來不算少，種上玉米、穀子和土豆，一年收入僅8000元。農閒時，他就騎個三輪車到縣城拉拉活兒。礦難後，有幾個人和劉潤文一樣辭了工，但更多的人選擇了留下，因為「沒別的出路」。
楊傑的礦上也死過幾次人，最多一次死了7個，礦主給每家賠了兩萬塊。「怕也沒辦法，你不下去誰給你錢，」楊傑說。
子輩與圍城：娶媳婦要幾十萬，「根本娶不起」
煤礦曾是蔚縣唯一的靠山。2008年之前，這個縣城接近2/3的財政收入來自煤炭產業。在2009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張家口市環境保護研究所的武曉敏無不憂心地寫道：「全縣除了還有點農業外，工業所佔比少得可憐。照此下去，一旦資源枯竭，城市居民的就業就成為一個非常嚴峻的任務。」
不等資源枯竭，蔚縣的靠山已開始大滑坡。2012年起，全國煤價持續下行，至2015年，煤價已跌至九年前的水平，煤炭企業的虧損面達到九成。小礦倒閉、大礦停產，蔚縣的煤礦從原來的300多家減少至70多家。蔚縣的出租車司機說，就連最大的開灤煤礦也已經好幾個月發不下工資了。
煤礦支撐了父輩們的生活。當子輩們長大時，這個最大的靠山也坍塌了，縣裏年輕人發現，他們被困在了圍城裏。
在加入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隊一大隊之前，李瀟做過很多份工作：初中畢業後，他到北京當過幾年保安；回到蔚縣開出租車；在縣城的小餐館裏做米線。這些工作百無聊賴又前途渺茫，一個月的工資不到3000元。唯一順心的，是談了一個女朋友。
到了談婚論嫁的關鍵時刻，姑娘開出條件──縣城裏的房，再加一輛至少7、8萬的車。
這個貧困縣殘留著煤礦興盛時的消費習慣。在蔚縣並不平整的街道上，現代、豐田、奧迪……身價過10萬的車比比皆是。和張家口市下轄的其他縣城相比，蔚縣的房價也高出不少。房屋交易網站顯示，周邊縣城在每平方米2600至3900元之間，而蔚縣的房屋均價已超過5000元。
「我們沒那個條件，根本娶不起，」李瀟的母親李淑容說。兒子和女朋友因此分手。蔚縣曾孕育出不少一擲千金的煤老闆，但匍匐在井下的礦工們並未嘗到多少經濟上的甜頭。
和縣裏多數同齡女性一樣，李淑容這輩子從未離開過蔚縣。她們的人生重複著這樣的軌跡──讀完小學或初中，到縣城短暫打工，結婚，生子，在家相夫教子。李淑容後來離異，李瀟是獨子。當兒子的離開徹底將她拋入形單影隻的絕望後，李淑容從縣城搬回孃家──蔚縣暖泉鎮西下官莊村。她和舊時的人寒暄，但兩眼是空的，像窟窿。
李淑容喜歡自己成長的村莊，這是她僅有不多的慰藉。村裏乾淨，水泥路面寬闊，她指著幾個有紅色鐵門的院子和牆面貼了白色瓷磚的家，「這家以前是挖煤的，有錢。」
煤炭衰落之際，蔚縣開始用力發展旅遊業。李淑容所在的暖泉鎮有一個建於元朝的暖泉古鎮，縣裏為此把沿途的路和村莊稍稍修葺了一番。
蔚縣並沒有因此重獲新生。事實上，來此地旅遊的人，遠不及政府投資力挽狂瀾時計畫的遊客多。它不可阻擋地頹敗下去。
而此時，李瀟、楊偉光、劉治強們在不遠的天津找到了新希望。
「我在保衞天津呢！」
分手後，李瀟辭掉了米線店的工作，加入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隊。
離開，似乎成為這一代蔚縣人最有志氣的選擇。
他們大多只讀到初中畢業，在蔚縣找不到穩定工作；種地或下煤窯，他們覺得又苦又賺不到錢。這些年輕人像輸送到京津地區的水資源一樣，前僕後繼地到大城市尋找活計。而這些房價高昂的城市，坐擁他們家鄉的資源和工廠之便，卻未能在城市裏給他們留出一片立足之地。他們和父輩一樣缺乏謀生技能，只能匍匐在城市的底層。
在2012年發表的一份針對蔚縣長寧鄉80後農民工的問卷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有四成從事建築業，兩成在服務業，製造業和開採業各一成。
而消防員是一個更新鮮的選擇。
「比在農村強，比下煤窯強，」李淑容說。
李瀟入職的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隊在中國消防系統編制外，由國有企業天津港集團支付薪水。當中的消防員絕大多數是合同工。
一位天津港公安系統內人士曾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隊的消防員，怎麼說呢，有點像農民工那一類吧。這邊需要人了，就招聘。當然，消防員是越年輕越好唄。」
但對蔚縣的年輕人來說，這是一份不錯的工作，一份值得推薦給朋友的工作。
在天津做了四年消防員的薛寧，介紹了自己的鄰居、剛剛退伍14天的楊偉光加入。從小在一起唸書的苑旭旭、劉治強和另一名犧牲消防員董澤鵬，相互介紹著結伴去了天津。
「比在農村強，比下煤窯強，」李淑容說。李瀟的朋友裏，有的在縣城開出租車，有的到河北唐山下煤窯。
消防隊裏伙食挺好，早上有雞蛋有奶，午飯有菜有肉。待遇也不錯。李瀟以前開過出租車，隊長讓他考了個大車駕照，給隊裏開消防車，一個月能掙4、5000元。他每天訓練，身材從之前的微胖變得結實。李瀟自己也挺高興。
苑旭旭的母親王麗英曾希望兒子在消防隊長久幹下去，「畢竟是國家單位，說起來也挺好聽的。孩子也喜歡天津，」王麗英記得，別人問他做什麼工作時，這個18歲的男孩一臉驕傲地說：「我在保衞天津呢！」
劉治強的奶奶至今不能理解，「我都不知道消防員是做啥的，孫子就沒有了。」
楊傑很滿意兒子的工作。兒子在大城市裏留下來了，完成了他那一代未竟的使命。他買過一本以蔚縣風光和特產為插圖的筆記本，打算讓兒子楊偉光送給消防隊裏的大隊長，「讓偉光去學開那個消防車，以後好留在消防隊。」
這些年輕人和家長們並未意識到，中國的消防工作並沒有健全的規範，某種意義上，在火災現場衝鋒陷陣和下煤礦一樣，同樣危機四伏。2015年1月，哈爾濱五名消防員在滅火中犧牲。楊傑打電話給兒子楊偉光，楊偉光說：「那是他們訓練素質不夠。」
如果沒有發生爆炸，劉治強再幹五六天就要回家了。他之前在張家口的中專讀了三年風力發電，計劃分配到河北懷來縣的官廳風力發電場工作。這是當地年輕人能尋得的比較好的工作了，劉潤文為此花費了四五萬元支付兒子的學費和生活費。等分配的這段時間裏，劉治強被朋友叫去天津做消防員。
如果沒有發生爆炸，李瀟會在5天後訂婚。他原本計劃將未婚妻也帶去天津。加入消防隊之後，他又談了一個女朋友，對方不要縣城的房也不要車。婚後媳婦跟著兒子去天津，在隊裏的食堂打掃打掃衞生，一個月也能掙個2000元。
但2015年8月12日凌晨的那場爆炸終結了他們對新生活的種種構想。
劉治強的奶奶至今不能理解，「我都不知道消防員是做啥的，孫子就沒有了。」
230萬與死去的兒子
楊傑保留著兒子楊偉光的房間和每一件東西。每天晚上，他會給兒子鋪床，打一盆洗腳水放在床邊。第二天早晨，再把被子疊起來，水倒掉。
他給兒子買了新的球鞋和T恤，T恤掛在衣櫃門上，鞋擺在床頭。想起兒子生前買了成人高考的教材帶去天津。楊傑又去書店買了套一模一樣的，整齊地碼在小書桌上。
他努力維持著這個沒有兒子的家，「就跟他在的時候一樣。」兒子出事後的一年裏，楊傑的牙幾乎全掉光了，妻子患上抑鬱症，連腰都直不起來。
楊傑窮了一輩子：「一個農民，生活沒有富裕過，一直以錢為中心。」兒子死後，他收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筆錢──撫卹金230萬元。但和其他犧牲消防員的家屬一樣，楊傑覺得這個錢「扎手」，不能花。
當端傳媒記者致電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隊某領導，詢問爆炸後是否有蔚縣的年輕人加入時，對方答道：「多了。」
借錢的親戚卻紛至沓來。「不借，說你為富不仁；借吧，那是什麼錢啊，血債錢。」楊傑定了上限──每個親戚3萬元。
這筆賠償讓他們如坐針氈。「說什麼的都有，」村裏的人在劉潤文背後評論：「看那誰的孩子給他掙了多少錢！」
和大多數直系家屬一樣，劉潤文沒去見兒子最後一面，追悼會由親戚代他去。他後來問親戚，「還有屍體沒？」對方說，「還有，不全了。」
從那以後，劉潤文下農田再也幹不了重活。他也不再關注天津爆炸的後續調查，「那個事情也不是咱們評論的事情，國家會處理。」
烈屬們唯一關心的是在爆炸原址上建立生態公園。爆炸發生後不到一個月，天津官方宣布將在爆炸原址上建立海港生態公園，並設立一塊紀念碑紀念在搶險中犧牲的消防員。他們希望能把孩子的名字刻在碑上，「給孩子留個好名聲」。
一年過去了，生態公園還在建，生活還留在廢墟中。苑旭旭的母親王麗英在夢裏一遍又一遍地找兒子，儘管她從來沒有找到過。李瀟的母親李淑容抱養了一個眼睛明亮的女嬰，取名思思。「思思，思念我的兒子。我要是走了，還有人給他上墳。」
在這個貧窮、絕望的縣城裏，生活是一道死循環。年輕人和下礦的父輩一樣別無選擇，離開仍舊是唯一的出路。
當端傳媒記者致電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隊某領導，詢問爆炸後是否有蔚縣的年輕人加入時，對方答道：「多了。」有消防員透露，僅四中隊就有3個新人來自蔚縣。
王麗英對一件事情非常後悔。她說，不該把苑旭旭的骨灰帶回蔚縣，應該埋在天津。「我兒子就想去外面的大城市裏闖一闖，生前沒有給孩子太好的條件，死了就應該把孩子埋在大城市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