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名殉职消防员的故乡：他就想去大城市闯一闯

6月初，杨杰又一次梦到在天津做消防员的儿子杨伟光。天儿热，杨伟光只穿一条短裤，打了盆水要洗洗，让杨杰拿毛巾来。杨杰说，“你别凉著”，又想，这人都死了怎么回来了？他赶紧给儿子的对象打电话。电话还没通，杨杰就醒了。

他再也睡不著，躺在床上，“觉得特别痛苦”。等到天亮，老婆和女儿都出门了，他一个人坐著，开始哭。

2015年8月12日晚，杨伟光所在的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四大队和一、五大队作为第一批救援力量赶赴天津港起火现场。他们中的大多数葬身于随后发生的两次爆炸中。

“我在保卫天津呢！”别人问他做什么工作时，18岁的男孩苑旭旭一脸骄傲地说。

杨伟光没有逃脱“大多数”的命运。2015年11月2日，他的骨灰被接回家乡──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安葬于蔚县烈士陵园。

一同长眠于此的是他的12名同僚兼老乡。在天津爆炸中殉职的99名消防员中，共有13人来自蔚县。这座距天津300多公里的县城，多年来默默吞咽著命运的不公和无望。生活在此的人们──从父辈到子辈──做著逃离围城的梦，直到一场爆炸撕碎了他们的生活。

环京津贫困带：无法生长的空壳

杨杰肤黑，精瘦，略长的指甲里窝藏黑泥，那是平时给别人干装修留下的痕迹。他患甲亢多年，眼球突出。

1973年，杨杰生于蔚县杨庄窠乡。童年的记忆只有穷。家里吃不起小米，把麸子、榆树叶等拌在一起吃。没有零食，杨杰随身带一个盐块儿，“上学的路上舔舔”。

这种贫穷像盘旋在河北上空的秃鹫。在河北与首都北京、直辖市天津接壤的6个市里，有24个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200多万，被称为“环京津贫困带”。过去30多年，这些地区持续为京津输送水源和资源。数据显示，河北省累积超采地下水1500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万五千个西湖。

为保证水源清洁，河北周边的化工、皮革、造纸、畜牧等产业亦遭到严格禁止或限制，很多矿产资源亦配给了京津的企业。

这像是一串畸形的葡萄。多年来，北京和天津在周边地区的送养下变得愈加圆润有光泽，与此同时，环京津贫困带逐渐消瘦、干瘪，变成一粒粒再也无法生长的空壳。

两极分化的趋势在杨杰的成长过程中愈演愈烈。1988年，蔚县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是北京居民的1/4。农田的日益贫瘠干涸、经济收入的悬殊，催促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去大城市打工、扎根。

这一年，年仅15岁的杨杰去北京打工，在友谊宾馆施工队干些倒垃圾、捡树叶的活。第二年他转去砖瓦厂，厂子效益不好，杨杰年龄小，干不动累活。他在北京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只好放弃赚钱的念头，回家拾起父辈的老本行──种地。

杨杰把出人头地的指望，留给了下一代。

一度风光的煤矿业：一天能挣十元钱

儿子杨伟光1993年出生，村里没有学校，杨杰为了儿子读书举家搬到县城里。他租了一套三开间的平房，月租300元。

种地赚不到钱，杨杰又在县里打了一年多的零工。兜兜转转，最后还是不得不下了矿。

“蔚县就是下窑，祖祖辈辈靠挖煤，”杨杰说。

这片贫瘠的土地蕴藏著储量惊人、质量上乘的煤矿。蔚县是中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煤田总面积264平方公里，探明储量将近15亿吨，远景储量24亿吨。2001年，蔚县证件齐全的煤矿就有178家，不正规的小煤矿更是不计其数。运煤的卡车在每一个矿口排成长长的队伍，有时要等三天三夜。

杨杰进了一家私人煤窑。最开始，他的工作是将挖出的煤一铲子一铲子运到卡车上。铲了一段时间煤后，他开始下井，在煤墙上打眼儿、放炮，把煤块炸下来，再捡进推车送出去。一天工作8小时，“能挣一个大黑脸儿，”当时矿上的人把10元钱叫做“大黑脸”。

这样的收入，在当时蔚县的打工阶层里，称得上体面。尽管矿难不时发生，杨杰一代的蔚县人，却很难抵抗下矿的命运。

“怕也没办法，你不下去谁给你钱，”杨杰说。

消防员刘治强的父亲刘润文也曾是一名矿工。和刘治强同在第五大队的苑旭旭，一家人的生活也是依靠父亲在矿上开工程车、扒煤渣。

父与子的高风险工种似乎是一脉相承，刘润文也差点在一场大矿难中死去。

发生透水事故时，刘润文他们一个班的人正在工作面上。“出水就挺大，”刘润文赶紧往出口跑，跑几步，水没到膝盖，再跑几步，水就涨到了胸口。刘润文“不敢往出跑了，就往回跑”，二十几个人跑到一块儿高地上，“里面就没有空气，呼吸不过来”。

刘润文不记得这种窒息的感觉持续了多久，当湿漉漉的衣服被体温熨烫得重回干燥时，他们得救了。刘润文脸色惨白。

这段记忆非常残破，刘润文甚至不记得事故的年份。类似的矿难在中国以煤矿为经济引擎的许多地方不计其数，且鲜少被报道。但有一条新闻吻合刘润文的描述──2001年8月5日，老虎头煤矿南留庄矿井发生透水事故，经过紧急排水，20名矿工在井下被困12小时候后生还。

刘润文不敢再下矿，回家种地。家里有40亩地，说起来不算少，种上玉米、谷子和土豆，一年收入仅8000元。农闲时，他就骑个三轮车到县城拉拉活儿。矿难后，有几个人和刘润文一样辞了工，但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因为“没别的出路”。

杨杰的矿上也死过几次人，最多一次死了7个，矿主给每家赔了两万块。“怕也没办法，你不下去谁给你钱，”杨杰说。

子辈与围城：娶媳妇要几十万，“根本娶不起”

煤矿曾是蔚县唯一的靠山。2008年之前，这个县城接近2/3的财政收入来自煤炭产业。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张家口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的武晓敏无不忧心地写道：“全县除了还有点农业外，工业所占比少得可怜。照此下去，一旦资源枯竭，城市居民的就业就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任务。”

不等资源枯竭，蔚县的靠山已开始大滑坡。2012年起，全国煤价持续下行，至2015年，煤价已跌至九年前的水平，煤炭企业的亏损面达到九成。小矿倒闭、大矿停产，蔚县的煤矿从原来的300多家减少至70多家。蔚县的出租车司机说，就连最大的开滦煤矿也已经好几个月发不下工资了。

煤矿支撑了父辈们的生活。当子辈们长大时，这个最大的靠山也坍塌了，县里年轻人发现，他们被困在了围城里。

煤矿支撑了父辈们的生活。当子辈们长大时，这个最大的靠山也坍塌了，县里年轻人发现，他们被困在了围城里。

在加入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一大队之前，李潇做过很多份工作：初中毕业后，他到北京当过几年保安；回到蔚县开出租车；在县城的小餐馆里做米线。这些工作百无聊赖又前途渺茫，一个月的工资不到3000元。唯一顺心的，是谈了一个女朋友。

到了谈婚论嫁的关键时刻，姑娘开出条件──县城里的房，再加一辆至少7、8万的车。

这个贫困县残留著煤矿兴盛时的消费习惯。在蔚县并不平整的街道上，现代、丰田、奥迪……身价过10万的车比比皆是。和张家口市下辖的其他县城相比，蔚县的房价也高出不少。房屋交易网站显示，周边县城在每平方米2600至3900元之间，而蔚县的房屋均价已超过5000元。

“我们没那个条件，根本娶不起，”李潇的母亲李淑容说。儿子和女朋友因此分手。蔚县曾孕育出不少一掷千金的煤老板，但匍匐在井下的矿工们并未尝到多少经济上的甜头。

和县里多数同龄女性一样，李淑容这辈子从未离开过蔚县。她们的人生重复著这样的轨迹──读完小学或初中，到县城短暂打工，结婚，生子，在家相夫教子。李淑容后来离异，李潇是独子。当儿子的离开彻底将她抛入形单影只的绝望后，李淑容从县城搬回娘家──蔚县暖泉镇西下官庄村。她和旧时的人寒暄，但两眼是空的，像窟窿。

李淑容喜欢自己成长的村庄，这是她仅有不多的慰藉。村里干净，水泥路面宽阔，她指著几个有红色铁门的院子和墙面贴了白色瓷砖的家，“这家以前是挖煤的，有钱。”

煤炭衰落之际，蔚县开始用力发展旅游业。李淑容所在的暖泉镇有一个建于元朝的暖泉古镇，县里为此把沿途的路和村庄稍稍修葺了一番。

蔚县并没有因此重获新生。事实上，来此地旅游的人，远不及政府投资力挽狂澜时计划的游客多。它不可阻挡地颓败下去。

而此时，李潇、杨伟光、刘治强们在不远的天津找到了新希望。

“我在保卫天津呢！”

分手后，李潇辞掉了米线店的工作，加入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

离开，似乎成为这一代蔚县人最有志气的选择。

他们大多只读到初中毕业，在蔚县找不到稳定工作；种地或下煤窑，他们觉得又苦又赚不到钱。这些年轻人像输送到京津地区的水资源一样，前仆后继地到大城市寻找活计。而这些房价高昂的城市，坐拥他们家乡的资源和工厂之便，却未能在城市里给他们留出一片立足之地。他们和父辈一样缺乏谋生技能，只能匍匐在城市的底层。

在2012年发表的一份针对蔚县长宁乡80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有四成从事建筑业，两成在服务业，制造业和开采业各一成。

而消防员是一个更新鲜的选择。

“比在农村强，比下煤窑强，”李淑容说。

李潇入职的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在中国消防系统编制外，由国有企业天津港集团支付薪水。当中的消防员绝大多数是合同工。

一位天津港公安系统内人士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的消防员，怎么说呢，有点像农民工那一类吧。这边需要人了，就招聘。当然，消防员是越年轻越好呗。”

但对蔚县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一份值得推荐给朋友的工作。

在天津做了四年消防员的薛宁，介绍了自己的邻居、刚刚退伍14天的杨伟光加入。从小在一起念书的苑旭旭、刘治强和另一名牺牲消防员董泽鹏，相互介绍著结伴去了天津。

“比在农村强，比下煤窑强，”李淑容说。李潇的朋友里，有的在县城开出租车，有的到河北唐山下煤窑。

消防队里伙食挺好，早上有鸡蛋有奶，午饭有菜有肉。待遇也不错。李潇以前开过出租车，队长让他考了个大车驾照，给队里开消防车，一个月能挣4、5000元。他每天训练，身材从之前的微胖变得结实。李潇自己也挺高兴。

苑旭旭的母亲王丽英曾希望儿子在消防队长久干下去，“毕竟是国家单位，说起来也挺好听的。孩子也喜欢天津，”王丽英记得，别人问他做什么工作时，这个18岁的男孩一脸骄傲地说：“我在保卫天津呢！”

刘治强的奶奶至今不能理解，“我都不知道消防员是做啥的，孙子就没有了。”

杨杰很满意儿子的工作。儿子在大城市里留下来了，完成了他那一代未竟的使命。他买过一本以蔚县风光和特产为插图的笔记本，打算让儿子杨伟光送给消防队里的大队长，“让伟光去学开那个消防车，以后好留在消防队。”

这些年轻人和家长们并未意识到，中国的消防工作并没有健全的规范，某种意义上，在火灾现场冲锋陷阵和下煤矿一样，同样危机四伏。2015年1月，哈尔滨五名消防员在灭火中牺牲。杨杰打电话给儿子杨伟光，杨伟光说：“那是他们训练素质不够。”

如果没有发生爆炸，刘治强再干五六天就要回家了。他之前在张家口的中专读了三年风力发电，计划分配到河北怀来县的官厅风力发电场工作。这是当地年轻人能寻得的比较好的工作了，刘润文为此花费了四五万元支付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等分配的这段时间里，刘治强被朋友叫去天津做消防员。

如果没有发生爆炸，李潇会在5天后订婚。他原本计划将未婚妻也带去天津。加入消防队之后，他又谈了一个女朋友，对方不要县城的房也不要车。婚后媳妇跟著儿子去天津，在队里的食堂打扫打扫卫生，一个月也能挣个2000元。

但2015年8月12日凌晨的那场爆炸终结了他们对新生活的种种构想。

刘治强的奶奶至今不能理解，“我都不知道消防员是做啥的，孙子就没有了。”

230万与死去的儿子

杨杰保留著儿子杨伟光的房间和每一件东西。每天晚上，他会给儿子铺床，打一盆洗脚水放在床边。第二天早晨，再把被子叠起来，水倒掉。

他给儿子买了新的球鞋和T恤，T恤挂在衣柜门上，鞋摆在床头。想起儿子生前买了成人高考的教材带去天津。杨杰又去书店买了套一模一样的，整齐地码在小书桌上。

他努力维持著这个没有儿子的家，“就跟他在的时候一样。”儿子出事后的一年里，杨杰的牙几乎全掉光了，妻子患上抑郁症，连腰都直不起来。

杨杰穷了一辈子：“一个农民，生活没有富裕过，一直以钱为中心。”儿子死后，他收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笔钱──抚恤金230万元。但和其他牺牲消防员的家属一样，杨杰觉得这个钱“扎手”，不能花。

当端传媒记者致电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某领导，询问爆炸后是否有蔚县的年轻人加入时，对方答道：“多了。”

借钱的亲戚却纷至沓来。“不借，说你为富不仁；借吧，那是什么钱啊，血债钱。”杨杰定了上限──每个亲戚3万元。

这笔赔偿让他们如坐针毡。“说什么的都有，”村里的人在刘润文背后评论：“看那谁的孩子给他挣了多少钱！”

和大多数直系家属一样，刘润文没去见儿子最后一面，追悼会由亲戚代他去。他后来问亲戚，“还有尸体没？”对方说，“还有，不全了。”

从那以后，刘润文下农田再也干不了重活。他也不再关注天津爆炸的后续调查，“那个事情也不是咱们评论的事情，国家会处理。”

烈属们唯一关心的是在爆炸原址上建立生态公园。爆炸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天津官方宣布将在爆炸原址上建立海港生态公园，并设立一块纪念碑纪念在抢险中牺牲的消防员。他们希望能把孩子的名字刻在碑上，“给孩子留个好名声”。

一年过去了，生态公园还在建，生活还留在废墟中。苑旭旭的母亲王丽英在梦里一遍又一遍地找儿子，尽管她从来没有找到过。李潇的母亲李淑容抱养了一个眼睛明亮的女婴，取名思思。“思思，思念我的儿子。我要是走了，还有人给他上坟。”

在这个贫穷、绝望的县城里，生活是一道死循环。年轻人和下矿的父辈一样别无选择，离开仍旧是唯一的出路。

当端传媒记者致电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某领导，询问爆炸后是否有蔚县的年轻人加入时，对方答道：“多了。”有消防员透露，仅四中队就有3个新人来自蔚县。

王丽英对一件事情非常后悔。她说，不该把苑旭旭的骨灰带回蔚县，应该埋在天津。“我儿子就想去外面的大城市里闯一闯，生前没有给孩子太好的条件，死了就应该把孩子埋在大城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