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從2016年8月10日至13日連載4日。系列之一、之三、之四，點擊即可閱讀。
然而張曉卿是誰？
和陳嘉庚、郭鶴年這些東南亞華人圈知名的富商一樣，張曉卿在中港台的知名度和實際影響力不成正比。對華人文化圈的「中心」來說，南洋一向難以進入視野，而張曉卿來自更邊緣的東馬。他的發家軌跡有時局的機運，也能清晰看出個人的努力和侷限。
這也是一代南洋華人參與中國轉型的典型故事。作為第二代華人移民，經歷過二戰、馬來亞及砂勞越獨立，從割膠工人打下一壁江山。張曉卿帶著離散華人的情意結，熱烈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卻也在大國崛起後逐漸力不從心。
詩巫是東馬砂勞越州的第三大城，一個五十年代因伐木業而興旺的小鎮，25萬人口中有七成是華人，以福州人為主流，有小福州之稱。張曉卿是第二代的福州人移民。
砂勞越擁有北婆羅洲豐沛的熱帶森林資源、橡膠、熱帶硬木、油棕等。70到80年代，砂勞越木材出口極盛，位於拉讓江中游的詩巫成了主要集散地，以歐洲及日本市場為主。當時詩巫有十多間木材商，清澈見底的拉讓江逐漸因為伐木後的木屑和木材拖運而黃濁不堪。許多詩巫人因木材致富，張曉卿在1975年創立的常青公司，便是在這個榮景下迅速壯大。
1960年代，砂勞越反對與馬來亞合併的聲浪高漲，再加上1949年中共在大陸建政的影響，許多有左傾思想的華人，便加入當時的北加里曼丹共和國（西馬簡稱之為「砂共」），反對英國主導的馬來西亞計畫。而伐木業在叢林中，必須要和砂共打交道，八十年代初張曉卿就曾和一些木材商人一起，因被控資助共產黨而短暫入獄。
家族和張曉卿有世交，東馬的土地運動者黃孟祚告訴端傳媒記者，張曉卿出獄之後，行為軌跡亦有了微妙的變化，他開始跟砂勞越州首席部長關係十分密切，生意也跟著扶搖直上。他加入SUPP（砂勞越人民聯盟黨），曾在1985年被委任為馬來西亞國會上議員，胞弟張泰卿從政，家族在東馬的政商網絡越來越有影響力。
2007年出版的《亞洲教父：透視香港與東南亞的金權遊戲》，作者Joe Studwell從1998年金融風暴時，許多香港和東南亞大亨依舊屹立不搖的原因探究，發現雖然東南亞區域經濟總產值低於任何一家全球500大企業，但全世界最富有的25個家族有8個來自東南亞，而且多是華人。
Joe Studwell指出，這些南洋華商跨足銀行業、地產業、船運業、糖業、博弈業到伐木業。他們運用當地未成熟政治的灰色地帶，取得土地特許權，開發東南亞豐沛的天然資源，控制能源、原物料、運輸、地產等上游產業，並且壟斷市場取得最大利益。他也分析，這類大亨的家族企業，由於技術能力不足，最終難以對東南亞國家的產業有所貢獻，遇到制度完善的西方企業就會顯出弱點。
張曉卿便是依循著這個傳統的東南亞模式為自己累積起大量財富。
長年為東馬原住民爭取土地權益的黃孟祚分析，由於砂勞越豐富的天然資源，土地特許權正是商業經營的關鍵，因此東馬的政商生態中，土地特許權所帶來的巨大利益，由政府和財團共棲共存。包含常青集團的砂勞越六大財團，常有特許地對原住民習俗地侵權的問題。
根據瑞士非政府組織布魯諾曼瑟基金會（Bruno Manser Fund）於2011年發表的報告指出（Development of global timber tycoons in Sarawak, East Malaysia: History and company profiles），砂勞越州土地面積1200萬公頃，六大伐木集團的特許伐木地面積有372萬公頃，高達三分之一。其中常青集團至少有100萬公頃，張曉卿很可能是砂勞越最有錢的人。
在地方上，張曉卿常常捐助華文中學、支持教會，有慈善家的良好形象；在商業上，他的行事作風則以剽悍聞名。一位在詩巫活躍的商界人士觀察到，張曉卿有種「財務狀況很糟也敢放手一搏」的性格。
正是如此，在1983、84年木材價格低落時，他挺身而過，之後迎來木材產量最大，價格最好的十年，張曉卿的商業王國快速擴張。
知情人士向端傳媒透露，據張曉卿的船運公司統計，90年代極盛時期，常青集團的伐木場每個月有近40艘半千噸的船將山上砍伐的巨木自拉讓江運輸出去，當時單是木材生意至少日進百萬馬幣（約200萬港幣）。2000年後，伐木業因政府放任砍伐而逐漸衰退，常青集團和其他砂勞越財團一樣，透過土地用途變更，將過去的森林特許權的土地改種棕梠樹，生產油棕。
1990年代，他也積極擴展商業版圖到新幾內亞、俄羅斯、紐西蘭等國，如日中天時，新幾內亞國王都前來拜訪。他透過砂州政府拿到中國大連市的鋸木廠生意，觸角延伸到中國。
然而張曉卿不滿足於只是一個富甲東馬的商人。
1987年，馬哈迪政府擬派遣不諳華文的教師擔任華校行政高職，造成華人不滿，也因此引發族群衝突，前強人首相馬哈迪藉口族群矛盾展開「茅草行動」，逮捕許多異議份子，並關掉三間報社。其中一家便是《星洲日報》。《星洲日報》急需資金挹注，時任總編輯劉鑑銓，特意飛到詩巫向張曉卿求助，張曉卿考慮兩天，不顧家族反對，決定買下。1988年4月，《星洲日報》復刊。
這個決定，改變了《星洲日報》的命運，也改變了張曉卿的格局。
《星洲日報》是由新加坡虎標萬金油老闆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於1929年創刊於新加坡，1965年新加坡自馬來亞脱離，《星洲日報》也星馬分家，命運各自流轉。1983年，新加坡版併入馬華殷商陳嘉庚創辦的《南洋商報》，馬來西亞版則在被張曉卿收購後數年，就追上《南洋商報》成為馬華文第一大報，最高發行量曾達到40萬份，在700萬華人人口中，擁有近300萬的讀者群。
一位前星洲集團高層認為，張曉卿當初買下星洲只是一門生意，已退休的星洲靈魂人物，星洲媒體集團董事經理兼集團編務總監劉鑑銓，以及集團總編輯蕭依釗，這兩個專業報人才是編務的關鍵。星洲因為茅草行動受到迫害，因此復刊後著力標榜「正義之上，情在人間」。而後，更在1993年創辦「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鼓勵馬來西亞華人作家的華文創作，也作為連結兩岸三地及馬華作家的平台，台灣的龍應台、余光中，香港的西西，中國的莫言、冰心等知名作家都曾受邀參加。星洲在馬推廣華文文學上一系列的努力，亦為張曉卿打造出不同以往的文化形象，將他從一個霸氣的木業財閥，轉化成一介儒商。
「由於馬來西亞特殊的政治體系，造成族群之間的矛盾和摩擦難以消除，在馬來西亞經營華文媒體存有一定的政治風險，但劉鑑銓與蕭依釗拿捏了很好的平衡。」 這位前星洲高層認為。
人口結構有60%馬來人、25%華人、10%印度人及5%原住民的馬來西亞，族群政治一直是其特殊生態。馬華社群試圖從華文教育、華文報來維護一個中華文化堡壘，和馬來民族主義相抗衡，而馬來政府則一向忌憚華文報，一直到2012年前，馬國內政部都以一年發放一次的出版準證來控制媒體。
張曉卿的生意，需要仰賴與馬來西亞政府的關係。
接受端傳媒採訪的這位星洲前高層認為，在編務上，劉、蕭兩人把握言論市場與政府容忍尺度之間的巧妙平衡，他們亦同時以文化中國的軟性訴求，讓星洲日報成為張曉卿擴展內外影響力的平台。
《星洲日報》在1988年復刊後，僅用三、四年就追上歷史悠久的《南洋商報》成為馬來西亞的華文第一大報，營收一直穩定而可觀，近年受到數碼化的衝擊才下滑。根據2015年馬來西亞發行審計局（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的數字，《星洲日報》目前發行量約36萬份左右，在印尼、柬埔寨等地都有分社，依然是目前東南亞最有影響力的華文報紙。
成功的銷量讓張曉卿掌握了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話語權，也連帶經營了他和馬來西亞執政黨巫統（UMNO）的政治關係。他曾經邀集前強人首相馬哈迪的兒子入股他投資的光纖產業，雖然最後不歡而散，不過許多分析指出，2004年他之所以能收購南洋商報，成功壟斷當地華文報業，和馬哈迪的默許支持有關。
收購星洲讓張曉卿走出東馬詩巫小鎮，從一個砂勞越大材大亨，成為華文報業老闆。而後，他陸續買下《光明日報》、《南洋商報》及其旗下的《中國報》，旗下媒體市佔率高達80%。2001年馬執政聯盟的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商報》，卻置換星洲高層管理而傳出張曉卿是幕後黑手，引發華人社群一波罷寫運動，但阻攔不住因此聲名大噪的張曉卿，由此他才真正進入馬來西亞華人視野，踏入西馬的政經中心．
接近張曉卿的知情人士向端傳媒透露，張曉卿旗下事業龐雜，多半時候他會尊重管理層的意見，但在滿城風雨、許多星洲高層都不贊成收購《南洋商報》時，沒有人可以阻止張曉卿。
在這位接近者看來，張曉卿壟斷媒體不是為了出賣華社利益，他的核心理念是希望是華社團結，集中文化與媒介資源，與西方抗衡。
但媒體壟斷十年後，華語社群的氣氛也悄悄改變。
端傳媒記者在馬採訪時，遇到大部分的人都不願意具名，有些單位因為和《星洲日報》有合作，需要媒體曝光不敢得罪，有的人拒絕受訪。而被星洲「封殺」的黑名單傳言也早在華社流傳。
無論如何，張曉卿在馬來西亞的媒體王國是建立了起來，而且比過去任何一個報業老闆都還要成功。相較於其他報業老闆的低調經營，張曉卿多了一種中華文化情懷的「使命感」。他常投書在自己旗下媒體，並接受旗下媒體的專訪，闡述團結以華人文化對抗西方話語霸權的理念，或直接反駁批評者。
他也複製這個模式到世界各地。他在巴布紐新幾內亞應政府之邀，創辦一個英文報，也將星洲日報從馬來西亞拓展到柬埔寨，泰國等其他東南亞華人圈。自90年代以降長達二十年的時間，張在政治關係、商業生意、媒體輿論之間遊走自如，締造了他旗下王國的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最重要的奠基，是他在1995年收購了香港《明報》。
敬請期待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