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从2016年8月10日至13日连载4日。系列之一、之三、之四，点击即可阅读。
然而张晓卿是谁？
和陈嘉庚、郭鹤年这些东南亚华人圈知名的富商一样，张晓卿在中港台的知名度和实际影响力不成正比。对华人文化圈的“中心”来说，南洋一向难以进入视野，而张晓卿来自更边缘的东马。他的发家轨迹有时局的机运，也能清晰看出个人的努力和局限。
这也是一代南洋华人参与中国转型的典型故事。作为第二代华人移民，经历过二战、马来亚及砂劳越独立，从割胶工人打下一壁江山。张晓卿带著离散华人的情意结，热烈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却也在大国崛起后逐渐力不从心。
诗巫是东马砂劳越州的第三大城，一个五十年代因伐木业而兴旺的小镇，25万人口中有七成是华人，以福州人为主流，有小福州之称。张晓卿是第二代的福州人移民。
砂劳越拥有北婆罗洲丰沛的热带森林资源、橡胶、热带硬木、油棕等。70到80年代，砂劳越木材出口极盛，位于拉让江中游的诗巫成了主要集散地，以欧洲及日本市场为主。当时诗巫有十多间木材商，清澈见底的拉让江逐渐因为伐木后的木屑和木材拖运而黄浊不堪。许多诗巫人因木材致富，张晓卿在1975年创立的常青公司，便是在这个荣景下迅速壮大。
1960年代，砂劳越反对与马来亚合并的声浪高涨，再加上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的影响，许多有左倾思想的华人，便加入当时的北加里曼丹共和国（西马简称之为“砂共”），反对英国主导的马来西亚计划。而伐木业在丛林中，必须要和砂共打交道，八十年代初张晓卿就曾和一些木材商人一起，因被控资助共产党而短暂入狱。
家族和张晓卿有世交，东马的土地运动者黄孟祚告诉端传媒记者，张晓卿出狱之后，行为轨迹亦有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跟砂劳越州首席部长关系十分密切，生意也跟著扶摇直上。他加入SUPP（砂劳越人民联盟党），曾在1985年被委任为马来西亚国会上议员，胞弟张泰卿从政，家族在东马的政商网络越来越有影响力。
2007年出版的《亚洲教父：透视香港与东南亚的金权游戏》，作者Joe Studwell从1998年金融风暴时，许多香港和东南亚大亨依旧屹立不摇的原因探究，发现虽然东南亚区域经济总产值低于任何一家全球500大企业，但全世界最富有的25个家族有8个来自东南亚，而且多是华人。
Joe Studwell指出，这些南洋华商跨足银行业、地产业、船运业、糖业、博弈业到伐木业。他们运用当地未成熟政治的灰色地带，取得土地特许权，开发东南亚丰沛的天然资源，控制能源、原物料、运输、地产等上游产业，并且垄断市场取得最大利益。他也分析，这类大亨的家族企业，由于技术能力不足，最终难以对东南亚国家的产业有所贡献，遇到制度完善的西方企业就会显出弱点。
张晓卿便是依循著这个传统的东南亚模式为自己累积起大量财富。
长年为东马原住民争取土地权益的黄孟祚分析，由于砂劳越丰富的天然资源，土地特许权正是商业经营的关键，因此东马的政商生态中，土地特许权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由政府和财团共栖共存。包含常青集团的砂劳越六大财团，常有特许地对原住民习俗地侵权的问题。
根据瑞士非政府组织布鲁诺曼瑟基金会（Bruno Manser Fund）于2011年发表的报告指出（Development of global timber tycoons in Sarawak, East Malaysia: History and company profiles），砂劳越州土地面积1200万公顷，六大伐木集团的特许伐木地面积有372万公顷，高达三分之一。其中常青集团至少有100万公顷，张晓卿很可能是砂劳越最有钱的人。
在地方上，张晓卿常常捐助华文中学、支持教会，有慈善家的良好形象；在商业上，他的行事作风则以剽悍闻名。一位在诗巫活跃的商界人士观察到，张晓卿有种“财务状况很糟也敢放手一搏”的性格。
正是如此，在1983、84年木材价格低落时，他挺身而过，之后迎来木材产量最大，价格最好的十年，张晓卿的商业王国快速扩张。
知情人士向端传媒透露，据张晓卿的船运公司统计，90年代极盛时期，常青集团的伐木场每个月有近40艘半千吨的船将山上砍伐的巨木自拉让江运输出去，当时单是木材生意至少日进百万马币（约200万港币）。2000年后，伐木业因政府放任砍伐而逐渐衰退，常青集团和其他砂劳越财团一样，透过土地用途变更，将过去的森林特许权的土地改种棕梠树，生产油棕。
1990年代，他也积极扩展商业版图到新几内亚、俄罗斯、纽西兰等国，如日中天时，新几内亚国王都前来拜访。他透过砂州政府拿到中国大连市的锯木厂生意，触角延伸到中国。
然而张晓卿不满足于只是一个富甲东马的商人。
1987年，马哈迪政府拟派遣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校行政高职，造成华人不满，也因此引发族群冲突，前强人首相马哈迪借口族群矛盾展开“茅草行动”，逮捕许多异议份子，并关掉三间报社。其中一家便是《星洲日报》。《星洲日报》急需资金挹注，时任总编辑刘鉴铨，特意飞到诗巫向张晓卿求助，张晓卿考虑两天，不顾家族反对，决定买下。1988年4月，《星洲日报》复刊。
这个决定，改变了《星洲日报》的命运，也改变了张晓卿的格局。
《星洲日报》是由新加坡虎标万金油老板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于1929年创刊于新加坡，1965年新加坡自马来亚脱离，《星洲日报》也星马分家，命运各自流转。1983年，新加坡版并入马华殷商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马来西亚版则在被张晓卿收购后数年，就追上《南洋商报》成为马华文第一大报，最高发行量曾达到40万份，在700万华人人口中，拥有近300万的读者群。
一位前星洲集团高层认为，张晓卿当初买下星洲只是一门生意，已退休的星洲灵魂人物，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以及集团总编辑萧依钊，这两个专业报人才是编务的关键。星洲因为茅草行动受到迫害，因此复刊后著力标榜“正义之上，情在人间”。而后，更在1993年创办“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鼓励马来西亚华人作家的华文创作，也作为连结两岸三地及马华作家的平台，台湾的龙应台、余光中，香港的西西，中国的莫言、冰心等知名作家都曾受邀参加。星洲在马推广华文文学上一系列的努力，亦为张晓卿打造出不同以往的文化形象，将他从一个霸气的木业财阀，转化成一介儒商。
“由于马来西亚特殊的政治体系，造成族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难以消除，在马来西亚经营华文媒体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但刘鉴铨与萧依钊拿捏了很好的平衡。” 这位前星洲高层认为。
人口结构有60%马来人、25%华人、10%印度人及5%原住民的马来西亚，族群政治一直是其特殊生态。马华社群试图从华文教育、华文报来维护一个中华文化堡垒，和马来民族主义相抗衡，而马来政府则一向忌惮华文报，一直到2012年前，马国内政部都以一年发放一次的出版准证来控制媒体。
张晓卿的生意，需要仰赖与马来西亚政府的关系。
接受端传媒采访的这位星洲前高层认为，在编务上，刘、萧两人把握言论市场与政府容忍尺度之间的巧妙平衡，他们亦同时以文化中国的软性诉求，让星洲日报成为张晓卿扩展内外影响力的平台。
《星洲日报》在1988年复刊后，仅用三、四年就追上历史悠久的《南洋商报》成为马来西亚的华文第一大报，营收一直稳定而可观，近年受到数码化的冲击才下滑。根据2015年马来西亚发行审计局（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的数字，《星洲日报》目前发行量约36万份左右，在印尼、柬埔寨等地都有分社，依然是目前东南亚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
成功的销量让张晓卿掌握了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的话语权，也连带经营了他和马来西亚执政党巫统（UMNO）的政治关系。他曾经邀集前强人首相马哈迪的儿子入股他投资的光纤产业，虽然最后不欢而散，不过许多分析指出，2004年他之所以能收购南洋商报，成功垄断当地华文报业，和马哈迪的默许支持有关。
收购星洲让张晓卿走出东马诗巫小镇，从一个砂劳越大材大亨，成为华文报业老板。而后，他陆续买下《光明日报》、《南洋商报》及其旗下的《中国报》，旗下媒体市占率高达80%。2001年马执政联盟的马华公会收购《南洋商报》，却置换星洲高层管理而传出张晓卿是幕后黑手，引发华人社群一波罢写运动，但阻拦不住因此声名大噪的张晓卿，由此他才真正进入马来西亚华人视野，踏入西马的政经中心．
接近张晓卿的知情人士向端传媒透露，张晓卿旗下事业庞杂，多半时候他会尊重管理层的意见，但在满城风雨、许多星洲高层都不赞成收购《南洋商报》时，没有人可以阻止张晓卿。
在这位接近者看来，张晓卿垄断媒体不是为了出卖华社利益，他的核心理念是希望是华社团结，集中文化与媒介资源，与西方抗衡。
但媒体垄断十年后，华语社群的气氛也悄悄改变。
端传媒记者在马采访时，遇到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具名，有些单位因为和《星洲日报》有合作，需要媒体曝光不敢得罪，有的人拒绝受访。而被星洲“封杀”的黑名单传言也早在华社流传。
无论如何，张晓卿在马来西亚的媒体王国是建立了起来，而且比过去任何一个报业老板都还要成功。相较于其他报业老板的低调经营，张晓卿多了一种中华文化情怀的“使命感”。他常投书在自己旗下媒体，并接受旗下媒体的专访，阐述团结以华人文化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理念，或直接反驳批评者。
他也复制这个模式到世界各地。他在巴布纽新几内亚应政府之邀，创办一个英文报，也将星洲日报从马来西亚拓展到柬埔寨，泰国等其他东南亚华人圈。自90年代以降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张在政治关系、商业生意、媒体舆论之间游走自如，缔造了他旗下王国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最重要的奠基，是他在1995年收购了香港《明报》。
敬请期待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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