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榮基1.5萬字親述書店事件：人不是生來被打敗的

拉開窗簾，日光猛然瀉進來。天邊的雲層捲得低低，將鯉魚門一帶，壓成一小塊。天海一色，海面沒見幾艘船隻。優美的海岸線，襯上幾座墨綠色小山，本來一幅大好風光，讓對岸的堆填區破壞了；眼角餘光，山坡像扶撕開的傷口，露出片片泥巴。下面十幾座貨倉、二三幢車廠，將海灣圍成避風塘。幾支躉船吊臂，各自從防風雨的綠帆布艙口伸向天空。毗連旁邊的盡是小船、駁艇。隔著狹窄的水道，泊了幾艘拖網，船舷黑白雙間，臨近黃昏，依然耀眼。

遠望海岸天色，想起那段經歷，斷斷續續，不太真實。

韶關

保釋候審期間，我被安排到圖書館做義工，工作輕鬆，按編號上架，比分科容易。由於是兒童部，學生上課，因而沒多少事做。時常早下班，到附近的咖啡館閒坐，或者在江畔散步；每天，總有太多時間。

小城三江六岸。起程之初，問押解我的專案組員，韶關有多大？二人搖頭，未去過。我大約三十年前，跟團經過采風樓，再去南華寺，住城外，隔天上丹霞山便回程，等於未住過韶關。

抵步當天，問接管我的勞警官，他開著車子，笑而不答，大有來日方長，不妨慢慢逛。

比起單獨囚禁寧波，不准踏出房間半步，只能望天打卦，人在韶關，相對自由得多。在酒店安頓好，當晚看地圖，不甚了了。最後用押解我到當地的史先生給我的手機檢索，才知大概。

整個韶關市，分成三區：曲江、演江和武江。面積大不過九龍。我住的是滇江區，人口只有31萬，不及官塘一半。大抵過去五個月，一直對我提審的專案組，見我表現順從，不擔心我有異動，辦完移交手續，陪我重遊舊地，去了趙丹霞山，三天後返回寧波。

此後星期日、一放假，到圖書館上班，傍晚去派出所報到，變成日常生活。 我後來公開事件，大陸就利用輿論抹黑，明眼人都知道，那是想掩蓋事實。除了幾個同事和我的女友，讓我覺得意外的是，居然有人強迫陳館長上電視。為甚麼說是強迫呢，因為館長私下跟我說，早知道事情原委。那天看他上電視表情十足，不禁替他難過；一個正直的文化人，被迫公開做違反公義的事，必然內心有愧。但願他知道我理解他。

由於我這種保釋犯，算是小兒科，毋須動用到市級單位，於是把我轉到地級派出所，交由周警官看管。韶關地處粵北，也是南方，稍為翻過書的人都知道，中國有南北差異，一般而言北方較南方保守。根據從何而來？看近代史就明白，幾次近代革命在哪裏發生？不就在廣東嗎，這是因為廣東早已跟外國通商，外國人開明的辦事作風，隨經商傳播到此；而所謂革命，說到底，正是新思潮帶動社會改革。這就不難理解，南方一向較北方開明。

周警官何止開明，我有時覺得，他比我更世故。除第一次在派出所辦手續，他穿著警服，以後見面，都是普通衣裝。如果不知道他的背景，跟他接觸，是無法覺察他是當差的。那天他坐在巨大的柚木辦公桌後，跟押解我的人互簽文件，到我劃押時，多次打量我，神色嚴厲。我不覺暗暗叫苦，眼前分明是個惡吏，不要說平時避之則吉，如果是朋友，也是少交為妙。可我卻要留下跟他相處。當我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他們談完正事，握手送客，關上房門，回頭笑了笑，態度卻友善起來。

返回桌子，他拿出保釋文件，向我重申，必須遵守所有條文，如違反任何一項，會立刻取消。

接著檢查手機、看我住的房間。

周警官前後兩種態度，讓我有點意外。開始是每天到派出所報到，周警官就摘事記下，然後問話。下班有沒有遇見甚麼人？有沒有向人透露住址？接過來歷不明的電話嗎？有沒有向傳媒──特別是香港傳媒談過情況？諸如此類。我當然照實回答，如讓他發現虛報，等於違反保釋承諾，會將我收監。周警官負責社區工作，近似香港警民關係，經常外出，每天回派出所問話，太花時間，於是改在酒店大堂。這樣不久，他有時沒空，乾脆電話聯絡，做些筆記，如此了事。又不久，他看管我愈來愈鬆，到後來見我放假，有點無所事事，著我跟他去探訪民居，甚至看他的朋友。

由於常常見面，一同外出，周警官跟我無所不談，惟對的我案件，卻鮮有提及。只在語言間聽出他非常了解，對我所謂的犯罪行為，看得很輕。又不是殺人放火，不過幫人打工，寄幾本書，算得了甚麼？他私下表示過。周警官臉肉橫生，粗眉角眼，有點哨牙，生就一副惡相。後來看慣了，原來兩碼事。當他默不作聲，若有所思的時候，甚至顯得有點笨拙。我開始時給騙過，觀察他怎樣跟人打交道，才漸漸明白，周警官原來是個隨和的人。沒幾星期，專案組的人又來，約略找我問話，周警官坐在那張柚木桌後，不苟言笑，有時講幾句我的表現。晚上周警官請他們吃飯，我不便在場。至於他們密斟甚麼，周警官沒說，大約是商量處置一隻圈養的羊。

把我圈養在韶關時，他們千不該萬不該，居然給我手機，真是一把兩刃刀。為了監控，他們交我一部小米，要求待機，隨時追蹤。這是一個不小疏忽。囚禁寧波時，是十一月份，由於我分居的妻子報案，傳媒已查探到一家小書店四人失蹤，公開了事件，不獨全港嘩然，也引起外國傳媒關注，連篇累幅報導：大陸政府涉嫌破壞一國兩制。為了平息事件，他們漏夜要我報平安。提審我的史先生是寧波人，不會廣東話，先把我要說的話，用廣東話寫在紙上，後來不放心，找個曉廣東話的刑警在旁監聽，怕我透露關押地點。那時候我處於隔絕狀態，對香港發生的事惘然無知。

意外獲得手機，我約略瀏覽韶關地圖，就拼命查看相關報導。當我清晨五六點，站在濠景酒店三樓8315房窗口，天色初明，透過那棵巨大的樟樹枝葉間，看著疏落的汽車從環形天橋底穿過，開始尋思得到的訊息。儘管那些全是黨報黨媒的報導，但從中國外交部幾段簡單反駁美國國務院、歐洲議會的外電聲明中，我知道事情鬧大了。

然而有許多細節仍不太明白。怎麼張志平、呂波和李波都被關押起來呢？在寧波時，那個姓史的讓我看過桂民海的資料，說他十三年前，因為醉駕撞死一個女大學生，後來用假證通過泰緬邊境棄保潛逃，目前已關押起來，等著追究判刑。姓史的要求我寫一份對桂民海的感受，想看我的取態；如果態度正確，對日後判刑有點幫助。我當然大感意外，原來我的老闆在大陸有刑事在身。醉駕撞死人、棄保潛逃，不要說大陸，在世界任何一個文明社會，也是該譴責的。當我把幾百字感想交出，姓史的又給我一篇文章，那是內地一個記者舊文，批判桂民海身為一個中國公民，如何犯了事卻不肯承擔責任，最後一走了之。但我細讀內文，反而疑竇頓生，裏面說桂民海保釋被判緩刑，於理不合。一個被判緩刑的人，怎麼可能棄保潛逃呢？反正不用坐牢，最多賠償了事。只有笨蛋才逃跑。該文顯然是事後寫的。在桂民海出走後，內地法院才宣判他緩刑，好讓人覺得，連緩刑都不肯，桂民海應該千刀萬剮。姓史的多此一舉，讓我覺得事件真假難辨，但那篇文章，分明做假。

大有千頭萬緒，理不出個所以然。在寧波被提審二個月後，即2016年初，他們才出示具文檢控我，在香港通過郵寄大量圖書，觸犯了中國法律，罪名是《違法經營書籍銷售》。先不說我是打工，只屬從犯，書籍在香港進行交易，本來就合法，所謂違法經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這條罪行缺乏法理依據。何況郵寄的是我，把我捉將審查好了。如果說呂波和李波由於是股東，算是主犯，那張志平呢，他不過是打工，沒有理由把他也關押起來的。這不等於有個香港老闆，說過反對中國政府的言論，不但把那個老闆，甚至連打工，等他們進入中國大陸，一併扣押起來，告以煽動宣傳叛亂罪同樣荒謬嗎？又或曰，書店曾經通過網絡郵購，在大陸網銀進行過交易，等同在內地經營。且不爭拗大陸法例有沒有這條文判定，即便有，大陸也可以派法人到香港，通過司法程序，進行控告，怎麼可以不聲不響，像黑社會那樣，待書店的打工和股東，先後進入中國境內，突然統統扣上手銬、矇著眼押解到寧波的呢？

在韶關三個月，我始終搞不清楚大陸關押我們，怎麼又會牽涉到破壞一國兩制？當時我還不知道李波是在十二月底被脅迫上大陸，不像我們三人過關押走。我試圖從那些黨媒的報導中，尋找一些蛛絲馬跡，可始終窺探不出究竟。就在三月底，我被押解到韶關前三天，突然轉送到深圳的麒麟山莊，跟他們見面。在豐盛的晚宴上，我們談及寧波監視居住的情況。那時我才知道，張志平和呂波關押三個月後，已獲保釋，二人分別到過東莞和東北。再過幾天，他們還可以回香港，辦完私事再返大陸。李波當時言笑晏晏，說是自願回來執手尾，對於發生這樣的事，很抱歉。為了表示誠意，他拿給每人十萬元作為補償。到第三天一早，我被關押五個月後，又從深圳押到韶關，開始了保釋候審生活。

周警官愛散步行山，我也一樣。有一次在他家樓下起步，沿北江去百旺大橋，快到那裏的近水樓台，我問他，為甚麼寄書這件小事，會搞成國際事件的？周警官像聽不見，指著堤外說，你看，昨天江西下大雨，今天北江發大水了。我看著翻滾的濁浪，明白他不想談。

周警官對我夠好的了，沒將我當罪犯，像朋友一樣看待。他同情我的處境，但他不想牽涉進去。過幾年他退休了。他有老婆和待嫁的女兒。他想安享晚年。他生在這種體制下，就要按這種體制生活。勿再說了，好不好？我們保持步速，周警官不發一言。但我聽見他的心底話。

四月一天深夜，有人拍門，覺得奇怪，我在韶關沒有朋友，除了周警官。要不是勞警官？他偶然來看我，但他跟周警官一樣，都住武江。有甚麼急事？停下音樂去開門，兩個小姐站門外。前面的稍矮，樣貌不怎樣，另一個有點姿色，跟我差不多高。兩人默不作聲。目光朝陌生的臉孔上游移，我忽然明白過來。搞錯了，我說，要關門。然而門邊被人用腳頂住。甚麼？前面那個問。原來不曉廣東話。搞錯了，我再說一遍。她們看著我，沒打算離開。我約略看門邊，向她示意，最後她明白了，我隨即關門。

回到香港後，當我在立法會休息室小憩，陪我的何俊仁收到whatsapp，打開看，然後說，還沒見記者，抹黑先來了。我看看，門外像舊居，裏面的女人聲，聽得出是前妻。我記起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恐怖，假使我當時亂搞，被拍下過程，現在有人拿出來公開，豈不是成了我的人格罪證？這種艷遇看來刻意安排，那些人都防著我，處處留一手。

到了五月，專案組的人又來，這次除了觀察、同時通知我，北京批准我回港探親，但要把書店的電腦取回來。我大惑不解。上面只有讀者訂書資料。你們不是有軟件複印嗎？我被囚禁寧波時，專案組的人打開過，要我指認一些人。當時我非常詫異，怎麼他們都弄到手？是有人偷偷溜進書店盜取，還是找誰幫忙？我後來知道是李波，正是提審我這個史先生說的。接著他跟我解釋，用軟件複印本做呈堂證物不太可靠，書是你寄的，資料是你打上去的，由你帶硬件過來舉證，最靠得住。我被囚禁五個多月，又被迫留在韶關兩個月，待到六月起程，足足離開香港八個月。我掛念我的親人，我的老師。老師年老多病，快死了。我非得回去不可。

到了六月，專案組的人又來，這次換了人。原來史先生的副手不見了，來的是更高級別。史先生說是陳處長。他坐在梳化椅上，中間隔著茶几，看了我一眼，沒怎樣作聲。周警官泡完茶。請慢用，陳處長。周警官看看我，離開房間。是這樣的，姓史的先開口，坐另一邊，帶著謹慎。去香港本來兩日，我們考慮過，你不宜留得太久，現在改為一日。他停一下，看看處長，那邊沒指示，於是又說，你看看怎樣？當時不是說好兩日嗎？我問，覺得毫無道理。現在改了，史先生看著我。我看那個處長。你也考慮一下。他說，然後喝茶。

深圳

快到廣州站，幾個乘客預備下車。我看一下錶，大概10點到深圳北，中午可以過關了。隔著走道，他們坐另一邊。後面有人站起來，伸手取行李，姓史的稍稍欠身，回頭看了看。處長握著椅背，朝車窗外望。我靠回椅子，閤上眼，看了一會兒書，有些眼倦。隨後高鐵緩緩起動。人在黑暗中，跟著輕微搖晃，感覺像上次那樣，如果被帶上手銬，同樣矇著眼，只是方向相反......。

2015年10月24日我被十幾個人從關口押走，帶到深圳一個派出所，待到夜晚，兩個人進來盤問。你就是林榮基？隔著犯人欄，一個坐下來問。另一個很面善，我忘記在哪裏見過。他就是那個姓林的，面善的說，沒坐下。你知道你犯了甚麼事嗎？坐著的問。我搖頭，只能坐著，因為被鎖在犯人椅。是他了，那個面善的笑著，有點興奮，像捕獲了獵物。然後我認出他。幾年前我帶書過關，打算幫讀者寄，結果被發現了。那次扣留了六個多小時。詰問的是個北方人，五十出頭，廣東話說得地道，表示是國安局，說自己姓李。這個面善的後生，當時也自稱姓李，是當記錄的。問話三小時後，北方人查出我確實是小書商，不過幫人代寄書，沒別的企圖，於是離開房間，安排放人。兩個人待著，然後談起話來。沒想幾年後又踫面。

你升官了，我以為他認得我，可以證明我不過是賣書的，有點高興，覺得很快會離開。原來不然。我的話惹惱了他。他猛然拍枱就罵，你知道你現在是甚麼身份嗎？你搞寄書這種事，意圖推翻中國政府，我們是中央專案組的，我們就是向你這種香港人專政。我大為詫異，有些不大相信。我知道中央專案組是文革工具，用來對付階級敵人，好多人就是被它整死的。

我覺察事態嚴重，但同時有點糊塗，想他再說一遍，以確定一下。可是他似乎意識到漏了口風，餘怒未消，只是瞪著我。旁邊那個打開筆記本，年紀也不大，三十出頭，示意同僚坐下，開始審問。

寧波

2015年10月25日夜晚，被扣手銬矇眼戴上鴨舌帽，坐十多小時動車後，我被帶離車站，轉移到一架七人車，大概也坐後座。這之前在深圳關口，以至監視居住期間，多次被帶到另一個地點拍視頻，就是坐這種車子，夾在二人之間。經過約45分鐘車程，路有些顛簸，我被扶上一幢建築物二樓，進入房間。有人解開手銬眼罩除帽。我還沒看清楚環境，押解的人先要我去角落，那裏有塊六呎高半透明屏風，用作蹲廁間隔，然後脫光衣服，大字蹲下接受檢查。跟著換上橙色囚衣、水泥色綿布運動褲。我犯了甚麼事？矇眼上動車之前，我的眼鏡被取走，猛然的燈光讓我只能瞇著眼，我再一次問，依然没回答。

早上七點半被叫醒，梳洗完待到八點，然後吃早餐。那是碎成芝麻狀的粟米粥、一個饅頭和煎蛋酸菜等。當我預備吃時，站在屏風下的看守走近，生怕我有別的動作。我一邊吃，一邊仔細觀察四周。前晚我在深圳被鎖在鐵椅上，審問完無法睡；在動車上雖然被矇眼，但我一直強起精神，留意停站。我全程焦慮不安，迫切想知道押到哪裏去。昨晚我太累了，當他們指著一張床，示意我可以躺下，我倒頭便睡去。一挨我吃完，看守立即把塑膠餐盒和膠匙取走，交給門口另一個看守；那個坐門口的，抱著雙臂始終盯著我。

我知道稍後有人問話，趁這段空檔，我嘗試理清思路，搞清楚狀況。不過一天時間，我就被人押到千里之外。我拿起給我穿的塑膠拖鞋，看看鞋底，上面印著生產地：寧波。我確信是被關到這個地方，因為昨晚下動車的時候，我偷偷地抬頭從眼罩邊看，瞥見亮著的寧波站牌，而前一個是雁蕩山。這裏是寧波嗎？我拿著拖鞋讓看守看，兩個人還年輕，看起來稚氣未消，還沒有被訓練成憤青。然而就像我多次追問，究竟犯了甚麼事，同樣無回答。我回頭看，後面那個也光盯著我。這時，有兩個人進來。

我站起來，隔著兩張併起來的格子距離，他們先是站著，等後面的看守離開，讓前面那個取來椅子，才先後坐下。那個高個子審視我一會兒，回頭確定看守走了，才坐下，打開帶來的手提電腦，另一個打開筆記本。也是先問姓名、香港住址、工作、職位、書店為甚麼頂讓給巨流等等，跟深圳審問的差不多。然後就問寄書的事，從甚麼時開始寄，寄的是甚麼書，寄了多少，通過何種方法寄，等等。我如實作答，他就用電腦記綠下來，一直臉無表情。那時我又試著問，我犯了甚麼罪行？高個子打字，沒表示。我看另一個，他靠著椅背，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彷彿我大難臨頭，居然還不知道。然後那個高個子交我一張紙，要求簽字。上面列了兩個條款：一是答允自願放棄通知家人，另外就是自願放棄聘請律師。

這樣持續問話，從十一月每星期四五次，到年底變成二三次，他們問起書店的同事來。呂波、李波和張志平，你們是怎樣認識的？我一五一十回答，高個子又問我有沒有呂波的手機號。三人中我跟呂波比較熟稔，我們不但先後在田園書屋工作過，我還跟呂波的媽媽在田園共事過。我離開田園不久，他的媽媽有一天在睡眠中遽然去世，作為同事，我當然要去送行。可以說我跟呂波交誼比較深。我記得被沒收的銀包中，有一張名片上記下他的手機號。他這樣一問，我倒以為呂波沒事，仍然在香港，我反而有些擔心起他仍在東北的太太來。我當時確實很天真，只要我詐作不知，名片上的手機號並沒寫上他的名字，呂波會沒事的。

真的不知道？我搖頭。我後來才知道，他們故弄玄虛，呂波其實比我更早關押起來。他們不過試探我是否老實。高個子最後對我笑了笑，我一直不解其意。

看守我的年輕人，每天二人一組，分六組每次兩小時，全日輪流監視。由於天天見面，有兩三個還不怎樣，願意跟我談些話。其中一個後生是當地人，生得相貌堂堂。有一次趁我梳洗，他拿著綁住繩子的牙刷，蹲下來悄聲說，隔壁有個人很高大，好像是你的同事。這之前我請他幫我留意過，他當時輕輕點頭，沒敢多說，因為不足三百呎房間，布置了三個監視器。我停下漱口，才開始明白，那個提審員離開時，對我笑了笑，原來呂波也關押了，他知道我說謊。後來也是這個後生，幫我一個大忙。你的女朋友是不是湖南人，很喜歡吃乾媽醬（辣椒醬）？她有沒有哭？我立刻問，她非常膽小，這次累她受苦了。他約略點頭。再幫我一個忙我小聲求他，叫她不要哭，我就在她附近。然而他這次向我使眼色，有人在視頻看著呢，他幫不了這個忙。

短短三個多月，孤立無援，我不曉得是在這種了無終止的審問下，還是在沒有罪名的、遙遙無期的關押中，開始想到了自殺。每當我仔細察看，四面牆壁都用軟墊包住，試圖撞斷頸骨顯然不行。上吊呢，樓底有近二十呎高，根本沒法把褲子扭成繩子掛上去。而那幅伸手不及的偌大的玻璃窗，本來有道鐵欄柵，卻被鐵絲網封掉，徒手掰不開。至於那個裝得高高的花灑頭，呈弧形狀，掛不上任何東西。整個房間布置，讓人越看越恐懼。因為很明顯，過去有人被單獨囚禁，長期隔絕，最後精神崩潰，曾經了斷過。這種種措拖，正是防止人自殺。我那時大概就處於這種狀態，萌生了死念。對於死本身，我自覺不太害怕，反正人不免一死，我怕的是對死亡的恐懼。我忽然好像體會到，一個人尋死的內心感覺。

無法自殺，只好繼續承受失去自由的痛苦。然後又是不斷提審，直到2015年底，有一天，高個子打開電腦，讓我看上面的郵寄記錄。我暗吃一驚，但還是裝作鎮定，按他提出的問題，逐一解答。

這個人住新疆，為甚麼寄過幾包書又找廣東人轉寄？那是先前郵寄被當地海關沒收了。我教他如果廣東有朋友，先寄那裏再轉寄，大多收到。為甚麼要先寄廣東呢？

因為廣東易寄，可能是進出口迭繁，只是幾包小書，海關忙不過來，不太為意。全國各省各市，怎樣寄書容易收到你都清楚？

我點頭。

你為甚麼這樣清楚？

寄多了，自然有經驗。

上邊這些摘要，就是要注意的事項？我更靠近看，沒有眼鏡，屏幕上的字比紙字更難看。那是某些省份平郵和快遞的郵寄方法。其中一項註明，如寄杭州，平郵掛號多數沒收，因為平郵書籍會轉到上海，幾乎所書籍到上海關口多數充公。如通過郵局快遞，會轉到溫州海關抽查。而溫州就像廣東一樣，進出口繁忙，快遞更易收到。我再次點頭。看著屏幕，同時暗忖，讀者的訂書資料，他們是怎樣得到的？莫非是拿了我的鎖匙，派人到書店盜取──他們不是膽大妄為到跨境執法吧？

大約接觸多了，高個子曉得我寄書似乎沒別的企圖，而他也喜歡看書，有時當著副手，仍不嫌避忌。港台有哪本書最值看？他問。《黃禍》吧，我不加思索，也是禁書。書說甚麼？他有點興趣。我約略介紹，那是一本中國政治預言小說，寫得很有味道，也是目前中文世界預言小說中，寫得最好的一本。即是非看不可？他笑著問，旁邊副手陪笑。然後他就關了電腦，預備離開。可不可以幫我換些書，我問。他看看旁邊幾本書，那是之前借我的。他知道我悶得發慌，尤其一個人處於了無期限的審問、了無期限的囚禁中，沒有別的寄托，是會胡思亂想，甚至會發瘋的。

過幾天吧，他看看我，拿起電腦，轉身離開。

平心而論，提審我的高個子──他後來自稱姓史──對我不算嚴厲，不像在深圳拍枱罵的憤青。那時我仍搞不清楚，到底姓史的是不是寧波刑警，抑或是中央專案組。對於自己的身份，他始終諱莫如深。過了幾天，姓史的又走來。我以為有書看，有些高興。然而他只帶著手提電腦，臉色有點陰沉，同他的副手一樣。像慣常等看守離開後，他打開電腦，副手拿出一份文件要我看。那是控告我《違法經營書籍銷售》的認罪書。抬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下項列了些年月日。我抬起頭，副手要我簽名，就像被囚禁寧波當日，被要求簽放棄條款。我想，既然上次簽了，這次不能不簽。儘管我知道這也是違法辦案。

很好，姓史的見我簽了，臉色稍稍寬容。接著他就把電腦打開，讓我指認一些人。我俯身看屏幕，是讀者郵寄資料。有些是通過電郵下單，未見過，有些是到店購書代寄。這個是甚麼人，你知道嗎？我看著游標上的名字，跟他說，都是些普通讀者，我不曉得他們的背景。然後又掠幾個，看我是否熟識。我一直搖頭，他知道我配合，我唯一說過的謊話，是呂波的手機號，這個他分明理解。

沒過幾天，要我寫悔過書，我本來沒犯罪，不知道怎樣寫。唯有這樣開頭：因為我犯了罪，現向中國政府誠心悔過……。好不易東拉西扯，填滿一張 A4 紙。隔天副手來取，大約交給姓史的過目。我以為敷衍過去，走到窗下，又去望天。從這一邊，可以看見對面大樓。有時我藉故解手，走上蹲廁台階，跪腳察看外面。我數過大樓有二十面大窗，五層高，很可能跟這幢一樣。右邊還有幾幢。如果沒有霧，可以望見幾個山頭。後來我被安排拍視頻，移到走道另一間房，看到背面的大樓旁邊也是小山。估算我關押的地方，三面環山，早晚有霧，該是個地盤。加上那段時期，我被矇眼坐車出去拍視頻，都是從右後邊來回，等於只有一個出入口，因而更加肯定。後來香港新聞報導，說關押我們的是寧波慈溪看守所，從照片上看，似乎搞錯了，至少那地方不像地盤。再加上我曾偷看過大門口，只有一個電動大閘，完全沒有標示的。

一天姓史的進來，把悔過書放枱上，疊住幾張A4紙。他要求我重寫。我覺得很困惑，不知怎樣寫才能使他滿意。隔著兩張枱，他又打量起我來；每次提審，我有時答覆得可疑，就會用這種神情看我。他身材高大，如果稍為健碩，可能比呂波更魁梧。每次面對他，我不得不抬著頭。他的樣貌極容易辨認，尤其是鼻子，跟香港的陶傑有點似。顴骨不算大，因而顯得臉頰有點瘦。一頭短髮下，眼睛很善觀察人。我無法捉摸他的要求，到底他想我怎樣懺悔呢？強迫一個無罪的人寫悔過書，等於叫一個清白的人虛構案情同樣可笑。我跟他對看。後來也許理解我，也許想把事情早早辦妥，他收回視線，想了想，最終坐下來，拿過紙，寫下五六個要點，算是教我寫，表示明天要交。

一到二月間，我簽了認罪書和悔過書。當時以為案件差不多，所有程序都辦完，只等上法院判刑。姓史的交我一件案例，好讓我參考。2011年有個東北人，亦是犯了《違法經營書籍銷售》罪，金額三十多萬元，最後獲刑五年。他跟我說，如果中國政府追究我從2014年頂讓後的刑責，由於郵寄書款不大，只有十幾萬，很可能判刑兩年。我當時已經認命，知道上法院是走過場，大陸所謂法院只負責判刑，因為所有疑犯提審完，已定為罪犯，請律師不過是求情。沒料到事情原來不簡單。

往後他拿了些書問我，第一次約八九本，全是巨流出版物。你為甚麼向人推薦這本書？在過道另一間房，當天預備拍視頻。那是《習近平內部講話》。我跟他解釋，因為這本比較可靠。

為甚麼？那這些都不可靠嗎？他拿起其他書。我說這本書主要轉載習近平提出怎樣以意識形態管治，七不講內容有關普世價值、三權分立等，史先生你沒看過嗎？我隨便問，覺得有些奇怪，這書在大陸不易看到，一個喜歡看書的人，往往比一般人好奇，何況是禁書。姓史的看著我，沒說話。他大抵認為這類政治八卦書，全都做假，即大陸所說不「靠譜」，不值一瞧。我見他沒表示，於是接著話，七不講的內容其實兩年前網上瘋傳過，北京有個前女記者叫高瑜，當時轉發給《明鏡雜誌》刊登，後來作為罪證，被控告涉嫌洩露國家機密罪，被北京法院判刑六年。這就證明是裏面說的是真的？他這時問，還是不相信。當然不能簡單證明是真的，但中國官方卻從未否認一這時我看見後面的攝影師向我打手勢，要坐好，他預備拍了。

那時候已拍過些視頻，前幾次所謂的認罪，都是根據他們給我的劇本照本宣科。姓史的兼作導演。最奇特的有一次，當我被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車程大概半小時，在停車場下車，因為要上落樓梯，他們可能嫌麻煩，過早地幫我解開眼罩，讓我可以自己行。就在落到底層時，經過通道，一個女警迎面走過，肩上的警徽是寧波公安局。當我像上次那樣，走進同一間房，坐上犯人椅，預備拍攝的時候，那女警換了便服，也進來坐在牆邊。方小姐嗎？姓史的坐在狀似法庭的審問座，女警點頭，他打開案頭文件，約略核對一下，就又說，方女士坐著就好對方點頭。他的副手打開背後的攝影機，然後二人並排而坐。隨後一問一答，就按照事先排練好，依次進行。錄影完後，我有些好奇，問姓史的，剛才那位女士坐著做甚麼？他一邊忙著收拾攝影器材，一邊說，那是證人。我不禁詫異，剛才那個分明是女警，跟我的案件毫不相涉，而所謂的證人，就這樣隨便找？他們一直違法辦案不說，居然兒戲到這個地步，真叫人難以置信。

後來發生的事，卻不禁讓我擔心。為了申請保釋，後來拍了一個視頻，連同那篇悔過書一併交給北京，我當時正等消息，不想姓史的一天說，上面不滿意。那怎麼辦？我憂心忡忡，如果不批准，我可能過年要入獄。沒幾天聽到另一個消息，北京會派人來，說是觀察我。我當下覺得不妙。一下午，兩個人進來，我正在蹲廁旁邊洗衣，只好急急出來，返回坐位。等他們坐下，我正預備坐，其中一個突然拍枱，表示不許坐。我吃了一驚，只好立著。另一個開口說，你知道我們是甚麼人嗎？我搖搖頭，驚惶未定。接著另一個又拍枱，我們是北京專案組的，你出這種書，誣毀我們國家領導人，你這種人十惡不赦，我們可以把你專政十年二十年，甚至專政到死，香港是無人知道的，甚至像蟲子一樣把你掐死。這種突然其來的謾罵，我被鬧懼了，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眼光光地任由他們輪番咒罵。這樣謾罵了不知多久，我一直立著，後來兩個看守走進來，我才發現他們離開了；很明顯，保釋無望。

再拍過吧，悔過書亦要重寫，姓史的後來說。重新拍了，悔過書又重寫，再交上去。那時候快過年，姓史的知道我擔憂到夜不成眠，大概想幫我，釋出了善意。我搞不清是因為意氣相投，還是別的原因，我明白他提審我，是按上級命令，而他有點同情我，想我得到保釋。甚至後來跟我表示，可以為我寫求情信，做擔保人，只要我日後必須配合。那時我只好相信，因為我確實別無選擇。很奇怪，幾天後姓史的走來說，上面批准了。現在我們是綑綁一起了，倘若保釋後，你棄保潛逃，我會被你害死的。我放下心來，鬆了一口氣。對於史先生的幫助，我當然衷心感激，並且答應他，以後必定跟他配合。但現在回想起來，事情有點蹺蹊，以我對史先生的觀察，我仍然相信他，只是作為一枚棋子，做成他跟我綑綁起來的事情，看來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我這樣說並非毫無根據，為甚麼北京突然派人對我謾罵一通？眼看保釋無期，有人知道史先生會仗義出手，那個人很可能是他的上司。他了解史先生，而史先生作為既是刑警也是個讀書人，讀書人有頭巾氣也就同時有同情心，甚至比一般人更富同情心，如果史先生跟我綑綁一起，對我棄保潛逃的風險就少一分，因為我不能對幫助我的人不顧而去。比較其餘三人就更加明顯。他們都有親人在大陸，而我只有一個女朋友。我當時這樣看姓史的。除此以外，根據我後來看到的事實，整件事情還更有可怕的嚴密部署。

農曆年初，下了一場早雪。看著窗外時而綿密、飄飛的雪，讓人心情稍為開朗。史先生過年前，交我一份批准保釋通知書，不久可以出去了，但附帶條件是，不許離開中國。我當然高興，可以外面四處走，比終日囚禁好得多。下午醫生量血壓，我問寧波是不是每年都下雪，他搖頭，幫我扎手臂。我說從未見過，可惜又不能觸摸。我又說原來這麼好看，確實比下雨好看多。有甚麼好看的，醫生微笑看著壓力計，一邊按橡皮球。我說雨只會直線下，而雪花會飛舞，如果凝視片刻，還會有種奇幻感。他大約覺得我少見多怪、童心未泯，朝外面看了看。這時雪下得更大，一片白濛濛。接著他解下扎帶，手臂的壓力消失了。女人你摸過吧，還未摸過雪？他笑著說，把器材收好，然後離去。

傍晚史先生過來，副手捧住些書。看封面顏色，我曉得是巨流出版物。桂先生對灰黑色似乎情有獨鍾，多數將封面設計成這種色，因而很易辨認。兩人坐下來，副手把書交給我。這些編者，你認識嗎？史先生問。我看看名字，不認識。另外這些呢？我接過來看，搖頭，不曉得，更不曉得他想知道些甚麼。我以為事情告一段落了，既然可以保釋，還有甚麼好調查的呢？他盯著我，有些疑心。我只好再說，事實上過去提審時，我已經表示過，我只是賣書的，出版是桂先生經手，撰稿人我不熟識。這些人當中，哪一個比較出名？這時副手問。我想了想，覺得把書排列起來，更容易解釋。我說這些編者都不同，因為全是杜撰的，巨流這些出版物，多數是拼湊，不好當真。我抽出《中央軍之變》和《中共高官色情報告》，這個李明編了前一本，不知銷情如何，為了保證銷量，後一本改為張三，很可能出自同一人。那內容呢，你看過吧？史先生又問。我根本不會看，我說，你明知不可靠，肯花時間看嗎？

我當時還不清楚，他們到底想查探甚麼，後來看新聞分析，有說因為桂先生預備出習近平情史，有人想阻止；有說某書洩露了軍方機密，想問出消息來源，於是把我們扣查。這些我不想推測，我眼見的是，大陸政府通過暴力手段，把香港一間小書店摧毀了。

真是度日如年，等過一星期又一星期，仍然沒有放人消息。一天下大雪，吃過早餐，醫生走進來，帶來一塊雪，我喜出望外，頓覺人情溫暖。第一次觸摸，原來又冷又硬又粗糙，跟女人肌膚差太遠。是車道旁撿來的，醫生說。守門過來看，本來不准帶硬物，由於醫生有特權，不好干涉，只得退回去。醫生叫我坐下來，幫我按脈，大概正常，沒說甚麼，接著就離去。我把雪放到淋浴地，返回座位，稍稍掀開膠墊，取出幾條線，又數起日子來。那是我被囚禁寧波第三日，從囚衣拆下的線。上面的橙色小結，共124個，即是四個多月。

下午史先生過來，說是要拍半身照，同來的不是副手，卻是個深圳舊相識。當我站起來，他拿著相機，另一隻手推我去牆壁，叫我站好，舉起相機就拍。每拍一次，閃燈就亮起來，而對著閃光，我就貶眼。他立即檢視影像，大約不行，因為每閃一下，我就眨眼，照片裏的我，全是閉著眼睛。史先生見他不行，接過相機，稍為調校，把閃光燈關掉，接連拍幾張，再查看，點點頭，表示拍好了。我返回座位，史先生走到門口，回頭跟我說，過幾天可以出去了，但要先留在韶關。我看著史先生消失後，才知道原來他亦是中央專案組。

香港

到了深圳北，打的落羅湖，剛好11點，當時可以過關，但陳處長說先吃飯，我不太為意。他們對深圳不熟悉，於是在僑社大院下車，掠了間小巷食肆。我吃得不多，走出門外抽煙，那時候透過玻璃門，警見陳處長迭迭看表，我意識到他們已約好，有人在關口，過關後會派人監視我。那時我仍一心一意，不當一回事，依照他們安排辦事；下午跟姐姐吃飯，傍晚找李波取電腦，明早返深圳。起程之前，姓史的跟我說，大約九到十二月，桂民海會判刑，我們可以放回香港，只要保持沉默，事情就告一段落。過了羅湖橋，當我被入境處職員截住，帶進小房間，受警方查問。同他們三人一樣，我按先前的吩咐：我來銷案。我現在很安全。我不需要幫助。

在便利店買了份《蘋果日報》，等待片刻，沒見姓史的和陳處長。拖著預備裝電腦的行李篋，走去另一間，依然沒見。過關前我們約好，如在第一間沒見，就在第二間，但到底是見面接觸還是裝作不認識？姓史的語焉不詳。我後來才明白他們擔心，怕被人拍照證明過境執法，會惹起悍然大波的。往後我見了傳媒，公開了事件，在灣仔警署落口供，翻看當時入境視頻，我是11點25分過羅湖橋，他們是11點55分出現，12時15分30秒現身入境出口。我以為他們已入境，就坐地鐵去白英奇賓館落腳。我曉得沿途有人監視，好幾次回頭，但似乎沒見。我後來索性不理，看見又怎樣？我無法證明，反正回去再待幾個月，人人都可以回香港，像過去那樣平靜生活。

然而當我在白英奇1207房，打開手機看新聞，已經有報導我入境，並且像他們三人接受警方問話後，不知去向。這引起我的好奇，雖說我早知事情鬧大，成了國際新聞，但我仍不清來龍去脈，不瞭解它的嚴重性。我急著辦的是見我的親人、我的老師。但賓館的電話不能用，手機也是。因為我問過管房，房間的電話有記錄，會出現賬單上，當我回去憑單報銷、或是證明我住的地方，確實是按他們要求，否則是會嚴懲的，而且我懷疑那部小米有追蹤。我不能冒這個險。我去油麻地地鐵想打電話，但不見。問職員，原來電訊公司取消了，現在人人有手機，哪個用？我到街外到處找，寫打老道有兩個街亭，但電話都壞了。附近有家小書店，是同行，認識快三十年，我知道他會借我。跟姐姐約了時間吃飯，再給老師電話，接電話是他的女兒。問情況，沒事，身體還好。我稍為放下心來。我本打算飯後立即探望，但時間不夠，去屯門來回至少三個小時。

飯後去北角取電腦，站在地鐵車廂內，幾個學生談話，展露笑容；有些人低頭看手機；一個孕婦上車，有人讓座；一個快遞員放下袋子，蹲在一旁將包裏分類。人人都無拘無束，不像我被人跟蹤、被人操控。我到底怎樣啦？人在香港，依然失去自由。他們欺人太甚了，我被單獨囚禁五個月，又被限制在韶關，我多留一天探望老師都不允許，我要求打電話給女朋友都不可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狀況，我還預備跟她一起生活呢。我用姐姐的電話打給她，原來號碼被註銷了。他們一直欺瞞我。他們要我跟別人隔絕開來。他們的確欺人太甚了。他們憑甚麼跟蹤我、憑甚麼讓我失去自由？更不要說他們的辦案方式十足黑幫。我開始感到氣憤。我不是香港人了。而日後更可怕的是，姓史的在韶關跟我說，將來回港後，仍在書店工作，他還會跟我聯絡，向他報告這裏的情況，通過文字或照相，他們要了解香港，特別是來買政論書的人，以後要做他的耳目。天啊，我今後不止失去自由，我甚至會變成出賣別人的人；我今天屈服，我將來只會做幫兇，令更多人屈服；我今天出賣靈魂，我日後也會迫別人出賣良知；我今天變成他們一伙人，日後只會令更多人入伙。

怎麼辦？

挽著大而笨重的電腦迫地鐵，不能轉身。但我高興，身邊都是香港人。自由自在的香港人。儘管我喪失不少自由，我將來依然被操控，甚至被監視。但我還是很高興，畢竟我身處香港，我喜歡被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擠推，因為他們都有尊嚴。人有自由就會有尊嚴。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正被那些人一片片剝落，但我感覺到，這些有自由有尊嚴的香港人，會伸出援手，當他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正被人逐片剝落。他們是會制止的。然後，他們會幫我尋找我失去的自由和尊嚴，最後歸還我，讓我跟他們一樣，做個香港人。

我檢視用膠袋和報紙包著的電腦，發覺李波拿錯了。或者說，是別人拿錯給李波。我那台電腦沒這麼笨重，我大概心事重重，沿途沒覺察到。如果我詐作不知，把這台沒有讀者的訂書資料拿回去，他們會追究的。我上次說謊，被姓史的知道了。但倘若我把電腦換回來，給他們帶去，我就成了出賣人的人。詐作不知不成，換回電腦帶回去又不行，我不知如何是好。事緩則圓。我想如果拖延一下，只要深夜才通知他們，今天來不及換，就可以多留一天，讓我有時間決定。

於是我發短訊，說現在去吃晚飯。（這之前我發過短訊，說已經拿了電腦）。姓史的回訊，說可以，後來又發了一句話，表示第一次來香港，沒覺怎樣興奮。我回訊跟他打趣：老兄又不是來出巡，是來出差的。我當時已起疑心，姓史的並非將我當朋友，他幫我求情的目的，不過做成綑綁的錯覺；如果我棄保潛逃，就會害死他，好讓我加重負擔。我到底不能出賣朋友。但如果是真正朋友，是不會要求朋友出賣人的。

我太愛香港了，我吃了碗麵就去過廟街，我好多年沒去過廟街，我困守書店足足二十年，我喜歡看那些小攤販，儘管有些會騙遊客，我喜歡看那些算命先生裝模作樣，替迷茫的人指點迷津，雖然不太可靠，我甚至去騎樓底看那些企街，我喜歡看路邊的小食肆，尤其是食肆擺通街，喜歡看幾千個食客的吃相，我喜歡到處香港人，我喜歡香港人的質素，我喜歡看香港人在路邊幫助人，我喜歡看香港人衝紅燈，我愛香港人效率快。

我舉起手機，喜歡就拍，我不擔心被跟蹤，我知道此刻毋須顧忌，我今晚還是個香港人。

凌晨姓史的接到電話，有些慌張。究竟書店有幾部電腦？我說三部。有資料的是哪部？我用開那部。你用開的放哪裏？放枱頭。書店有兩張枱，是哪個枱頭？就是收銀的枱頭。書店兩張枱都可以收銀，是左邊還是右邊？右邊。即是去洗手間那個？不，是牆邊那個。你又說是右邊？我是站在收銀後說，你是從門口望，左右當然不同。清楚了，等短訊吧。後來接到訊息，多留一天，明天下午換。

我忘記第一次取電腦，是不是李波開門。應該是吧？但記憶中又不像，我跟李波談話，他太太後來才出現。我搜索記憶，想起第起二次去取電腦，李太一直在場。是了，第一次是李波開門，李太後來才出現，當李波說到被人帶上去，李太從玻璃房走出來，插話說，她發覺他失蹤了，那一夜她很恐慌。然後第二次談話，她一直在場。有些奇怪的是，第一次談話時間比較長，足足個半鐘，好像談得不多，往往說到書店的時候，我們就沉默。第二次時間更短，只有一個鐘，但談話內容卻更多。我們約略談過呂波和張志平。呂波目前在香港，幫他埋尾；張志平來過一次，返回東莞，沒有再回來。我們三人當中，張志平年紀最輕，我知道他當時嚇壞了，曾經哭泣。我在寧波聽到時，非常難過。於是又沉默。李波說書店被人收購了，昨晚看手機，我都知道。然後李波說那些書，已經送過深圳，全部銷毀了。這個我沒留意到，報導好像沒有提。李波又談到跟人上去的事，李太又插話，那一晚他跟了幾個人，她後來發覺他失蹤了，當她打開抽屜，看見他的回鄉證（當晚我再看手機報導，她略過不提鎖匙不見，最後找人打開，心更慌）。我看著李太的表情，猶有餘悸。李波後來又表示，事情很快過去的，只要按他們的意思做，大家會沒事的。

我當時心不在焉，沒記住李波原話，究竟是被帶上去、跟人上去、抑或被脅迫上去。似乎不太重要，因為意思差不多，都是在不情願下上深圳的（他的不願意，只要翻看他11月的《端傳媒》訪談，那是很清楚的，他明白表示不會返大陸）。我有時看那個手拉籃，我一進門就立刻換掉，把我的電腦放進去，我怕忘記。那部電腦現在成為負擔。我不曉得該如何做。我記掛住這事，忘記問李波，裏面的讀者資料軟件是誰交給他們的？我當時還沒注意到，他是12月30日被失蹤，我後來根據傳媒報導，11月12日書店已易手，頂讓與姓陳的。當時我還在寧波單獨囚禁，約莫是11月底，姓史的打開讀者資料給我看。這樣對照來看，當時書店己轉手，把軟件交上去的，該是那個姓陳的。後來我見傳媒，有記者問那份軟件是誰交的，我說應該是李波，我根據的是姓史的說話，後來有人指責李波出賣讀者。我現在查證起來，實在太輕率了，我沒有查證就按照姓史的說法，表示是李波。我被姓史的誤導，讓李波蒙受不白之冤。我想那怕我是在被誤導的情況下，也要向李波道歉。儘管我當時來不及、也確實沒有時間查證。

我心煩意亂，面對李波和李太，只想到把資料交上去的，是第一個出賣讀者的人；而明天，我就是第二個。

我盡量表現輕鬆，姐姐叫我多吃些。晚上太子酒樓座無虛席，門外有人等位。人聲喧嘩。鄰桌特別高興，有人起身敬酒，受敬的不好怠慢，立即回禮。聽得出是同學聚舊，說些中學時的趣聞。背後有小孩玩手機遊戲，不知是賽車還是過山車，聽著似引擎又像鐵軌磨擦聲。姐姐問我這次回韶關是不是還住酒店，我點頭，說過來時，沒有退房，有些衣服書籍仍留那裏。然後姐夫打開手機讓我看，有時是些聖經章節，或者格言。我不知道姐姐一家何時入了教，這幾年時常跟我講耶穌。要信教呀，人信教就會向善。姐姐語重心長。我當然認同。但人不信教也會向善，我笑了笑。姐姐搖頭，幫我挾餸。我看姐夫的手機，屏幕一張小相，一隻精緻藍茶杯，杯沿擱朵白菊花。上面說：態度對了，幸福就來了。

送姐姐上巴士，隨後轉入砵蘭街，經過朗豪坊。那天是閒日，如果是假日，晚上八點多，該是人頭湧湧。向油麻地方向行，有時轉進上海街，又走砵蘭街，我想盡量多看，不捨得離開香港。

随著人流向右走，上扶手電梯到地面，如果恰好車到，45分鐘可以過羅湖橋。我忽然想抽口煙。把行李篋推向前，摸索銀包。四處是人流。出了閘口，不知往哪方向走。我記得左邊是又一城，穿過通道後，才發覺走錯路，盡頭兩邊只有樓梯。往右面看，幾個人坐梯級口，大概正小休，不想返轉頭，於是搬起行李往上走。抽了第一口，覺得時間不太夠，接著第二口。我看看錶，12點45分。最好把手機關掉。右邊是又一城大門口，人來人往。左邊稍遠，有幾個地鐵閘口，旁邊有些小賣店。有人過來抽煙。 垃圾桶上的煙灰兜，積滿煙蒂頭。我再看錶。那人抽幾口，拋下半截煙，轉身就走。羅湖橋那邊，有人正等。如果我遲到，史先生不會斥責我，這我知道。陳處長大概也不說話，但會記住。

陳處長說你不太合作，李太說。

怎樣不合作？沒有回答。

昨天跟李波談話，才知道陳處長是他的提審人。我搞不清楚他們何時見過面，聽李太的語氣，當時也在場。我在韶關時，見過處長兩三次，然後他同姓史的押解我到深圳，分開過關。李波三月份已回香港，不太可能最近見過他，但李太不會突然無緣無故舊事重提，而且只有一句話。莫非他們剛剛見過面？我想起手拉籃的電腦，我拖延時間這件事，可能讓他覺察了，他很可能昨天親自去書店取，並且大模斯樣，因為書店已易手，再不是李波的。他們很可能早上才交收，談過話。李太不好直說，於是暗中提醒我。站在和煦的陽光下，我打了個冷顫。這次回去死得了。

然後我又想起通宵看手機新聞。那六千個示威遊行、為我們吶喊的不認識的香港人，讓我非常感動。還有那些立法會議員，多數沒交往。他們走出來，純粹是伸張正義，不值大陸所為。那些人太囂張了，目無法紀，超越了香港人底線。那些勇敢走出來的人，實際上彰顯了人類的良知：人權不容侵犯，我們要維護香港人的自由和尊嚴，我們不會向強權屈服，我們絕不向強權低頭。他們是榜樣。他們是香港人的榜樣。我覺得應該要站出來，公開整件事，不但讓香港人知道，也讓全世界知道，大陸政府違反承諾，正在破壞一國兩制。

然而不行。我的女朋友在大陸，像呂波和張志平一樣，被保釋候審，倘若我見傳媒，公開事件，他們很可能加重刑罰。還有李波呢。他們惱羞成怒，很可能也將李波檢控，甚至加上莫須有罪名。姚文田就是這樣。我熟識他，一個和氣的文化人，僅僅出了幾本他們不高興的書，就栽贓嫁禍，判了重刑。不能這樣。我不能不顧他們。我這樣做好像是太自私了。我不能不顧及他們。李波說得有些道理，事情很快過去的，只要按他們的意思做，大家會沒事的。我只需保持沉默，回去韶關待幾個月，就像姓史說的，等到九至十二月，桂民海判刑後，我們放回香港，事情就結束了。

但不能這樣，這不僅僅是書店的事，也不僅僅是我們幾個人的事。我拖著行李篋，走到閘口，開始跟自己說。我要抽一口煙。抽半口就夠了。我不再看錶。我知道足足遲了半個鐘。有人可能白等。我下不了決定。我返回剛才的地點。一個拖行李的人在抽煙。我不能這樣做。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對錯。我下不了決定。然後我記起一首詩，那首舒巷城的詩。我年輕時讀過，那首屈膝的書枱。我還記得在《海洋文藝》讀到的。我翻書不比別人少，我這樣做豈不白翻了？

我拋下半截煙，改變行程。

補充

後來有些傳媒問我，想瞭解細節，他們幾乎甚麼都問到了，但疏忽了一件事。為甚麼那些人頂讓了書店，又讓它空置？銅鑼灣書店月租4萬，我知道簽了兩年約，兩年共96萬，加上找人代辦費，應該超過100萬。人人都知道那些人很有錢，但總不會白花吧？我引用前文：「姓史的在韶關跟我說，將來回港後，仍在書店工作，他還會跟我聯絡，向他報告這裏的情況，通過文字或照相，他們要了解香港，特別是來買政論書的人，以後要做他的耳目。」明白嗎？那些人買下書店的目的，顯然易見，就是作為一個監視點，將來監視香港人。夠可怕吧？這種嚴密部署。我想未算可怕，倘使大多數香港人，面對大陸強權侵犯，我們仍然不聲不響，默默承受，甚至事不關己，冷眼旁觀，恐怕更嚴重的事還會發生；他們既然可以用暴力摧毀一家書店，也就可以用暴力摧毀我們每一個家庭。

多餘的話

寫完最後一段，快深夜了。走到窗前，避風塘倒映的路燈，浮游不定。右邊的民居，萬家燈火。不遠的天橋上，兩列地鐵透著燈光交錯駛過。下面疏落的汽車，沿彎形的高速公路，像田徑奔跑的運動員，繞出優美的弧形。

《老人與海》一句話：人不是生來被打敗的。

寫於安全屋2016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