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荣基1.5万字亲述书店事件：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拉开窗帘，日光猛然泻进来。天边的云层卷得低低，将鲤鱼门一带，压成一小块。天海一色，海面没见几艘船只。优美的海岸线，衬上几座墨绿色小山，本来一幅大好风光，让对岸的堆填区破坏了；眼角余光，山坡像扶撕开的伤口，露出片片泥巴。下面十几座货仓、二三幢车厂，将海湾围成避风塘。几支趸船吊臂，各自从防风雨的绿帆布舱口伸向天空。毗连旁边的尽是小船、驳艇。隔著狭窄的水道，泊了几艘拖网，船舷黑白双间，临近黄昏，依然耀眼。

远望海岸天色，想起那段经历，断断续续，不太真实。

韶关

保释候审期间，我被安排到图书馆做义工，工作轻松，按编号上架，比分科容易。由于是儿童部，学生上课，因而没多少事做。时常早下班，到附近的咖啡馆闲坐，或者在江畔散步；每天，总有太多时间。

小城三江六岸。起程之初，问押解我的专案组员，韶关有多大？二人摇头，未去过。我大约三十年前，跟团经过采风楼，再去南华寺，住城外，隔天上丹霞山便回程，等于未住过韶关。

抵步当天，问接管我的劳警官，他开著车子，笑而不答，大有来日方长，不妨慢慢逛。

比起单独囚禁宁波，不准踏出房间半步，只能望天打卦，人在韶关，相对自由得多。在酒店安顿好，当晚看地图，不甚了了。最后用押解我到当地的史先生给我的手机检索，才知大概。

整个韶关市，分成三区：曲江、演江和武江。面积大不过九龙。我住的是滇江区，人口只有31万，不及官塘一半。大抵过去五个月，一直对我提审的专案组，见我表现顺从，不担心我有异动，办完移交手续，陪我重游旧地，去了赵丹霞山，三天后返回宁波。

此后星期日、一放假，到图书馆上班，傍晚去派出所报到，变成日常生活。 我后来公开事件，大陆就利用舆论抹黑，明眼人都知道，那是想掩盖事实。除了几个同事和我的女友，让我觉得意外的是，居然有人强迫陈馆长上电视。为甚么说是强迫呢，因为馆长私下跟我说，早知道事情原委。那天看他上电视表情十足，不禁替他难过；一个正直的文化人，被迫公开做违反公义的事，必然内心有愧。但愿他知道我理解他。

由于我这种保释犯，算是小儿科，毋须动用到市级单位，于是把我转到地级派出所，交由周警官看管。韶关地处粤北，也是南方，稍为翻过书的人都知道，中国有南北差异，一般而言北方较南方保守。根据从何而来？看近代史就明白，几次近代革命在哪里发生？不就在广东吗，这是因为广东早已跟外国通商，外国人开明的办事作风，随经商传播到此；而所谓革命，说到底，正是新思潮带动社会改革。这就不难理解，南方一向较北方开明。

周警官何止开明，我有时觉得，他比我更世故。除第一次在派出所办手续，他穿著警服，以后见面，都是普通衣装。如果不知道他的背景，跟他接触，是无法觉察他是当差的。那天他坐在巨大的柚木办公桌后，跟押解我的人互签文件，到我划押时，多次打量我，神色严厉。我不觉暗暗叫苦，眼前分明是个恶吏，不要说平时避之则吉，如果是朋友，也是少交为妙。可我却要留下跟他相处。当我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他们谈完正事，握手送客，关上房门，回头笑了笑，态度却友善起来。

返回桌子，他拿出保释文件，向我重申，必须遵守所有条文，如违反任何一项，会立刻取消。

接著检查手机、看我住的房间。

周警官前后两种态度，让我有点意外。开始是每天到派出所报到，周警官就摘事记下，然后问话。下班有没有遇见甚么人？有没有向人透露住址？接过来历不明的电话吗？有没有向传媒──特别是香港传媒谈过情况？诸如此类。我当然照实回答，如让他发现虚报，等于违反保释承诺，会将我收监。周警官负责社区工作，近似香港警民关系，经常外出，每天回派出所问话，太花时间，于是改在酒店大堂。这样不久，他有时没空，干脆电话联络，做些笔记，如此了事。又不久，他看管我愈来愈松，到后来见我放假，有点无所事事，著我跟他去探访民居，甚至看他的朋友。

由于常常见面，一同外出，周警官跟我无所不谈，惟对的我案件，却鲜有提及。只在语言间听出他非常了解，对我所谓的犯罪行为，看得很轻。又不是杀人放火，不过帮人打工，寄几本书，算得了甚么？他私下表示过。周警官脸肉横生，粗眉角眼，有点哨牙，生就一副恶相。后来看惯了，原来两码事。当他默不作声，若有所思的时候，甚至显得有点笨拙。我开始时给骗过，观察他怎样跟人打交道，才渐渐明白，周警官原来是个随和的人。没几星期，专案组的人又来，约略找我问话，周警官坐在那张柚木桌后，不苟言笑，有时讲几句我的表现。晚上周警官请他们吃饭，我不便在场。至于他们密斟甚么，周警官没说，大约是商量处置一只圈养的羊。

把我圈养在韶关时，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居然给我手机，真是一把两刃刀。为了监控，他们交我一部小米，要求待机，随时追踪。这是一个不小疏忽。囚禁宁波时，是十一月份，由于我分居的妻子报案，传媒已查探到一家小书店四人失踪，公开了事件，不独全港哗然，也引起外国传媒关注，连篇累幅报导：大陆政府涉嫌破坏一国两制。为了平息事件，他们漏夜要我报平安。提审我的史先生是宁波人，不会广东话，先把我要说的话，用广东话写在纸上，后来不放心，找个晓广东话的刑警在旁监听，怕我透露关押地点。那时候我处于隔绝状态，对香港发生的事惘然无知。

意外获得手机，我约略浏览韶关地图，就拼命查看相关报导。当我清晨五六点，站在濠景酒店三楼8315房窗口，天色初明，透过那棵巨大的樟树枝叶间，看著疏落的汽车从环形天桥底穿过，开始寻思得到的讯息。尽管那些全是党报党媒的报导，但从中国外交部几段简单反驳美国国务院、欧洲议会的外电声明中，我知道事情闹大了。

然而有许多细节仍不太明白。怎么张志平、吕波和李波都被关押起来呢？在宁波时，那个姓史的让我看过桂民海的资料，说他十三年前，因为醉驾撞死一个女大学生，后来用假证通过泰缅边境弃保潜逃，目前已关押起来，等著追究判刑。姓史的要求我写一份对桂民海的感受，想看我的取态；如果态度正确，对日后判刑有点帮助。我当然大感意外，原来我的老板在大陆有刑事在身。醉驾撞死人、弃保潜逃，不要说大陆，在世界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也是该谴责的。当我把几百字感想交出，姓史的又给我一篇文章，那是内地一个记者旧文，批判桂民海身为一个中国公民，如何犯了事却不肯承担责任，最后一走了之。但我细读内文，反而疑窦顿生，里面说桂民海保释被判缓刑，于理不合。一个被判缓刑的人，怎么可能弃保潜逃呢？反正不用坐牢，最多赔偿了事。只有笨蛋才逃跑。该文显然是事后写的。在桂民海出走后，内地法院才宣判他缓刑，好让人觉得，连缓刑都不肯，桂民海应该千刀万剐。姓史的多此一举，让我觉得事件真假难辨，但那篇文章，分明做假。

大有千头万绪，理不出个所以然。在宁波被提审二个月后，即2016年初，他们才出示具文检控我，在香港通过邮寄大量图书，触犯了中国法律，罪名是《违法经营书籍销售》。先不说我是打工，只属从犯，书籍在香港进行交易，本来就合法，所谓违法经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条罪行缺乏法理依据。何况邮寄的是我，把我捉将审查好了。如果说吕波和李波由于是股东，算是主犯，那张志平呢，他不过是打工，没有理由把他也关押起来的。这不等于有个香港老板，说过反对中国政府的言论，不但把那个老板，甚至连打工，等他们进入中国大陆，一并扣押起来，告以煽动宣传叛乱罪同样荒谬吗？又或曰，书店曾经通过网络邮购，在大陆网银进行过交易，等同在内地经营。且不争拗大陆法例有没有这条文判定，即便有，大陆也可以派法人到香港，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控告，怎么可以不声不响，像黑社会那样，待书店的打工和股东，先后进入中国境内，突然统统扣上手铐、蒙著眼押解到宁波的呢？

在韶关三个月，我始终搞不清楚大陆关押我们，怎么又会牵涉到破坏一国两制？当时我还不知道李波是在十二月底被胁迫上大陆，不像我们三人过关押走。我试图从那些党媒的报导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可始终窥探不出究竟。就在三月底，我被押解到韶关前三天，突然转送到深圳的麒麟山庄，跟他们见面。在丰盛的晚宴上，我们谈及宁波监视居住的情况。那时我才知道，张志平和吕波关押三个月后，已获保释，二人分别到过东莞和东北。再过几天，他们还可以回香港，办完私事再返大陆。李波当时言笑晏晏，说是自愿回来执手尾，对于发生这样的事，很抱歉。为了表示诚意，他拿给每人十万元作为补偿。到第三天一早，我被关押五个月后，又从深圳押到韶关，开始了保释候审生活。

周警官爱散步行山，我也一样。有一次在他家楼下起步，沿北江去百旺大桥，快到那里的近水楼台，我问他，为甚么寄书这件小事，会搞成国际事件的？周警官像听不见，指著堤外说，你看，昨天江西下大雨，今天北江发大水了。我看著翻滚的浊浪，明白他不想谈。

周警官对我够好的了，没将我当罪犯，像朋友一样看待。他同情我的处境，但他不想牵涉进去。过几年他退休了。他有老婆和待嫁的女儿。他想安享晚年。他生在这种体制下，就要按这种体制生活。勿再说了，好不好？我们保持步速，周警官不发一言。但我听见他的心底话。

四月一天深夜，有人拍门，觉得奇怪，我在韶关没有朋友，除了周警官。要不是劳警官？他偶然来看我，但他跟周警官一样，都住武江。有甚么急事？停下音乐去开门，两个小姐站门外。前面的稍矮，样貌不怎样，另一个有点姿色，跟我差不多高。两人默不作声。目光朝陌生的脸孔上游移，我忽然明白过来。搞错了，我说，要关门。然而门边被人用脚顶住。甚么？前面那个问。原来不晓广东话。搞错了，我再说一遍。她们看著我，没打算离开。我约略看门边，向她示意，最后她明白了，我随即关门。

回到香港后，当我在立法会休息室小憩，陪我的何俊仁收到whatsapp，打开看，然后说，还没见记者，抹黑先来了。我看看，门外像旧居，里面的女人声，听得出是前妻。我记起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恐怖，假使我当时乱搞，被拍下过程，现在有人拿出来公开，岂不是成了我的人格罪证？这种艳遇看来刻意安排，那些人都防著我，处处留一手。

到了五月，专案组的人又来，这次除了观察、同时通知我，北京批准我回港探亲，但要把书店的电脑取回来。我大惑不解。上面只有读者订书资料。你们不是有软件复印吗？我被囚禁宁波时，专案组的人打开过，要我指认一些人。当时我非常诧异，怎么他们都弄到手？是有人偷偷溜进书店盗取，还是找谁帮忙？我后来知道是李波，正是提审我这个史先生说的。接著他跟我解释，用软件复印本做呈堂证物不太可靠，书是你寄的，资料是你打上去的，由你带硬件过来举证，最靠得住。我被囚禁五个多月，又被迫留在韶关两个月，待到六月起程，足足离开香港八个月。我挂念我的亲人，我的老师。老师年老多病，快死了。我非得回去不可。

到了六月，专案组的人又来，这次换了人。原来史先生的副手不见了，来的是更高级别。史先生说是陈处长。他坐在梳化椅上，中间隔著茶几，看了我一眼，没怎样作声。周警官泡完茶。请慢用，陈处长。周警官看看我，离开房间。是这样的，姓史的先开口，坐另一边，带著谨慎。去香港本来两日，我们考虑过，你不宜留得太久，现在改为一日。他停一下，看看处长，那边没指示，于是又说，你看看怎样？当时不是说好两日吗？我问，觉得毫无道理。现在改了，史先生看著我。我看那个处长。你也考虑一下。他说，然后喝茶。

深圳

快到广州站，几个乘客预备下车。我看一下表，大概10点到深圳北，中午可以过关了。隔著走道，他们坐另一边。后面有人站起来，伸手取行李，姓史的稍稍欠身，回头看了看。处长握著椅背，朝车窗外望。我靠回椅子，合上眼，看了一会儿书，有些眼倦。随后高铁缓缓起动。人在黑暗中，跟著轻微摇晃，感觉像上次那样，如果被带上手铐，同样蒙著眼，只是方向相反......。

2015年10月24日我被十几个人从关口押走，带到深圳一个派出所，待到夜晚，两个人进来盘问。你就是林荣基？隔著犯人栏，一个坐下来问。另一个很面善，我忘记在哪里见过。他就是那个姓林的，面善的说，没坐下。你知道你犯了甚么事吗？坐著的问。我摇头，只能坐著，因为被锁在犯人椅。是他了，那个面善的笑著，有点兴奋，像捕获了猎物。然后我认出他。几年前我带书过关，打算帮读者寄，结果被发现了。那次扣留了六个多小时。诘问的是个北方人，五十出头，广东话说得地道，表示是国安局，说自己姓李。这个面善的后生，当时也自称姓李，是当记录的。问话三小时后，北方人查出我确实是小书商，不过帮人代寄书，没别的企图，于是离开房间，安排放人。两个人待著，然后谈起话来。没想几年后又踫面。

你升官了，我以为他认得我，可以证明我不过是卖书的，有点高兴，觉得很快会离开。原来不然。我的话惹恼了他。他猛然拍枱就骂，你知道你现在是甚么身份吗？你搞寄书这种事，意图推翻中国政府，我们是中央专案组的，我们就是向你这种香港人专政。我大为诧异，有些不大相信。我知道中央专案组是文革工具，用来对付阶级敌人，好多人就是被它整死的。

我觉察事态严重，但同时有点糊涂，想他再说一遍，以确定一下。可是他似乎意识到漏了口风，余怒未消，只是瞪著我。旁边那个打开笔记本，年纪也不大，三十出头，示意同僚坐下，开始审问。

宁波

2015年10月25日夜晚，被扣手铐蒙眼戴上鸭舌帽，坐十多小时动车后，我被带离车站，转移到一架七人车，大概也坐后座。这之前在深圳关口，以至监视居住期间，多次被带到另一个地点拍视频，就是坐这种车子，夹在二人之间。经过约45分钟车程，路有些颠簸，我被扶上一幢建筑物二楼，进入房间。有人解开手铐眼罩除帽。我还没看清楚环境，押解的人先要我去角落，那里有块六呎高半透明屏风，用作蹲厕间隔，然后脱光衣服，大字蹲下接受检查。跟著换上橙色囚衣、水泥色绵布运动裤。我犯了甚么事？蒙眼上动车之前，我的眼镜被取走，猛然的灯光让我只能瞇著眼，我再一次问，依然没回答。

早上七点半被叫醒，梳洗完待到八点，然后吃早餐。那是碎成芝麻状的粟米粥、一个馒头和煎蛋酸菜等。当我预备吃时，站在屏风下的看守走近，生怕我有别的动作。我一边吃，一边仔细观察四周。前晚我在深圳被锁在铁椅上，审问完无法睡；在动车上虽然被蒙眼，但我一直强起精神，留意停站。我全程焦虑不安，迫切想知道押到哪里去。昨晚我太累了，当他们指著一张床，示意我可以躺下，我倒头便睡去。一挨我吃完，看守立即把塑胶餐盒和胶匙取走，交给门口另一个看守；那个坐门口的，抱著双臂始终盯著我。

我知道稍后有人问话，趁这段空档，我尝试理清思路，搞清楚状况。不过一天时间，我就被人押到千里之外。我拿起给我穿的塑胶拖鞋，看看鞋底，上面印著生产地：宁波。我确信是被关到这个地方，因为昨晚下动车的时候，我偷偷地抬头从眼罩边看，瞥见亮著的宁波站牌，而前一个是雁荡山。这里是宁波吗？我拿著拖鞋让看守看，两个人还年轻，看起来稚气未消，还没有被训练成愤青。然而就像我多次追问，究竟犯了甚么事，同样无回答。我回头看，后面那个也光盯著我。这时，有两个人进来。

我站起来，隔著两张并起来的格子距离，他们先是站著，等后面的看守离开，让前面那个取来椅子，才先后坐下。那个高个子审视我一会儿，回头确定看守走了，才坐下，打开带来的手提电脑，另一个打开笔记本。也是先问姓名、香港住址、工作、职位、书店为甚么顶让给巨流等等，跟深圳审问的差不多。然后就问寄书的事，从甚么时开始寄，寄的是甚么书，寄了多少，通过何种方法寄，等等。我如实作答，他就用电脑记绿下来，一直脸无表情。那时我又试著问，我犯了甚么罪行？高个子打字，没表示。我看另一个，他靠著椅背，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仿佛我大难临头，居然还不知道。然后那个高个子交我一张纸，要求签字。上面列了两个条款：一是答允自愿放弃通知家人，另外就是自愿放弃聘请律师。

这样持续问话，从十一月每星期四五次，到年底变成二三次，他们问起书店的同事来。吕波、李波和张志平，你们是怎样认识的？我一五一十回答，高个子又问我有没有吕波的手机号。三人中我跟吕波比较熟稔，我们不但先后在田园书屋工作过，我还跟吕波的妈妈在田园共事过。我离开田园不久，他的妈妈有一天在睡眠中遽然去世，作为同事，我当然要去送行。可以说我跟吕波交谊比较深。我记得被没收的银包中，有一张名片上记下他的手机号。他这样一问，我倒以为吕波没事，仍然在香港，我反而有些担心起他仍在东北的太太来。我当时确实很天真，只要我诈作不知，名片上的手机号并没写上他的名字，吕波会没事的。

真的不知道？我摇头。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故弄玄虚，吕波其实比我更早关押起来。他们不过试探我是否老实。高个子最后对我笑了笑，我一直不解其意。

看守我的年轻人，每天二人一组，分六组每次两小时，全日轮流监视。由于天天见面，有两三个还不怎样，愿意跟我谈些话。其中一个后生是当地人，生得相貌堂堂。有一次趁我梳洗，他拿著绑住绳子的牙刷，蹲下来悄声说，隔壁有个人很高大，好像是你的同事。这之前我请他帮我留意过，他当时轻轻点头，没敢多说，因为不足三百呎房间，布置了三个监视器。我停下漱口，才开始明白，那个提审员离开时，对我笑了笑，原来吕波也关押了，他知道我说谎。后来也是这个后生，帮我一个大忙。你的女朋友是不是湖南人，很喜欢吃干妈酱（辣椒酱）？她有没有哭？我立刻问，她非常胆小，这次累她受苦了。他约略点头。再帮我一个忙我小声求他，叫她不要哭，我就在她附近。然而他这次向我使眼色，有人在视频看著呢，他帮不了这个忙。

短短三个多月，孤立无援，我不晓得是在这种了无终止的审问下，还是在没有罪名的、遥遥无期的关押中，开始想到了自杀。每当我仔细察看，四面墙壁都用软垫包住，试图撞断颈骨显然不行。上吊呢，楼底有近二十呎高，根本没法把裤子扭成绳子挂上去。而那幅伸手不及的偌大的玻璃窗，本来有道铁栏栅，却被铁丝网封掉，徒手掰不开。至于那个装得高高的花洒头，呈弧形状，挂不上任何东西。整个房间布置，让人越看越恐惧。因为很明显，过去有人被单独囚禁，长期隔绝，最后精神崩溃，曾经了断过。这种种措拖，正是防止人自杀。我那时大概就处于这种状态，萌生了死念。对于死本身，我自觉不太害怕，反正人不免一死，我怕的是对死亡的恐惧。我忽然好像体会到，一个人寻死的内心感觉。

无法自杀，只好继续承受失去自由的痛苦。然后又是不断提审，直到2015年底，有一天，高个子打开电脑，让我看上面的邮寄记录。我暗吃一惊，但还是装作镇定，按他提出的问题，逐一解答。

这个人住新疆，为甚么寄过几包书又找广东人转寄？那是先前邮寄被当地海关没收了。我教他如果广东有朋友，先寄那里再转寄，大多收到。为甚么要先寄广东呢？

因为广东易寄，可能是进出口迭繁，只是几包小书，海关忙不过来，不太为意。全国各省各市，怎样寄书容易收到你都清楚？

我点头。

你为甚么这样清楚？

寄多了，自然有经验。

上边这些摘要，就是要注意的事项？我更靠近看，没有眼镜，屏幕上的字比纸字更难看。那是某些省份平邮和快递的邮寄方法。其中一项注明，如寄杭州，平邮挂号多数没收，因为平邮书籍会转到上海，几乎所书籍到上海关口多数充公。如通过邮局快递，会转到温州海关抽查。而温州就像广东一样，进出口繁忙，快递更易收到。我再次点头。看著屏幕，同时暗忖，读者的订书资料，他们是怎样得到的？莫非是拿了我的锁匙，派人到书店盗取──他们不是胆大妄为到跨境执法吧？

大约接触多了，高个子晓得我寄书似乎没别的企图，而他也喜欢看书，有时当著副手，仍不嫌避忌。港台有哪本书最值看？他问。《黄祸》吧，我不加思索，也是禁书。书说甚么？他有点兴趣。我约略介绍，那是一本中国政治预言小说，写得很有味道，也是目前中文世界预言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本。即是非看不可？他笑著问，旁边副手陪笑。然后他就关了电脑，预备离开。可不可以帮我换些书，我问。他看看旁边几本书，那是之前借我的。他知道我闷得发慌，尤其一个人处于了无期限的审问、了无期限的囚禁中，没有别的寄托，是会胡思乱想，甚至会发疯的。

过几天吧，他看看我，拿起电脑，转身离开。

平心而论，提审我的高个子──他后来自称姓史──对我不算严厉，不像在深圳拍枱骂的愤青。那时我仍搞不清楚，到底姓史的是不是宁波刑警，抑或是中央专案组。对于自己的身份，他始终讳莫如深。过了几天，姓史的又走来。我以为有书看，有些高兴。然而他只带著手提电脑，脸色有点阴沉，同他的副手一样。像惯常等看守离开后，他打开电脑，副手拿出一份文件要我看。那是控告我《违法经营书籍销售》的认罪书。抬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下项列了些年月日。我抬起头，副手要我签名，就像被囚禁宁波当日，被要求签放弃条款。我想，既然上次签了，这次不能不签。尽管我知道这也是违法办案。

很好，姓史的见我签了，脸色稍稍宽容。接著他就把电脑打开，让我指认一些人。我俯身看屏幕，是读者邮寄资料。有些是通过电邮下单，未见过，有些是到店购书代寄。这个是甚么人，你知道吗？我看著游标上的名字，跟他说，都是些普通读者，我不晓得他们的背景。然后又掠几个，看我是否熟识。我一直摇头，他知道我配合，我唯一说过的谎话，是吕波的手机号，这个他分明理解。

没过几天，要我写悔过书，我本来没犯罪，不知道怎样写。唯有这样开头：因为我犯了罪，现向中国政府诚心悔过……。好不易东拉西扯，填满一张 A4 纸。隔天副手来取，大约交给姓史的过目。我以为敷衍过去，走到窗下，又去望天。从这一边，可以看见对面大楼。有时我借故解手，走上蹲厕台阶，跪脚察看外面。我数过大楼有二十面大窗，五层高，很可能跟这幢一样。右边还有几幢。如果没有雾，可以望见几个山头。后来我被安排拍视频，移到走道另一间房，看到背面的大楼旁边也是小山。估算我关押的地方，三面环山，早晚有雾，该是个地盘。加上那段时期，我被蒙眼坐车出去拍视频，都是从右后边来回，等于只有一个出入口，因而更加肯定。后来香港新闻报导，说关押我们的是宁波慈溪看守所，从照片上看，似乎搞错了，至少那地方不像地盘。再加上我曾偷看过大门口，只有一个电动大闸，完全没有标示的。

一天姓史的进来，把悔过书放枱上，叠住几张A4纸。他要求我重写。我觉得很困惑，不知怎样写才能使他满意。隔著两张枱，他又打量起我来；每次提审，我有时答复得可疑，就会用这种神情看我。他身材高大，如果稍为健硕，可能比吕波更魁梧。每次面对他，我不得不抬著头。他的样貌极容易辨认，尤其是鼻子，跟香港的陶杰有点似。颧骨不算大，因而显得脸颊有点瘦。一头短发下，眼睛很善观察人。我无法捉摸他的要求，到底他想我怎样忏悔呢？强迫一个无罪的人写悔过书，等于叫一个清白的人虚构案情同样可笑。我跟他对看。后来也许理解我，也许想把事情早早办妥，他收回视线，想了想，最终坐下来，拿过纸，写下五六个要点，算是教我写，表示明天要交。

一到二月间，我签了认罪书和悔过书。当时以为案件差不多，所有程序都办完，只等上法院判刑。姓史的交我一件案例，好让我参考。2011年有个东北人，亦是犯了《违法经营书籍销售》罪，金额三十多万元，最后获刑五年。他跟我说，如果中国政府追究我从2014年顶让后的刑责，由于邮寄书款不大，只有十几万，很可能判刑两年。我当时已经认命，知道上法院是走过场，大陆所谓法院只负责判刑，因为所有疑犯提审完，已定为罪犯，请律师不过是求情。没料到事情原来不简单。

往后他拿了些书问我，第一次约八九本，全是巨流出版物。你为甚么向人推荐这本书？在过道另一间房，当天预备拍视频。那是《习近平内部讲话》。我跟他解释，因为这本比较可靠。

为甚么？那这些都不可靠吗？他拿起其他书。我说这本书主要转载习近平提出怎样以意识形态管治，七不讲内容有关普世价值、三权分立等，史先生你没看过吗？我随便问，觉得有些奇怪，这书在大陆不易看到，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往往比一般人好奇，何况是禁书。姓史的看著我，没说话。他大抵认为这类政治八卦书，全都做假，即大陆所说不“靠谱”，不值一瞧。我见他没表示，于是接著话，七不讲的内容其实两年前网上疯传过，北京有个前女记者叫高瑜，当时转发给《明镜杂志》刊登，后来作为罪证，被控告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北京法院判刑六年。这就证明是里面说的是真的？他这时问，还是不相信。当然不能简单证明是真的，但中国官方却从未否认一这时我看见后面的摄影师向我打手势，要坐好，他预备拍了。

那时候已拍过些视频，前几次所谓的认罪，都是根据他们给我的剧本照本宣科。姓史的兼作导演。最奇特的有一次，当我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车程大概半小时，在停车场下车，因为要上落楼梯，他们可能嫌麻烦，过早地帮我解开眼罩，让我可以自己行。就在落到底层时，经过通道，一个女警迎面走过，肩上的警徽是宁波公安局。当我像上次那样，走进同一间房，坐上犯人椅，预备拍摄的时候，那女警换了便服，也进来坐在墙边。方小姐吗？姓史的坐在状似法庭的审问座，女警点头，他打开案头文件，约略核对一下，就又说，方女士坐著就好对方点头。他的副手打开背后的摄影机，然后二人并排而坐。随后一问一答，就按照事先排练好，依次进行。录影完后，我有些好奇，问姓史的，刚才那位女士坐著做甚么？他一边忙著收拾摄影器材，一边说，那是证人。我不禁诧异，刚才那个分明是女警，跟我的案件毫不相涉，而所谓的证人，就这样随便找？他们一直违法办案不说，居然儿戏到这个地步，真叫人难以置信。

后来发生的事，却不禁让我担心。为了申请保释，后来拍了一个视频，连同那篇悔过书一并交给北京，我当时正等消息，不想姓史的一天说，上面不满意。那怎么办？我忧心忡忡，如果不批准，我可能过年要入狱。没几天听到另一个消息，北京会派人来，说是观察我。我当下觉得不妙。一下午，两个人进来，我正在蹲厕旁边洗衣，只好急急出来，返回坐位。等他们坐下，我正预备坐，其中一个突然拍枱，表示不许坐。我吃了一惊，只好立著。另一个开口说，你知道我们是甚么人吗？我摇摇头，惊惶未定。接著另一个又拍枱，我们是北京专案组的，你出这种书，诬毁我们国家领导人，你这种人十恶不赦，我们可以把你专政十年二十年，甚至专政到死，香港是无人知道的，甚至像虫子一样把你掐死。这种突然其来的谩骂，我被闹惧了，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眼光光地任由他们轮番咒骂。这样谩骂了不知多久，我一直立著，后来两个看守走进来，我才发现他们离开了；很明显，保释无望。

再拍过吧，悔过书亦要重写，姓史的后来说。重新拍了，悔过书又重写，再交上去。那时候快过年，姓史的知道我担忧到夜不成眠，大概想帮我，释出了善意。我搞不清是因为意气相投，还是别的原因，我明白他提审我，是按上级命令，而他有点同情我，想我得到保释。甚至后来跟我表示，可以为我写求情信，做担保人，只要我日后必须配合。那时我只好相信，因为我确实别无选择。很奇怪，几天后姓史的走来说，上面批准了。现在我们是捆绑一起了，倘若保释后，你弃保潜逃，我会被你害死的。我放下心来，松了一口气。对于史先生的帮助，我当然衷心感激，并且答应他，以后必定跟他配合。但现在回想起来，事情有点跷蹊，以我对史先生的观察，我仍然相信他，只是作为一枚棋子，做成他跟我捆绑起来的事情，看来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我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为甚么北京突然派人对我谩骂一通？眼看保释无期，有人知道史先生会仗义出手，那个人很可能是他的上司。他了解史先生，而史先生作为既是刑警也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有头巾气也就同时有同情心，甚至比一般人更富同情心，如果史先生跟我捆绑一起，对我弃保潜逃的风险就少一分，因为我不能对帮助我的人不顾而去。比较其余三人就更加明显。他们都有亲人在大陆，而我只有一个女朋友。我当时这样看姓史的。除此以外，根据我后来看到的事实，整件事情还更有可怕的严密部署。

农历年初，下了一场早雪。看著窗外时而绵密、飘飞的雪，让人心情稍为开朗。史先生过年前，交我一份批准保释通知书，不久可以出去了，但附带条件是，不许离开中国。我当然高兴，可以外面四处走，比终日囚禁好得多。下午医生量血压，我问宁波是不是每年都下雪，他摇头，帮我扎手臂。我说从未见过，可惜又不能触摸。我又说原来这么好看，确实比下雨好看多。有甚么好看的，医生微笑看著压力计，一边按橡皮球。我说雨只会直线下，而雪花会飞舞，如果凝视片刻，还会有种奇幻感。他大约觉得我少见多怪、童心未泯，朝外面看了看。这时雪下得更大，一片白蒙蒙。接著他解下扎带，手臂的压力消失了。女人你摸过吧，还未摸过雪？他笑著说，把器材收好，然后离去。

傍晚史先生过来，副手捧住些书。看封面颜色，我晓得是巨流出版物。桂先生对灰黑色似乎情有独钟，多数将封面设计成这种色，因而很易辨认。两人坐下来，副手把书交给我。这些编者，你认识吗？史先生问。我看看名字，不认识。另外这些呢？我接过来看，摇头，不晓得，更不晓得他想知道些甚么。我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了，既然可以保释，还有甚么好调查的呢？他盯著我，有些疑心。我只好再说，事实上过去提审时，我已经表示过，我只是卖书的，出版是桂先生经手，撰稿人我不熟识。这些人当中，哪一个比较出名？这时副手问。我想了想，觉得把书排列起来，更容易解释。我说这些编者都不同，因为全是杜撰的，巨流这些出版物，多数是拼凑，不好当真。我抽出《中央军之变》和《中共高官色情报告》，这个李明编了前一本，不知销情如何，为了保证销量，后一本改为张三，很可能出自同一人。那内容呢，你看过吧？史先生又问。我根本不会看，我说，你明知不可靠，肯花时间看吗？

我当时还不清楚，他们到底想查探甚么，后来看新闻分析，有说因为桂先生预备出习近平情史，有人想阻止；有说某书泄露了军方机密，想问出消息来源，于是把我们扣查。这些我不想推测，我眼见的是，大陆政府通过暴力手段，把香港一间小书店摧毁了。

真是度日如年，等过一星期又一星期，仍然没有放人消息。一天下大雪，吃过早餐，医生走进来，带来一块雪，我喜出望外，顿觉人情温暖。第一次触摸，原来又冷又硬又粗糙，跟女人肌肤差太远。是车道旁捡来的，医生说。守门过来看，本来不准带硬物，由于医生有特权，不好干涉，只得退回去。医生叫我坐下来，帮我按脉，大概正常，没说甚么，接著就离去。我把雪放到淋浴地，返回座位，稍稍掀开胶垫，取出几条线，又数起日子来。那是我被囚禁宁波第三日，从囚衣拆下的线。上面的橙色小结，共124个，即是四个多月。

下午史先生过来，说是要拍半身照，同来的不是副手，却是个深圳旧相识。当我站起来，他拿著相机，另一只手推我去墙壁，叫我站好，举起相机就拍。每拍一次，闪灯就亮起来，而对著闪光，我就贬眼。他立即检视影像，大约不行，因为每闪一下，我就眨眼，照片里的我，全是闭著眼睛。史先生见他不行，接过相机，稍为调校，把闪光灯关掉，接连拍几张，再查看，点点头，表示拍好了。我返回座位，史先生走到门口，回头跟我说，过几天可以出去了，但要先留在韶关。我看著史先生消失后，才知道原来他亦是中央专案组。

香港

到了深圳北，打的落罗湖，刚好11点，当时可以过关，但陈处长说先吃饭，我不太为意。他们对深圳不熟悉，于是在侨社大院下车，掠了间小巷食肆。我吃得不多，走出门外抽烟，那时候透过玻璃门，警见陈处长迭迭看表，我意识到他们已约好，有人在关口，过关后会派人监视我。那时我仍一心一意，不当一回事，依照他们安排办事；下午跟姐姐吃饭，傍晚找李波取电脑，明早返深圳。起程之前，姓史的跟我说，大约九到十二月，桂民海会判刑，我们可以放回香港，只要保持沉默，事情就告一段落。过了罗湖桥，当我被入境处职员截住，带进小房间，受警方查问。同他们三人一样，我按先前的吩咐：我来销案。我现在很安全。我不需要帮助。

在便利店买了份《苹果日报》，等待片刻，没见姓史的和陈处长。拖著预备装电脑的行李箧，走去另一间，依然没见。过关前我们约好，如在第一间没见，就在第二间，但到底是见面接触还是装作不认识？姓史的语焉不详。我后来才明白他们担心，怕被人拍照证明过境执法，会惹起悍然大波的。往后我见了传媒，公开了事件，在湾仔警署落口供，翻看当时入境视频，我是11点25分过罗湖桥，他们是11点55分出现，12时15分30秒现身入境出口。我以为他们已入境，就坐地铁去白英奇宾馆落脚。我晓得沿途有人监视，好几次回头，但似乎没见。我后来索性不理，看见又怎样？我无法证明，反正回去再待几个月，人人都可以回香港，像过去那样平静生活。

然而当我在白英奇1207房，打开手机看新闻，已经有报导我入境，并且像他们三人接受警方问话后，不知去向。这引起我的好奇，虽说我早知事情闹大，成了国际新闻，但我仍不清来龙去脉，不了解它的严重性。我急著办的是见我的亲人、我的老师。但宾馆的电话不能用，手机也是。因为我问过管房，房间的电话有记录，会出现账单上，当我回去凭单报销、或是证明我住的地方，确实是按他们要求，否则是会严惩的，而且我怀疑那部小米有追踪。我不能冒这个险。我去油麻地地铁想打电话，但不见。问职员，原来电讯公司取消了，现在人人有手机，哪个用？我到街外到处找，写打老道有两个街亭，但电话都坏了。附近有家小书店，是同行，认识快三十年，我知道他会借我。跟姐姐约了时间吃饭，再给老师电话，接电话是他的女儿。问情况，没事，身体还好。我稍为放下心来。我本打算饭后立即探望，但时间不够，去屯门来回至少三个小时。

饭后去北角取电脑，站在地铁车厢内，几个学生谈话，展露笑容；有些人低头看手机；一个孕妇上车，有人让座；一个快递员放下袋子，蹲在一旁将包里分类。人人都无拘无束，不像我被人跟踪、被人操控。我到底怎样啦？人在香港，依然失去自由。他们欺人太甚了，我被单独囚禁五个月，又被限制在韶关，我多留一天探望老师都不允许，我要求打电话给女朋友都不可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状况，我还预备跟她一起生活呢。我用姐姐的电话打给她，原来号码被注销了。他们一直欺瞒我。他们要我跟别人隔绝开来。他们的确欺人太甚了。他们凭甚么跟踪我、凭甚么让我失去自由？更不要说他们的办案方式十足黑帮。我开始感到气愤。我不是香港人了。而日后更可怕的是，姓史的在韶关跟我说，将来回港后，仍在书店工作，他还会跟我联络，向他报告这里的情况，通过文字或照相，他们要了解香港，特别是来买政论书的人，以后要做他的耳目。天啊，我今后不止失去自由，我甚至会变成出卖别人的人；我今天屈服，我将来只会做帮凶，令更多人屈服；我今天出卖灵魂，我日后也会迫别人出卖良知；我今天变成他们一伙人，日后只会令更多人入伙。

怎么办？

挽著大而笨重的电脑迫地铁，不能转身。但我高兴，身边都是香港人。自由自在的香港人。尽管我丧失不少自由，我将来依然被操控，甚至被监视。但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我身处香港，我喜欢被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挤推，因为他们都有尊严。人有自由就会有尊严。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严，正被那些人一片片剥落，但我感觉到，这些有自由有尊严的香港人，会伸出援手，当他们知道我的自由和尊严，正被人逐片剥落。他们是会制止的。然后，他们会帮我寻找我失去的自由和尊严，最后归还我，让我跟他们一样，做个香港人。

我检视用胶袋和报纸包著的电脑，发觉李波拿错了。或者说，是别人拿错给李波。我那台电脑没这么笨重，我大概心事重重，沿途没觉察到。如果我诈作不知，把这台没有读者的订书资料拿回去，他们会追究的。我上次说谎，被姓史的知道了。但倘若我把电脑换回来，给他们带去，我就成了出卖人的人。诈作不知不成，换回电脑带回去又不行，我不知如何是好。事缓则圆。我想如果拖延一下，只要深夜才通知他们，今天来不及换，就可以多留一天，让我有时间决定。

于是我发短讯，说现在去吃晚饭。（这之前我发过短讯，说已经拿了电脑）。姓史的回讯，说可以，后来又发了一句话，表示第一次来香港，没觉怎样兴奋。我回讯跟他打趣：老兄又不是来出巡，是来出差的。我当时已起疑心，姓史的并非将我当朋友，他帮我求情的目的，不过做成捆绑的错觉；如果我弃保潜逃，就会害死他，好让我加重负担。我到底不能出卖朋友。但如果是真正朋友，是不会要求朋友出卖人的。

我太爱香港了，我吃了碗面就去过庙街，我好多年没去过庙街，我困守书店足足二十年，我喜欢看那些小摊贩，尽管有些会骗游客，我喜欢看那些算命先生装模作样，替迷茫的人指点迷津，虽然不太可靠，我甚至去骑楼底看那些企街，我喜欢看路边的小食肆，尤其是食肆摆通街，喜欢看几千个食客的吃相，我喜欢到处香港人，我喜欢香港人的质素，我喜欢看香港人在路边帮助人，我喜欢看香港人冲红灯，我爱香港人效率快。

我举起手机，喜欢就拍，我不担心被跟踪，我知道此刻毋须顾忌，我今晚还是个香港人。

凌晨姓史的接到电话，有些慌张。究竟书店有几部电脑？我说三部。有资料的是哪部？我用开那部。你用开的放哪里？放枱头。书店有两张枱，是哪个枱头？就是收银的枱头。书店两张枱都可以收银，是左边还是右边？右边。即是去洗手间那个？不，是墙边那个。你又说是右边？我是站在收银后说，你是从门口望，左右当然不同。清楚了，等短讯吧。后来接到讯息，多留一天，明天下午换。

我忘记第一次取电脑，是不是李波开门。应该是吧？但记忆中又不像，我跟李波谈话，他太太后来才出现。我搜索记忆，想起第起二次去取电脑，李太一直在场。是了，第一次是李波开门，李太后来才出现，当李波说到被人带上去，李太从玻璃房走出来，插话说，她发觉他失踪了，那一夜她很恐慌。然后第二次谈话，她一直在场。有些奇怪的是，第一次谈话时间比较长，足足个半钟，好像谈得不多，往往说到书店的时候，我们就沉默。第二次时间更短，只有一个钟，但谈话内容却更多。我们约略谈过吕波和张志平。吕波目前在香港，帮他埋尾；张志平来过一次，返回东莞，没有再回来。我们三人当中，张志平年纪最轻，我知道他当时吓坏了，曾经哭泣。我在宁波听到时，非常难过。于是又沉默。李波说书店被人收购了，昨晚看手机，我都知道。然后李波说那些书，已经送过深圳，全部销毁了。这个我没留意到，报导好像没有提。李波又谈到跟人上去的事，李太又插话，那一晚他跟了几个人，她后来发觉他失踪了，当她打开抽屉，看见他的回乡证（当晚我再看手机报导，她略过不提锁匙不见， 最后找人打开，心更慌）。我看著李太的表情，犹有余悸。李波后来又表示，事情很快过去的，只要按他们的意思做，大家会没事的。

我当时心不在焉，没记住李波原话，究竟是被带上去、跟人上去、抑或被胁迫上去。似乎不太重要，因为意思差不多，都是在不情愿下上深圳的（他的不愿意，只要翻看他11月的《端传媒》访谈，那是很清楚的，他明白表示不会返大陆）。我有时看那个手拉篮，我一进门就立刻换掉，把我的电脑放进去，我怕忘记。那部电脑现在成为负担。我不晓得该如何做。我记挂住这事，忘记问李波，里面的读者资料软件是谁交给他们的？我当时还没注意到，他是12月30日被失踪，我后来根据传媒报导，11月12日书店已易手，顶让与姓陈的。当时我还在宁波单独囚禁，约莫是11月底，姓史的打开读者资料给我看。这样对照来看，当时书店己转手，把软件交上去的，该是那个姓陈的。后来我见传媒，有记者问那份软件是谁交的，我说应该是李波，我根据的是姓史的说话，后来有人指责李波出卖读者。我现在查证起来，实在太轻率了，我没有查证就按照姓史的说法，表示是李波。我被姓史的误导，让李波蒙受不白之冤。我想那怕我是在被误导的情况下，也要向李波道歉。尽管我当时来不及、也确实没有时间查证。

我心烦意乱，面对李波和李太，只想到把资料交上去的，是第一个出卖读者的人；而明天，我就是第二个。

我尽量表现轻松，姐姐叫我多吃些。晚上太子酒楼座无虚席，门外有人等位。人声喧哗。邻桌特别高兴，有人起身敬酒，受敬的不好怠慢，立即回礼。听得出是同学聚旧，说些中学时的趣闻。背后有小孩玩手机游戏，不知是赛车还是过山车，听著似引擎又像铁轨磨擦声。姐姐问我这次回韶关是不是还住酒店，我点头，说过来时，没有退房，有些衣服书籍仍留那里。然后姐夫打开手机让我看，有时是些圣经章节，或者格言。我不知道姐姐一家何时入了教，这几年时常跟我讲耶稣。要信教呀，人信教就会向善。姐姐语重心长。我当然认同。但人不信教也会向善，我笑了笑。姐姐摇头，帮我挟𩠌。我看姐夫的手机，屏幕一张小相，一只精致蓝茶杯，杯沿搁朵白菊花。上面说：态度对了，幸福就来了。

送姐姐上巴士，随后转入砵兰街，经过朗豪坊。那天是闲日，如果是假日，晚上八点多，该是人头涌涌。向油麻地方向行，有时转进上海街，又走砵兰街，我想尽量多看，不舍得离开香港。

随著人流向右走，上扶手电梯到地面，如果恰好车到，45分钟可以过罗湖桥。我忽然想抽口烟。把行李箧推向前，摸索银包。四处是人流。出了闸口，不知往哪方向走。我记得左边是又一城，穿过通道后，才发觉走错路，尽头两边只有楼梯。往右面看，几个人坐梯级口，大概正小休，不想返转头，于是搬起行李往上走。抽了第一口，觉得时间不太够，接著第二口。我看看表，12点45分。最好把手机关掉。右边是又一城大门口，人来人往。左边稍远，有几个地铁闸口，旁边有些小卖店。有人过来抽烟。 垃圾桶上的烟灰兜，积满烟蒂头。我再看表。那人抽几口，抛下半截烟，转身就走。罗湖桥那边，有人正等。如果我迟到，史先生不会斥责我，这我知道。陈处长大概也不说话，但会记住。

陈处长说你不太合作，李太说。

怎样不合作？没有回答。

昨天跟李波谈话，才知道陈处长是他的提审人。我搞不清楚他们何时见过面，听李太的语气，当时也在场。我在韶关时，见过处长两三次，然后他同姓史的押解我到深圳，分开过关。李波三月份已回香港，不太可能最近见过他，但李太不会突然无缘无故旧事重提，而且只有一句话。莫非他们刚刚见过面？我想起手拉篮的电脑，我拖延时间这件事，可能让他觉察了，他很可能昨天亲自去书店取，并且大模斯样，因为书店已易手，再不是李波的。他们很可能早上才交收，谈过话。李太不好直说，于是暗中提醒我。站在和煦的阳光下，我打了个冷颤。这次回去死得了。

然后我又想起通宵看手机新闻。那六千个示威游行、为我们呐喊的不认识的香港人，让我非常感动。还有那些立法会议员，多数没交往。他们走出来，纯粹是伸张正义，不值大陆所为。那些人太嚣张了，目无法纪，超越了香港人底线。那些勇敢走出来的人，实际上彰显了人类的良知：人权不容侵犯，我们要维护香港人的自由和尊严，我们不会向强权屈服，我们绝不向强权低头。他们是榜样。他们是香港人的榜样。我觉得应该要站出来，公开整件事，不但让香港人知道，也让全世界知道，大陆政府违反承诺，正在破坏一国两制。

然而不行。我的女朋友在大陆，像吕波和张志平一样，被保释候审，倘若我见传媒，公开事件，他们很可能加重刑罚。还有李波呢。他们恼羞成怒，很可能也将李波检控，甚至加上莫须有罪名。姚文田就是这样。我熟识他，一个和气的文化人，仅仅出了几本他们不高兴的书，就栽赃嫁祸，判了重刑。不能这样。我不能不顾他们。我这样做好像是太自私了。我不能不顾及他们。李波说得有些道理，事情很快过去的，只要按他们的意思做，大家会没事的。我只需保持沉默，回去韶关待几个月，就像姓史说的，等到九至十二月，桂民海判刑后，我们放回香港，事情就结束了。

但不能这样，这不仅仅是书店的事，也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我拖著行李箧，走到闸口，开始跟自己说。我要抽一口烟。抽半口就够了。我不再看表。我知道足足迟了半个钟。有人可能白等。我下不了决定。我返回刚才的地点。一个拖行李的人在抽烟。我不能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错。我下不了决定。然后我记起一首诗，那首舒巷城的诗。我年轻时读过，那首屈膝的书枱。我还记得在《海洋文艺》读到的。我翻书不比别人少，我这样做岂不白翻了？

我抛下半截烟，改变行程。

补充

后来有些传媒问我，想了解细节，他们几乎甚么都问到了，但疏忽了一件事。为甚么那些人顶让了书店，又让它空置？铜锣湾书店月租4万，我知道签了两年约，两年共96万，加上找人代办费，应该超过100万。人人都知道那些人很有钱，但总不会白花吧？我引用前文：“姓史的在韶关跟我说，将来回港后，仍在书店工作，他还会跟我联络，向他报告这里的情况，通过文字或照相，他们要了解香港，特别是来买政论书的人，以后要做他的耳目。”明白吗？那些人买下书店的目的，显然易见，就是作为一个监视点，将来监视香港人。够可怕吧？这种严密部署。我想未算可怕，倘使大多数香港人，面对大陆强权侵犯，我们仍然不声不响，默默承受，甚至事不关己，冷眼旁观，恐怕更严重的事还会发生；他们既然可以用暴力摧毁一家书店，也就可以用暴力摧毁我们每一个家庭。

多余的话

写完最后一段，快深夜了。走到窗前，避风塘倒映的路灯，浮游不定。右边的民居，万家灯火。不远的天桥上，两列地铁透著灯光交错驶过。下面疏落的汽车，沿弯形的高速公路，像田径奔跑的运动员，绕出优美的弧形。

《老人与海》一句话：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写于安全屋2016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