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香港書展

去歷史化的批評之外,我們可以為書展做什麼?

忽視歷史的批評,對推動書展進步的力度,十分有限。我們要先用自己的記憶──書展的歷史,來檢視和守護自己的書展。


2016香港書展。
2016香港書展。攝:吳煒豪/端傳媒

今年香港書展,早在開幕前就有熱議新聞與文章:有說歷年部分書商都向環保回收店提供滯銷書籍;有說「年度作家」被取消後,闢了個年度主題,以武俠為題作招徠;有說香港作者好趁每年書展才出書;有說眾籌終見成果書展伺機而動云云。

其中一篇貌似臉書近況摘錄的短稿《逛書展順道報讀興趣班 貿易發展主導文化活動之故?》,文章除了開首提到的書展變化,觀點大都「環保再造」,毫不新鮮。該文先評論今屆書展將「年度作家」改為「年度主題」之舉,文末比較台北國際書展模式,是有心,也用心,卻顯得力不從心。雖然慶幸仍有人願意溫習歷來書展評論,遺憾未見書展文化的歷史回顧。書展完結前出現的評論,大都只是台灣與香港書展的浮光掠影比較,尚未觸及香港書展本質,或者仍停留在責備香港讀者不長進。

在「每年一鬧」的氣氛裡,甚少人能說出香港書展的「原罪」。其實,今天一切對書展的責備,都可從它的傳統尋得答案。

從中文書展到香港書展

貿易發展局(貿發局)主辦香港書展逾四分一世紀,在橫跨主權移交的二十多年裡,局方確實有付出過努力。它既欲擺脫當年幾乎由台灣書在港主導的「中文書展」(香港書展前身),所給香港人的深刻印象,亦希望做出一個有香港特色的書展。

從空間上看,以往大會堂規模只比今天大學書展稍大,在小空間裡填滿文化氣息,並不困難。在會展中心偌大的空間裡,一個本意是展覽手錶珠寶的地方,要容納那麼多讀書的人,被設定的讀者對象,肯定不是昔日的一小群(當年許多大陸新移民都把香港看作逃生門,中文書展是怎樣一個移民台灣的自修室或夢工場,大可想像),更非從事文化及出版事業的作家、編輯、插畫師和版權交易人。

在會展場館裡填滿人,才是香港書展的初衷。

2011年,台灣書商曾在香港舉辦展前簡介會,香港書展把台灣書商編到較少人流的展館。台灣書商為了獲得香港傳媒關注,特意在簡介會上提到台灣多年來都來港參展,已是「老朋友」。他們在光華文化新聞中心,回憶當年中文書展時代香港對他們的禮待,與該年的安排差異實在太大了。該年書展這麼對待他們,不無過份之處。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台灣書商抱怨位處人流較少的展館的舉動,正好說明,今天的台灣書商其實比香港人更明白這個書展的本質:哪管來的人是誰,要是能在人潮裡展出作品,就有機會獲得更大的回報。

回顧七八十年代香港紙本出版與文學創作風氣之盛,毋須依賴一個書展來表現、表演或證明。例如一冊文青合集(青年文學獎文集),平日在書店就可賣二萬本,相等於今天情話類書種的日常銷量。另一方面,文社亦非常活躍,文學活動繁多,參與者眾。

可是到了1989年至90年,六四事件發生後,物慾橫流麻醉人心的平庸之惡無日無之,香港步入一個更反智、對九七前景更恐慌的日子。香港書展在這股集體無力感裡舉步維艱,在民情越來越不穩定、流行文化越來越「水皮」(遜色)的狀況,加上書籍展覽要一下子填滿偌大的空間,主事人要辦好一場書籍展覽,談何容易。

根據資深出版人許迪鏘先生在2013年寫的文章所述,1990年「中文書展」過渡到香港書展,當年傳媒的反應是:「貿發局首屆書展主其事者為局內以人脈廣泛著稱的 David Yip,這位葉先生神通廣大,因恐新聞發布會乏人問津,據說私底下約請李嘉欣等『港姐』,乃至『波霸』葉子楣等 stand by,若場面冷清,即擺出美人陣撐場。結果記者蜂擁,也就毋須勞動眾美人了。David Yip 不是別人,正是文化文學界無人不識的小說家、散文家、藏書家、香港掌故學家、知名編輯葉靈鳳先生的公子。」

為香港書展度橋出招(出主意),連美人計都要施;雖然在記者會上終收回「秘密武器」,但從另一角度看,就顯得當年局方對香港讀書文化的信心其實有多大。結果,「第一屆」香港書展終究還是請來香港小姐揭幕……由香港小姐啟幕的書展,書商要照顧的讀者是誰?

工展會文化扭曲讀者、主辦者與作者

第一屆香港書展,吸引大批讀者來訪,入場人數始成為傳媒每年焦點;每年出書這麼多,書展辦得成功與否,如何衡量?參展商數量、入場人數……書展只談量而不重質的文化,漸見形成。讀者質量不再偏重於對文化及文學有追求、對台灣有想像與期盼的一群,而是比起文化意義更實際、更能看見的數字。

要在一個零售展場內參展,吸引更多人關注,就要有特別的「關公技巧」(公關技巧)。怎樣才可稱得上特別的關公技巧?兩個字:折扣;三個字:大劈價(大減價)。就連「真.愛書人」,甚至是書的作者,都不時嫌書價太高。作家的價值觀,亦早就被香港書展扭曲而不自知,忘記了書並不單純是商品,它的價值不應止於價錢。

尤其是,昔日港英政府早已為香港建設了一種以消費來維穩的工展會文化:鼓勵香港人盡情消費,以消解六七暴動前後的社會怨氣,一大群人得以合法集會,理由就是集體消費。工展會怎樣吸引普羅大眾到場消費?好趁優惠折扣來參觀與消費,就是當年香港人被培養出來的集體意識。擔心來人不夠多?施以美人計,舉辦工展小姐選舉,套路與後來的香港書展一般。

香港書展由貿發局接管後,手法如何參考工展會,看看某些本地書商推廣手法,賣書劈價比賣蠔油粉麵更狠更狂就知道,讀者自然帶著工展會心態來書展。書被視為純粹商品而非文化商品,以致作者與書商都集中於一個月出版著作,絕對是有跡可尋的。最終,有些書商索性出版自己本來不樂意出版的暢銷書,惹來不少以劣幣養良幣的批評。若要追本溯源,以搶眼球、吸引大眾讀者的香港書展風格,可謂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普羅讀者,又怎會尊重這個文化場域?

許多文章提到今年「年度作家」改為「年度主題」的舉措,若從效果觀之,這幾年以「年度作家」搶的眼球夠不夠多、成效顯著與否、獲選香港作家如何合作,一一都在主辦方眼皮下指頭按拍的計算機上。2010年劉以鬯、2011年西西、2012年也斯、2013年陳冠中、2014年董啟章、2015年李歐梵,一年才推一名作家,成效太低了吧?今年以「年度主題」的方式,從一變八:本來只推一位作家,現在是在主題大傘下推廣八位寫武俠小說的作家,書商自然十分歡迎。講求成效的文化,不正是香港文化?

公民力量重建文化環境

推廣暢銷作家,意義何在?評論人自可便宜地指罵這種退步,但筆者要說的並不是主辦者與書商有多麼的不該,反而想說,在香港願意參與文化事業的人,當中打算抗衡這些退步文化的人少之又少。比較香港書展與台北國際書展的、不知道台北是由出版界組成的基金會主導的,甚至連台北書展都沒出席過的人,還是硬著頭皮說著話。評論人這種行為,又與「執平貨」(挑便宜貨)的貪爽心態何異?

若要批評,得先溫習香港本土書展的歷史,並回顧這麼多年以來香港的大小書展,例如以香港書展為批評對象的牛棚書展,以及與社區、出版商和學校合作的九龍城書節。它們少資源而人脈廣,善用文化界建基於認同感而非純粹利益的人際網絡,建構一個個正常地賣書的文化空間。

至於有批評者曾以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比較香港書展,似不了解其以版權交易為主的對象並非大眾;香港書展是書籍零售的場所,務求在一周內要歸本,甚至賺錢,並非版權買賣的層次。台北書展主辦方以法蘭克福書展為學習對象,每年舉辦多場向法蘭克福書展學習的專業培訓工作坊,並於每年十月辦團到訪德國親身觀摩。書商與出版業界不只是做書業生意,還有專業範疇的國際交流。

再看香港書展的主辦單位,據筆者所知,負責書展的職員崗位經常調動、升遷,對於許多擅長行政工作的人來說,香港書展是一場零售展覽的工作,支援書商與支援食品節、寵物節商人,提供差別不大的服務。我們很難要求一個以商業貿易為主、以人流為指標、人事經常變動的機構,花二十多年就搖身一變,變成類似台灣的文化部。起碼,香港書展批評者,如要對香港書展進言,上述認知基礎,還是需要的。

筆者認為,落墨批評大罵的年代已過,在民間以公民力量默默重建自己的文化環境,引進各地書展方式,才是出路。批評者絕對可以在香港書展場館內,實踐自己的想法,甚至抗爭。

在這個資料充裕的年代,一般讀者對書的認知,僅是看作「印上了圖與字的東西」,未必有興趣探討書本身的文化意義。到2047年,今日的年輕讀者、評論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多少人的孩子會在書架發現一冊今年書展你買到的書?「買書」這種行為,30年後,可能就是個動人故事;評論書展的人,就是要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改變未來──改變未來自己本來要說的乏味故事。

忽視歷史的批評,對推動書展進步的力度,十分有限。我們要先用自己的記憶──書展的歷史,來檢視和守護自己的書展。

香港人,要爭氣!

(彥一,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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