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6月初，教宗方濟各委任韓大輝總主教（教廷萬民福音部秘書長）兼任關島阿加納總教區的宗座署理，該教區的總主教涉嫌性侵案正接受調查。這次任命看似平常，但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卻在任命後發表博文，謂：「雜音被充軍了，現在大家同唱一支歌了，多麼好呀！」
原因為何？其實此任命掀出了當下中梵談判的格局。韓總主教是教廷內唯一對中國強硬的高層，反對中梵現時建交，而且與台灣關係良好。教宗將其暫調關島，表示中梵談判可能已進入最後階段。
方濟各自上任以來，多次表示希望到訪中國，且願與中方建立良好關係。本年一月底，他接受《亞洲時報》獨家專訪，盛讚中國為「偉大的國家……有無窮無盡的智慧」。其多次強調社會正義，又抨擊各國政府貪污腐敗，卻對中國情有獨鍾，出動「叩頭外交」（kowtow diplomacy，語出羅耀拉瑪麗蒙特大學學者 Tom Plate），向這個經常打壓人民、侵犯人權的政權伸出橄欖枝。教宗態度看似奇怪，但只要我們理解方濟各的出身，以及過往教廷的外交策略，就能略知一二。
方濟各的中國夢與「叩頭外交」
方濟各是歷史上首位出身於耶穌會的教宗，而耶穌會與大中華地區淵源深厚。明神宗（萬曆）時，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抵達中國。為向士人官員示好，他穿上儒生服裝，學習中文，研究中華文化，希望天主教能落地生根。其後的耶穌會傳教士，多秉持此融入的傳教原則。直到清初，道明會士因反對耶穌會士容許信徒祭祖而向教廷告狀。教廷頒令禁止信徒祭祖，清廷反擊，康熙和雍正相繼下令禁教，史稱「禮儀之爭」。
此歷史事件一直令耶穌會耿耿於懷，認為因文化誤解，錯過了能令教會植根中國的機會。方濟各是利瑪竇的追隨者，多次論及中國時也會提及此傳教士。他可能認為，當今中國不容許教會自由活動，乃因文化誤解，以及清末以來的排外情緒。因此他認為教會應與中國政府「交談」，以化解矛盾。
雖然方濟各多番強調公義，但他關注的往往是經濟公義，而非政治及公民權利。他非常關心貧窮和貧富不均的問題，卻少有論及民主、人權、自由等議題。例如 2015 年方濟各牽線，促成古巴與美國建交。其後他訪問古巴，對古共踐踏人權不置一言。不少異見人士非常失望，批評教會與政府勾結。此外，方濟各會為被迫害的中東基督徒大聲疾呼，但對於浙江省（特別是溫州）政府不斷強拆十字架、毆打教徒，他至今未曾抗議。
至於所謂的「叩頭外交」，在歷史上已非首次。
冷戰時期，東歐各共產政權打壓各自國內的天主教會。1963年，教宗保祿六世上任後，決定推進若望二十三世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旗手為外交官 Agostino Casaroli 總主教。二人認為冷戰格局短期內難有改變，故應盡量保住鐵幕後各國教會元氣。教廷於是向東歐各共產政權示好，避免批評他們對人權自由的打壓，並願意共同商議主教人選，好使主教獲政權認可。
例如，匈牙利總主教敏真諦樞機（József Mindszenty）是該國的抗共英雄，1956年起便因迫害而藏身美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繼續作為人民精神支柱。但教廷為討好匈共，於1971年下令樞機離國流亡，並褫奪其總主教的職位。
方濟各上任後，隨即委任帕羅林（Pietro Parolin）為羅馬教廷國務院國務卿。帕羅林本來是教廷駐委內瑞拉大使，但他更早曾任教廷副國務卿，也曾是教廷與中方談判的首要外交官。路透社報導，帕羅林在2009年一度要與中方達成協議，但教廷最終認為協議不當破局，帕調往委國。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其後對華態度強硬：2010年譴責中方非法選任郭金才神父為承德教區主教；2011年，中方再度非法祝聖黃炳章神父為汕頭教區主教，本篤將其逐出教會（絕罰）。中梵關係僵持。
方濟各剛上任便把帕羅林調回梵蒂岡，出掌國務院，後來擢升為樞機，明顯要改善與中方的關係。而帕羅林是 Casaroli 徒弟，表明要繼承其外交原則，因此當下的「叩頭外交」，可謂「東方政策2.0」。
中梵談判新進展
自1949年中共建政、國府遷台以來，教廷一直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中共禁止「外國勢力」干預內政，成立天主教愛國教會，實行自選自聖。某些神職人員和信徒拒絕承認愛國會，堅持效忠羅馬。外界一般分別稱兩群體為「地上教會」和「地下教會」。
過往中梵關係時緩時僵，但這幾個月來，中梵談判似乎大有進展。路透社引述消息謂，2015年9月26日，教宗訪問美國，準備自紐約甘迺迪機場飛往費城，而習近平則同日抵達紐約，梵方官員曾嘗試推動二人在機場會面。雖然會面最終不成，但到了10月，梵方便派出六人使節團訪問北京，本年1月再度會面。到了4月，雙方同意成立工作小組。
雙方談判的最大障礙，一直都是主教任命和非法主教的問題。按照教會法典，只有教宗有權任命主教，但中共卻視任命為「內政」，不容「外國勢力」說三道四。曾有傳梵方嘗試以「越南模式」為範本解決任命問題。「越南模式」即梵方提交人選予越共從中挑選，最後由教宗任命。但綜合各方報導，中梵協議可能是由中共提交主教候選人名單，繼而由教宗任命。假若教宗否決任命，需向中方解釋。
然而，《亞洲新聞社》社長貝納德神父（Bernardo Cervellera）推測，即使教宗最後拒絕任命，中方也不會退讓。大陸現時有八名非法主教，路透社謂方濟各為達成協議，有可能在今個夏天宣布特赦八人。上年便有報導稱在方濟各訪美時，有起碼兩名非法主教在美國尋求修好，包括非法中國主教團團長馬英林。然而八人中有二人涉嫌有私生子及女友，更盛傳其中一人曾迫女友墮胎，教廷難以為特赦他們找下台階。
方濟各推動中梵急速建交，有一群人則大力造勢。當中包括以帕羅林為首的教廷外交官、某些自詡為「中國通」的意大利記者和媒體，還有某些中國神職人員。例如意大利報章 La Stampa 旗下的 Vatican Insider（VI），其專欄作者 Gianni Valente 是方濟各密友，經常撰文頌揚中梵談判。代表《亞洲時報》獨家專訪方濟各的意大利學者郗仕（Francesco Sisci）也是其一。他現居北京，與中方官員關係非常良好。魯汶天主教大學的韓德力神父（Jeroom Heyndrickx）也多年來在輿論上推動中梵交好，曾批評反對建交的人在推動「鬥爭」，矛頭直指陳日君樞機。近來，甚至連大陸一些自稱「地下」的主教也加入造勢，營造出「地下教會」也支持中梵談判的局面。
匈牙利、越南前車可鑑
中梵假若達成主教任命協議，當真如這些造勢者所言，前途一片光明？我們或許能從歷史中得到教訓。
上文提及保祿六世嘗試以「東方政策」換取教會在鐵幕下的生存空間。以匈牙利為例，教會確實因此可以公開舉行彌撒，卻造成了嚴重道德危機（moral crisis）。信徒被匈共迫害，反而更加團結，對信仰忠誠。當教廷親自打擊敏真諦樞機，看在信徒眼內，可謂最嚴厲的背叛。教會失去信徒的信心，就如失去靈魂。美國保守派天主教學者 George Weigel 更指出，教廷與匈共「和好」後，該國主教團基本上被匈共控制，匈共甚至借教會機構滲透教廷。
中共比當年的匈共強大而穩定，教廷假若認為達成協議後便能好好傳教，是錯判形勢。在越南，教廷與越共在主教任命問題早已達成協議，然而近年越共對教會的打壓越來越嚴重，例如強行收回教會土地、毆打信徒和神父等等。教廷想以「越南模式」為本解決中國問題，但「越南模式」反而走向「中國模式」。
習近平自當政起，全力壓制公民自由，收緊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空間，教會又豈會例外？本年4月，習出席全國宗教會議，表明處理宗教關係時「必須牢牢把握堅持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強化黨的執政基礎這個根本」，並且要「在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下，同宗教界結成統一戰線」。可見他並無打算容許天主教會逍遙「黨」外。
支持中梵建交者相信達成協議，能使「地上」與「地下」教會修好合一。然而事情難以如此順遂。儘管某些「中國通」及「地下」主教不斷為談判塗脂抹粉，仍無法蓋過不少信徒的不滿與焦慮。例如在大陸網站「天主教在線」，經常有網民批評教廷向中共示好是背叛、投共，更有不少言論批評非法主教及「中國通」的言行。假若達成協議，感到被背叛的信徒不會承認被特赦的非法主教，甚至會惹來強烈反彈。
香港難獨善其身
中梵大局，亦緊繫香港。2014年，香港因政改問題鬧得沸沸騰騰。八月初，香港教區曾召開記者會講述政改問題，原定由候任輔理主教楊鳴章主持。然而楊突然缺席，改由社會傳播處主任馮一鳴代替，而且只是在記者會上重申早已發表過的教區聲明。馮表示楊缺席，皆因要與教廷駐港代辦處理晉升事宜。然而一個月後，《蘋果日報》頭版報導，北京以建交「利誘」教廷向香港教區施壓，停止支持民主運動。而楊當日缺席記者會，乃因教廷命令。
香港教會多年來推動民主運動，但在香港爭取民主，難免會與中共對立，自然窒礙中梵談判。陳日君樞機當教區主教時，投身民主運動，多番批評香港及中共政府。然而其言行確實令其及教區與中方關係惡劣。某些平時能到大陸教書、服務的香港神職人員，也被趕走或禁入境。
香港教區或許不會直接影響教廷的外交政策，但絕對會影響北京對天主教會的理解與態度。現任主教湯漢樞機上任時已一改前朝作風，在民主議題上多次噤聲，與港府及大陸保持關係良好。湯樞機曾讚揚大陸宗教自由有所改善，亦表示支持教廷現時的交談策略。本人也曾聽說，近日有教區高層曾向教會內一些社運人士表示，他等參與行動時要知道投鼠忌器，顧全中梵大局。
假若中梵雙方真的達成協議，會如何影響香港？香港教區無可避免要與大陸教會增強「交流」，趨向同化。不要忘記，當年在匈牙利，主教團被匈共控制，匈共甚至滲透梵蒂岡。中共要藉此機會派親政府的神職人員滲透香港，可謂易如反掌。一國一制、洗腦贏心，可能由教會做起。這聽起來或許像陰謀論，但前車可鑑。
更嚴重者，乃對香港民主及社會運動的影響。正如上述，教區為了促進中梵談判而避免批評中共及港府。即使協議達成後，幾可肯定教區仍會為維持友好關係，繼續少批評多讚揚。另，香港教會人士及團體（如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能否繼續參與民主運動，獲得同路人尊重，實在成疑。
路透社報導現時中梵談判的工作小組，乃以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之模式為範本。當年前途問題與自己息息相關，香港人卻無從參與；今日的中梵談判同樣影響香港，然而香港教徒也只能坐看雙方決定一切。
馬達欽主教的預言書
本年6月中，被軟禁數年的上海教區輔理主教馬達欽發表「悔過書」，震動大陸教會。2012年5月，馬達欽得到教廷認可獲擢升為輔理主教，中方卻認可其為助理主教。在祝聖禮上，馬公開與愛國會決裂。其在祝聖禮後遭中共軟禁至今。然而在「悔過書」中，馬表示：「有一段時期，我也曾經受到外界的蠱惑，對愛國會做出了錯誤的言行…… 愛國會並不是境外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我相信現在上海大多數的司鐸、教友們都認同愛國會、信任愛國會。」
「悔過書」一出，大陸教會議論紛紛：有人認為馬主教為教區着想而「悔過」，無可厚非；有人指斥馬是投誠，背棄信仰；有人懷疑他是受壓被迫「罪己」；甚至有懷疑文章根本不是出自馬手筆。最令人難以釋懷的傳聞，乃有謂馬是受教廷的指令（或默許）而「悔過」的。教廷發言人聲明，稱「任何有關假定聖座在此事上的角色猜測是不合適的。」如此模棱兩可，令信徒更混亂。
中梵關係之所以複雜，皆因教廷不單是主權國家，更是道德體（moral entity）。中梵談判不是單純博弈，更涉及道德原則和宗教信仰。縱使主事的教廷官員可能以純外交立場處理問題，但在地信徒，卻不會簡單跟隨教會高層的主旋律起舞。
急於求成，結果會如何？馬達欽主教「悔過書」就如預言書一樣告訴了我們：背叛、混亂、失望、不甘。這將是道德災難，而且難以補救。
（莫哲暐，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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