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莫哲暐:教宗的中国梦,教廷的道德危机

过往中梵关系时缓时僵,但这几个月来,中梵谈判似乎大有进展。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

本年6月初,教宗方济各委任韩大辉总主教(教廷万民福音部秘书长)兼任关岛阿加纳总教区的宗座署理,该教区的总主教涉嫌性侵案正接受调查。这次任命看似平常,但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却在任命后发表博文,谓:“杂音被充军了,现在大家同唱一支歌了,多么好呀!”

原因为何?其实此任命掀出了当下中梵谈判的格局。韩总主教是教廷内唯一对中国强硬的高层,反对中梵现时建交,而且与台湾关系良好。教宗将其暂调关岛,表示中梵谈判可能已进入最后阶段。

方济各自上任以来,多次表示希望到访中国,且愿与中方建立良好关系。本年一月底,他接受《亚洲时报》独家专访,盛赞中国为“伟大的国家……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其多次强调社会正义,又抨击各国政府贪污腐败,却对中国情有独钟,出动“叩头外交”(kowtow diplomacy,语出罗耀拉玛丽蒙特大学学者 Tom Plate),向这个经常打压人民、侵犯人权的政权伸出橄榄枝。教宗态度看似奇怪,但只要我们理解方济各的出身,以及过往教廷的外交策略,就能略知一二。

方济各的中国梦与“叩头外交”

方济各是历史上首位出身于耶稣会的教宗,而耶稣会与大中华地区渊源深厚。明神宗(万历)时,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抵达中国。为向士人官员示好,他穿上儒生服装,学习中文,研究中华文化,希望天主教能落地生根。其后的耶稣会传教士,多秉持此融入的传教原则。直到清初,道明会士因反对耶稣会士容许信徒祭祖而向教廷告状。教廷颁令禁止信徒祭祖,清廷反击,康熙和雍正相继下令禁教,史称“礼仪之争”。

此历史事件一直令耶稣会耿耿于怀,认为因文化误解,错过了能令教会植根中国的机会。方济各是利玛窦的追随者,多次论及中国时也会提及此传教士。他可能认为,当今中国不容许教会自由活动,乃因文化误解,以及清末以来的排外情绪。因此他认为教会应与中国政府“交谈”,以化解矛盾。

虽然方济各多番强调公义,但他关注的往往是经济公义,而非政治及公民权利。他非常关心贫穷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却少有论及民主、人权、自由等议题。例如 2015 年方济各牵线,促成古巴与美国建交。其后他访问古巴,对古共践踏人权不置一言。不少异见人士非常失望,批评教会与政府勾结。此外,方济各会为被迫害的中东基督徒大声疾呼,但对于浙江省(特别是温州)政府不断强拆十字架、殴打教徒,他至今未曾抗议。

至于所谓的“叩头外交”,在历史上已非首次。

冷战时期,东欧各共产政权打压各自国内的天主教会。1963年,教宗保禄六世上任后,决定推进若望二十三世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旗手为外交官 Agostino Casaroli 总主教。二人认为冷战格局短期内难有改变,故应尽量保住铁幕后各国教会元气。教廷于是向东欧各共产政权示好,避免批评他们对人权自由的打压,并愿意共同商议主教人选,好使主教获政权认可。

例如,匈牙利总主教敏真谛枢机(József Mindszenty)是该国的抗共英雄,1956年起便因迫害而藏身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继续作为人民精神支柱。但教廷为讨好匈共,于1971年下令枢机离国流亡,并褫夺其总主教的职位。

方济各上任后,随即委任帕罗林(Pietro Parolin)为罗马教廷国务院国务卿。帕罗林本来是教廷驻委内瑞拉大使,但他更早曾任教廷副国务卿,也曾是教廷与中方谈判的首要外交官。路透社报导,帕罗林在2009年一度要与中方达成协议,但教廷最终认为协议不当破局,帕调往委国。时任教宗本笃十六世其后对华态度强硬:2010年谴责中方非法选任郭金才神父为承德教区主教;2011年,中方再度非法祝圣黄炳章神父为汕头教区主教,本笃将其逐出教会(绝罚)。中梵关系僵持。

方济各刚上任便把帕罗林调回梵蒂冈,出掌国务院,后来擢升为枢机,明显要改善与中方的关系。而帕罗林是 Casaroli 徒弟,表明要继承其外交原则,因此当下的“叩头外交”,可谓“东方政策2.0”。

中梵谈判新进展

自1949年中共建政、国府迁台以来,教廷一直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中共禁止“外国势力”干预内政,成立天主教爱国教会,实行自选自圣。某些神职人员和信徒拒绝承认爱国会,坚持效忠罗马。外界一般分别称两群体为“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

过往中梵关系时缓时僵,但这几个月来,中梵谈判似乎大有进展。路透社引述消息谓,2015年9月26日,教宗访问美国,准备自纽约甘迺迪机场飞往费城,而习近平则同日抵达纽约,梵方官员曾尝试推动二人在机场会面。虽然会面最终不成,但到了10月,梵方便派出六人使节团访问北京,本年1月再度会面。到了4月,双方同意成立工作小组。

双方谈判的最大障碍,一直都是主教任命和非法主教的问题。按照教会法典,只有教宗有权任命主教,但中共却视任命为“内政”,不容“外国势力”说三道四。曾有传梵方尝试以“越南模式”为范本解决任命问题。“越南模式”即梵方提交人选予越共从中挑选,最后由教宗任命。但综合各方报导,中梵协议可能是由中共提交主教候选人名单,继而由教宗任命。假若教宗否决任命,需向中方解释。

然而,《亚洲新闻社》社长贝纳德神父(Bernardo Cervellera)推测,即使教宗最后拒绝任命,中方也不会退让。大陆现时有八名非法主教,路透社谓方济各为达成协议,有可能在今个夏天宣布特赦八人。上年便有报导称在方济各访美时,有起码两名非法主教在美国寻求修好,包括非法中国主教团团长马英林。然而八人中有二人涉嫌有私生子及女友,更盛传其中一人曾迫女友堕胎,教廷难以为特赦他们找下台阶。

方济各推动中梵急速建交,有一群人则大力造势。当中包括以帕罗林为首的教廷外交官、某些自诩为“中国通”的意大利记者和媒体,还有某些中国神职人员。例如意大利报章 La Stampa 旗下的 Vatican Insider(VI),其专栏作者 Gianni Valente 是方济各密友,经常撰文颂扬中梵谈判。代表《亚洲时报》独家专访方济各的意大利学者郗仕(Francesco Sisci)也是其一。他现居北京,与中方官员关系非常良好。鲁汶天主教大学的韩德力神父(Jeroom Heyndrickx)也多年来在舆论上推动中梵交好,曾批评反对建交的人在推动“斗争”,矛头直指陈日君枢机。近来,甚至连大陆一些自称“地下”的主教也加入造势,营造出“地下教会”也支持中梵谈判的局面。

匈牙利、越南前车可鉴

中梵假若达成主教任命协议,当真如这些造势者所言,前途一片光明?我们或许能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上文提及保禄六世尝试以“东方政策”换取教会在铁幕下的生存空间。以匈牙利为例,教会确实因此可以公开举行弥撒,却造成了严重道德危机(moral crisis)。信徒被匈共迫害,反而更加团结,对信仰忠诚。当教廷亲自打击敏真谛枢机,看在信徒眼内,可谓最严厉的背叛。教会失去信徒的信心,就如失去灵魂。美国保守派天主教学者 George Weigel 更指出,教廷与匈共“和好”后,该国主教团基本上被匈共控制,匈共甚至借教会机构渗透教廷。

中共比当年的匈共强大而稳定,教廷假若认为达成协议后便能好好传教,是错判形势。在越南,教廷与越共在主教任命问题早已达成协议,然而近年越共对教会的打压越来越严重,例如强行收回教会土地、殴打信徒和神父等等。教廷想以“越南模式”为本解决中国问题,但“越南模式”反而走向“中国模式”。

习近平自当政起,全力压制公民自由,收紧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教会又岂会例外?本年4月,习出席全国宗教会议,表明处理宗教关系时“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并且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可见他并无打算容许天主教会逍遥“党”外。

支持中梵建交者相信达成协议,能使“地上”与“地下”教会修好合一。然而事情难以如此顺遂。尽管某些“中国通”及“地下”主教不断为谈判涂脂抹粉,仍无法盖过不少信徒的不满与焦虑。例如在大陆网站“天主教在线”,经常有网民批评教廷向中共示好是背叛、投共,更有不少言论批评非法主教及“中国通”的言行。假若达成协议,感到被背叛的信徒不会承认被特赦的非法主教,甚至会惹来强烈反弹。

香港难独善其身

中梵大局,亦紧系香港。2014年,香港因政改问题闹得沸沸腾腾。八月初,香港教区曾召开记者会讲述政改问题,原定由候任辅理主教杨鸣章主持。然而杨突然缺席,改由社会传播处主任冯一鸣代替,而且只是在记者会上重申早已发表过的教区声明。冯表示杨缺席,皆因要与教廷驻港代办处理晋升事宜。然而一个月后,《苹果日报》头版报导,北京以建交“利诱”教廷向香港教区施压,停止支持民主运动。而杨当日缺席记者会,乃因教廷命令。

香港教会多年来推动民主运动,但在香港争取民主,难免会与中共对立,自然窒碍中梵谈判。陈日君枢机当教区主教时,投身民主运动,多番批评香港及中共政府。然而其言行确实令其及教区与中方关系恶劣。某些平时能到大陆教书、服务的香港神职人员,也被赶走或禁入境。

香港教区或许不会直接影响教廷的外交政策,但绝对会影响北京对天主教会的理解与态度。现任主教汤汉枢机上任时已一改前朝作风,在民主议题上多次噤声,与港府及大陆保持关系良好。汤枢机曾赞扬大陆宗教自由有所改善,亦表示支持教廷现时的交谈策略。本人也曾听说,近日有教区高层曾向教会内一些社运人士表示,他等参与行动时要知道投鼠忌器,顾全中梵大局。

假若中梵双方真的达成协议,会如何影响香港?香港教区无可避免要与大陆教会增强“交流”,趋向同化。不要忘记,当年在匈牙利,主教团被匈共控制,匈共甚至渗透梵蒂冈。中共要借此机会派亲政府的神职人员渗透香港,可谓易如反掌。一国一制、洗脑赢心,可能由教会做起。这听起来或许像阴谋论,但前车可鉴。

更严重者,乃对香港民主及社会运动的影响。正如上述,教区为了促进中梵谈判而避免批评中共及港府。即使协议达成后,几可肯定教区仍会为维持友好关系,继续少批评多赞扬。另,香港教会人士及团体(如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能否继续参与民主运动,获得同路人尊重,实在成疑。

路透社报导现时中梵谈判的工作小组,乃以当年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之模式为范本。当年前途问题与自己息息相关,香港人却无从参与;今日的中梵谈判同样影响香港,然而香港教徒也只能坐看双方决定一切。

马达钦主教的预言书

本年6月中,被软禁数年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发表“悔过书”,震动大陆教会。2012年5月,马达钦得到教廷认可获擢升为辅理主教,中方却认可其为助理主教。在祝圣礼上,马公开与爱国会决裂。其在祝圣礼后遭中共软禁至今。然而在“悔过书”中,马表示:“有一段时期,我也曾经受到外界的蛊惑,对爱国会做出了错误的言行…… 爱国会并不是境外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我相信现在上海大多数的司铎、教友们都认同爱国会、信任爱国会。”

“悔过书”一出,大陆教会议论纷纷:有人认为马主教为教区着想而“悔过”,无可厚非;有人指斥马是投诚,背弃信仰;有人怀疑他是受压被迫“罪己”;甚至有怀疑文章根本不是出自马手笔。最令人难以释怀的传闻,乃有谓马是受教廷的指令(或默许)而“悔过”的。教廷发言人声明,称“任何有关假定圣座在此事上的角色猜测是不合适的。”如此模棱两可,令信徒更混乱。

中梵关系之所以复杂,皆因教廷不单是主权国家,更是道德体(moral entity)。中梵谈判不是单纯博弈,更涉及道德原则和宗教信仰。纵使主事的教廷官员可能以纯外交立场处理问题,但在地信徒,却不会简单跟随教会高层的主旋律起舞。

急于求成,结果会如何?马达钦主教“悔过书”就如预言书一样告诉了我们:背叛、混乱、失望、不甘。这将是道德灾难,而且难以补救。

(莫哲暐,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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