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6月初，教宗方济各委任韩大辉总主教（教廷万民福音部秘书长）兼任关岛阿加纳总教区的宗座署理，该教区的总主教涉嫌性侵案正接受调查。这次任命看似平常，但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却在任命后发表博文，谓：“杂音被充军了，现在大家同唱一支歌了，多么好呀！”
原因为何？其实此任命掀出了当下中梵谈判的格局。韩总主教是教廷内唯一对中国强硬的高层，反对中梵现时建交，而且与台湾关系良好。教宗将其暂调关岛，表示中梵谈判可能已进入最后阶段。
方济各自上任以来，多次表示希望到访中国，且愿与中方建立良好关系。本年一月底，他接受《亚洲时报》独家专访，盛赞中国为“伟大的国家……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其多次强调社会正义，又抨击各国政府贪污腐败，却对中国情有独钟，出动“叩头外交”（kowtow diplomacy，语出罗耀拉玛丽蒙特大学学者 Tom Plate），向这个经常打压人民、侵犯人权的政权伸出橄榄枝。教宗态度看似奇怪，但只要我们理解方济各的出身，以及过往教廷的外交策略，就能略知一二。
方济各的中国梦与“叩头外交”
方济各是历史上首位出身于耶稣会的教宗，而耶稣会与大中华地区渊源深厚。明神宗（万历）时，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抵达中国。为向士人官员示好，他穿上儒生服装，学习中文，研究中华文化，希望天主教能落地生根。其后的耶稣会传教士，多秉持此融入的传教原则。直到清初，道明会士因反对耶稣会士容许信徒祭祖而向教廷告状。教廷颁令禁止信徒祭祖，清廷反击，康熙和雍正相继下令禁教，史称“礼仪之争”。
此历史事件一直令耶稣会耿耿于怀，认为因文化误解，错过了能令教会植根中国的机会。方济各是利玛窦的追随者，多次论及中国时也会提及此传教士。他可能认为，当今中国不容许教会自由活动，乃因文化误解，以及清末以来的排外情绪。因此他认为教会应与中国政府“交谈”，以化解矛盾。
虽然方济各多番强调公义，但他关注的往往是经济公义，而非政治及公民权利。他非常关心贫穷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却少有论及民主、人权、自由等议题。例如 2015 年方济各牵线，促成古巴与美国建交。其后他访问古巴，对古共践踏人权不置一言。不少异见人士非常失望，批评教会与政府勾结。此外，方济各会为被迫害的中东基督徒大声疾呼，但对于浙江省（特别是温州）政府不断强拆十字架、殴打教徒，他至今未曾抗议。
至于所谓的“叩头外交”，在历史上已非首次。
冷战时期，东欧各共产政权打压各自国内的天主教会。1963年，教宗保禄六世上任后，决定推进若望二十三世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旗手为外交官 Agostino Casaroli 总主教。二人认为冷战格局短期内难有改变，故应尽量保住铁幕后各国教会元气。教廷于是向东欧各共产政权示好，避免批评他们对人权自由的打压，并愿意共同商议主教人选，好使主教获政权认可。
例如，匈牙利总主教敏真谛枢机（József Mindszenty）是该国的抗共英雄，1956年起便因迫害而藏身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继续作为人民精神支柱。但教廷为讨好匈共，于1971年下令枢机离国流亡，并褫夺其总主教的职位。
方济各上任后，随即委任帕罗林（Pietro Parolin）为罗马教廷国务院国务卿。帕罗林本来是教廷驻委内瑞拉大使，但他更早曾任教廷副国务卿，也曾是教廷与中方谈判的首要外交官。路透社报导，帕罗林在2009年一度要与中方达成协议，但教廷最终认为协议不当破局，帕调往委国。时任教宗本笃十六世其后对华态度强硬：2010年谴责中方非法选任郭金才神父为承德教区主教；2011年，中方再度非法祝圣黄炳章神父为汕头教区主教，本笃将其逐出教会（绝罚）。中梵关系僵持。
方济各刚上任便把帕罗林调回梵蒂冈，出掌国务院，后来擢升为枢机，明显要改善与中方的关系。而帕罗林是 Casaroli 徒弟，表明要继承其外交原则，因此当下的“叩头外交”，可谓“东方政策2.0”。
中梵谈判新进展
自1949年中共建政、国府迁台以来，教廷一直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中共禁止“外国势力”干预内政，成立天主教爱国教会，实行自选自圣。某些神职人员和信徒拒绝承认爱国会，坚持效忠罗马。外界一般分别称两群体为“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
过往中梵关系时缓时僵，但这几个月来，中梵谈判似乎大有进展。路透社引述消息谓，2015年9月26日，教宗访问美国，准备自纽约甘迺迪机场飞往费城，而习近平则同日抵达纽约，梵方官员曾尝试推动二人在机场会面。虽然会面最终不成，但到了10月，梵方便派出六人使节团访问北京，本年1月再度会面。到了4月，双方同意成立工作小组。
双方谈判的最大障碍，一直都是主教任命和非法主教的问题。按照教会法典，只有教宗有权任命主教，但中共却视任命为“内政”，不容“外国势力”说三道四。曾有传梵方尝试以“越南模式”为范本解决任命问题。“越南模式”即梵方提交人选予越共从中挑选，最后由教宗任命。但综合各方报导，中梵协议可能是由中共提交主教候选人名单，继而由教宗任命。假若教宗否决任命，需向中方解释。
然而，《亚洲新闻社》社长贝纳德神父（Bernardo Cervellera）推测，即使教宗最后拒绝任命，中方也不会退让。大陆现时有八名非法主教，路透社谓方济各为达成协议，有可能在今个夏天宣布特赦八人。上年便有报导称在方济各访美时，有起码两名非法主教在美国寻求修好，包括非法中国主教团团长马英林。然而八人中有二人涉嫌有私生子及女友，更盛传其中一人曾迫女友堕胎，教廷难以为特赦他们找下台阶。
方济各推动中梵急速建交，有一群人则大力造势。当中包括以帕罗林为首的教廷外交官、某些自诩为“中国通”的意大利记者和媒体，还有某些中国神职人员。例如意大利报章 La Stampa 旗下的 Vatican Insider（VI），其专栏作者 Gianni Valente 是方济各密友，经常撰文颂扬中梵谈判。代表《亚洲时报》独家专访方济各的意大利学者郗仕（Francesco Sisci）也是其一。他现居北京，与中方官员关系非常良好。鲁汶天主教大学的韩德力神父（Jeroom Heyndrickx）也多年来在舆论上推动中梵交好，曾批评反对建交的人在推动“斗争”，矛头直指陈日君枢机。近来，甚至连大陆一些自称“地下”的主教也加入造势，营造出“地下教会”也支持中梵谈判的局面。
匈牙利、越南前车可鉴
中梵假若达成主教任命协议，当真如这些造势者所言，前途一片光明？我们或许能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上文提及保禄六世尝试以“东方政策”换取教会在铁幕下的生存空间。以匈牙利为例，教会确实因此可以公开举行弥撒，却造成了严重道德危机（moral crisis）。信徒被匈共迫害，反而更加团结，对信仰忠诚。当教廷亲自打击敏真谛枢机，看在信徒眼内，可谓最严厉的背叛。教会失去信徒的信心，就如失去灵魂。美国保守派天主教学者 George Weigel 更指出，教廷与匈共“和好”后，该国主教团基本上被匈共控制，匈共甚至借教会机构渗透教廷。
中共比当年的匈共强大而稳定，教廷假若认为达成协议后便能好好传教，是错判形势。在越南，教廷与越共在主教任命问题早已达成协议，然而近年越共对教会的打压越来越严重，例如强行收回教会土地、殴打信徒和神父等等。教廷想以“越南模式”为本解决中国问题，但“越南模式”反而走向“中国模式”。
习近平自当政起，全力压制公民自由，收紧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教会又岂会例外？本年4月，习出席全国宗教会议，表明处理宗教关系时“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并且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可见他并无打算容许天主教会逍遥“党”外。
支持中梵建交者相信达成协议，能使“地上”与“地下”教会修好合一。然而事情难以如此顺遂。尽管某些“中国通”及“地下”主教不断为谈判涂脂抹粉，仍无法盖过不少信徒的不满与焦虑。例如在大陆网站“天主教在线”，经常有网民批评教廷向中共示好是背叛、投共，更有不少言论批评非法主教及“中国通”的言行。假若达成协议，感到被背叛的信徒不会承认被特赦的非法主教，甚至会惹来强烈反弹。
香港难独善其身
中梵大局，亦紧系香港。2014年，香港因政改问题闹得沸沸腾腾。八月初，香港教区曾召开记者会讲述政改问题，原定由候任辅理主教杨鸣章主持。然而杨突然缺席，改由社会传播处主任冯一鸣代替，而且只是在记者会上重申早已发表过的教区声明。冯表示杨缺席，皆因要与教廷驻港代办处理晋升事宜。然而一个月后，《苹果日报》头版报导，北京以建交“利诱”教廷向香港教区施压，停止支持民主运动。而杨当日缺席记者会，乃因教廷命令。
香港教会多年来推动民主运动，但在香港争取民主，难免会与中共对立，自然窒碍中梵谈判。陈日君枢机当教区主教时，投身民主运动，多番批评香港及中共政府。然而其言行确实令其及教区与中方关系恶劣。某些平时能到大陆教书、服务的香港神职人员，也被赶走或禁入境。
香港教区或许不会直接影响教廷的外交政策，但绝对会影响北京对天主教会的理解与态度。现任主教汤汉枢机上任时已一改前朝作风，在民主议题上多次噤声，与港府及大陆保持关系良好。汤枢机曾赞扬大陆宗教自由有所改善，亦表示支持教廷现时的交谈策略。本人也曾听说，近日有教区高层曾向教会内一些社运人士表示，他等参与行动时要知道投鼠忌器，顾全中梵大局。
假若中梵双方真的达成协议，会如何影响香港？香港教区无可避免要与大陆教会增强“交流”，趋向同化。不要忘记，当年在匈牙利，主教团被匈共控制，匈共甚至渗透梵蒂冈。中共要借此机会派亲政府的神职人员渗透香港，可谓易如反掌。一国一制、洗脑赢心，可能由教会做起。这听起来或许像阴谋论，但前车可鉴。
更严重者，乃对香港民主及社会运动的影响。正如上述，教区为了促进中梵谈判而避免批评中共及港府。即使协议达成后，几可肯定教区仍会为维持友好关系，继续少批评多赞扬。另，香港教会人士及团体（如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能否继续参与民主运动，获得同路人尊重，实在成疑。
路透社报导现时中梵谈判的工作小组，乃以当年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之模式为范本。当年前途问题与自己息息相关，香港人却无从参与；今日的中梵谈判同样影响香港，然而香港教徒也只能坐看双方决定一切。
马达钦主教的预言书
本年6月中，被软禁数年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发表“悔过书”，震动大陆教会。2012年5月，马达钦得到教廷认可获擢升为辅理主教，中方却认可其为助理主教。在祝圣礼上，马公开与爱国会决裂。其在祝圣礼后遭中共软禁至今。然而在“悔过书”中，马表示：“有一段时期，我也曾经受到外界的蛊惑，对爱国会做出了错误的言行…… 爱国会并不是境外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我相信现在上海大多数的司铎、教友们都认同爱国会、信任爱国会。”
“悔过书”一出，大陆教会议论纷纷：有人认为马主教为教区着想而“悔过”，无可厚非；有人指斥马是投诚，背弃信仰；有人怀疑他是受压被迫“罪己”；甚至有怀疑文章根本不是出自马手笔。最令人难以释怀的传闻，乃有谓马是受教廷的指令（或默许）而“悔过”的。教廷发言人声明，称“任何有关假定圣座在此事上的角色猜测是不合适的。”如此模棱两可，令信徒更混乱。
中梵关系之所以复杂，皆因教廷不单是主权国家，更是道德体（moral entity）。中梵谈判不是单纯博弈，更涉及道德原则和宗教信仰。纵使主事的教廷官员可能以纯外交立场处理问题，但在地信徒，却不会简单跟随教会高层的主旋律起舞。
急于求成，结果会如何？马达钦主教“悔过书”就如预言书一样告诉了我们：背叛、混乱、失望、不甘。这将是道德灾难，而且难以补救。
（莫哲暐，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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