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 大陸 文革五十週年

李振盛:我曾歡呼文革,直到它張開血盆大口

將兩萬張「反動」文革底片藏在地板下數十年的李振盛說自己是「一心一意」的,當造反派是,拍「壞」照片是,道歉是,反思是,不入黨是,愛國也是。


李振盛在文革時期拍下兩萬張底片。
李振盛在文革時期拍下兩萬張底片。攝:葉家豪/端傳媒

《紅色新聞兵》李振盛來了!

1968年冬,「文化大革命」火頭正旺,才28歲、在《黑龍江日報》當攝影記者的李振盛,把兩萬多張「見不得無產階級」的文革攝影底片,藏在了家中一角地板之下。35年之後,這些底片,加上李振盛的另外8萬張文革照片,在2003年被編輯成影集《紅色新聞兵》出版,震動世界。

2016,文革發動50週年,76歲的李振盛在紐約接受專訪,十幾條問答組成的文稿在5月初來到我案頭,字裏行間立起一個東北大漢,坦蕩蕩罵批鬥者「他媽的這手真討厭」,直剌剌拆穿「如果人人都是保守的,那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把胳膊揮斷了搞不起文化大革命啊」。

2個月後,《紅色新聞兵》英文版的全球最後200冊,在今年香港書展期間,由端傳媒發售。新書才到手一個小時,那傳奇東北大漢便從白紙黑字間,站到了我面前,藍衣藍褲雙背帶、銀髮眼鏡小相機,大手一揮:「你們儘管問。」

他自稱是「文革佈道使」,此番從紐約到北京,又入蜀地成都,再專程南下香港,一路十幾場演講,還要應付各路媒體的採訪、拍攝,為文革50週年「受累」了,但「哪裏願意聽,我就願意講」。他在紐約受訪時說,文革會被遺忘,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文革是怎麼回事,對歷史的回顧反思「不能說毛澤東那樣的『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也得要經常講」。

但李振盛的講述和反思並不苦大仇深,他坦誠,拒絕文過飾非、心口不一,就連抖包袱、耍滑頭,都帶點東北味兒的憨直接地氣,即便要將意識形態的謊言、眾人作惡的可怖煎皮拆骨,也不見怨憤敵對,而是兩手一攤「本來就是這樣的嘛」,耿直篤定。比起「佈道使」,他更像一個行走四方的老說書人,每個頭髮梢都系著故事,往身後的矮鐵櫃上一靠,說起來了:

「我的攝影展走過了60多個國家和城市,到現在,還一句英語都不會!我在美國生活了20多年,一年學一句還能學20句呢。那些福建來的偷渡客,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但去了之後,為了搞餐館,也得學會呀,但我一句都不會,為什麼呢?也是一個歷史的原因……」

1967年4月27日,黑龍江省委領導李范五、王一倫、任仲夷(左至右)戴上牌子,被押上台。
1967年4月27日,黑龍江省委領導李范五、王一倫、任仲夷(左至右)戴上牌子,被押上台。攝影:李振盛

1963年,在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班上從入學到畢業都是「一人一票直選」班長的李振盛,被新華社挑中,準備進京學英語,培訓為駐外記者。當時內地新聞行業,尤其是攝影記者中,大學生奇缺,為中選五人之一的李振盛前途看來一片光明。

但是,「放完暑假回來,風雲突變,把我從名單拿下,『發配』黑龍江,因為我不聽黨的話,」聽者心中一凜,李振盛緊接著說,「當時可以代表黨對我說話的人太多了,我不是黨員,是個黨員就可以在我面前代表黨說話。」台下一片忍俊不禁。

但這跟不學英語有什麼關係呢?1963年8月,李振盛到「流放地」《黑龍江日報》報到。「第一天就開始寫日記,那不是《雷鋒日記》啊,《雷鋒日記》是寫了準備給人看的,」──聽眾間又一陣嗤嗤──「我的日記不是準備給人看的,是隱私啊。我在日記裏發了兩條狠誓,一是絕不老死黑龍江,二是不學英語走遍天下!但,我寫的東西是見得陽光,見不得無產階級」──台下的嗤嗤終於爆發成東歪西倒的笑聲。

不為「無產階級」所容的青年攝影記者李振盛,命運再次向下。1968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他被押上大台,成為大會批判的眾矢之的。那之前,他的日記已經被寫成大字報,他也被打成「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罪證」是他寫的一篇影評,批鬥者說他對電影中一個四五十歲的寡婦「居心不良」,「好在那時候不興什麼包養多少個人,」如今回首,李振盛已看得通透,「打倒你就是要先搞臭你,現在打倒貪官,先通過非官方渠道說包養了多少情婦,就是要打倒,先搞臭。」

批鬥大會上,「無產階級」表達了感情被傷害的憤怒,「黑龍江2300萬人民,祖祖輩輩耕耘,你怎麼不能老死黑龍江?」「給你20年,看你能不能離開黑龍江,30年,看你能不能走遍世界!」李振盛沒有被壓倒,「都說低頭認罪,我是低頭不認罪,低頭是形式,認罪是內心的。」

時間證明,李振盛形式上也沒有真低頭──「我的兩個誓本來是沒有時效性的,但他們給我加了個時限。19年多(後),我調到北京,在大學的新聞系教書。不到30年,哈佛邀請我,我就去了。」在哈佛,漢學研究重鎮、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知道李振盛「不會英語、走遍天下」的故事後,開玩笑說「你千萬別學英語,你學了,一個世界紀錄消失了!」

形式與內心,孰真孰假,是好是壞,貫穿著李振盛的文革歲月,也貫穿著他此後大半生對那段歷史,和歷史中的自我的反思。

文革中,李振盛作為《黑龍江日報》五人攝影組中的最年輕的記者,挎著相機、帶著公家配給的膠捲,從農村跑到城市,從政府跑到寺廟,到廣場跑到刑場,拍下的照片有「好」的──符合當時主流革命意識和審美、能見報,有「壞」的──當時見不得無產階級、見不得報、要藏在櫃子夾層乃至地板洞穴裏,但如今對呈現文革全景真實不可或缺。

「他們說,我是三心兩意聽黨的話,拍了一個完整的歷史,他們是一心一意聽黨的話,拍了不完整的歷史,」李振盛說起1987年,他的文革影像在「艱巨歷程」攝影公開賽中獲得最高獎時旁人對他的評語,「我不想戴三心兩意這個帽子。我是一心一意跟黨走,拍了黨想要的照片,在報紙發表了,我也是一心一意拍了黨不想要的照片,但現在還有意義。」

李振盛「一心一意主義」的矛盾統一是這樣實現的:「當時都說,指哪兒打哪兒,我也是,黨要拍啥,我就拍啥,而且要比別人拍得好,這樣就可以多領膠捲兒,多拍那些『壞』的。」舉個例子,「我當時對著鏡子研究,人們舉手喊『毛主席萬歲』的時候,不拍,因為『歲』字,嘴是閉著的,」──他演示給我們看,右手握拳舉過頭,眼睛激動瞪大,嘴卻抿起,定格一瞬間,確實更像要推翻專制,而不是山呼萬歲──「喊『毛主席萬壽無疆』的時候,咔咔咔多拍,『疆』,嘴是張大的,這樣爭取能發稿見報,就可以多領底片。」

1966年9月13日,黑龍江哈爾濱人民體育場,紅五類子弟大會。
1966年9月13日,黑龍江哈爾濱人民體育場,紅五類子弟大會。攝影:李振盛

也許是因為「壞」的拍多了,李振盛對文革,開始「三心兩意」了──「我一開始歡呼文革,因為我可以摘掉『三門幹部』的帽子啊,不然髒活累活都是我的」,但1966年8月24日,哈爾濱極樂寺,李振盛的「歡呼」被震裂了。

那天是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衞兵、支持他們「打倒一切」後的第六天,哈爾濱的紅衞兵向當地的宗教發起了「革命」,當地著名的佛教中心極樂寺首當其衝,寺內的和尚們被要求當眾自我批判。和26歲的李振盛一起到極樂寺拍攝當日批判大會的有前輩「老張」,他經驗豐富、設備也更好。老張上去就給了和尚的手一巴掌,「放下!低頭!認罪!」李振盛攔著:「老張,你先別動,先讓我拍一張。」老張翹手一旁有點不耐煩:「小李快點兒,我還要拍低頭認罪呢!」

多年後,李振盛的這張照片得獎了。黑白照片裏,一群和尚穿著深色僧衣,擰著眉頭垂著眼,站成兩三排,身後是橫七豎八的大字報,最前排的三個和尚,一人伸出一隻手捏著一張紙,紙上兩行字,「什麼佛經,盡放狗屁」,「屁」字破了一角,裂開的白紙垂下來,佛門清淨地世外修經人,光天化日,命薄如紙。(《紅色新聞兵》,98﹣99頁

老張見大獎喟歎:「振盛啊…我怎麼沒拍到呢?」李振盛道:「老張啊,你那一巴掌拍得力度正好,正好把『屁』字打碎了,但沒打掉,不然就成了『什麼佛經,盡放狗』了。」

李振盛說,不同的人看同一件事,看法是不同的,他自認算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認為宗教是一種文化,眼見和尚被批鬥,以及之後佛像被搗毀、喇嘛台被拆,「我就覺得,文革,不應該革文化的命。」

未及讓李振盛想清楚「應該不應該」,革命洪流就迎頭撲上了他,以及他的初戀女友孫培奎、妻子祖瑩俠。他用「淒美」來描述這兩位女性的故事,當革命讓至親至愛遭逢生離死別的至痛,還要在傷口上踏上一萬隻腳,李振盛對革命的熱情就灰飛煙滅了。

孫培奎與李振盛是長春電影學院的同學,保送表演系,後轉學讀中文系,畢業之後被分配到吉林四平市郊一所高中當老師,獲得省和市授予模範教師的榮譽。但文革中,孫培奎的母親被打為「地主婆」,拒絕被遊街侮辱的孫母,上吊未遂後竟一頭撞死在石砌廁所,孫培奎的人生也一夜跌入谷底,成為了「狗崽子」「假模範」。為了不「連累」已相戀六、七年的李振盛,孫培奎決意分手,不辭而別後寄來與另一名男青年的合照,讓李振盛死心,並建議李振盛與《黑龍江日報》的女編輯祖瑩俠成婚,這樣「更有利於前途」。

但祖瑩俠也未能在文革中倖免。李振盛與祖瑩俠成婚10個月後,1968年末,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的祖瑩俠父親也自殺了,眼睛哭腫的祖瑩俠還不得不向組織報告,說父親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父女間要「劃清界線」──「這是(文革)最沒有人性的事情,但沒有別的辦法,」李振盛說。和孫培奎一樣,祖瑩俠從此失去了「單位培養對象」的身份,之後和李振盛一起被發配到五七幹校。

「革命革到我自己頭上,當革命張開血盆大口,要吃自己兒女的時候,我還能愛這個革命嗎?」李振盛說。

對文革,李振盛否定得徹底,「現在有知青常常喊『青春無悔』,我說,就是因為你悔了,你才無奈地喊無悔。知青絕對是個錯誤的事情,你怎麼還美化它,說無悔呢?我說,青春未必無悔。有沒有悔,從社會角度看,不從個人角度看。無悔你到農村去啊,享受著城裏的生活,喊著青春無悔,有意思嗎?」

對文革中自己作過的惡,李振盛也否定得徹底:「我反思文革攝影造假,05年開始寫博客,講文革攝影的『換頭術』、造假。我主持會議批鬥過編輯部的同事,有一次我見到他的孩子,我請他向父母轉達我的歉意。我也跟老總編道歉了,但他說,我願意讓你批鬥啊,反正都批鬥,找個不激烈的更好。」

「現在有的人,說起文革都說自己當時是保守的,甚至是逍遙的。那時候,要打倒誰就先說誰是保守派,你說誰是保守派,就跟掘了別人的祖墳一樣,現在倒好,都自掘祖墳了。我是造反派是我自己說的,我從沒寫文章讚美自己,自己是不是反思,自己知道。」

離開中國20多年,認為「不入黨,一百個對」的李振盛,還用著中國護照,「我是個愛國者,在海外演講,從來不是反國的。我掏出中國護照,有媒體要採要拍,我說『打住』,我不入(美國)籍就等於愛國了?入籍了就不愛國了?不要把愛國庸俗化。」

說起最近「砸肯德基愛國」,李振盛快人快語:「說他腦殘都是輕的」,又提起文革「那時候高度統一是虛假的,現在的高度統一,我看也是虛假的,現在的五毛啊左粉啊,真的認為宣傳的是對的嗎?」

李振盛活過、攝錄過的風雲,在外人看,拈來即是傳奇,但他自視平常人──是逗弄兩個小外孫吃飯前禱告是「早請示晚匯報」的風趣姥爺,也珍視平常──他遺憾文革中未多拍「看不出來是文革」的日常,在香港盛大的回歸大典前,「逆行」去拍維多利亞港早晨「狗兒睡覺、主人看報」來彌補。這回再來香港,到北角春秧街,見草根市井熱鬧哄哄,就高興得要「拍夠9張發朋友圈」。

「平常就是你現在每天的生活,現在平常,將來可能不平常,現在刻意,將來看不一定有意義」,他一邊接受提問,一邊用小數碼相機隨手拍聽眾,「我不要大師,我就兩個師,一個攝影師,一個攝影教師,那我還要大師做什麼?」

7月23日星期六,上午11:30到中午12:15,李振盛將會在灣仔會展三樓大會堂前廳推介《紅色新聞兵》一書,分享文革、攝影、人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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